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事件及“死亡税率”背后的舆论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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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福建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的消息，舆论上掀起了热议。

 

一、曹德旺究竟说了些什么?

 

曹德旺谈话要点有两点：

第一，指出增值税加重了实体经济及中小微企业的负担，曹德旺指出：

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61221/30098246_all.html

 

【“增值税是企业最大负担”

公司秘闻:你最近也对外说过“中国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你认为在前面你提到的“贵”的东西中，什么又是最“贵”的、最大的负担?

曹德旺：增值税吧。中国的增值税有多高?简单来说，一个卖6000块的手机，增值税大概要交1020块。当然，其中有可以抵扣的项目，是哪些呢?按照目前的税收制度，采购的费用可以抵扣，工资不能抵扣，折旧费不能抵扣，管理费、运输费这些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

按照中国目前一般企业的利润水平，这样算下来，最终大约有一半的营业利润都被收走了。制造业利润非常微薄。

公司秘闻：美国的情况呢?

曹德旺：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35%的所得税，加上其他各项税费总共大约40%，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其中问题主要就出在增值税上。

公司秘闻：你过去常常提到小微企业，说“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末梢神经”。以你多年做企业的经验，增值税对小微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曹德旺：小微企业就更艰难了。增值税的存在让很多小微企业长期无法发展壮大，也就难以和大企业做生意。这样一来形成恶性循环，会把很多小微企业扼死在摇篮里。我们福耀自己就是小微企业出身，我相当明白其中的艰难。

公司秘闻：作为制造业企业家，你认为你所谈到的国内增值税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曹德旺：像美国一样，把增值税取消，改成所得税，同时把所得税提高，赚钱了交税，没有赚钱就不用交税。

但是另一方面，还要对那些骗税的进行从严打击，那些偷税漏税的，要从严惩处他，就让他倾家荡产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中国对这些反而管的不够严。】

 

第二，批评房地产和金融：

 

【 “宁可把钱捐给慈善也不做房地产、金融”

公司秘闻：鉴于你前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做?

曹德旺：我希望政府继续支持提倡发展实体经济，其实最近政府的声音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具体做法上，政府应该关注小微企业，关注实体经济，财政金融要向国家扶持的产业倾斜。解决制造业的增值税问题。

公司秘闻：其实政府也一直在提倡资金要“脱虚就实”，你认为关键在哪里?

曹德旺：政府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而利益群体层面比较广。你(政府)把这个窗户关掉，他从那个窗户跳进来，你把这个窗户关掉，他又从天窗跳进来，防不胜防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多企业家自律，能够懂得大义，因为这不光是政府的责任。我以前老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觉得在国土上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以国家为重，树立一种报国为民的心态。

公司秘闻：“报国为民的心态”，这个话怎么理解?

曹德旺：就好比金融、IT、房地产，这些赚钱快，赚钱也多，我为什么不做?因为我觉得做这些事除了自己赚两个钱，对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多少人找我搞私募基金，我从来不答应做，我宁可捐给慈善机构，我也不愿意做这些。

公司秘闻：这种取舍是完全出于你个人的价值评判吗?还是说商业考量?

曹德旺：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价值观。

公司秘闻：你认为在对金融、IT、房地产这些行业的政策上，政府又应该怎么做?

曹德旺：这个不讲了。】

 

【深读：您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制造?

曹德旺：中国制造分高中低端，高端目前发展不错，福耀玻璃属于中端制造。钢铁、水泥等属于低端制造，也是产生雾霾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房地产一直很火爆，对钢材、水泥、玻璃、升降机、挖掘机等需求很多。中国的房地产太多，不需要再盖了，我们按照人口平均，是全世界拥有住房最多的国家。中国人有一种不健康心态，就是买房投资，政府限制房地产领域的投机性买卖是合理的。】

 

【之前在采访中，我提到了当前在中国和美国制造业的成本比较，本意是指出我们制造业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然后解决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有必要说出这些话，给国家建言献策。我们的制造业确实比前几年更发达，但是我们不能总是躺在那里吃老本。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最近两年呈现出削弱的趋势。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在这个国土上，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国家的发展负责。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中国尤其需要清楚自己的竞争力在哪里，如何才能维持并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我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要提高。企业家赚取利润无可指摘，但在赚钱的同时，心里也要考虑一下，是否有利于国家及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否令民众生活得到了有效改善。

