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从伊核协议看美国的战略调整

伊核问题是冷战后最复杂棘手的地区热点之一。自2003年曝光以来，美国一直抓住该问题不放，导致该问题持续升温。但近两年，美国开始热衷核谈判，并最终于2015年7月14日与伊朗达成全面核协议。这不仅意味着持续十多年的伊核危机开始降温缓解，更折射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有分析称，伊核协议是21世纪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其巨大影响将在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中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对伊核协议达成的战略含义进行深度剖析。

一、折射美国战略调整两大动向

经过长达20多个月的曲折努力，2015年7月14日，伊朗与六国最终达成全面核协议。该协议共159页，主要内容包括：伊朗在未来10年内将离心机数量削减2/3，从约1.9万台减少到约6104台;伊朗将在未来15年内，目前浓缩铀储量减少98%，从1万公斤降至300公斤;伊朗同意将福尔多核工厂变成研究中心，不再提炼浓缩铀;伊朗重新设计、建造阿拉克重水反应堆，以阻止伊朗获得武器级钚的可能性;允许伊朗继续在纳坦兹核工厂从事浓缩铀活动，但丰度不得超过3.67%;国际社会对伊朗武器禁运将延续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可在24天内进入伊朗境内的可疑地点进行核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实伊朗履行相关措施基础上，西方将立即解除绝大部分对伊经济制裁。如果伊朗违反协议，相关制裁将在65天内会恢复(snapback)。简单地说，核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美国通过许诺“解除制裁”为条件，换取伊朗大幅削减核能力。

美国作为伊核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方，过去长期敌视伊朗，并借核问题制裁伊朗，现在却主动与伊朗启动核谈判，并最终达成核协议，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它实际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折射和缩影。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方面，缓解伊核问题是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关键，也是美国战略重心加紧东移的新标志。伊核问题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也是衡量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风向标。该问题自2003年曝光以来，美国便紧抓不放，借渲染“伊朗核威胁”，联手其他大国共同遏制伊朗。从更大范围看，这一政策是“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驻足中东、谋求重塑中东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中东民主改造”等霸道做法一脉相承。近些年，美国这种强硬政策日渐走进死胡同。一则，“反恐战争”导致“越反越恐”：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极端武装“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日趋肆虐。美国在中东14年反恐战争中至少耗费6万亿美元。即使代价如此高昂，美国中东政策仍以失败告终。再则，“中东民主改造”彻底破产。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及随后启动的“民主转型”，导致中东相关国家政权动荡、经济萧条、社会失控，美国在中东的权力基础受到极大侵蚀。在伊核问题上，美国同样遭遇不小挫折。小布什时期，美国对伊一味高压强硬，试图“以压促变”，但伊朗始终不为所动，核计划有条不紊向前推进，并最终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核循环系统，美国则陷入”欲打无力，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

在此背景下，美国中东政策被迫进行调整，尤其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中东日趋改弦更张，由攻势转向守势：2009年降低反恐调门;2011年从伊拉克全面撤军;2013年在叙利亚危机中接受“化武换和平”方案;2014年面对“伊斯兰国”兴起始终不肯大规模派兵;2016年还将从阿富汗全面撤军。这次伊核谈判取得突破，同样是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伊朗作为中东反美国家的“领头羊”，对美国战略牵制最大。十多年来，遏制伊朗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美国要想摆脱中东困境，调整对伊政策(尤其是伊核政策)势在必行。奥巴马2009年一上台，就不断向伊朗示好，显示缓和意愿，2013年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后，奥巴马更感“机不可失”，两国当年就启动核谈判。经过持续二十多个月的谈判，双方最终在2015年7月14日达成全面核协议。

美国比伊朗更需要签署最终核协议。除了暂时遏制了伊朗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外，更重要一点，就是伊核问题搁置可以使美国的战略重心更加从容地从中东转向亚太。从历史趋势看，美国的战略重心始终在不断东移。冷战时期，美国战略重心在欧洲，主要是抗衡苏联;20世纪90年代，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前苏东地区，主要目的是蚕食、消化苏东阵营解体带来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成果;21世纪头十年，美国借“9·1l事件”将战略重心转向中东，试图通过“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将中东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现在，中东反美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已溃不成军，唯一能“绊住”美国手脚的伊朗，美国也暂时找到应对之道。因此战略重心可以继续东移。从横向看，如果说中东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关注焦点，亚太就是奥巴马政府的优先考虑。2011年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亚太地区是美国的优先考虑;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明确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概念，表示未来l0年将把美海军力量60%部署在亚太地区;时任国务卿希拉里2013年公开称，“政治的未来取决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美国有权站在亚太舞台的中心。”2015年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不能让欧洲和中东地区那些过去数十年来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冲突占据全部精力，亚太地区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期重心。据报道，美国国防部正考虑减少波斯湾地区的航母轮换，以保证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对美国来说，中东收缩与重返亚太实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伊核协议达成则是这种战略调整的最新体现。

