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造成了“农民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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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东风把“土地被强占、房屋被强拆、孩子不能入户上学等等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社会和政府，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和社会确实是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应该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制度造成的。竭力掩盖资本的罪恶，只是欲盖弥彰。】

读了共识网陶东风的《为什么说现在某些“新左派”是在作秀》一文后，心里总感觉如同喉咙中塞进了一只苍蝇，不吐不快。

新生工人阶级——农民工进城后：先是找不到工作，随时有被当作“三无人员”的罪名被警察或者保安人员抓起来，关、打、铐、罚款，受尽凌辱;找到工作后要加班加点超负荷地劳动，连上厕所都没有自由，没有人格尊严，甚至还要遭到老板或者工头(管理人员)的虐待;他们的福利待遇非常低，有的在高温下作业无降温费，有的没有社保和医疗报销;他们随时会被老板炒鱿鱼、拖欠工资甚至赖掉工资;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住宿条件极差，卫生状况极脏，就业无保障，安全无保障，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随工子女不能在城市就读入学，夫妻分居，孩子留在农村成了留守儿童等等。在中国社会，农民工成了名副其实的“次等公民”。

陶东风和他所指的“新左派”相同的观点是：新生的工人阶级——农民工——是“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弱势群体，底层)。不同的观点是：“新左派”把造成农民工生存困境的原因归结为“资本的阴谋”、“资本的罪恶”、“城市的冷酷”等等。并倡导实践“人民公社”制度，进行新的乡村建设，认为公社或类似组织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或者寄希望于新工人阶级、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比如坚强的性格，自强不息、乐观向上、永不放弃、互助协作的精神。而陶东风认为“新左派”“没有对资本运行的社会环境、对权力和政治体制的反思。”陶东风的观点是：要想准确说明新工人(农民工、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真正原因，必须引入对公权力的分析和批判，而不是把矛头对准抽象的“城市化”“资本的罪恶”等等，因为中国的资本是和权力密切联系、纠缠在一起的。不引入权力分析就不能准确分析资本。写到这里，陶东风似乎也很害怕政府公权力，到后面括号中便作了注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单向度的政府批判或公权力批判，而是认为应该分析资本与公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非常赞同陶东风的“中国的资本是和权力密切联系、纠缠在一起的。不引入权力分析就不能准确分析资本”这一见解。

中国的资本是和权力是什么时候开始密切联系、纠缠在一起的?又是怎样密切联系纠缠在一起的?陶东风在文章中没有正确详细地进行论述。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资本和权力的密切关系是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实施以后开始的，是为了“让一部分(官员和与官方有关系的少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的权力和资本就一直密切联系、纠缠在一起了。中国的权力和资本联系在一起又叫做“官商勾结”， 从而在中国重现了“官僚资本主义”。

从陶东风的文章中，以下几点论述值得商榷。

一、陶东内的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是从来不是就资本研究资本，而是把资本放在政治环境中加以审视，所以叫做“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

不知道陶东风是否研究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大成功就是发现了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虽然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偏差，甚至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市场经济仍然要不断地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作斗争，而解决的方法仍然是要不断地加强政府调控，即对经济进行计划管理。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在一定生产力状况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其逻辑要点可以用“五个一”来概括。一个基础、一个关系、一个中心、一个矛盾、一个结论。一个基础就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一个关系就是劳资关系。一个中心就是指着重阐述剩余价值。一个矛盾是指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一个结论就是社会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揭露了“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新左派”把造成农民工生存困境的原因归结为“资本的阴谋”“资本的罪恶”“城市的冷酷”，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进行宣传的。

二、陶东风在文章中批判“在这些带有明显左派和反美倾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的研究者那里，我们发现只有对抽象、笼统的‘资本’‘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没有对资本运行的社会环境、对权力和政治体制的反思。”

陶东风在这里旗帜鲜明地站在敌对势力的阶级立场上说话，把中国人民的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说鄙视为“反美倾向”，并把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的精神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来进行描述，语言中透露出对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极大不满，甚至是对立情绪，中国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正义爱国精神在陶东风心目中却如同犯了弥天大罪。

请问陶东风：马克思主义不好吗?民族主义好还是帝国主义好?当民族英雄光荣还是当汉奸光荣?陶东风这样的语气完全暴露了他站在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是一个投靠美国政府为美国政府颠覆中国人民民主政权摇旗呐喊的亲美汉奸。美帝国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南海进行武装挑衅，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海、领空，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的正义爱国精神，陶东风这么就反感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呢?

