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环球时报恐怕真的冤枉杨继绳先生了！

最近微信上流传杨继绳2月25日写的“读《环球时报》文章有感”，找到《环球时报》文章对比杨先生的“有感”看了看，觉得环球时报这篇文章还真可能冤枉杨继绳先生了。

杨继绳先生对文章作者开头的这一段——“该书(指墓碑)认为从1958年至1962年中国一共饿死约3600万人，这一数字是对那场天灾人祸中究竟饿死多少人各种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很不满。杨先生说：“错了”，饿死人数“只能由人口学家用人口学的方法加以推算。”然后举出他在《墓碑》一书里列举的中外学者“用人口学的方法推算”的数字，从1700万到6000万。认为自己“采取的数字，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

贫道不知道环球时报文章作者是否看过《墓碑》原文，或者真的认真读完过(确实很长)。如果作者认真读完这本书，尤其是琢磨过这本书最关键的第23章就会发现，依照杨先生要求的“用人口学的方法加以推算”的标准，杨先生并没有推算出3600万的饿死人数字。因此，这篇文章可能真的冤枉了杨继绳先生!

《墓碑》“上编”主要是罗列他调查关于饥荒的具体资料，没有分析和计算全国“非正常死亡”具体有多少人的内容。下编开篇是第十五章，该章就已经提到“1958-1961年三年之内就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万人”。但这时杨继绳先生尚未对死亡数字进行分析和计算。实际上，到第二十三章，杨才介绍他对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研究。在这一章里杨先生总计推算出两组1958-1962年(5年，比一般研究者计算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多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数据，他推算是1620万;用分省人口数字累加计算，“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

贫道应该是认真读完《墓碑》的极少数读者，因为贫道看过很多对这本书的赞誉或者批评，但没有一个人指出杨继绳先生利用人口统计数据，按照人口学理论对非正常死亡数推算的结果并不是3600万。即使按杨先生推算出的大数算，也比3600万少42%。也就是说，认为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中用人口学方法，利用“官方人口统计数据”推算出1958-1962年的5年中有3600万人饿死的说法完全是“谣诼”!以此来赞扬或者批评杨先生的文章都是无的放矢，说明这些赞扬者或者批评者都没有仔细读完这本书。显然，环球时报这篇文章的作者也属于这类读者。

贫道早就注意到，对于这个问题，研究的逻辑性，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对人口学、统计学的尊重程度都不是关键，关键在屁股。信的人内容都不看照样信，不信的人怎么说他也不信。

大概意识到反正读者不会认真看，杨继绳先生在“有感”中引述的《墓碑》内容与实际内容几乎风马牛不相及!杨说他“在《墓碑》第23章中……列举了中外学者对这个数据的推算结果。从1700万(蒋正华)、2200万(李成瑞)、3500万(王维志)、4000万(廖盖隆)、4300-4600万(陈一咨)，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那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还有人说5000万、6000万的”。因此他“采取的数字，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

对照《墓碑》，“有感”里列举的这6个有姓名的人符合“在《墓碑》第23章中……列举了”的“中外学者”并对“对这个数据的推算”标准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蒋正华，一个是王维志。遗憾的是，“有感”里“忽略”，《墓碑》第23章里介绍的3个外国人确实是如假包换的“人口学家”——安斯利·科尔(2481万)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主席;班久蒂(2987万)，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卡洛(2851万)，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这让杨先生这一段内容前后不对照。而23章详细介绍的丁舒(4400万)、金辉(2800万)和曹树基(3246万)等中国学者都是写了专着的，也没出现在“有感”里。“有感”提到的李成瑞先生是80年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说李成瑞认为有220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歪曲了李老的原意(贫道会另外说明)，关键在于《墓碑》23章并未提及李成瑞这个研究。同样，4000万的廖盖隆和“数千万”的田纪云也没在《墓碑》23章提到。虽然《墓碑》中是提到4300-4600万的陈一咨，但是陈一咨的数字如同前面列举的廖盖隆和田纪云一样，都是张嘴就来的，并没有什么“推算”。五六千万的说法不仅在23章里没有见过，而且肯定不是“用人口学的方法加以推算”出来的。

贫道觉得杨先生这里有些不够老实：

按照“用人口学的方法加以推算”，《墓碑》里排的8个人里，您老的数字是倒数第二(2098万)，仅高于蒋正华(1700万)。只有按照不是您老推算出来的3600万计算，能排正数第二。但这个数是诬陷您的，您老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其实，落个“版本中最高的之一”并没什么。实话实说，达不到“版本中最高的之一”恐怕这些外国人不会给《墓碑》评奖的!杨先生对下面的事实估计很了解：早在2011年，英国人就颁发了“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荷兰人冯克先生的《毛泽东的大饥荒》以4500万非正常死亡获得大奖。杨继绳先生虽然在2013和2015年分别以同样贡献获得美国和瑞典的大奖，但如果没有3600万的数字，很难讲奖状会给谁的。

杨继绳先生“有感”里这一段内容让贫道很失望。贫道有幸与杨继绳先生有一面之交，也就是在文章中提到的2014年夏天在武昌的“有关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的研讨会”上。这次会上贫道对杨先生的印象还是很正面：倔强但讲规矩。当时同样倔强的山东人孙经先教授把他在北京图书馆蹲了大半年搜集的资料一个个去证明《墓碑》里引述的“事实”与实际不符并且每次都征询杨先生的看法时，杨先生一句都没回答。当时气氛很难堪，但七十多岁的杨先生一直坐在那里没有离场，保持了一个学者的风度。这让贫道很感动。

前几天几个朋友一起喝茶，一个卖茶叶的朋友对贫道刚发的关于马寅初的微信有不同看法，说马寅初当时被打成了右派。然后说打赌，300大洋。当场用手机百度查，里面有什么毛泽东的秘书说当时毛对他说：马寅初与我们是对着干的，还这么猖狂。既然如此就满足他的愿望，让他当上右派——这个“故事”连茶老板也觉得不可信。贫道说：“查马寅初简历就行了。我是不会错的。你们错了没什么，我错了太丢人”。大家笑起来：“实事求是嘛，你就是错了也没什么丢人的。”贫道说：“关键是我是‘专业左派’，你们是‘业余右派’。你们输了也就是轻信了而已，我要输了丢大人了!”还给茶老板举例说：有人拿来一块黑黢黢的茶说是勐海老树的文革版生普，你一闻说既不是老树，也不是文革的。这时我会说什么呢?看包装?不会，因为你是专业。第二天中午我们下山吃饭，我请客他出钱。

但杨先生这次的小把戏让贫道很失望，真的很失望。用美国人常说的话是：“显得不够专业”。

关于为什么杨继绳先生在墓碑里认为1958-1962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贫道下一次介绍。可能会有些枯燥，贫道尽量通俗些趣味些。

【邋遢道人，察网专栏学者，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