另一方面，从更大范围看，伊核问题缓解表明美国对“另类国家”不再斤斤计较，这只意味着美国眼中的战略对手正悄然变化。伊朗是第三世界中不服美国管束的典型代表。因此，美国对伊朗政策也是衡量美国对“另类国家”态度的晴雨表，乃至是观察美国战略对手变化的风向标。

自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便将伊朗打入另册，与伊断绝外交关系，并长期进行制裁。两伊战争期间，美国还站在伊拉克一边，共同对付伊朗。这一时期美国对伊政策总体节制，打压伊朗并非美国的优先考虑。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对伊朗敌对日趋升级。伊朗先后被冠以“邪恶轴心”、“暴政前哨”等种种恶名，并借炒作核问题对其进行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尤其伊拉克战争后，有关“下一个目标是伊朗”的传闻层出不穷。伊核问题则是美国打压和遏制伊朗的主要抓手。过去相当长时期，美国并不急于解决核问题，而是借其削弱、遏制伊朗。例如，2010年5月，在土耳其和巴西斡旋下，伊朗曾同意在境外交换核燃料，伊核问题出现解决契机。但美国对这一外交突破视而不见，随后便启动对伊新制裁，使伊核危机重新恶化。在这种偏执心态的支配下，伊核危机持续升温，甚至一度临近战争边缘。

从更大背景看，美国对伊朗日趋敌对，折射出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一大重要战略动向：即日趋将第三世界中不服管束国家作为战略对手。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度失去了战略对手。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最终将第三世界中的“另类国家”及非传统安全威胁视为主要威胁。2002年1月小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朗、伊拉克、朝鲜定位为“邪恶轴心”;2005年1月国务卿赖斯将古巴、缅甸、朝鲜、伊朗、白俄罗斯、津巴布韦列为“暴政前哨”(伊拉克已被摧毁);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伊朗视为“威胁最大的单个国家。”此后相当长时期，美国战略打击重点就是这些不服管束的“另类国家”：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伊朗的敌对日趋增加。

然而，近些年来，美国开始主动缓和与这些“另类国家”的关系。一是主动与缅甸改善关系。2009年9月，奥巴马公布对缅新政策，恢复与缅直接接触;2009年11月，奥巴马与缅甸总理吴登盛在新加坡会晤;2009年11月和2010年5月，美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两次访缅;2011年11月，希拉里成为50多年来首次访缅的美国国务卿;2012年11月奥巴马成为历史上首位访缅的美国总统;2013年5月，缅甸总统吴登盛访美，成为47年来首位访美的缅甸国家元首。二是与越南改善关系。美越1995年建交后关系不冷不热，但近些年迅速升温：2008年5月越南总理阮晋勇访美;2013年7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美，缔结“全面伙伴关系”;2015年7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美;2015年8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越，为奥巴马访越探路。三是与古巴恢复邦交。美国与古巴1961年断交，双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近年美国对古巴政策主动松动。2015年7月20日，两国重新恢复外交关系，美国还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并将解除对古巴制裁。而伊核问题的发展轨迹，与此前美国同缅甸、越南、古巴等国改善关系遵循相似的轨迹。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伊政策逐渐软化，在持续制裁伊朗的同时，加大了与伊朗接触和谈判力度。2013年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后，双方开启核谈判，并最终达成核协议。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与“另类国家”改善关系，并不意味着美国将“立地成佛”，放弃霸权主义政策，而是找到了新的战略对手。美国战略历来有树立“假想敌”的战略传统。小阿瑟·施莱辛格曾说过：“美国需要一个敌对国,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国为敌对国，在冷战中又与苏联为敌。到了一定时候，又会宣告其他潜在敌对国的存在。”美国学界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大国悲剧论”、“失败国家论”、“游戏规则论”等种种战略蓝图，实际就是在帮助美国“找敌人”。当前美国不再同伊朗等第三世界中的“另类国家”斤斤计较，仅仅表明美国已经找到了新的战略对手和围堵遏制对象。直白地说，美国眼中的战略对手已经换成了中国和俄罗斯。