陶东风妄言中国人民“没有对资本运行的社会环境、对权力和政治体制的反思”，这是欲加之罪。正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共产党内混进了买办，美国政府用金钱利诱中国的一些背祖叛宗的败类，在中国收买了大批象陶东风类的亲美汉奸公知，才导致中国资本主义泛滥，腐败横行，才会给中国|的“农民工”和底层弱势群体带来许多苦难。为了纠正资本主义邪路所造成的一切灾难，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重申：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农民工的困境是资本主义私有化造成的，没有资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没有农民工的悲惨遭遇，太原的周秀云就是因为资本家拖欠工资而被资本家收买的恶警王文军打死的，富士康的“十三跳”就是工人们在资本桎梏中的挣扎后无奈用死亡发出的抗议，阆中的农民工讨薪被公审判刑就是官僚资本勾结的结果。他们为资本家打工几十年却在城市无立锥之地，大学生找工作被骗是资本的陷阱。为了利润，资本家生产出来的毒药品、毒食品是资本家的罪恶，炒股亏本跳楼是资本又欠下的一条条生命债……如果没有资本的“阴谋”和“罪恶”、“冷酷”，农民工就不会遭遇如此悲惨的困境。“新左派”把造成农民工生存困境的原因归结为“资本的阴谋”、“资本的罪恶”、“城市的冷酷”等等是完全正确的。

三、、陶东风在文章中对他认为的“新左派”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同时，并举例出“乌坎村民争取自己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实践极具教育意义。”并遣责“那些口口声声关心广大农民命运的新左派们似乎对乌坎不感兴趣或不敢感兴趣。在乌坎，你根本不见新左派的身影。”

对于“乌坎”事件，我无权表态其正确或者错误，因为我们没有去了解过，只知道新闻报道中谈到过有许多外国的媒体在那里兴风作乱。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事情要他外国人来起哄什么?香港的暴乱分子“占中”时，外国人也在起哄，外国人为什么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是外国人的殖民地吗?这是为什么?唯恐中国不乱?为什么陶东风总是认为外国人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人用外国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所发生事情的正确与否是严重错位，拿乌坎事件当作批判“新左派”的言辞有可能是屁股坐错了地方，是立场问题。

四、陶东风在文章中写道：我所见“公社”的倡导者一般都把“个人主义”不加分辨地当作主要批判目标，因为它是所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殊不知铲除了个人权利的所谓“集体主义”离极权主义只有一步之遥。这样，他们的“集体主义”难免令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大公无私”也就毫不奇怪。陶东风依然认为，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公民权利教育，也就是告诉农民或农民工：哪些是自己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换言之，公社类的组织应该是培养成熟合格的公民的地方，他们最应该在这里学到的，是政府权力的边界以及个人的正当权利在哪里?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和所谓“集体”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可以通过一些维权案例具体生动地传达这种理念)。

请问陶东风：什么叫极权主义?集体主义怎么和极权主义混合在一起呢?我认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或者少数人谋利益的人才是极权主义者，而权力为大多数人民服务时，权力高度集中不但不是极权主义而且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主义，只有人民的敌人因为劳动人民获得了利益从而剥夺了剥削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他们对为人民谋福利的人民领袖才会诬蔑其为“专制独裁”的“极权”主义者。由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话语权，一些人拚命地鼓吹剥削阶级思想，他们总是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上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明明是民主政治却被诬陷为“专制独裁”，明明是专制独裁的统治却被标榜为“民主”政治，这是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

在英国，世袭的女皇一切是英帝国的最高权力象征，却被那些亲英美的汉奸们崇拜其为“民主”的国家。美国的资本家几百年以来一直是世袭制的，杀害灭绝印第安人，贩卖黑奴与中国人，种族歧视以及资本的专制独裁被亲美的汉奸们吹捧成了“普世价值”。他们信奉和崇拜剥削制度，把强存弱死的丛林规则当作人类社会的必然，他们紧跟在资本家的背后，歧视和奴役弱势群体。就是这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他们在资本家面前是点头哈腰的奴才，在劳动人民面前还要把自己肮脏的灵魂掩饰起来欺骗他们。

请问陶东风：美国是怎样进行“公民权利”教育的?美国的老百姓知道不知道“自己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美国“政府权力的边界以及个人的正当权利在哪里”?美国是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又是怎样通过维权来保护自己?

那么，当美国政府的公权力对美国公民进行侵犯，美国公民在维护“自己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时，又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呢?

