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不妨回归马克思

【摘要：这些年来，水体在污染、土地在荒漠化、生物物种正在或已经濒临灭绝，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我们生存的环境正在严重恶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出现的环境问题的论述，为我们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事实已经证明，单纯的技术思维治理环境污染的思维已经不足以改变现状来保护环境。治理雾霾，十年九不成，不妨回归马克思，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吸收一点经典作家的建议，也许有解。】

入冬以来，雾霾不知已经有多少天笼罩着北方的城市。据中国新闻网20日报道：“6省市深陷‘霾’笼、40个城市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23个城市启动红色预警、17个城市发布橙色预警、机动车单双号限行……16日至21日期间，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将遭遇长达5天的‘十面霾伏’。” 笔者所在的这座城市，是一座历史文化非常厚重的十三朝古都，如同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一样，这里的雾霾也特别的厚重。

雾霾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应该是最近十年才有的事。雾霾天气的成因及其危害，通过网络媒体等传播方式已经广为人知。就雾霾的成因而言，环保部专家的看法是：不利的气象条件是诱因，区域性燃煤排放增加是主因，还有城市机动车的尾气排放等。专家的看法，从纯粹专业的角度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各地治理雾霾的具体措施的理论依据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不利的气象条件，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改变，只能预先防范，但是对于城市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各地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限号出行的具体措施，剩下的只有区域性燃煤排放。就陕西省而言，政府对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全面实施关中地区燃煤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2015年重点对距离西安50公里以内的大唐陕西发电公司和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两家企业10台机组300万千瓦，华能铜川电厂1号机组60万千瓦，以及新建华电杨凌热电70万千瓦等机组实施改造；严格控制散煤燃烧。完成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工作，限期完成禁燃区建设。坚决取缔城中村、饮食集中区、各类市场等重点区域的原煤散烧，大力推广“煤改气”、“ 煤改电”。制定严格的民用煤炭产品质量地方标准，对硫分、灰分和挥发分等指标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在关中地区建设区域煤炭配送中心。 这些措施的实施，决心之大、影响之广，史无前例。

可是，雾霾还在继续，大自然并没有因为人们已经发现了它的成因，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而有所收敛，反而愈加暴虐。据华商网报道：“11月份以来，受气象和污染物积累叠加等因素影响，西安市空气质量下滑。12月1日至14日，共出现轻度污染3天，中度污染2天，重度污染8天，严重污染1天。西安市先后三次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其中Ⅲ级以上应急响应执行了26天，Ⅱ级执行了12天。”12月19至20日，市政府已经连续两天发布了一级红色天气预警，中小学校的学生已经停课在家，机动车实行单双号限行，昔日繁华热闹的城市广场空无一人，不过偶尔还能看见戴着严实的防霾口罩的行人匆匆走过——城市，因雾霾而显得神秘。

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年来，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部分生物物种正在或已经濒临灭绝的报道常常见诸报端，这一切无不揭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我们生存的环境正在严重恶化。为了打造一个适宜人们生活的都市环境，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都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自己的法定职能，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正式实施，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失之偏软的尴尬局面必将缓解。可以说，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包括环境保护的职能部门，各行各业、民间环保组织及志愿者都为此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很遗憾，人们的努力并没有赢得大自然的垂爱，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状况？难道人类已经无法阻止雾霾对人类的欺凌了吗？

最近，有从欧洲归来的朋友，见面后给我讲的最多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是何等之好等，描述中充满了溢美之词。这位朋友，并不知道当今国际分工已经完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企业的历史事实，我国环境污染与西方国家天蓝水清之间的逻辑关联。更不知道，其实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污染也是非常严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论及了泰晤士河的污染情况。“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马恩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7页）伦敦“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呼吸和燃烧所生产的碳酸气”（《马恩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80-381页），大城市的居民“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 （《马恩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81页》）。对此， 当时的一些学者认为，文明的发展与生态的破坏是人类必然要面对并且无法逃脱的“两极对立”的悖论，发出了“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的慨叹。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马克思进而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固有的矛盾，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和整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带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出现的环境问题的论述，也给了我们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启示。事实已经证明，单纯的技术思维治理环境污染的思维已经不足以改变现状来保护环境。保护环境要取得成效就必须认真反思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落实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要求。事实上，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的彼此对立的，寻求一种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新的模式是可行的。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一同出现，人们越来越感受到，环境一旦破坏，重新修复必将是异常艰难，人类的生存受到了日益恶化的环境的直接威胁。从政府到民间，治理环境污染已经形成共识，以往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非公经济在促进经济繁荣、增加就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私人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没有自己的灵魂，资本就是资本家的灵魂。在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动力”（ 《马恩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9页））。据统计，在40个工业部门中，非公有制经济在27个部门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经超过70%，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主体。当国家、社会的利益与资本的增值发生了不可协调的冲突时，结果将会怎么样？试图用不断扩大的环保部门严防死守来遏制资本增值的内在冲动，可能结果是防不胜防。只要能够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污水、废气就一定要排放，不敢明着排放就偷着排放，结果是资本赚钱，百姓受罪，政府挨骂。恩格斯认为：“必须对我们的现有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完全的变革”（《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页）。 马克思、恩格斯倡导未来社会人们“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恩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页）。这说明，遵循马克思的教导，我们不仅应该节制资本，改变一味追逐利润最大化生产经营的方式，而且应该控制我们那被不断刺激出来的消费欲望。因为每一次不必要消费，亦即过度消费带来的必定是对自然的破坏、生产的浪费，最后一定是环境的污染。只有这样，那时，“需要和享乐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 （《马恩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4-125页），环境才会成为一个对人来说不是异己的存在者。

治理雾霾，十年九不成，不妨回归马克思，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吸收一点经典作家的建议，也许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