针对俄罗斯，围绕反导、车臣、中亚“颜色革命”、叙利亚危机、斯诺登事件等问题，美国与俄罗斯已经持续较量和博弈多年。尤其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俄矛盾更趋白热化。2015年2月美国最新《国家安全战略》强调，要用制裁及其他手段使俄罗斯承受破坏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代价，并同盟友一道遏制俄罗斯未来可能的胁迫行为。2015年7月1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15年度《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对俄罗斯威胁渲染最多，称俄“好用武力手段实现国家目的”，其行动“三番五次向世间展示其对邻国主权的不尊重”，“俄方及其代理势力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地区的安全”。美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在任命听证会上称，俄罗斯是会对美国构成存亡威胁的国家，鉴于其拥有核武器，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大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针对中国，美国的防范和戒备也在明显上升。2015年2月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未将中国列为主要安全威胁，但防范中国口气明显。2015年7月1日美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则指责中国在南海岛礁扩建加剧亚太紧张，中国军事力量对美国构成“一定威胁”。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否有效?如何评估中美关系前景?怎样调整对华政策?总体看，美国对华负面评价日益增多，认为当初确定的对华“接触”政策的两大目标(对外开放促成中国政治自由化;中国参与和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未实现。特别是2015年3月美国外交学会发表的《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作出更加连贯的反应，以平衡中国实力的扩大而不是继续协助它崛起。2015年以来，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挑衅言行明显增多。这与美国对待古巴、缅甸、伊朗等国的“和颜悦色”形成鲜明对比。

二、根源剖析

美国对伊政策的调整，乃至全球战略的调整，有多方面的动因，既是客观形势使然，又是主观上的抉择。

首先，国际权力转移加快，美国战略焦虑感加重。发展不平衡是国际政治的永恒规律。“在发达程度极高的新的文明阶段，处于领先地位的任何国家，当它达到一个临界点或界线时，要超越这一界线向前发展是极其困难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迈出。”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促使大量西方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由此引发南北国家经济实力此消彼长。对发达国家来说，资本流出导致不同程度出现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资产泡沫化趋势。相反，部分发展中国家则利用境外投资及技术扩散，“激活”本国原有的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使本土就业、制造业比重、技术工艺水平大幅提升，涌现出“金砖五国”、“薄荷四国”、“灵猫六国”、“金钻十一国”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2012年，新兴经济体GDP总量数百年来首次超过西方。中国更是“弯道超车”，2001-2011年10年间，GDP总量从世界第9位升至第2位，201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贸易国。这种力量对比变化转，使美国战略焦虑感日趋加重。显然，这些国家越强大，美国在政治经济上就越弱，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类似19世纪中期的英国的缓慢衰落。而中国则被认为是最有可能主导亚洲的国家，并有能力挑战亚太邻国及美国在亚太的影响。

美国不甘失去世界霸主地位。2014年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中称，“无论是过去的一个世纪，还是未来的新世纪，美国必须始终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美国重点打压对象，日趋从“流氓国家”转向中俄新兴大国。但在“核恐怖平衡”背景下，这种大国博弈不可能演变成全面战争，但其他领域和方式的博弈日趋激烈。

这其中，“中间地带”争夺的战略重要性日趋凸显。安全上，外围地带越大，威胁源越远，本国就越安全;经济上，市场规模和原料产地越大，经济可持续发展空间就越大。冷战期间，美国遏制苏联的重要手段，就是争夺中间地区。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回忆道：“使华沙条约国脱离苏联，在古巴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破坏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局势稳定，破坏安哥拉、莫桑比克、南也门、越南、埃塞俄比亚、老挝、柬埔寨、尼加拉瓜及其他追随克里姆林宫路线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能引起强制性对世界重新进行瓜分，还有可能使美国势力范围全球化，并达到确立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目的。”当前，随着与中俄等新兴大国矛盾凸显，美国对“中间地带”战略重要性日趋重视，态度逐渐由“打压”转向“拉拢”。近年来，美国明显加强了非洲、拉美等亚非拉地区的外交力度。其在伊朗、古巴等国内外政策未变情况下，主动与之改善关系，同样是要想“化敌为友”或至少避免受其牵制，以便更好应对来自中俄等新兴大国的挑战。