2012年2月26日佛罗里达州一名17岁的非裔高二学生特雷翁·马丁遭遇拉美裔协警枪杀;2014年8月9日，弗格森18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身中白人警察的6枪而亡。

要回答以上提出的几个问题，大家可以从美国历史上无数次鲜血淋漓的罪恶事实中找到答案。

五、陶东风在文章的后面写道：农民和农民工兄弟们，你们应该通过自己的自强自立的顽强意志、乐观精神、大无畏精神，来战胜土地被强占、房屋被强拆、孩子不能入户上学等等问题带来的烦恼，不要寄希望由社会来解决你的问题(虽然它是地地道道的社会问题)，也不要给政府添麻烦——政府也不容易(所以要“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大家自己团结协作分享艰难解决问题吧!

如果不看陶东风的其他文字，这一段写得非常让人感动，并会产生共鸣。但是结合陶东风的全文来分析，这不过是猫哭老鼠的伎俩。

陶东风把“土地被强占、房屋被强拆、孩子不能入户上学等等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社会和政府，说实话，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和社会确实是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应该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制度造成的。如果不是混进中国党和政府内的第五纵队要学美国引进资本主义模式，私有化就不会如此泛滥;如果不是因为搞资本主义改制，工人就不会下岗，如果不是搞资本主义房地产开发，农民就不会失地，房屋就不会强拆;如果不是搞资本主义商业炒作，房价就不会暴涨，人们就不会买不起房;如果不是国有和集体企业被私有化，农民工就不会受罪;如果不是教育和医疗都进行资本主义改制，实行医疗、教育产业化，农民工子女就不会上不起学，工人农民就不会看不起病。睁开眼睛看看，摸摸良心问问，哪一个工人下岗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化瓜分国企造成的?农村的哪一寸土地不是因为资本家开发商搞房地产开发而被强占?哪一栋房屋不是因为官商勾结搞房地产开发而被强拆?哪一个农民工受罪不是因为中国走了资本主义邪路，资本家为了利润而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造成的?

陶东风在文章中竭力掩盖资本的罪恶，误导人们把与资本勾结的官僚当作政府，把责任全部推给政府和社会，这叫做欲盖弥彰。当初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时，是你们鼓吹资本主义是如何如何地完美和优越，至今还有人在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万能”的。当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后，你们又把责任全部推给中国政府和社会，挑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不是别有用心吗?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提出要“消灭私有制”?不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就不可能出现“官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自私”是万恶之源，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加剧了人们的贪婪“自私”之心膨胀，中国迈开了从伦理道德社会走向资本主义金钱社会的步伐，因此中国才会出现诸多的社会乱象，所以，在中国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从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开始的。

新生的工人阶级——农民工——是“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弱势群体，底层)。是中国的“次等公民”。把造成农民工生存困境的原因归结为“资本的阴谋”、“资本的罪恶”、“城市的冷酷”等等是完全正确的。陶东风的文章中一直在为资本辩护，并提出“必须引入对公权力的分析和批判”， 企图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政治体制，煽动人民群众对中国政府“公权力”的仇恨，他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人们心里明白，农民工的困境以及中国社会的各种乱象，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完全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危害造成的。

借学术讨论的名义来进行政治颠覆，是阶级敌人一贯使用的手段。混进党内的砸锅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胡作非为确实可恶，但如果有人把党内走资派利用权力搞私有化造成的恶果借机用来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人民民主政权的“公权力”，进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那则是一个特大的阴谋。

延伸阅读：

陶东风：为什么说现在某些“新左派”是在作秀?

来源：共识网

为什么某些新左派的文化研究是虚假的?

25日一早赶到北京语言大学西郊宾馆，参加“生活新样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并主持会议的第一场“文化教育：实践与反思”。本场发言的三位专家聚焦新工人文化、新青年文化、新乡村建设运动，话题有加大的相关性，都是这方面的实践者与研究者。

三位专家的发言或提交的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描述新工人或农民工(“新工人”的前称)的现状，突出其生存困境，并将原因归结为“资本的阴谋”“资本的罪恶”“城市的冷酷”等等;第二部分是探索出路，或者倡导实践“人民公社”制度，进行新的乡村建设，认为公社或类似组织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或者寄希望于新工人阶级、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比如坚强的性格，自强不息、乐观向上、永不放弃、互助协作的精神。如此等等。

