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所以成立教材委员会，西化、“清真”语文立功了

7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副主任为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黄坤明，秘书长为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国家教材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成立，由各领域资深专家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并由主抓文化教育的副国级领导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可以说规格极高。

习总多次强调改革应该注重问题导向，那么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究竟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报道说明，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组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有关教材工作，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

这段话可以解读出国家成立教材委员会的几大用意：一、国家统筹指导编订工作，而不仅仅是教育部一个部门审核指导。二、强调教材要贯彻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就是刘延东强调的“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教材体现国家意志。”三、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将要有重大调整。四、首次强调部分教材具有较强意识形态属性。应该是指语文、历史、地理、思想政治等教材将改回国家规划编订，收回下放给各省市及出版社的教材编订权。

这正是我及众多网友自去年5月以来在微博连续批评当前语文教材各类问题时所提的几项建议，国家如今全盘扭转，真是大快人心。

很快，7月6日当日又传出一条极好的消息。今年9月初新学期开始后，全国小学生和初中生将使用“部编本”语文教材，目前消息是从起始年级开始，各种其他版本教材将陆续退出舞台。“部编本”是指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教材。

大家不禁会怀疑，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就一定会把教材管好，解决教材中出现的西化、去革命化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成立规格极高的委员会体现了中央下大力气整治教材乱象的决心，而且因为国家教材委员会邀请的专家委员太给人以信心了。

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中，韦建桦教授、田心铭教授、张文显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林岗教授、林尚立教授、顾海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杨河教授、李捷研究员从事中共党史研究;顾海良教授从事《资本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韩震教授从事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张文显教授从事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研究;刘大为教授从事人民美术研究;仲呈祥从事人民理论研究。这其中，仲呈祥极力肯定和宣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认为文艺必须回归宣传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艺道路;最旗帜鲜明的是至今出任求是杂志社社长和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李捷研究员，他不仅在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发起每年召开毛泽东思想研究论坛，而且公开在媒体大力宣传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五大历史贡献：第一，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民族独立并创建了新中国。第二，毛泽东建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第三，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四，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加强和巩固了国防。第五，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极大地提升了国际地位。

上述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专家，占专家总数比例的44.5%，占国家教材委员会社科类专家比例的70.6%。这足以说明一切!

为何国家痛下决心在此时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因为当前的教材乱象已经到了不能再拖延必须立即重典整治的地步。还不能理解国家用意的，可阅读我下面这篇旧文《惊见“清真”语文！中小学语文教材让人步步惊心》足以看到以语文教材为代表的各种教材已经到了何种荒谬的地步，我们的孩子不能再被这种教材荼毒下去了，否则国家未来就真的没了。

中央痛下决心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这甚至高出了我的期望。感谢曾经并肩作战一起呐喊教材问题的众多网友们，正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才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及时改革。理性批评、合理建议，这才是弘扬网络正能量的真正意义所在！

【王小石，察网专栏作家。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平民王小石”】

附文：

惊见“清真”语文！中小学语文教材让人步步惊心

王小石

近年来中小学语文教材修订已在网络引发了多次争议。认真梳理相关信息后发现，并非如教材修订者所言公众“不专业”、“过于敏感”，而是各出版社的语文教材修订确实存在严重的导向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暗渡陈仓日积月累，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再不立即纠正就会发生“颠覆性的错误”了。

近日，网友拍照曝光小学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中，竟然有“求伟大的安拉保佑”这样的宗教语言，无疑让公众触目惊心。

目前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修订导向问题主要体现在下述新“四化”：

一、去意识形态化

各出版社的语文教材修订或多或少地凸显去革命化的导向问题，即以时代形势变化为理由撤掉承载革命传统教育的经典课文。而这必然会弱化中小学生对共和国的国家认同。

2005年，上海市课程改革语文教材正式删除爱国主义题材课文《狼牙山五壮士》。据上海市教材编写组主编徐根荣介绍，当初选择这篇文章是出于与时代接轨的考虑。同样当前把《狼牙山五壮士》从新课本中删除也是现代社会的需要。现在社会以多元化为主，学生们需要更多更新鲜以及种类丰富的知识，过去单一以革命战争题材为主的文章结构就与学生们的思想脱节。同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新编小学教材也以适应新时代形势为理由删除了《狼牙山五壮士》。

