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要在直面现实、推动变革中增强国家认同——电影《印度合伙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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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电影《印度合伙人》近期在国内上映。影片英文原名Padman，直译为“护垫侠”，讲的是印度一位草根男子为了解决女性生理期卫生问题，艰苦创业发明廉价生产机器，对抗愚昧旧俗，在印度推广女性卫生用品的故事。

和许多现实题材的印度电影（如《摔跤吧！爸爸》《厕所英雄》）一样，该片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其主角原型是印度草根企业家Muruganantham，曾入选《时代》杂志2014年度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他所发明的机器成本低廉，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引用，大大改善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卫生观念与状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印度合伙人》不光带给我们感动，也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和启示。这里简单谈几点。

第一：专利还是共利？富一人还是造福亿万人？

与《中国合伙人》不同，《印度合伙人》虽然也是讲个人梦想的实现，但主要不是彰显个人奋斗、成功，不是讲述新的市场英雄、企业精英的诞生，而是讲一个另类英雄——为解决他人困难而孜孜奋斗的利他主义者的创业历程。

影片男主人公拉克希米之所以不顾他人误解、鄙夷甚至唾弃，越俎代庖地去“干涉”女性的私人问题，抛家舍业，众叛亲离，仍义无反顾地四处求访知识技能，反复试验，发明制造廉价生产机器，起因是发现自己所爱的妻子、妹妹等女同胞囿于印度传统观念陋习，同时由于高进口关税，女性卫生用品价格高昂，普通人家根本用不起，只能沿袭最不卫生的传统方式，以致很多女性因此得病甚至死亡。男主人公正是从解决身边女性的健康问题这一点出发的，而家人始终不理解、不接受，视之为疯子、耻辱。但他没有放弃，其目的也慢慢从帮助身边的亲人扩大为帮助全印度成万上亿的女性。

在其发明成功并获得大奖后，其合伙人帕丽父女告诉他将会获得专利，并向他这个没多少文化的草根发明家解释什么是“专利”：“这相当于一个标记，代表这机器是你的发明，没有人能抄袭……”

他却大为不解，因为他本来就想最大程度地推广这套廉价机器：“让他们抄袭啊，我没意见。”对方又解释：“等你拿到专利后，会有很多公司来找你，你能获得数百万卢比。”“知识是有价值的……你将会成为百万富翁。”

他反问道：

【“他们为什么要为一台九万的机器，付我几百万？如果他们为了我的机器给我数百万，他们要怎么赚回那些钱？这样机器的成本提升，护垫的售价就会跟着提升。如果护垫变贵了，那么我做这个机器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的碰撞。第一种是“知识产权”的观念，用发明创造获得专利、个人致富的观念，已经饱受市场经济思维浸润的我们不会陌生，这对市场经济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来说天经地义。相反，思维简单朴实、有些一根筋的男主人公的思考，对我们来说却是久违的了，甚至有些不合时宜、落后了。但他却戳破了“知识经济”下专利产品高附加值、知识创富的秘密。如果遵循市场经济的常规路子，他个人毫无疑问会成为巨富，但却正好违背了他不惜倾家荡产，辛苦试验、发明低成本机器以造福大众的初衷。那样的话，只是增加了一两个百万富翁，增加了一些中间商的利润渠道，却与他切实解决女性问题的初衷背道而驰。

电影显然是支持他这种“一根筋”的。他此后多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甚至站到联合国的讲坛上公开宣扬，得到了欢呼赞赏。他放弃了机器发明专利，为各个村子安装机器设备，以市场价几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自己生产的卫生产品，使普通妇女能够买得起，用得上。与他并肩合作，在推广、销售和扩大经营上出力甚多的女合伙人帕丽也放弃了利润分成。此后他的廉价机器继续在广大农村扎根蔓延，给当地妇女提供就业岗位，为她们的生活和思想带来切切实实的进步改观。

这是回归技术创造的本质，即通过知识技能来改善人们生活，推动社会进步；是利他、利国、利千万人的，而不是“专利”一人的。而这显然是“反市场经济”的。因为按照市场经济，竞争者凭借某一专有优势获取高额利润，赢者通吃，天经地义。市场经济自发地具有财富集聚效应，而拉克希米却拒绝专利权，反对财富集中于个别人。他完全是现实中一些技术寡头的反面。

专利观念对我国也曾经是新事物，就像对影片的男主人公一样。我们如今已从法律到经济体制到思想观念上确立了专利、知识产权的概念。但在保护发明创造热情、给与应有回报的同时，是否也要注意到专利专享造成知识技能的垄断、利润的过度榨取、财富的过度集中，反而因此阻碍社会进步的可能？就像男主人公所忧虑的那样。另一方面，我们如今的文艺作品还敢像《印度合伙人》那样大张旗鼓地宣扬发明家放弃专利、无偿奉献知识技能以造福全社会吗？恐怕难以想象。如果有的话，估计“假大空”“不切实际”“仇富”“倒退”“平均主义”等帽子是要扣上来的。

