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与《叫不醒的倪光南》无名氏作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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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7日，一位无名氏作者以《“叫不醒”的倪光南》为题，在DoNews发表文章，但全文却不乏主观臆断、传言当真的内容。

倪光南是怎么离开联想的？

该无名氏作者开篇就说：

【“了解倪光南和联想的人知道,当初倪光南之所以与联想分道扬镳,其根源就是与柳传志在‘技工贸’还是‘贸工技’上的分歧。当时身为联想总工程师的倪光南固执的认为联想应该走‘技工贸’路线,并且因此离开联想。”】

事实上，倪光南离开联想，是被联想“开除”—解除劳动合同所致。

而之所以被解除合同，是因为倪光南发现柳传志违反专款专用的规定，未经联想董事会，擅自决定借钱552万美元给港商购买联想股票。于是倪光南向董事长曾茂朝反映，之后，一场纷争开始——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倪柳之争”。

“‘倪柳之争’的真相与实质是：作为联想集团企业董事的倪光南发现大笔公款被挪用，按组织程序给董事长反映，于是，一场纷争产生。”

几个有关上市的蹊跷会议

1993年6月14日 柳传志主持召开北京联想总裁室会议，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香港联想情况”，但除了说要“加强对香港工作的支持”，“加强财务监控”以外，没有谈及香港联想上市的任何情况。在香港联想上市前，北京联想的其他会议上也都没有讨论过香港联想上市问题。

在香港联想上市前，北京联想召开总裁室会议，其记要表明香港联想上市对于北京联想来说是暗箱操作：

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背着北京联想董事会召开财务工作会议，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南明公司，再由南明公司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借给导远，作为港商对香港联想的增资，这在招股书上没有任何记载。1992年的增资扩股使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约11000万元，上市后原三家股东共持股4.848亿股，因此增资时的每股成本价约为0.23港元。

中国银行给北京联想的贷款文件和柳传志主持的联想财务会议记要，记载了贷款用于港商负债持股的做法。

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挂牌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得到2.618亿股，港商得到2.08亿股，技转公司实投股本金和港商相同仅得0.15亿股。上市后的股份比例中方从67%变为40%左右。上市发行价1.33元，由于超额认购达405倍，北京联想员工和其他股民买股票的成本价约为2.2元。上市当天股价升至2.2元。

倪光南发现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

上市后倪光南通过调查发现了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的问题，从1994年上半年起即实名（从未匿名）向上级反映。

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免职，中科院一个局长宣读中科院调查组“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岐的情况通报”，称“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倪光南同志所提的意见，大部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此后倪光南实名继续向上级领导反映，并一直呼吁及时追回非法给港商的贷款，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这就是倪光南“离开”联想的真相。

联想当年没有自己研发芯片？

该无名氏作者称

【“倪光南与柳传志分歧的具体时间已经很难考证,但据后来的报道,其大致的时间点应该是在1994年底,也就是倪院士本次发言中,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当时按照倪光南的设想,联想应该对标国际上的英特尔,全力开发芯片等核心技术。”

“而当时的情况是:CPU市场英特尔一家独大,AMD通过稍微低廉的价格勉强分羹,IBM(代工)和Cyrix的CPU则凭借更加低廉的价格夹缝中求生存,以至于后来Cyrix不得不卖身IBM以自保。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研发自己的芯片不仅投入巨大,就算研发成功了,在技术上也很难与英特尔、AMD竞争,甚至与Cyrix也没有对比性。”】

在笔者看来，尼玛您老人家基本事实都不清楚，就来信口雌黄、妖言惑众，怎不贻笑大方之家？

事实上，联想1988年开始研发芯片，到1993就研发出五个ASIC芯片，进而产业化。而华为1991年才涉足芯片研发，联想曾经领先华为好几年。

图为1991年6月，倪光南在香港联想给柳传志、吕谭平、张祖祥等演示在激光打印机上加联想激光打印卡（ASIC芯片）的效果。

“中兴事件”，令更多的人们知道了集成电路技术（芯片）和软件技术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但在1980年代的中国，人们对芯片还很不了解，很少有公司敢于去碰芯片研发。