2014年，语文出版社修订语文教材，把周杰伦的《蜗牛》歌词放进课本里同时，却删除了魏巍纪实志愿军英雄事迹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语文出版社长王旭明解释为“思来想去还是与现在的形势总体不合。”什么形势?语焉不详。志愿军他们蓬头垢面，他们浴血奋战，他们负伤牺牲，正是为了国人几十年来衣着整洁地在安定环境中读书工作生活。此后，人民子弟兵在一次次保家卫国、抗险救灾中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始终无愧于“最可爱的人”称号。颂扬子弟兵为国为民奉献牺牲的精神永不过时，永远应该是时代的强音。在教材中撤下《谁是最可爱的人》目的或许是一厢情愿地安抚美国、韩国友邦惊诧，或许正是为了分割人民与子弟兵的血肉联系。无论是源于哪种目的，都必须对其保持高度警觉。

2016年，语文出版社又宣布在教材最新修订中撤下课文《南京大屠杀》。遭到网友批评后出版社辩解为“用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的《死里逃生》一节替代温树林的文章《南京大屠杀》，并没有撤下南京大屠杀内容。” 这辩解不能令人信服！两文内容高下姑且不论，而题目如文章之魂，《南京大屠杀》题目铭刻着几十万国人被日军血腥屠戮的苦难，《死里逃生》题目则是描述战争中个人的际遇，对日本侵华战争不义的控诉天地之别！

近年来舆论场上有股势力不断鼓噪去意识形态、去革命化的“告别革命”思潮，遭遇争议与各界批评，更谈不上成为社会共识。然而，部分教材编写者却利用手中权力已经在中小学教材修订过程中执行了去意识形态、去革命化导向。

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期间鼓吹去意识形态、去革命化的新思维，用空泛的人道精神消解社会主义革命合法性，正是促成苏联解体崩溃的导火索。反观美国中小学的意识形态教育无所不在。 美国公立学校的学生每天早晨都会全体起立，右手抚左胸面对美利坚国旗朗诵一段效忠祖国的誓词。 而美国语文教材的选文也并没有去意识形态化，几篇描述美国建国和南北战争时期的作品（《独立宣言》《美国的危机》《论公民的不服从》《华盛顿的性格》等）为美国国体的合法性作了很好的标榜。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距今已经一两百年，大大久远于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美国教材编订者也并没有以不符合时代形势理由而撤掉上述相关题材课文。

在中小学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特别是在美国叫嚣、筹措对华新冷战的当前形势下更应该加强中小学的革命传统教育，让学生能够在语文学习中潜移默化地理解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从而发自心底地增强国家认同。

二、西化倾向

西化倾向的第一个表现是借修订教材机会大幅增加外国题材课文。中小学阶段本该把学生的学习重心放在认知本民族文化和优秀品质上，外国题材课文过多无疑不利于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以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为例，根据网友统计：整个小学六年，除去一年级上册，总共416篇课文，其中以外国人和事为题材的课文共计100篇，占比例24%。 而且，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国家为主，而以东欧、亚、非、拉美等国人和事为题材的课文却屈指可数。

西化倾向的第二个表现是涉及到中国人多是负面形象，涉及到外国人多是正面形象，甚至不惜造假，给孩子从小就灌输外国小孩品质和智慧更胜一筹的印象。仍以人教版语文教材为例， 小学12册语文教材中，有12个单元的品质教育，其中4个单元涉及“环保品质”，8个单元涉及怎样做人、诚信、努力、互助等品质教育。在4个“环保”单元中，中国小孩频频以“捉小鸟”、“扔垃圾”的形象出现，作为对比阅读，教材却频频通过造假、删改等方式，违背现实常识和历史常识，去歌颂西方白人的环保意识，如《这片土地是神圣的》篡改史实称印第安人主动转让土地，美国人更加善待环境。肆意美化美国白人的殖民杀戮掠夺罪行。而在后面这8个“品质”教育单元的精读课文中，只有一个单元，中国人正面形象与外国人正面形象在数量上保持1比1，而其他所有单元，中国人的“品质”均被外国人胜出，或者被动物胜出。 有8个单元涉及“智慧”主题，其中精读课文中，歌颂外国智慧的有10篇，歌颂中国智慧的有4篇，贬低中国智慧的有3篇。实在找不到真实事件美化外国人的品德，教材编订者不惜虚构事实。人教版一年级下册第29课《手捧空花盆的孩子》，明明是一个朝鲜寓言，却非要把主人公改名为一个叫“雄日”的日本孩子，讴歌其诚实品质。而二年级下册第30课《爱迪生救妈妈》，文章开头写到：“爱迪生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他从小就爱动脑筋，常常想出一些好主意。有一次，他靠自己的聪明救了妈妈的命。”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虚假故事，因为人类做第一例阑尾炎手术时，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已经年过四十了，年过四十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小孩。

