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趋势看习近平“做强做优做大国企”

(本文发表于《国企》2016年第四期，原标题为《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故笔者略作修改发于察网。)

一、西方“混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混合经济”是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主张。凯恩斯发表于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就提出了“以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1】的思想，“这是‘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论的由来”【2】。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汉森出版于1941年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混合经济”的含义。“根据汉森的看法，无论是在美国或西欧，都存在着个人主义的经济向社会福利为重点的‘公私混合经济’过渡的趋势”【3】。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缪尔森出版于1948年的名着《经济学》被誉为西方经济学史上继穆勒﹑马歇尔之后第三部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该书“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核心——混合经济论”【4】。萨缪尔森认为，“每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5】。

此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吸收了凯恩斯主义的“混合经济”理论，创立了“经济民主”理论。“经济民主”理论包括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实行社会保障、实现公平分配等诸多方面，最重要的所有制和管理体制方面的主张就是实行“混合经济”制度。“所谓混合经济制度，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对经济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同时并存”【6】。

战后到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纷纷推行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改革，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现了由传统的私有制加自由放任向“混合经济”模式的转变。以美国为例，从杜鲁门政府到约翰逊政府任内，通过实施“公平施政”、“新边疆”和“伟大社会” 等一系列计划，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可以说，“美国混合经济体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任政府任期内形成，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任总统期间得到发展”【7】。西欧的情况也与美国大同小异。如英国在二战结束后，“选择了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8】。区别在于，西欧国家由于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的经历，往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更强些。

然而，到了7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凯恩斯主义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表现不佳，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借机猛烈抨击凯恩斯主义，鼓吹“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推向‘市场原教旨主义’极端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主张”【9】。随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等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和凯恩斯主义不同，绝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不赞成“混合经济”理论。即“‘凯恩斯—萨缪尔森范式’主张生产资料的混合所有制;‘哈耶克—萨克斯范式’则坚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10】。

但是，历史毕竟在前进。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具有空想性，以致在实施中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某种脱节。像美国的里根政府在1982年面临严重经济危机时，不得不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际上“消弱了货币主义，渗进了凯恩斯主义”【11】。英国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的竞选宣言中，“也仍然肯定当今英国的‘混合经济’的结构”【12】。因此，我们可以说，70年代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事实上实行的仍然是 “混合经济”体制。当然，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方国家这一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确呈现出了相对减少的趋势。

二、中国“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历程

2015年4月1日《光明日报》《中国“混合经济”的独特发展优势》一文将中国的经济定位为“经济的‘混合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混合经济” 【13】，这确实反映了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现实。不过，从形成的路径上看，中国“混合经济” 形成的路径恰恰和西方相反。后者是在私有制和自由放任基础上推行国有化和加强国家干预形成的，前者则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发展多种所有制和推行市场化改革建立的：

在经济管理机制领域，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4】，经过1984年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92年十四大上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所有制领域与之类似但稍晚，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1987年中央5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对私营企业采取‘容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 的十六字方针”【15】，到1997年十五大正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然而，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与西方“混合经济” 的形成与发展又存在某种“共振”的现象：如前文所述，战后到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传统的私有制加自由放任向“混合经济”模式转变的时期，也恰恰是中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建立与发展的时期。同样，七十年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通过发展多种所有制和推行市场化向“混合经济”转变时，也恰逢撒切尔夫人等人在“混合经济”基础上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推行私有化的时间节点。两者经济政策的内容和性质虽然不同，但是其体现的方向和趋势是一致的。

在中国的“混合经济”中，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独特的地位。“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混合经济”既有宏观的内涵也有微观意义，但更多是从宏观的、经济体制的层面来说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则主要是微观的、企业内部的层面。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伴随着我国经济向“混合经济”的转轨，混合所有制经济也逐步发展壮大。80年代出现了中外合资、合作经济，90年代开始允许国内私人企业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特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当前，混合所有制经济正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而蓬勃发展。

正如《光明日报》《中国“混合经济”的独特发展优势》一文所指出的，中国“混合经济”的模式总体上是成功的：“‘混搭’的结果，是国有经济保证了经济的稳定，私有经济保证了经济的活力，因而相得益彰”【16】。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改革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有人借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许多私营企业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得来的”【17】。特别是在当前我国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经济中的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正渐渐浮出水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面临着众多新风险、新挑战。

三、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注意的问题

那么，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才能发挥出 “混合经济”的制度优势呢?

首先应该明确，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哪里?中国“混合经济”既有和西方“混合经济”一致的“共性”，即国有制和私有制并存，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又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国家能够实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基本特征。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逐步形成时，西方的“混合经济”体制已经走向衰落。显然，中国“混合经济”的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国特色”而非“普世价值”。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18】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恰逢世界范围内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的潮流，与世界经济形成了“共振”。但是，现在这股潮流差不多走到了尽头。2007年金融危机后，“囯际思想界、理论界甚至政界，纷纷对新自由主义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实践模式进行批判和谴责”【19】。例如，“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公开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2009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专门撰文批判新自由主义，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20】。甚至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也不得不提出“再工业化”，并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可以说，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节点，加强国家干预的“回摆”某种程度上已呈现出“新常态”。

因此，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国家能够实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基本特征，不宜推行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具体说来，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实行双向进入的原则。不能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仅仅理解为私企进入国企甚至控制国企，更应该容许国企进入私企，发展国有经济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做大做强国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3月9日参加“两会”安徽代表团会议时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在2015年7月17日考察调研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时又提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2016年7月4日，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讲话抓住了国企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要害。

然而，当前国企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进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偏差。一些人“只主张外国资本、私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不提倡国有资本进入私营企业，不提壮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实际上是企图削弱国有经济，搞垮国有经济”【21】。去年，中央的专项巡视也发现，一些国有企业的干部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旗号，以改革为名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进程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有利于”的国企改革方针，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依旧是一项宏伟而又艰巨的工程。

备注：

【1】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M]. 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21.

【2】唐任伍.经济百科溯源探最 [M].北京：海潮出版社，1989.20.

【3】李晓荣.西方经济学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20.

【4】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 [M]. 5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319.

【5】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 [M] .萧琛译.19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8.

【6】王伟光.社会主义通史(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62.

【7】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 [M].2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22.

【8】葛扬，林乐芬.市场理性、国家理性与现代混合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137.

【9】何秉孟.新自由主义：通向灾难之路——兼论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渊源和区别[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1:124—137

【10】张建君：市场经济三大理论范式比较研究[J].学术月刊.2007，7: 79—86

【11】刘绪贻、杨生茂.美国通史(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02.

【12】桂世祚.英国经济[M]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英国经济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69.

【13】汪涛、金珞欣.中国“混合经济”的独特发展优势[N] . 光明日报，2015-4-1，(15).

【14】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5/content_2549999.htm，2005-2-5

【15】吕政、史忠良.从贫困走向小康——中国经济五十年[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269.

【16】汪涛、金珞欣.中国“混合经济”的独特发展优势[N] . 光明日报，2015-4-1，(15).

【17】改革应该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4:10—20

【18】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2—203

【19】何秉孟.新自由主义：通向灾难之路——兼论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渊源和区别[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1:124—137

【20】李文.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J].求是.2014，16:48—51

【21】何秉孟.新自由主义：通向灾难之路——兼论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渊源和区别[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1:124—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