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历史借鉴

作为国家政治的衍生物，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历史现象，被马克思看作“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等层面为遏制和反对官僚主义创造了根本条件。但是，官僚主义并未销声匿迹，而是以各种形态渗入党内，腐蚀和危害党和国家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

习近平在剑指“四风”问题时，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危害最大，是党的事业发展路上的一大毒瘤。回溯历史，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党不懈推进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发展脉络，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为新时代探寻反官僚主义标本兼治的路径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一、跟踪把握官僚主义的形态演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官僚主义虽然与阶级社会的官僚主义有本质区别，但依然留存了旧社会的遗迹，在观念、体制、作风等多方面表现出来，并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发生衍变。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官僚主义的不同形态作了具体而详尽的阐释，可以说，官僚主义是一个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反复被提及的尖锐问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开始对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揭示和批判。习仲勋最早刻画了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1950年5月20日，习仲勋对官僚主义作风的主要表现形态做了比较精准的刻画和种类划分：庸碌无能的官僚主义、空谈的官僚主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等等。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起草相关文件时剖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

【“某些领导干部，由于不了解情况，不检查工作，不研究政策，缺乏思想政治领导，抓不住工作中的本质问题和关键问题，陷入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泥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的一种官僚主义，以及与这种官僚主义同时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等不良倾向。”】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作报告，指出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领导者“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官僚主义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密切相关。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对官僚主义形态的把握进一步深化。196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认为，官僚主义突出的表现是，“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并举例说明：县委各部门70天“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一百八十四次，电话会议五十六次，印发文件一千零七十四件，表报五百九十九份”。这“五多五少”问题延续至今。这一时期，对官僚主义表现分析得最为具体细致的是周恩来。1963年，周恩来在《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指出，官僚主义有20种表现形态：“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周恩来把“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是因为它暴露了官僚主义的实质，要害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左”倾，对官僚主义的分析、判断超出了应有的范畴。毛泽东提出中国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对官僚主义形态及危害的认识日益科学深入。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4种主要表现及其严重程度：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从官僚主义者思想僵化到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些概括击中了官僚主义的要害，并强调“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其后，江泽民、胡锦涛对官僚主义问题都有所阐发。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习近平提出“四风”概念，把焦点放在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的解决上。2016年10月27日，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官僚主义具体表现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作风霸道、迷恋特权等问题。习近平认为，官僚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在人民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要求“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摸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不同表现，紧密联系具体实际，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既解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层次问题，抓出习惯，抓出长效”。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习近平对新华社发表的一篇题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重要指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综上所述，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形态的本质认知有一个过程，前期更多的是检讨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之后逐渐开始剖析体制性的官僚主义。对表现形态的各种表述有相似之处，也有层次区别。但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各个历史阶段一再被提出，本身就清楚地提醒人们，官僚主义问题值得重视，回避不得。党的主要领导人或对官僚主义者进行分类，或列举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和危害，目的在于警醒全党要高度警惕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警示共产党员要牢记党的宗旨，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

二、持续深究官僚主义的生成机制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

因此，必须正视官僚主义的客观存在，深刻认识官僚主义产生的复杂根源和发生机理，为彻底清除官僚主义做好思想准备与理论准备。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倾向于将官僚主义的存在归咎于旧社会国民党残余作风的影响。1950年5月20日，习仲勋在讲话中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称作“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号召“揭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认为其根源是“外界（国民党、旧社会）传染来的”，只要“认真开展整顿思想作风的运动”，就可以“治好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病害”。这种“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所导致的官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造成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事件发生，如“曹春生事件”“王书坤事件”“苍山拔棉事件”“黄逸峰事件”“王振海事件”等，不仅给人民群众带来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1953年，毛泽东在深刻剖析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时也赞同这一认识：

【“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

这之后，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多次强调要坚决纠正旧警察作风，认为“官僚主义是国民党和以往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旧作风”。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旧的封建专制思想意识和社会各方面的遗毒根深蒂固，绝不可能和旧制度一起马上被推翻、埋葬，国民党的残余作风在我国有所遗留，容易侵入党和国家的肌体；同时也表明这一时期对官僚主义根源的认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对产生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体制根源与思想文化根源较少涉及。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党从未中断历史文化层面的思考，强调“官本位”意识为官僚主义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温床。“官本位”陋习具有继承性并不断于历史进程中累积起来，在不同的阶段发生裂变。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打掉官气》的社论，指出：对于掌握了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脱离群众的作风，也就是“官气”。我们一旦被这种官气俘虏，脱离了群众，就会像鱼离开水一样，丧失一切能力。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旧官僚的恶习，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都应该彻底改正，严重的还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只有打掉了这些官气，彻底纠正了这些恶劣作风，党同群众的联系才能够进一步加强。”】

2000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指出：

【“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

并强调：

【“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

习近平更为深刻地指出：

【“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这一分析是十分中肯的，对官僚主义的封建主义色彩作出了深刻揭示。