西化倾向的第三个表现是在语文教材宣传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2004年，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广东版语文新教材中“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茅于轼一贯鼓吹西方宪政和全盘私有化，这篇课文同样存在导向问题，主张“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同样是来源于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而不是对什么主义的信念。”这也是语文教材修订具有强烈西化倾向的明证。

三、泛宗教化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各种语文教材修订正在把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相关内容编订入教材。2002年，北京教科院组织编写的京版义务教育语文教材，在教材第13册神话单元课后练习题中收录了练习材料圣经旧约中的《上帝创造宇宙》，讲述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圣经记载并不是一般的神话故事，而是具有约束力的宗教教义。

还有本文开篇提到的小学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中出现“伟大的安拉”这样的伊斯兰教表述，这种编订已经涉嫌违反宪法和教育法中的“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而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用原则。虽然美国信仰基督教人群占大多数，但根据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美国法律会规定公立学校不允许教授神创论，由学校发起阅读圣经的行为，同样属于违宪。

四、去思想化

2004年，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撤掉了《为了忘却的纪念》、《阿Q正传》和《药》，这三篇都是鲁迅也是近代文学中比较有思想性和战斗性的作品，编订者把撤掉的理由归结为必修课学时减少和学生认为鲁迅文章难懂。其他出版社也存在撤掉鲁迅作品的现象，导致媒体热评“鲁迅作品大撤退”。舆论场上一边倒地反对呼声高涨，多认为鲁迅的现实主义批判性作品有着无可替代的教育意义。

2007年，北京教材修订中减少了很多优秀的文言文、诗词作品。例如《触龙说赵太后》、《六国论》 、《过秦论》、《病梅馆记》、《石钟山记》、《五人墓碑记》等思想性强的古文名篇都被撤下。其中，贾谊的《过秦论》和苏洵的《六国论》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论散文杰作。其立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和“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对于当下也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2014年9月初，媒体报道上海市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版语文课本中删去《寻隐者不遇》《登鹳雀楼》等8首古诗，编订者解释为“生字、背景文学知识难学，无形中加重孩子学习负担”。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他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语文教材在修订时撤下有思想性的古今经典文章，换上过于浅白的课文，已成为各版本教材修订过程中的常规动作。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一味减轻课文难度，虽然可以迎合学生一时的叫好，却不利于学生提升阅读理解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而这正是学习其他科目知识的基础能力，长期以往必然会减弱中国持续发展的民智竞争力。而且中国自古以来提倡文以载道。语文教材选文若过度强调工具性而弱化人文思想性，那么这种语文教育就是失败的，教出来的只是读写机器而不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人。

为什么中小学语文教材会出现上述导向问题乱象呢?

首先是2000年语文新课改放开了语文教材编订权，一下子打开了教材导向问题乱象的潘多拉魔盒。由全国统一使用人教版教材，改为十多种版本教材自行修订、各自圈地。除了人教版、北师大版和苏教版语文教材在全国划出最大三块势力范围外，北京使用北京版，上海使用沪教版，广东使用粤教版，湖南使用湘教版，还有语文版、鲁教版、冀教版、浙教版、闽教版、青岛版等等。新中国刚刚建立，中央就要求中小学教材必须统一供应，“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在任何一个国家在国民教育体系里教材都要体现国家的意志和核心价值观，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因为绝大多数文科教材都有价值导向，所以统一的承载国家意志教育导向就必然要求统一的教材来落实。若不如此，随着目前各版本语文教材在修订时动辄撤换50%课文的“脱胎换骨”，不用多久各版本教材就会改得面目全非，不仅会在教育导向上摔大跟头，而且会难以避免地造成地方主义抬头，会削弱中国统一、高效的中央集权制运行。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爬坡关键期，中央集权“办大事”的高执行效率至关重要。