与《中国合伙人》的主人公相似，《印度合伙人》的主人公出名后也到了纽约——第三世界国家的个人成功总要得到发达国家的确认。但不同的是，“中国合伙人”到纽约是为了辩解自己并没有违反（美国制定的）国际市场规则，证明自己是游戏规则的遵从者和“合法”胜出者；最后其公司在纽约成功上市，便是自身得到国际资本市场接纳的确证。而“印度合伙人”的代表拉克希米在联合国讲坛上的一席演讲，却是对市场逻辑的挑战与颠覆，反对“货币拜物教”“利润至上”的宣言。这场颠覆性演讲赢得了极大赞赏，特别是当时在座的女性听众。其发言简单朴实，文法也不太规整，但值得回味：

【“拉克希米是钱的意思。但今天的拉克希米站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受到你们鼓掌，为什么？因为这个拉克希米追求的不是钱。如果拉克希米跟他人一样爱钱，那就成了‘钱侠’，而不是‘护垫侠’。……今天，拉克希米成名了，但还是以前的那个拉克希米，拉克希米没有钱。赚大钱，只会让一个人笑；做好事，能让许多女性笑。我应该为我的国家做更多贡献。”】

的确，知识是有价值的，甚至是明码标价的。但如何让知识发挥更大的价值，而不是成为制造财富鸿沟的壁垒呢？是专利，还是共利？是让一个人笑，还是让更多人笑？是富个别的人，还是造福亿万人？除了赢者通吃的市场逻辑，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印度的这名草根发明家带给了我们这样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对于曾经普遍怀有奉献、利他精神，在不知“专利”为何物的年代里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包括两弹一星、青蒿素、杂交水稻在内的许多科技创新成果，造福祖国服务人民的中国知识阶层来说，这本应当不成问题。而对今天不乏凭技术优势垄断市场，以创业之名收割社会财富，为“科学创新”而置社会伦理于不顾，科研越来越市场化、私利化、门派化，层层专利壁垒将医疗价格、生存成本高高抬起的中国市场来说，《印度合伙人》可谓一面另类的镜子。

第二：印度电影中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

印度电影不排斥大段抒情色彩强烈的歌舞，也不排斥在电影中直接通过主人公之口大段大段地宣传布道，使得影片带有更鲜明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导向。上述电影结尾处的联合国演讲是一段，此前还有一段，是在印度理工大学举办的发明展览颁奖大会上。颁奖典礼请到了印度演艺明星阿米特巴•巴强，他做了大段鼓舞人心的演说，大意即：发明创造改变社会，推动国家进步；印度很穷，人口问题繁重，但印度人是有创造精神的，十亿人口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十亿个智慧的头脑；充分发挥人民的创意，印度这个“创意的国家”会无比强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影片透露出来的浓厚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社会责任感，和颇有代表性的国家认同感。正如《印度合伙人》一样，印度的许多现实题材的热门影片，都不局限于个人故事，而是以小见大，通过个例折射出普遍存在的社会难题，呼吁国家的改革进步。而影片中也往往是国家、政府力量的最终介入，对事件做出最终判定，对主人公凭一己之力改变陈规陋习的做法加以确认，最终决定性地扭转局面，革新社会。《厕所英雄》里男主人公为解决妻子上厕所难的问题，冒传统观念之大不韪，在家建厕所，并力图使农村移风易俗，最终推动政府出台政策，改变官僚作风，在农村修建公共卫生设施，男主人公的行为这才被家乡人接受。《神秘巨星》里，专制暴虐的丈夫在强行带妻子女儿移民出国时，在家丝毫不敢反抗的妻子借着机场安保和监控设备的在场——代表了国家机器和公共场域对弱势者庇护的一面——奋起反抗丈夫的暴行，带女儿回家，帮助其实现音乐梦想。《摔跤吧！爸爸》则是女主角作为少有的女摔角手，参加国际赛事，赢得国家荣誉，从而改变了人生轨迹，战胜了传统偏见。《印度合伙人》也是主人公最终获得了政府颁发的莲花士勋章，从而得到家乡重新接纳与热烈欢迎。

在这些影片里，固然在暴露社会问题、传统陋习上毫不掩饰，但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依然清晰可见，因而又全然不同于自我否定的、“东方主义”的他者视角，并非迎合西方猎奇想象的“异域景观”。影片首先是立足本国，朝向本国民众的。传统陋习的场景在这里不是为了展示陈列甚或欣赏把玩、招徕品鉴者（如80～90年代我国某些“第五代”作品），而是为了改变，为了告别，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向前进步。这就有了破与立，有了自尊自信，有了国家民族的积极现身。如上所述，国家、政府，在这些影片中是确认个体选择的合法性、凝聚社会认同、提供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积极角色，共同体的代表，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感召力。

此外，影片人物对祖国之名十分珍爱、尊崇，对自己作为印度一份子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非常鲜明，也热切、由衷地渴望印度强大，正如《印度合伙人》里的几段演讲词表现的那样；赢得国家荣誉的主人公总是在众人的集体狂欢之中凯旋，成为家乡乃至全国的英雄。虽然在一些影片中，个别场景的民族感情渲染不无夸张色彩和“民族主义”之嫌，但也确实让人感动、随之振奋。因为那份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之情、对英雄志士的爱戴尊崇是真挚的，不做作，不虚伪。这种朴素的感情，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是激励奋斗、创造、团结的共同情感，蕴含着深厚的能量，弥足珍贵。