美国改善与伊朗关系是典型例证。对美国战略规划者来说，签署核协议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防止伊朗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与欧亚大陆新兴经济体整合到一起。为此，美国必须设法停止、迟滞甚至反转这种整合步伐。伊朗虽然已经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但其与该集团关系仍不确定。美国认为，如果解除对伊制裁，并实现与西方关系正常化，伊朗将很快退出上合组织。美国甚至幻想使伊朗由反对美国-北约-海合会-以色列霸权的堡垒，变成反对金砖国家-上合组织-EEU-新丝绸之路的武器。有分析指出，奥巴马政府将与伊朗接触，视为防止伊朗与中俄靠近的手段。“美国希望将伊朗由地区乃至全球对手，转变为某种程度上的战略资产。这并不是说美伊会成为盟友，而是只要伊朗保持中立，不对美国构成战略牵制。”从经济角度看，美伊达成核协议后，伊朗石油产能有望强力释放，由此将对俄罗斯经济构成直接打击。据国际能源署估计，伊朗重返国际能源市场将使2016年国际油价每桶下降5-15美元。而能源出口占俄罗斯对外贸易的68%，财政预算一半，油价长期低位徘徊，无疑将极大削弱俄罗斯借高油价提升国力的能力。长远看，核协议达成及伊朗能源市场开放，还可能使伊朗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天然气主要供应国。这无疑将极大弱化俄罗斯能源武器的威力。

(二)美国全球称霸有心无力，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美国霸权野心直接受制于自身实力的强弱。冷战刚结束时，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因而当时美国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构建“世界新秩序”，对外战略咄咄逼人，战略利益和主要对手遍布全球。然而，仅仅不到20年时间，美国便因经济困境和频频对外战争致使实力透支，财政状况从小布什上任时财政盈余占GDP的2%，变为巨额赤字和债务。目前，美国GDP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从冷战后30%左右降至20%左右。从结构来看，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40-50%左右，降至目前的12%左右，服务业比重增至70%。历史规律表明，过度金融化往往是大国衰败的前兆。沃勒斯坦就认为，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美国的资本积累和地缘政治扩张周期，均已到达自偿点，之后就是最大的下滑，整个系统现在进入结构性危机时期。美国全球称霸实力明显下降，国际权力格局日趋由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转向多极并存，哈斯甚至称世界已进入“无极时代”。

对外政策与自身实力相匹配是制定战略的基本原则。李普曼曾指出：“一个国家必须使它的目标和它的力量保持均衡，……否则就无法谈到外交。罗伯特•吉尔平也说过，如果帝国扩张超过能力范围，将会因霸权统治成本超过收益而导致霸权国的衰落。当前，随着美国国力衰退，其已经没有能力全球谋霸，同时对付多个敌手。2012年初，美国正式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原则。美国的全球战略正在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调整战略重心、精简战略对手已经势在必行。

在美国看来，留驻中东固然重要，但重返亚太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更重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占世界总人口40%以上，产值占全球60%，贸易额约占世界50%，这为美国贸易、商业和投资提供了诸多机会，尤其在当前经济萧条背景下，美国经济更加倚重亚太市场。而中国崛起加快及在亚太影响力上升，更让美国如坐针毡。从战乱不断的西亚北非，转向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是美国深思熟虑后的战略转型。有美国学者列出当前美国外交政策需要聚焦的五个目标，其中四个涉及围堵中国：恢复美国经济元气，使之保持不对称经济优势;创造不包括中国在内的特惠贸易体系;重新创造防止中国获得先进武器和战略能力的高技术控制体系;在中国周边打造美国盟友体系;改进美国向亚太地区进行军事投送能力。

相比之下，美国继续驻足中东的必要性相对下降。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基本以失败告终。美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推动中东发生深刻变化。体现在伊核问题上，尽管美国鹰派一再声称“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但对伊朗发动战争风险和代价巨大，这不仅会极大恶化中东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还将严重削弱美国实力，使之无力保持世界大国地位。实力不济迫使美国只能主动缓和对伊政策。而近年美国页岩气开发和能源独立，也使美国对中东石油进口依赖度下降，增加了美国的行动自由度，一定程度可以从中东脱身。