在评议环节，我直率表达了自己对其他们(主要是其中一位)的研究思路的不认同并引发了争议。我首先指出，关注和研究“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弱势群体，底层)，这是令人敬佩的。但是，文化研究者不同于道德家，他/她对这些“受苦受难者”的同情不能替代真实可靠的知识。他/她作为研究者必须提供关于新工人或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真知识，特别是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比简单同情自己的研究对象更加重要。因为文化研究是学术研究不是抒情散文。而问题恰恰在于：在这些带有明显左派和反美倾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的研究者那里，我们发现只有对抽象、笼统的“资本”“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没有对资本运行的社会环境、对权力和政治体制的反思。简言之，没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仿佛世界上的苦难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资本惹的祸;世界上的资本也都是无差别的，那就是制造底层人的苦难。

我指出，资本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而是在社会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中运行的，比如我们对外国资本进入国内投资，民间资本进入国营企业、中国资本投放国外市场，等等，都有我们中国自己的规定。我们对于土地、生产资料(尤其是大型国企的生产资料)等的所有权、处理权制度，更是举世无双。这个规定和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当然是公权力的掌控者，它们给农民、农民工制造的各种惨剧上演得太多了，而且还在继续上演。这些都是常识。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是从来不是就资本研究资本，而是把资本放在政治环境中加以审视，所以叫做“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也就是说，要想准确说明新工人(农民工、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真正原因，必须引入对公权力的分析和批判，而不是把矛头对准抽象的“城市化”“资本的罪恶”等等，因为中国的资本是和权力密切联系、纠缠在一起的。不引入权力分析就不能准确分析资本。而且，以虚假知识为基础的批判是虚假批判(学术作秀)，这样的批判不要也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单向度的政府批判或公权力批判，而是认为应该分析资本与公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同时我说到了“公社”或“人民公社”的问题。他们好像都十分钟爱“人民公社”(其中有一个对毛泽东时代的那个人民公社也青睐有加，虽然也勉强承认其也存在“一些问题”)，把它作为解决资本和资本主义带来的深重危机的出路。发言人没有对“合作社”“青年公社”或类似组织做详细介绍，但从会上听到的类似“公社核心理念”看，这些组织好像主要是自助互助性质的组织(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精神自救”)，组织内部的培训内容和理念，也多为如何处理公社内部人际关系(比如团结互助)，如何养成好的生活理念(比如尊重劳动、自强自立、自然简朴、崇尚绿色生活)，这些当然都是一些正面的有现实意义的价值观教育。但我依然认为，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公民权利教育，也就是告诉农民或农民工：哪些是自己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换言之，公社类的组织应该是培养成熟合格的公民的地方，他们最应该在这里学到的，是政府权力的边界以及个人的正当权利在哪里?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和所谓“集体”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可以通过一些维权案例具体生动地传达这种理念)。然而遗憾的是，我所见“公社”的倡导者一般都把“个人主义”不加分辨地当作主要批判目标，因为它是所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殊不知铲除了个人权利的所谓“集体主义”离极权主义只有一步之遥。这样，他们的“集体主义”难免令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大公无私”也就毫不奇怪。

如果这样看问题，我觉得真正具有民间自治性质的“公社”(姑且用这个词)是乌坎，乌坎村民争取自己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实践极具教育意义。乌坎是一个是“公社”建设的榜样，是“公社”的努力方向。但很遗憾的是，那些口口声声关心广大农民命运的新左派们似乎对乌坎不感兴趣或不敢感兴趣。在乌坎，你根本不见新左派的身影。

最后我说到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那些自称关心农民(或新工人、农民工)的人真正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吗?一个研究晏阳初乡村建设的发言者说到这样一个经历：在一次外出给农民组织培训时，带着自己的“农民化原则”和对农民的想象，专门穿了布鞋;反讽的是：到了培训现场却发现农民们穿得是清一色的皮鞋。他于是感叹：“我又一次没能‘农民化’”。这个戏剧性的经历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问题：那些自称关心、研究、代表农民的人，真正了解农民吗?农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向往的生活是什么?他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作为研究者会不会把自己的欲望和想象投射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建构出虚假的“农民”及其诉求、梦想?