回到《印度合伙人》，国家意识贯穿始终。作为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全印度只有18%的女性使用护垫”，有几亿女性面临健康风险；作为改变，是全国性的改变，全民族的进步：“让印度成为护垫普及的国家”，“希望有一百多万女性参加这项工作”，要让“不可思议的印度”变成“创意的印度”，依靠创意和发明“引领社会走向更好的未来”；作为英雄，则是全国的英雄：“美国有超人，蝙蝠侠，蜘蛛侠，但是印度有‘护垫侠’！他是我们真正的超级英雄！”（颁奖嘉宾语）。男主角在联合国自嘲说印度问题重重，但这就意味着机会也很多，进步空间很大；影片也以他为典型，呼吁有志之士“为国家做更多贡献”，让印度强大起来，“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相当于我们说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电影是社会集体意识的载体，《摔跤吧！爸爸》《印度合伙人》等影片在印度大热，一再刷新记录，这反映了印度国民不容小觑的国家认同感、文化凝聚力，不甘失败与落后的韧性和奋力赶超、在世界舞台占有重要位置的决心。

第三：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改变社会

据悉，《印度合伙人》在印度上映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电影中反映的现实问题，包括阿米尔•汗在内的不少宝莱坞影星发声响应，呼吁关注女性健康，印度民众也向政府请愿，要求减免相关的关税。今年7月，印度官方宣布取消相关用品进口关税，数亿印度女性从中受益。这是文艺作品改变社会的又一例证。

此前，韩国电影如《辩护人》《熔炉》等就曾推动了重大案件的重审、国家法律的修改。我国近年电影如《亲爱的》《我不是药神》等也引起了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行动的开展。再回溯到更远的时候，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革命与建设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等历史时段，小说、诗歌、绘画、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都发挥过很大的社会作用，甚至直接成为动员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号角。

文艺作品可以改变社会，也应当致力于改变社会。为人民服务，反映社会民生，推动社会进步，这不但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应有之义，也是任何进步文化的诉求。20世纪初，美国纪实摄影师刘易斯•海因以其大量反映美国工人真实状况的照片，引起了全社会对童工问题、工人处境的广泛关注，最终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用童工，加大儿童教育、救助。刘易斯•海因信奉照相机应当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齿轮”，他曾说：

【“摄影不应当仅仅为了美，而应有一个社会目的。要表现那些应予赞美的东西，也要表现那些应予纠正的东西。”】

刘易斯•海因潜入工厂拍摄的童工照片

如今，电影作为一种极具表现力的大众文化形式，能够承载广泛、深刻、多样的思想意涵，无疑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无论是好莱坞大片带来的感官刺激、精神抚慰，还是韩国、印度现实题材影片对社会问题的暴露、给人们带来的反思，都在无形之中塑造着社会集体意识。而在社会矛盾依然突出、发展依然不平衡不充分的当今中国，我们理应多一些类似韩国、印度现实题材的影片，直面现实，增进人们的理性反思，激发起改变社会不公、解决现实问题的集体意愿，而少一些美国大片式的浮夸与造梦。借用刘易斯•海因的话，让电影“表现那些应予赞美的东西，也要表现那些应予纠正的东西”，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齿轮”。《我不是药神》让人看到了国产电影的这个潜力，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好作品出来。

最后，从近些年印度涌现的一批现象级影片来看，印度这个时常被我们嘲讽蔑视的国家实在不容小觑。尽管国内问题重重，社会千疮百孔，但其电影佳作中反映出来的奋斗精神、赶超决心、社会韧性、国家认同与凝聚力、文化自信与文化产品的独树一帜、文化精英的公共意识和进步倡议、公众参与和反思意识、变革意愿，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印度未来发展的精神基础。

作为经历过新民主主和社会主义革命洗礼的中国，我们相比印度来说早已扫除了许多陈腐落后的迷信观念、社会制度，印度电影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如极端的性别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宗教桎梏，对我们来说难以想象；我们并没有那么落后的陈规陋习、宗教约束作为障碍，理应发挥制度优势，巩固革命遗产，更多弘扬平等的、公共的价值、文化，创造更多有益社会民生的技术发明和文艺作品。但现实地看，我们做得并不够。社会精英并没有足够的公共意识、平等追求，文化工业制造出的娱乐偶像缺乏社会责任感，金钱至上，少有为社会民生发声疾呼者；从社会集体意识来看，甚至为革命扫除过的如性别歧视、嫌贫爱富、封建迷信、等级尊卑等陈旧观念和思维方式也重新浮现。这既落后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与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大不相称。

物质的丰裕与精神的欠缺对照鲜明，文化建设任重道远。这就需要参照，需要借鉴。除了以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类似《印度合伙人》这样的国外佳作，也是较为切近的参考，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激励我们切不可在文化精神上自甘沦落，丧失了对现实问题的追问，对社会进步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