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长剑要牢牢掌握在成熟的先锋队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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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开篇就点破了军队(战争)对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存和发展资源稀缺的问题一直没解决，被广泛接受并具备强制约束力的国际秩序一直未能真正确立，与此对应，丛林法则在国际政治中长期有效。“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若无一柄威慑强敌保家卫国的“倚天长剑”，国家的繁荣富强就只能是一枕黄粱美梦。

然而，仅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有效运用军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才是关键。战略是刀尖上的学问，其核心不在于逢敌亮剑，而在于以武止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必须服从服务于政治，能打胜仗的军队固然可以为国家赢得战略利益，但方向不对、目标过大，取得的战果非但不能被消化吸收，反而会成为不断消耗战略资源的黑洞。再锋利的宝剑，你拿着它向风车冲锋，最终也只能落得遍体鳞伤的悲惨结局。

说到有战无略、老虎吃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是个典型案例。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现代化急行军，通过对内社会生产变革和对外武力扩张跻身帝国主义列强。然而，这时候的中国却在闭关锁国与内忧外患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日本在现代化工业能力上，尤其是国防工业，形成了对中国的绝对优势。由此产生的军力对比甚至让当时的日军决策层喊出“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口号。客观地说，日军在战役层面，尤其是正面战场，胜多败少，基本没吃什么大亏。至1942年，日军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东以及中南半岛的大片领土，迫使苏联不得不与之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并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重创美国舰队，将日本的势力范围拓展到整个西太平洋。

然而，这一支善战的军队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呢?1945年，美军对东京进行了战略大轰炸，大火之后日本政府花了25天才把烧焦的尸体清理完毕。同年，美军在广岛和长期相继投放两颗原子弹，两座城市顷刻间成为废墟，死伤总数达30余万。在四面楚歌中，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放弃了自甲午战争以来在对外扩张中攫取的所有战略利益。在这场生死大搏斗中，日本赢了很多次战斗，却输了整场战争。

究其根源，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日本决策层的愚蠢与自私。说其愚蠢，是在于完全没有意识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已经触碰到苏联与西方国家能够容忍的极限。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在中国战场上取得的战果不仅不能消化，维持这些战果还要不断扩大战争，四处树敌。一旦中美苏三国联手，日本有限的资源完全无法承受庞大的战争消耗。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增加到14%，1944年，飙升至令人窒息的98.5%;就像一个疯狂挥剑猛砍而不知克制休止的狂人，只能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后轰然倒地。说其自私，是在于经历1930-1932年的经济危机后，不思及时调整政治经济结构发展生产，而一味煽动民族狂热通过对外扩张来转嫁危机。发动侵略战争“赌国运”，成本和风险都压在日本人民头上，收益却被军政首脑和财阀们瓜分。军队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只能将聚集了近百年的国力虚耗一空，换回“大日本帝国”迷梦破碎后的哀鸿遍野。

盲目扩张并不是工业化强国的专利，有时刚争得自身民族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会觊觎别国领土。1947年，在付出“印巴分治”等惨痛代价后，印度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温和抗争中获得独立。作为刚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古老大国，印度本应该像新中国一样对内着眼于推动社会变革扫清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对外携手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抗西方列强的压迫。然而，其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却以“英属印度”继承人自居，妄图建立吞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锡金甚至中国西藏的“大印度联邦”。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政客手里，印度军队非但不是保家卫国维护和平的力量，反倒成为挑起战争侵吞蚕食别国领土的工具。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196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般的攻势下，进犯的印度军队一溃千里，尼赫鲁在中印边界的“前进政策”彻底破产。那场规模有限的自卫反击战历时仅1个月，印度军队的伤亡情况也算不上严重，中国还交还了全部的俘虏和缴获武器，但对印度国际地位和扩张野心却造成了沉重打击。印度“不结盟国家领袖”的光环就此消散，在战败的恐惧和阴影下，不得不在中印边境长期部署消耗巨量战略资源的重兵集团。北部陆上边境陷入东西两线作战，南部海疆又处于世界海权大国必争之地，加之国内民族、宗教矛盾愈演愈烈，如此安全形势，其中甘苦只有印度自知。