图为采用了ASIC技术的7型卡，就是DLX9000芯片，它集成了约6000个门，采用1.5微米工艺，在当时是较先进的，并成为联想式汉卡中销量最大的一个型号。

图为采用TLX9200芯片的9型卡（又称CSVGA卡）。

图为TLX9200版图，其上集成了21000个门，采用1微米工艺，在当时其集成度是较高的。

1992年，倪光南提出的联想激光打印机项目获得总裁柳传志支持，由北京联想R&D的孙祖希、徐非、刘洪等开发用于联想汉字激光打印机的ASIC芯片LXCG9000。

联想激光打印机从无到有，在与HP等外国大公司的竞争中发展起来，后来成为国内激光打印机的第一品牌。

通过在联想式汉卡、联想微机和联想激光打印机上的成功尝试，联想在设计和应用ASIC方面，到1994年时已有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而华为在1991年才开始研发设计芯片。

图为采用ASIC芯片LXCG9000的联想激光打印卡，使打印汉字的速度提高十倍左右。

与复旦大学合作研发芯片

图为1994年1月20-21日，柳传志、吕谭平、倪光南等和巫先生会谈纪要，柳传志等表示“我公司有意通过与XXX等人的合作，发展芯片方面的能力”。

在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领导班子的一致同意下，1994年上半年联想总裁柳传志与上海复旦大学微电子中心、长江集团多次谈判，筹建ASIC联合设计中心。

香港联想公关部1994年5月为此专门出了一个“新闻剪影”，收集了十多家报纸的报道，它们都对这项合作给以很高的评价。由于该联合设计中心可以依托复旦大学的ASIC国家实验室（投资已达180万美元），所以投资额相对较小，总股本金为1200万人民币，联想预计占55%，合660万人民币。

图为香港联想公关部1994年5月出的“新闻剪影”上第一页就是吕谭平宣传ASIC设计中心的报道，在建ASIC中心问题上，吕谭平紧跟了倪光南。

柳总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正当联合设计中心准备就绪，即将启动之时，总裁柳传志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1994年6月5日，总裁柳传志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了一张200多字的便条。

柳传志首先肯定“建立设计芯片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的”，然后提出几点意见：

一是“要有销售市场”，并认为“由于我们自己销售板卡，所以此项具备”；

二是“要能引进最先进技术”，他认为“目前无把握”；

三是“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他认为“这条，目前尚无较可行的解决方向”；

四是“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的开发人员”， 他认为这“经过努力后有可能做到”。

最后他认为“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第三条”，即“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

于是柳传志说“这件事是由香港联想GMO（总经理室）负责的，所以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

总裁柳传志写了这个便条后，没有经过讨论，原来的计划就停止执行了。

图为柳传志停止上海芯片合作项目的便条。

国家经贸委合作项目流产

1994年8月，倪光南担任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多媒体技术”国家技术开发项目的技术组长，他为联想申请了一个“多媒体芯片和板级产品技术”项目，得到了国家经贸委1100万元的科研费和数千万元的贷款支持。倪光南很高兴，认为这样联想连钱都不用出，就可以建立ASIC设计中心了，应当没有什么风险了。但不知道总裁柳传志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始终没有批复，急得倪光南一点办法也没有。

图为倪光南为联想申请的“多媒体芯片和板级产品技术”项目，得到国家上千万元资助和大量贷款。

笑话连篇的“叫不醒”奇文

该无名氏作者还称：

【“在当时的背景下,联想的生存比超前发展的思路更加重要。如果按照倪院士的思路来,也许联想这个明星企业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时,倪院士在联想的职务是总工程师,对于技术带头人而言,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尽量的提升技术没问题。但在‘技工贸’还是‘贸工技’的企业战略和生存问题上指手画脚,就有些越界了。”

“当然,技术思维与商业思维从来不是绝对统一或者对立的,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在对的时间,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情才是最关键的。”】

然而，以上种种说话却是不折不扣的笑话，简直不把人笑死不罢休！

该无名氏作者还有不少对联想华为雾中看花或盲人摸瞎马式的评论，纯粹隔靴搔痒、文不对题，这里不再一一展开，浪费大家时间。

【陶勇，北大国经智库研究员、中关村历史课题组研究员，有着十数年平媒、网媒工作经历，先后从事财经（人物、企业）、时政法制和调查报道，在多年的新闻实战经历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从业经验。作者着有《联想做大华为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