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中东核扩散风险大大降低。根据核协议，伊朗同意大幅减少核能力(离心机减少2/3;浓缩铀减少98%;改造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允许国际核查等)。一旦伊朗不遵守协议，这种制裁可以迅速重启。美国仅通过“暂停”制裁，就换取伊朗巨大让步，实际掌握了伊核问题主动权。另一方面，美国从中东泥潭中解放出来，放手对付俄罗斯和中国。“当美欧与俄罗斯日趋对抗，美国与中国对抗日增时，美欧需要与伊朗缓和关系(哪怕是临时性的)，以减少伊朗在另一条战线的敌对”。同样的道理，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同样是为配合“亚太再平衡”，不惜一切代价稳固拉美“后院”。可以想见，随着美国与其传统敌人和好，其与中俄等新兴大国的态度将日趋强硬。

三、前景评估

当前美国的战略调整看似顺理成章，但落实到操作层面明显困难重重。

首先，“伊朗因素”使美国不可能完全从中东脱身。这主要有三点理由。一则，核协议并未真正解决伊核问题，伊朗不可能放弃核活动，反而可能继续提升核能力。伊朗已经将掌握核能力视为国家崛起的“标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认为，伊核计划是伊朗革命的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美国反对伊朗核计划，不是因为核扩散威胁，而是伊朗将获得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杠杆和筹码。伊朗认为放弃核能力只会使国家日趋走向衰败。2003-2005年，伊朗曾暂停核研发2年，但未换得西方任何回报，美国反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2003年利比亚卡扎菲主动放弃核计划，2011年却被西方摧毁。这两大事件极大坚定了哈梅内伊坚持强硬核立场的决心。有学者指出，在中东地区，连黑夜中的瞎子都看得很清楚：以色列空袭摧毁了伊拉克(包括叙利亚)核反应堆，卡扎菲主动放弃了核野心，但这些政权一旦放弃核计划，就会遭遇政权垮台危险。而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却避免了政权更替。因此伊朗不可能完全放弃核计划。当前的伊核协议看似堵住了伊朗发展核武的所有道路，实则伊朗可通过“匍匐前进”(creepout)方式从事核活动。根据核协议，未来伊朗不仅可以继续从事浓缩铀，还可研发先进离心机，这意味着伊朗将有能力很快重新提炼浓缩铀。另外，根据协议，伊朗出售浓缩铀后将获得天然铀，这实际解决了伊朗获取天然铀的难题(伊境内铀矿资源正在耗尽，几乎没有天然铀)。因此，伊核协议签署，并不意味伊朗核能力解除。1994年10月美国曾与朝鲜达成核协议，冻结朝核计划，拆除相关核设施，但朝鲜却在2006年10月9日举行首次核试验。有了朝鲜的前车之鉴，指望通过伊核协议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显然不太可能。

二则，伊朗地区壮大将使美国在中东“离岸平衡”设想落空。美国在中东拥有多重战略目标，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防止地区大国崛起、保卫以色列安全、确保中东石油用美元计价等。美伊签署核协议，固然使美国暂时消除了伊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但西方对伊制裁解除，将使伊朗长期受压的潜力将极大释放。据报道，制裁解除后，伊朗约有1000-1500亿美元海外油款解冻;石油出口增加可使伊朗GDP增加一个百分点，增加伊朗实现地区政策的能力。伊朗人也相信，核协议将使伊朗地区影响最大化，促使伊朗优先建立地区霸权，而不是获得核武器。届时，美国将更没有意愿或能力反对伊朗发展核能力。而伊朗地区影响力壮大，与美国“防止地区大国崛起”的目标冲突，使美国在中东难以在中东奉行“离岸平衡”政策。美国企业研究所主任卡根认为，伊朗“一再明确声称要将美国从中东彻底赶出去，并由伊朗取而代之。因此，美国的问题是：是否准备让伊朗接管美国在中东的主导权?