令人遗憾的是，仅管遭受了惨重的战略损失，印度政治精英却仍然抱着构建区域霸权的“大印度联邦”迷梦不放。2017年，印军再次悍然越过边境侵入我国洞朗地区。在此地区中印并无领土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搞建设完全合理合法，其中是非曲直不言自明。面对如此明显的理亏，印度军方却一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嘴脸。其陆军参谋长拉瓦特叫嚣，已经为应对“2.5场战争”做好准备;其国防部长贾伊特利表示，印度已非1962年的印度。

从国力和军力的角度看，今天的印度自然非55年前可比，但政客的短视和愚蠢却与当年一般无二。当年尼赫鲁是仗着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支持，妄图趁中国经济困难之际在西藏边界问题上“揩油”，今天莫迪同样在打联合西方国家掐断“一带一路”向南亚延伸的如意算盘。归根结底，还是要保住印度在不丹、尼泊尔甚至孟加拉国独占的“特殊利益”。一边与经济体量和军事实力远超自己的中国武装对峙，一边应对飞速发展的宿敌巴基斯坦接连不断的冲突，还要处理国内分裂势力的挑战，印度有多少战略资源经得起消耗，这样的威慑与讹诈又能吓倒谁?作为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印度本可以搭上中国“一带一路”的顺风车去解决自身的众多发展问题。若是为了不切实际、落后于时代的扩张迷梦，为选票煽动国内民族情绪甘当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棋子，等待印度的就只能是再一次的战略溃败。

历史证明，对于一支军队而言，战略上的失败无法通过战术上的胜利弥补，正确的战略路线是决定其能否有效履行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关键。90年前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伟大军队的诞生。但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斗争路线，加之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都没有达成预定的目标。

失败之所以是成功之母，就在于强者能在挫折中一步步总结经验走向成熟。三湾改编，特别是古田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缔造出一支与中国历史上旧军队完全不同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明确了“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性质，牢牢掌握在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手中。这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践中不断自我修正战略方向和政策策略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即使因为“王明路线”的干扰而遭受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数万中央红军血洒湘江;只要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得到解决，在遵义会议上找回正确的领导人和战略方向，先锋队就能在实事求是中改正错误走向成熟，人民军队就能克服千难万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人民军队，才能承担抗击60%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并不断收复失地的艰巨任务，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建立赫赫功勋;才能在兵力、装备和后勤补给均处绝对劣势的危局下，通过三年解放战争打垮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只有着眼中华民族长远核心利益的领袖和先锋队，才有超乎寻常的勇气在百废待兴一穷二白之际，在国门之外迎击武装到牙齿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才有纵横捭阖的智慧，选择“古巴导弹危机”这一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对不断挑衅的印度发起“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反击。中国的繁荣富强需要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但这样的“战略机遇”不会从天而降。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只有拥有并合理使用一支能够“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强大军队，我们才能赢得和平、安全和尊严。今天，我们再次审视对中国地缘安全有着重要影响且热度日益升温的朝鲜半岛和中印边境，就不能不对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一仗打出几十年和平”的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英雄领袖致以诚挚的敬佩和衷心的感谢。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贫富分化、经济增长乏力、恐怖势力横行的当今世界，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均衡不平等的全球化方案对日益尖锐的矛盾与冲突束手无策。合作共赢而不是损人利己，平等协作而不是剥削掠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不是强者通吃的“太平世界”，才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通过“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互惠共享发展机遇，为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发展范式，这又必然会损害那些妄图搅乱甚至碎片化欧亚大陆“分而治之”以达到“再领导世界100年”新保守势力的利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但前行的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与冲突不可避免。在丛林法则依旧大行其道的今天，所谓“不冲突，不对抗，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伙伴，只能是招数用尽依然打不倒的对手。这一点，我们不能抱有丝毫侥幸。

中国要成为霸权主义国家“打不倒的对手”，不仅需要打造一柄“能打胜仗”的倚天长剑，更要保证这柄剑“听党指挥”牢牢掌握在成熟的先锋队手中。唯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战略方向的不错误和战略资源的不浪费，才能确保军队有效履行新时期历史使命，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在引领世界发展中走向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