比如福耀40年来一直坚持做玻璃行业，赚到的钱在我个人名下的都拿去捐给社会，从来没想做什么金融、房地产，我们一直坚持这一点。会赚钱，但也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中国要兴起一批有志于报国为民的企业家和行业精英。

第二，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比如，房地产企业房子盖那么多干嘛?另外，高速公路和高铁不需要修得过多，要根据国内实际需要来规划和建设，让这些基础设施出现在那些更需要的地方。

第三，帮助小微企业发展起来。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末梢神经，对大企业有服务作用，而且也帮助大企业消化。没有小微企业，经济肌体就会生病。日本、韩国、德国小微企业的产出占GDP已经达到很高的比率。】

 

综合曹德旺的这些发言，归结到一点，就是建议【政府应该关注小微企业，关注实体经济，财政金融要向国家扶持的产业倾斜。】。换句话说，曹德旺认为，政府对房地产和金融监管不到位，财政金融向房地产和金融倾斜，与此同时却通过增值税改革加大了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负担，是典型的劫贫济富、劫实济虚。用学术圈的话说，当前有些政策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经济政策的干扰，当前房地产和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形成了过度挤压，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这个在中国已经成为共识，解决的办法唯有破除新自由主义思潮、学者、官员对财政、金融、税收政策的主导权，加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自由化泡沫的监管。

而曹德旺所谈的增值税加重实体经济企业负担问题，最起码在福耀所在的汽车玻璃行业是存在的。早在2016年3月，曹德旺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他认为，在过去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中国制造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其中劳工成本低廉占了一定比重;现在劳工成本逐渐上涨，让中国制造在原本相对较高的工业土地、税负、资源价格等制度和结构性矛盾之后，成本不合理的因素更加凸显现出来。

曹德旺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完成工业用地征用手续后，其固定资产中设备采购又要求缴纳增值税，增加企业投资负担达17%，虽然可在以后2年的缴税中抵扣，但这无异是企业初始投资时一笔不小的负担。他以福耀集团沈阳子公司的投资为例，自2013年开始建设，总投资3.6亿元人民币，至第1年投产时总留抵进项增值税4402万元;预计从建设开始到全部抵扣完成需要2-3年时间。

他认为，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当地政府针对企业购买设备等固定资产不仅没有增值税，而且固定资产投资也很便宜。

2014年，福耀在美国代顿市购买了一处厂房，占地面积675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钢结构层高15米。该厂房购买花费1500万美元，整体改造也花费1500万美元，但是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补贴也有3000万美元，相当于该厂房没有花钱。欧洲一些国家也是类似做法，通常会将企业这笔资金及时退还，避免挤压企业资金，增加运营负担。】

 

对于曹德旺所在的汽车玻璃行业来说，其原料供应商如石灰石、沙土等供应者原来都为生产链底层的劳动密集型的不正规的中小企业，在营业税模式下，曹德旺购买这些原料可以不要发票，这样这些中小企业原料供应商就可以避税，降低原料的价格，从而降低自己也间接降低曹德旺的税收成本。但是在增值税模式下，曹德旺必须向原料供应商索要发票以抵扣税款，这些原料供应商的税收成本增加必然会扩大原料的价格，从而降低曹德旺的利润。总之，增值税改革，加重了制造业领域处于产业链下游、低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产业的税收负担。而对曹德旺的上游产业，如由外资把控的汽车行业顶层产业营改增的结果则是减税。

总之，营改增的效果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具体到制造业来说，它对外资比例较高的顶端和上游产业来说，它是减税效果，而对以资源型为主的国企和中小型劳动密集型的底层和下游产业来说，其效果则是加税。最起码，在相当多的行业是这个结果。

对此，曹德旺早在2013年就在批评增值税的这个问题，指出很多中小企业因为增值税改革而赋税增高：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3lianghui/20130316/7781148.shtml

 

【《中国经营报》：从你提交的三个提案中可以看出你对于国家税收制度的关心和思考，那么你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做法怎么看?

曹德旺：税收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通过几千年的演变，税收现在已经成为管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在市场经济当中，是代表着主权意义的声音，用好税就可以把国家管好一半。

现在在搞增值税改革，服务业也推广增值税。但是很多中小企业，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取得各种进项，使得税赋有可能变高。增值税的定义应该是只有增值才交税，没有增值不交税。现在50%多的进项和成本能够抵扣，还有40%多不能抵扣，其中包括了人员工资、部分折旧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都要被征收17%的增值税，有宣传说这样的营改增减轻了企业负担，我认为这样定论不对。

《中国经营报》：那你对中国的税收改革有什么具体思路?