我的发言大致如此(因为没有底稿，而凭借记忆，因此有些措辞难免有出入，内容也一定有扩充，但大致内容不会错)

公益广告与某些“新左派”的文化研究

我的点评结束后，现场讨论非常热烈。其中一位发言者对我的点评做了回应。这些回应加上后来讨论中该发言人的其他言论，大致归结为三点：第一，你们这些人都不是研究新工人或农民工的，你们不了解情况又在这里说三道四;第二，你们指责我没有批评政府、批评公权力，那你批评一个给我看看;第三，我太弱小了，我不想拿鸡蛋去碰石头。

对这三点，我当时没有做出详细的再回应，一则因为时间有限，二则有些问题需要时间考虑。我结合昨天的最后阶段发言，把自己的观点扩充整理如下：

第一，我从来不要求每一个学者都要批评政府(虽然我自己的确是批评过政府的，但不要求其他人也如此)，我是从知识论或者学理角度谈问题的：你研究的问题本身决定了如果不引入权力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你就无法提供关于你的研究对象的真知识。提供真知识的要求不是一个道德的要求而是一个学术的要求。

大家都承认文化研究有突出的批判性，但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不应该是道德化、情绪化的，而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知识基础上的，没有这样的知识基础，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就是虚假的甚至是误导的，因为它不能对真实的压迫力量和受压迫者的真实处境、真实原因做出正确判断。不引入权力分析的维度就无法真实把握当下中国新工人、农民工(其实也包括其他阶层)真实的生存困境，当然也就不能提供真正可靠的解决方法。这首先不是什么勇气和道德的问题，而是知识论的问题。如果你意识到农民、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说了真话是会有“风险”的，而你又没有求真的勇气。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不去研究这个问题，任何人不能强求你去研究这个问题。一个学者有沉默的权利，却没有说假话或哗众取宠的权利。

第二、非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领域的专家，是否可以或有无资格对这方面的专家发言发表看法?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新工人或农民工权利问题，不仅仅是专业问题也是公共问题。如果是数学方面或物理学方面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或像考证某个甲骨文那样的问题)，非专业的人的确是不能置喙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有专业性而没有、或几乎没有公共性。任何人凭自己的常识绝不能对此发表有价值的看法。

但是新工人的生存境遇、权利保障问题，却是既有专业性更有公共性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空气污染问题，你不能说你不是空气污染研究专家，你闭嘴)。而且即使是一般老百姓也都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农民工或新工人，或者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一些他们的情况。因此，这些人凭着常识经验就能够对此类问题发表看法——虽然可能不很专业，价值大小也不一定。通过专业主义借口排斥所谓“外行”，其实是没有回答问题而是转移了问题。更有进者，由于这类问题比较“敏感”，即使专家也很可能不敢说出一些并不复杂却需要勇气的真相、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或她的所谓“研究成果”可能还不及一个敢说真话的“外行”的直观感接近事实。

第三、“你批评政府给我看看”这种回应其实也是在回避问题，它就像有些作家在受到批评家批评后的回应——“你倒是写一个小说给我看看”一样荒唐(有点像理屈词穷之后恼羞成怒)。要知道，是你在从事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你是专家，并且在公开场合宣读论文、接受大家评议和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研究理应包括对公权力和资本勾结这个维度的反思和批判，那么，别人就有理由质疑你为什么着意回避。而我因为没有在做同样的研究，因此，你的反诉——无论是道德反诉还是知识学反诉——不适用于我。其实，“你批评政府给我看看”这种反诉的潜台词是：你说我胆小，不敢说真话，是的，我是胆小(“鸡蛋不敢碰石头”)，是不敢说真话。但你不也一样么?你也不敢说真话我也不敢说真话，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这是一种可悲的学术犬儒主义。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则广告：

妈妈下岗了，一家人生活陷入艰难困苦。我，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放学回家认真地洗起了衣服。我自豪：“我会帮妈妈干活了”。愁眉苦脸的妈妈回到家，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突然获得了战胜下岗的信心和勇气!前途是光明的。一切都会好的。因为在孩子身上她发现了分享艰难团结一致的精神，它是战无不胜的。就这样，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就这样被分解为情感问题、伦理问题和意志力问题，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被转嫁到了一个小孩子身上!

我们有些公社建设者、新乡村建设者(并不特指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者)的谆谆教导，不也像类似的广告么：

农民和农民工兄弟们，你们应该通过自己的自强自立的顽强意志、乐观精神、大无畏精神，来战胜土地被强占、房屋被强拆、孩子不能入户上学等等问题带来的烦恼，不要寄希望由社会来解决你的问题(虽然它是地地道道的社会问题)，也不要给政府添麻烦——政府也不容易(所以要“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大家自己团结协作分享艰难解决问题吧!

最后补充一句，本文纪录的某些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者的言论(特别是我集中驳斥的“鸡蛋石头论”“你批一个我看看论”)，肯定不代表所有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者的立场，因此，本文对这些言论的回应，当然也不是针对所有新工人或农民工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