其次是取代教学大纲的语文课程标准过于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同时又把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片面地理解为人性，却丧失了新中国语文教材区别旧社会的人民性价值观，犯了去意识形态的重大错误。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这是中国对两千多年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重大颠覆，人民性就此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诚然，自大跃进开始，语文教育政治挂帅越走越远，过犹不及，本应润物细无声的价值观教育变得生硬不堪。因此，1978年后教材开始削减政治内涵课文，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增加，而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据有关研究者统计，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课本中仅党史、革命史等相关内容所占的比例就达到34%，而这一比例在10年后则减为8.5%。这又走入了另一种极端，那就是过度地去意识形态、去革命化，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空心化，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思潮影响青年学生热衷于搞学潮运动，终于酿成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动乱悲剧。1990年，国家再次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国家有关方面于1991年颁布的《中小学语文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进一步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提出要对小学生、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应该说，这一版大纲的价值观教育与工具性教育平衡得最好。然而进入新世纪，2000年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改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了语文学科“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的功能，与1992年版大纲相比，突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属性，而弱化了价值观教育属性。而2001年7月发布计划要取代教学大纲的《语文课程标准》更进一步，改为宣称“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这种完全西化、不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表述已经为语文教材修订出现导向问题埋下了伏笔。2014~2015版课程标准更是把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标准的思想二字都抠去了。这种把语文教育定义为纯工具学科的课程标准，怎么会不指引各出版社教材出现各种导向错误?

最后，各出版社掌握教材修订权的关键岗位上遍布立场不正人员。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和前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室副主任温立三便是代表人物。王旭明，回族，在微博公开宣称：“阿拉伯语，俺民族之最崇高神圣的问候。赛俩目”王旭明从副局级教育部发言人升任正局级语文出版社社长后，大肆抨击现行语文教育是“品德课”、“社会课”的假语文，提倡真语文是“听说读写、字词句段、语修逻文。”简而言之，就是要把语文课变成修辞工具课，彻底地消灭语文教育的价值观教育属性。此后，便毫无合理解释地撤掉《谁是最可爱的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和《南京大屠杀》等经典课文，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王旭明是被安排冲锋陷阵的“改革旗手”。

温立三就是更是一个逆向种族主义者，他极端亲美、媚日，仇恨中华民族;十八大以后，他期望美国应当准备动手灭亡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应丢掉幻想，准备动手”);他主张日本无需为侵华屠杀千万中国人民道歉;他鼓吹暗示中国的教科书应当由美国人编写，嘲讽教科书正面宣传爱国主义、革命领袖、革命烈士、解放军等。温还声称：“汉语让我终身陷于这个文化泥潭无法走向外面的世界。”“被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美国)教化过的亚非拉落后民族，几乎全都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语言在其中立了大功。”   这样对祖国语言文字恨之入骨，居然负责语文课本的编审。虽然在引发公众广泛批评后，教育部对温立三作撤职处理，但是其多年贻害却并未得到充分纠正。

除了王旭明、温立三，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审人员立场诡异的人员还有不少，否则无法解释语文教材放开修订这十几年来的众多乱相。

怎么办？

一、立即停止放开语文教材修订权政策。包括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的文科教材由国家组织专家统一编订教材，接受教育部专门机构审定之外要报送国安委相关文化安全部门审核。同时，重大修订最好能够在互联网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

二、重新制定语文教材的课程标准，借鉴1992年语文教学大纲，提倡语文教育的价值观教育属性和工具性教育属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把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和为人民服务宗旨以及新中国革命传统所承载的国家认同有机地融入到语文教育中，用朴实生动、有感染力的选文来影响中小学生提升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三、安排巡视对十多年来语文教材爆发严重导向问题的相关责任部门，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在社会公示。选拔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教育人才充实到教材编订和审定岗位，确保教材的修订和审核权掌握在真正认同新中国的专业人士手中。

若能如此，学生幸甚，家长幸甚，国家幸甚！

（2017-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