曹德旺：我们的国税和地税是跟美国学的，但是学错了。美国的税收分州税和联邦税，地方征消费税，联邦征所得税，联邦不管个人收入和企业收入，都统一征收一定的税率，比如30%，各州如果也想征所得税，还可以附加自己的所得税，所以各州有自己的主动权。这样设置的好处是，南加州的东西生产完卖到北加州，到北加州搬上柜台，被消费者买走的时候才征税，没有卖就没有税。这就能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征税的问题。因为美国也存在东部工业比西部发达的问题。而我国的增值税征收使得甘肃、宁夏等没有工业的西部省份的人们花一块钱只能买8毛3的东西，怎么能说东部支持西部呢?

现在工厂非常难做，等中小企业倒掉，后面就轮到大企业，你做钢材、做铝材、做炼化产品，没有后面的加工企业的话你卖给谁呢?】

 

二、黑脸、红脸，其实都是白脸：主流门户网站如何扭曲曹德旺事件?

 

曹德旺的言论引起舆论的热议。然而，主流财经媒体中出现了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声音：

一种是唱黑脸批评曹德旺，他们认为增值税改革没有问题，对于曹德旺等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来说，中国税率不高，他们攻击曹德旺别有用心，甚至制造虚假舆论说曹德旺是伪慈善家(曹德旺在企业家中，慈善的确是做的不错的，最起码高于王石、任志强之类几个档次)。他们认为，中国的税收尤其是当前的增值税并没有劫富济贫、劫实济虚的问题，这种声音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是房地产、金融等暴利行业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官员和学者的声音。

另一种，则是唱红脸，他们以支持曹德旺的观点出现，将部分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税收加重的现象扩大化普遍化为所有私人和外资企业和资本，忽视多年以来税收政策对富人和暴利行业征税过少的问题，大肆鼓噪中国政府对所有私人和外资企业税收都征高了，存在死亡税率，因此要对所有私人和外资企业(包括哪些富人、外资及暴利行业)减税。

(有个别人站在劳动阶级立场上，认为不存在资本赋税过重的问题。这种看法也过于简单，不过这种声音在网络上是微乎其微的，没有什么影响力，这里就不做分析了。)

上述两种声音，一种对曹德旺捧杀，一种对曹德旺棒杀，看似矛盾，其实都是白脸，都是同一伙新自由主义势力制造的，其目的就是掩盖和歪曲曹德旺提出的真正问题，继续维护劫富济贫、劫实济虚的新自由主义税收政策。

这就是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国内资本媒体的狡猾之处，他们不像2012年前那样只会捧杀，他们现在更懂得棒杀，以支持党和政府的五毛姿态出现，让你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与新自由主义殊途同归的观点。

以支持曹德旺的姿态出现，对“曹德旺跑了”现象进行集中歪曲解读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天则所主要骨干、天则所元老级理事、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他的观点最有代表性。李炜光的文章，是天则所“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成果，要点有以下几条：

 

 

一是我国当前总体税率太高，企业总体税费负担接近40%，按照世界银行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甚至达到68.3%，这接近所谓的“死亡税率”，让企业没有利润存活不下去，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

二是中国企业税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务税，也就是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国征税轻个人重企业，中国政府税收90%都是由企业缴纳的。劳务税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成本负担。

三是据此要求建立一个长效的轻税机制，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这一方面值得效仿的案例是80年代美国里根新政，减税政策带来了美国经济大繁荣。

四是中国要构建现代财政体制，接受分权思维，承诺不再与民争利。我国以前是一套过度集权体制，降低了体制的纠错和问责能力。

这种“重税-减税-轻税”的思路，在舆论上似乎博得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呼应，甚至连国家税务总局都不得不在其官方网站上刊文回应，辩称“死亡税率”的说法具有误导性，中国的整体税率低于美国，属于较轻的。国家发改委也于多次回应，称中国宏观税率并不高。然而，无论是天则所的李炜光，还是发改委和税务总局，都在回避曹德旺现象背后的真正问题：中国的税收对穷人、对实体经济及中小企业征收的过多，而对外资、富人及暴利行业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暴利部门征收的过少。

中国的税率今天到底是高是低?果真如李炜光教授等人所说的那样是让人不堪重负濒临死亡的“死亡税率”吗?是否应该把对所有私人和外资企业的减税作为治疗社会经济的灵丹妙药?

