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伊斯兰国”兴起折射国际体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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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似乎正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的年代。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坏消息越来越多，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伊斯兰国”全球肆虐。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如俄军事介入叙利亚、俄客机在埃及遭袭坠毁、巴黎恐怖袭击案、土耳其击落俄军机等，都与“伊斯兰国”直接相关。该极端组织种种极端言行(大者如妄言建立哈里发帝国、向世界各国宣战;小者如虐囚、贩奴、斩首、捣毁古迹、滥杀无辜等)，远超出正常思维的理解范围，日趋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搅局者”和国际反恐的众矢之的。

“伊斯兰国”既是中东秩序崩溃孕育出来的怪胎，更是国际体系失灵的结果。当前国际体系主要是三种塑造力量：资本、霸权和新自由主义。资本的本性是谋求利润最大化，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背景下，资本只有进行全球扩张，才能获得更高利润，由此使其成为塑造国际体系的核心力量。霸权和新自由主义则分别是这种资本扩张的帮凶与帮闲。从鸦片战争年代开始，武力就开始为资本全球扩张张目，主要用于打开那些“闭关锁国”、不肯向西方资本开放市场的落后国家，因此越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越容易受到西方武力打击。尤其在当前金融资本主导之下，西方大国的动武标准，甚至已不再是扩大市场，而是通过使其他国家或地区陷入动荡，迫使资本回流西方，实现自身经济繁荣。新自由主义是裹着理论外衣，忽悠后发国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减少管制等，为跨国资本“开门揖盗”。而“资本奴役全人类”的最终结果就是使整个世界日趋失衡：国家内部是“1%对99%”的严重阶级分化;国家之间则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最终形成“中心与边缘”结构。这种不平衡结构不断滋生出动荡与危机，制造出弱势国家与弱势群体。

中东伊斯兰世界便是这种国际旧秩序的典型受害者。资本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日趋脆弱和边缘化，很容易成为西方转嫁危机的牺牲品。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最先倒下反到是埃及、突尼斯等边缘国家。与此同时，美国等霸权国家则不遗余力地对中东“激进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发动战争或策动“颜色革命”，目的就是方便国际资本往来驰骋。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一家公司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但这种破坏性极强的国际旧秩序下，中东国家日趋衰败、动荡乃至成为“失败国家”。

“伊斯兰国”正是这种极端恶劣政治生态环境的最终产物。该组织谋求打破现行秩序、建立替代性国际体系的极端思想和暴烈行动，对那些全球化中的失意者、失败者和边缘群体，无疑极具吸引力和蛊惑力。由此不难理解，该组织明明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但全球极端分子仍纷至沓来，使IS人数由2014年的3万人逆势增加到5万多人。由于这种边缘群体近乎海量，因而“伊斯兰国”的兵源几乎取之不竭。由此也解释了IS为何像牛皮癣一样难以彻底治愈。

然而，即使用最宽松的标准衡量，“伊斯兰国”也不过是“看到了病症，开错了药方”。当前国际秩序的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认清这一无处不在但又无影无形的问题，需要相当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战略策略水平。但IS显然做不到这点。在指导思想上，该组织总体主张“向后看”，严格按照宗教经典行事，重建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力量对比上看，都绝无实现的可能。具体策略上，该组织并未抓住主要矛盾，反而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列为宣战对象，并对什叶派、雅兹迪人、“异教徒”等无辜民众滥杀无辜，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只会使自己加速灭亡。事实上，只有节制资本、反对霸权，实现共同富裕，国际体系危机才可能有效缓解。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思潮正在迎来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