三则，核协议不会根本改变伊朗的行为方式，并追随美国。美国与伊朗加强接触，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就是希望通过加强接触，促使伊朗软化、钝化其革命锋芒，“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种接触政策对中国已经失灵，现在指望其对伊朗有效，未免异想天开。过去几十年来，伊朗一直将自己视为穆斯林世界反西方运动的旗手，“抵抗”是伊朗削弱美国及其盟友、谋求地区领导权的“软实力”武器。此外，伊朗安全战略的政策重点，就是通过扶植代理人，发展不对称力量，将以色列、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等潜在对手拒于国门之外。美智库学者认为，全面核协议最重要影响，就是验证了“伊朗正在崛起、美国正在衰落”的说法，外部大国屈从于伊朗意志。伊朗将会用核协议去增强其必胜信念，在中东塑造有利于伊朗的心理环境。实践表明，伊朗的地区政策不会因签署核协议而轻易改变。2015年7月19日，即核协议签署几天后，哈梅内伊公开表示，伊朗将继续支持在巴勒斯坦、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巴林等国的地区盟友。8月17日,哈梅内伊再次表态，伊核协议绝不会为美国影响力向伊朗渗透铺路。有学者预测，美国在2025年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敌对、更具攻击性，并处在获取核武器边缘的伊朗，一个充满教派冲突的中东，以及一个认识到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是历史性错误的国际共识。

总之，目前美国对伊政策实际是一锅“夹生饭”。美国在这种状况下匆忙进行战略调整，必然是顾此失彼，到处都是烂摊子：2003年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尚未结束背景下，匆忙发动伊拉克战争，结果导致塔利班死灰复燃;2011年美国在伊拉克战乱仍未消除背景下，从该国全面撤军，结果导致“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异军突起。这次美国在伊朗内外政策并未根本改变情况下，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必然导致伊朗地区坐大，使美国面临“失去中东”危险。鉴于中东对美国维系霸权至关重要，“伊朗因素”将长期困扰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新图谋。

其次，美国没有能力在亚太遏制中国。需要指出的是，在中俄这两个潜在对手中，美国决策者至今仍未想清楚到底该先对付哪个。但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敌对架势，已经迫使中俄越走越近，结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美国则面临“同时与两个核大国为敌”的战略窘境。其无论想对付哪个国家，都已经丧失先机。

退一步看，即使美国优先遏制中国崛起，其战略企图实现的可能性也不大。一方面，围堵中国超出美国的能力范围。回顾历史，美国即使在权力鼎盛时期，在亚太地区的重大军事行动也均是铩羽而归(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原因就在于，对抗双方，一方是反抗外来压迫的正义斗争，另一方则是越洋谋的非正义战争，美国在道义上先输了一截。从地缘政治看，美国是东太平洋国家，却跑到毗邻中国大陆的西太平洋对华发难。一般来说，投送距离与投送能力呈反比例，投送距离越远，投送能力越弱。中国只需要有起码的底线应对能力，美国面临的则是对极限能力的考验，一定程度存在“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鲁缟”的窘境。这种力量的强弱转化，使美国根本无法在亚太地区称雄。从力量对比看，当年美国在实力最强大时，在中东连伊朗这种中等国家都未能搞定，现在美国实力衰落，想在亚太遏制中国这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显然更不可能。从阵营对比看，美国为围堵和制衡中国，放纵日本解禁自卫权，企图借日本制衡中国，使美国充当“离岸平衡手”，但中日综合实力差距甚大，日本根本不足以牵制中国。纵容日本打破战后国际秩序，反而可能使作为该体系受益者的美国遭遇损失。

另一方面，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双重性使对华遏制政策难以进行到底。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实际有两大目标：安全上，将中国的国际崛起限制在东亚范围内;经济上，更深融合到亚太经济圈，使美国公司从该地区获得更大经济收益。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资本原则与安全原则存在内在矛盾：最大限度获取利润和市场的资本逻辑，决定了美国需要保持和扩大对华接触，反对中美关系敌对升级;遏制中国崛起的安全原则促使美国强化对华防范和遏制，由此刺激中美关系日趋恶化。——这些年来，正是由于这种动力源差异，才使美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不断在围堵与接触两者间来回徘徊。即便是当前，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看似气势汹汹，实则自身缺乏耐心，具有很大可变成分：如果中国在美国巨大政治和军事压力下步步退让，使美国决策层看到预期成果，那么将进一步坚定美国驻足亚太、对抗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如果中国敢于直面矛盾，在一定时期内顶住或不屈服于美国的安全和军事压力，使美国难以获得预期成果，资本逻辑可能重新占据上风，促使美国外交战略重新调整。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并非历史宿命。

不管怎么说，美国战略东移使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日趋增大，“战略机遇期”日渐转为“危机挑战期”。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不断向对立面转化，因此，要想使矛盾朝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必须学会从反面着手。“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要想让美国战略东移改弦更张，或不至于威胁中国合法权益，中国必须增强实力、战略意志和斗争精神。在这方面，伊朗已经提供了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