能简单的、笼统地说中国今天的税收是太高了吗?不能。要看对谁高，对谁低。无可否认，对一部分社会经济主体来说，中国今天的税收确实有税率过高、税制过繁杂之嫌。曹德旺对中国现在制造业企业所承担的税收负担的抱怨，确实代表了实体经济界及部分中小企业的心声，因此在其后也得到了宗庆后、董明珠等人的呼应和声援。营改增的税收改革，的确加重了部分生产链底层企业的负担。

另外，对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劳动者而言，现行的3500元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起征点已经确定许多年不提高的做法，相对于物价上涨水平，也显得不合理。调节贫富差距是税收的根本职责。即便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将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1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多。而在我国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税制下，占有社会财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到个税总收入的10%，60%的个税是由工薪阶层贡献的，中国的税收竟然比美国更加新自由主义化和资本主义化。

而对于另一些群体，中国当前的税负无疑是太轻了。目前我国税收制度上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直接税征收严重滞后，在个人所得税之外的大量存量财富比如遗产继承、房产等等都不用纳税。相比之下，身为资本主义的美国，在其税率方面却存在着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积极运用其税收杠杆节制资本。美国遗产税的起征点较高，并按物价指数浮动，1999年的起征点为65万美元，税率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税率达55%。 美国各州每年都要缴纳房产税，各州中位数从0.31%到2.67%不等，从全美来看，美国房产税税率的中位数为1.31%。这意味着一座价值200万美元房子的主人平均每年要上交的房产税为26200美元。价值500万美元的房子每年要交65500美元的房产税，价值1000万美元的房子要交税的税达到131000美元。以至于出现好多家庭“买房容易养房难”的状况。

相比之下，中国没有遗产税一说，房产税的政策据传酝酿了多年，也终究未出台。这使得中国的私人资本能够以几乎零成本来实现财富的代际转移与积累，利用先占优势迅速积累财富，并由此造成中国今天悬殊的财富分化。对这个群体而言，中国的税率实在是太低了。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刊文指出，《“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公众》，其文章说：

 

【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通常结合政府收入构成状况，分为大、中、小口径：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测算口径，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23.4%，而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5%;小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数据测算，2013年发达国家为25.9%，发展中国家为20.4%。】

http://news.ifeng.com/a/20161222/50458339_0.shtml

当然，有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说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数字不准。众所周知，统计局的数据是最不准的，必如GNP它就不敢统计，外资在中国的企业它算成是中国的财富，中国企业在外国的投资它也算成是中国的财富，总是在自相矛盾。但是，一般说来，税务总局的税收数据，比统计局的数据还是要更加准确一些的，毕竟有每年的各级纳税数额在那里。而且，如果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都不准，那些李炜光之类的天则所骨干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数据就更准?

曹德旺提出了一个真问题，即部分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税收负担过重，当然还有另外的问题是曹德旺们看不到的，即中国的工薪阶层及穷人税收负担过重而富人富豪税收负担过轻。李炜光们则把曹德旺提出的问题极端化、扩大化为因为工人工资福利太高及国家税收太高，整个企业和资本税收都太重，这就变成了谬论。国家税务总局及相关部门用详细数据指出，中国的税负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个数据也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穷人、工薪阶层、部分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税收却过重呢?其答案只能是，中国对富豪及房地产、金融等暴利行业的税收与美国相比太少了，这还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