新中国成立至今，党逐渐认识相关制度机制不完善也是导致官僚主义弊病的重要原因。官僚主义是寄生于一定社会体制上的消极腐败生态，具有顽强的复活力和再生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会制造官僚主义。1952年10月21日，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就贯彻反官僚主义问题给彭德怀转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处理文件上的拖延积压，主要原因是制度上存在若干缺点。

【“为了审查一件预算，从最初的编造机关起到最后的批准机关止，中间最少十几重层次，不知多少干部被压在没有必要的事务里，实在有加以改革之必要。”】

毛泽东批示道：

【“关于军委设审计机关问题，似有必要。”】

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分析指出，“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的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是我国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这实际上指明了我们制度中的某些缺陷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之一。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则明确指出：

【“机构这样庞大，这样重叠臃肿，非生产人员这样多，这对当前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很不利的，对于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而且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

邓小平从多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体制机制原因。第一，官僚主义的产生同我国“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第二，“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第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造成机构臃肿，官僚主义蔓延。第四，“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这足以说明党内官僚主义的存在与我们制度的不完善有密切联系。习近平明确指出：

【“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

三、在长期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在国家和社会还只能由少数人实施管理的状态下，官僚主义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社会的不同角落，决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与最大优势，在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同官僚主义作坚决持久的斗争，由浅入深、孜孜以求地采取克服官僚主义的举措，着力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一病症，逐渐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反官僚主义标本兼治之路。

（一）坚持从严惩治

列宁曾提出要“加重法庭对共产党员的制罪”，“对共产党员应比对非党人员三倍严厉地惩办”。1952年“三反”运动前，共处理了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48189人，其中犯官僚主义、渎职的有3936人。在“三反”运动中，仅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个大区，处理了县级以上干部4029人，其中省级干部25人，地级干部576人，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此后，党中央反复声明：

【“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至1988年5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施行《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应受党的纪律处分，已触犯刑律的被判刑的党员领导干部，一般要开除党籍；对造成巨大损失负有各种领导责任的人员，要加重处分；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八项规定”作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表明了党中央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坚定决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对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热衷于搞舆论造势、浮在表面，以及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实际工作中不见诸行动等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对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保持持续的高压态势，强调“要坚持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对违反制度规定踩‘红线’、闯‘雷区’的，要零容忍，发现一起就坚决查处一起”。截至2018年10月底，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4808起，处理349552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6428人。纪律处分条例让党纪“带电”，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会望而却步。正如习近平所言，“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二）开展整党整风

毛泽东指出：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习近平也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部分党员干部沦为腐败分子甚至变节投敌，走向犯罪深渊，根源就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确实，在官僚科层制尚不可被完全摒弃或替代的前提下，思想教育能够坚定信念以抵抗公权私用的自利冲动。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经验证明了精神信仰具有强大作用。新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以整党整风形式开展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和斗争，是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形式。新中国成立17年间，先后开展了多次反官僚主义运动。1951年的“三反”“五反”、1953年的“新三反”、1954年的整党整风、1957年的整风运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等，都把反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之一。这些运动主要采取组织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和党的文件，利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形成声势浩大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攻势等，对当时官僚主义的蔓延发展起到了遏制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风教育与整顿从未停歇。“整党整风”“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直至“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把反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在有效克服思想异化、权力观异化、宗旨观异化、政绩观异化等问题上不断取得实效。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持续开展，充分说明了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坚定决心。

（三）完善体制机制

单从思想上反官僚主义是不彻底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阶级完全消灭之前，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防止官僚主义，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就必须建立和逐步完善各项制度。毛泽东把精兵简政视为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提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在这方面，刘少奇也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

改革开放后，党开始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党的制度建设。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的过程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邓小平认为，消除官僚主义主要通过两个手段，一是进行思想教育，二是进行体制改革，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通过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全方位推进对外开放，建立起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助于改变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和狭隘心理，防止官僚主义滋生和蔓延。同时，1979年11月10日，党中央根据要从制度入手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殊化的要求，正式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此后，克服官僚主义始终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重要内容，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强化权力监督、推行依法行政、实行政务公开，克服家长制作风等，取得了明显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度上入手反对官僚主义呈现出新的鲜明特点。习近平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对公权力的社会监督越来越严，反官僚主义意义越重大，既扎实推进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管理体制、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与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科学的干部激励机制与容错纠错机制、科学而完善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更持之以恒全面深化改革、合理简政放权、有效转变政府职能、全面依法治国，把群众路线制度化法治化，尽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力图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和防止官僚主义，以实现党的长期执政。

（四）坚持与加强党的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归根结底，反官僚主义，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研究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办法。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以同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项核心内容。党的十九大部分修改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反官僚主义”写入总纲，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政治原则的坚持与贯彻。

反官僚主义是一个综合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的治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根本保障就是党的坚强领导。反官僚主义的历史演进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官僚主义者由党法党纪惩治，整党整风由党发起和推动，制度化反官僚主义由全党上下不断探索。党通过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持续的努力，将思想理念上的反官僚主义落实为贯穿新中国发展历程的政治原则与政治行动，成为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而艰难曲折的探索，遏制并不断消除官僚主义，树立为民务实清廉执政形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展现了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在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断奋进的新征程上，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将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坚持到底，是使新时代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李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教授。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6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