正如前文指出的，中国的税收体制带有一定程度的劫贫济富、劫实济虚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仍然主要来自于个人所得税。虽然美国经济由垄断型的巨型大公司所主导，但是公司所得税只占联邦政府税收收入的10%左右，而个人所得税占比仍然达到48%。美国为什么将个人即富豪阶层的个人财富而非公司资产当做主要的税源呢?冷战时代以来，美国一直对富豪的个人财富征收巨额税收，这就迫使很多资本家将自己的财富投资于企业，变成生产性的带有部分社会性的公司资产，扩大了美国的生产、就业和工人福利。当然，自里根时代开始，通过税收改制，美国开始减少了对私人富豪的税收，大批资本家和CEO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套现纳入个人囊中，美国生产性大公司的投资降低，大量转移到套现频率非常高得虚拟经济以及流到更加难以监管的第三世界国家。里根的这一系列有益于大富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美国今日危机的总根源。即便如此，当前美国的税收仍然相当大一部分主要是由富人和富豪提供的，其劫富济贫的机制没有被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完全废除。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美国前1%富人在2013年的平均联邦税率为34%，而占美国人口60%的中产阶级面临的平均联邦税率为13.8%。美国的富人上交的税占了美国总税收很大一部分比例。美国前20%的富人上交的税额站到美国联邦税税收的2/3以上。美国排名前20%富人的收入接近一半都用于交税了。而中产阶级群体上交的税只占他们收入的14%，中产阶级交税的总额占美国税收总额的9%左右。

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税收政策相比，中国的税收第一主要是由企业尤其是由实体经济及中小企业来承担，而非由暴利行业和虚拟经济来承担，第二，在个人层面，主要是由穷人和中产阶级来承担，而富人、富豪所承担的税收太少。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税收政策，比美国里根式的新自由主义更加新自由主义。

这才是曹德旺事件背后的真正问题!

 

三、把中国经济发展增速下滑的主因归结为税收过高，是在转移视线

 

确实，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在下滑，从制造业本身来看，税收有下调的空间。但是造成中国经济速度放缓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对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虚拟经济和私人大资本尤其大富豪的个人资产征税太轻太轻了!

中国正逐渐面临一个从产业资本不断向金融资本升级的过程，同时资本会逐渐抛掉自由竞争的外衣而逐渐恢复新的垄断，并在地产这一形式上最明显的表现出来。大量的食利性的、赌博性的金融资本、虚拟资本和地产分割挤占了原先属于产业资本的利润。君不见，这几年在所谓的经济创新的名义下，各种金融服务形式不断出现，甚至屡屡上演一夜暴富的神话。对他们而言，恐怕不能说是利润太低了吧?

在我国经济前些年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广大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却没有同等提高，明显缓于GDP和CPI增速，同急剧攀升的房价更是没法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力成本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蔡丽娟《从工资成本角度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8)收入分配的失衡，1997-2007年，中国企业盈余从21.23%上升到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由53.4%下降到39.74%，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之比偏低。(吴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11)。普通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缓慢乃至停滞，造成经济发展内需不足，从而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因为过去一个阶段政府实行了劫贫济富、劫实济虚的政策，也就是对于高收入群体、私人大资本与虚拟经济行业的税收太低了，才导致了我们当前经济的发展困境。李炜光等人在“死亡税率”的名义下提出的泛泛的减税要求，假如真的落实，给制造业企业和普通劳动者的优惠终究是少数，给占据社会财富更大部分的地产和金融等大资本才是大有好处。

 

四、片面地强调减税所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少了，财政收入少了，缺口从哪里补?

 

假如要做直接的民意测验，可以想象，被调查者从自身角度必然是希望税收越低越好，可是问题是许多需要国家财政来支持履行的职能还要不要?面对美国在南海的教唆挑衅，航母还要不要造?面对蔡英文台湾当局越来越赤裸裸的态度挑衅，进行军事准备的钱从哪里来?在社会各阶层、地区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国家的治理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工作要不要搞?

中国今天的社会治理范式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最核心的特点之一就是“积极有为”。这无疑需要一个更加统一、强大的财税体制进行支撑，以国家为主导的财政投入特征势必需要进一步强化。事实上中国今天也具备了这样的现实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如何将已有的社会财富真正用于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广大群众全面自由发展，才是最大的任务。如果片面地、不加区分地要求轻税，在事实上不会对本身收入不高、高产不多的广大中下层老百姓有什么影响，但却足以使那些占据社会财富大部分的社会上层在减税的名义下逃避社会责任，保持并进一步扩大其财富和相应的社会权力。税收的大大减少，只会严重掣肘各项国家职能的进行，弱化国家社会治理能力，从而间接阻碍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中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推进。

实际上，这次围绕税收制度的争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更加凸显了进一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正是此前我国在税收制度上存在重企业轻个人、重低收入多数轻高收入少数、重国企轻私企、严国企松私企、财产税遗产税征收不及时等现象，使得税收未能很好发挥调节社会分配结构、促进公平正义的作用，错失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的最佳窗口期。由此形成了我国近十几年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4的警戒线以上，特别是私人资本急剧膨胀，并形成一定的塑造社会舆论、操控政策风向的能力。美国税收制度中轻企业重个人的做法，使得个人不敢轻易地把资产套现到私人名下，从而有助于使个人财富以企业股份的形式留在国内。中国重企业轻个人的做法，则间接促成了私人资本可以极低成本便利地变现资产，一旦国家政策环境开始朝向征收个人资产税的方向发展时，私人资本就可以以资本外逃相威胁。

从“曹德旺跑了”到“死亡税率”这一场舆论争论的背后，是中国以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为代表的大资本，面对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利润率下降的状况，从自身角度出发要求转嫁矛盾、保护安全而组织的一次精心的舆论战。他们构思巧妙、出招精准，利用特朗普即将声称降水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国际竞争压力，把曹德旺赴美投资办厂包装炒作鼓噪成“曹德旺跑了”的狭隘民族主义舆论，赚足点击吸引关注;他们语言娴熟、包装精致，用“死亡税率”这样的字眼制造惊悚效果趁势要挟;他们身段柔软哭腔动人入戏很深，把别人的台词念得好比自己的亲身哭诉，以比曹德旺本人更加卖力的姿态诉说夸大曹德旺等产业资本所面临的困难，向社会向政府撒娇哭诉要奶吃;他们捣鬼有术最擅长搅浑水以便浑水摸鱼，整出些“宏观税负”的大而化之概念掩盖税收的内部结构，以便一体均沾轻税的好处;他们老谋深算出招阴狠，在哭诉中把税收过重的脏水泼到国家身上，把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屎盆子扣到广大普通劳动者身上，暗中却要向广大劳动者、向国企、向社会主义中国本身拔刀相对;他们择时而动、定向发力，“死亡税率”的提法是11月份提出来的，“曹德旺跑了”的舆论是12月份，并进一步强化了“死亡税率”的观点，在12月份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前达到高潮。“死亡税率”的二重舆情爆破无非是制造舆论影响给政府工作会议提供议题并间接施压——多么完美的一次舆论策划!

 

五、中国的税收改革势在必行，关键的问题是朝什么方向改

 

是进一步延续劫富济贫、劫实济虚的思路，朝着有利于私人大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角度改?还是强化税收调节机制，把税收作为调节社会产业导向、分配结构的有力杠杆?毫无疑问，天则所骨干、理事李炜光等人所宣扬的“死亡税率”舆论，采取借钟馗(“曹德旺跑了”)打鬼的办法，是在为前一种税收改革思路造势。而中国经济的真正健康发展力量与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则是后一种思路。中国的税收改革，应该按照以下方向推进;

一是深入推进税收体制改革，实行总体轻税、部分重税、完善税种的方针，确保征收范围缩小、税收总量增加。

1、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降低普通劳动者税收负担，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累进税;

2、对存量财富征税，设立遗产税、房产税等税种，对大额遗产继承、投资性商品房等征收高额税收。

3、具体来说，加大对富豪阶层的遗产税征收，至少不能低于美国;

4、加大房产税征收，对个人和家庭拥有5套以上住房者，每年征收高额房产税，必须使那些推高房价的炒房者及拥有整栋整栋楼们的“任志强”们付出必要的代价，保持各城市房价与居民中位数收入对等;

5、在确保制造业企业完善对劳动者保障、足额缴纳五险一金的同时，适度降低制造业企业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技术创新，鼓励出口;

6、总之，用好税收这一宏观调控手段，逐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改善普通劳动者生活状况。

二是通过税收杠杆积极扶持高科技制造业企业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整顿和抑制投机性金融资本，逐步降温地产市场。让技术创新和制造业升级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驱动力，杜绝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虚假繁荣和经济泡沫。在这个方面，重庆市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可行性的标杆。

三是合理利用扩大的税收收入，实施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将财政资金向困难群众、普通劳动者、欠发达地区倾斜，提高上述地区和群体生活水平，间接扩大内需，提振经济活力。

四是毫不动摇的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减轻国有企业身上的税收、红利负担，改变此前税收征收中严国企松民企、重国企轻私企等导向，为国有企业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在经济上为政府提供可靠稳定的税收和红利来源，在政治上保障并强化党和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掌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