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眼中的改开前30年是个什么样？

这可能要打某些所谓公知精英们的脸了。

日前，有幸与来京的中国台湾统一联盟前主席、统一联盟党中央委员、《祖国》杂志社长戚嘉林博士相识，得其主编的今年8月刚刚出版的《坎坷复兴路》，记录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来的成就，读之甚喜。

尽管记录的未必全面，但从台湾学者的视角，观察大陆70年的变迁，这还是我见到的第一本书。本文今天想说的是，台港学者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30年的。

改开前30年与后40年分不开、割不断

戚嘉林博士在自序中写道，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建政70周年。70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历经刻骨铭心的不懈奋斗，取得从一穷二白到丰衣足食大国崛起的举世瞩目成就。其坎坷经历主要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至1979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1980年至2019年）两个历史时期。两者关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因为，历史是连续的，后40年是在前30年累积的基础上，坚持探索发展起来的，前30年则是在饱受内外战火摧残极贫落后的惨状下、人民所选择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

1949年，中共虽处于积弱积贫极度落后及美帝虎视眈眈的内忧外患情势下，毛泽东等开国元勋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势，收回教育权，终结西方严厉科技封锁，结好前苏联，引进国际科技，发展重工业，建立工农体系，使国防科技能力跨越半个世纪，推动教育、铁路、公路、水利、发电、电信等基础建设，完成经济起飞所需的启始条件。

收回教育权——西方在华教育事业的终结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专讲改革开放前30年。收录的第一篇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邢福增博士的这篇文章。邢福增教授在文中称，列强总是利用教育影响或改变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或挑起分离认同。早在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既已前瞻性地将西方教会定性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西方列强（特别是基督教及天主教）在旧中国建立了一套完整及庞大的教育体系。1950年时，中国大陆共有私立高等学校（大学）49所（还不包括西南六省及西北三省），其中教会大学20所，共有私立中等学校467所，占中等学校总数的48%。1951年底，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情况是：

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大学共20所（学生14536人）

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大学17所（学生12984人）

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中学共514所（学生160250人）

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中学共255所（学生81347人）

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小学共1122所（不完全统计）（学生188376人）

这些教会学校，教的都是什么？曾就读于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开办的圣约翰书院的学生回忆，他们对美国地理或圣经的了解，远超过对自己国家的地理和文学的了解。个别学生在毕业时，英文学得比他们的母语更好。中国近现代知名外交官、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在回忆这段就学经历时记得，在圣约翰只上过美国和英国的历史课，却从没有上过中国历史课，“我原有的很多迷信都被这种教育从心底里清除了”，美式教育使顾维钧内化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并且使他相信美国会关注中国的利益，“美国是不会利用中国的弱势地位为自己谋取利益的”。结果至死，他也要终老美国。

如何处理这些西方教会教育，是新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新旧教育体系更替阶段，对旧的教育体系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原则。保护维持，即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应本着“公私兼顾”原则，积极维持各地城市中现有的私立学校，这只是暂时的策略，主要是出于争取团结及维持稳定的需要；加强领导，就是加强对私立大中学校在政治和业务上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党的领导，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少年儿童队，党指导成立学生会，建立进步的教工组织，同时政府也通过管理文化教育工作的规定；逐步改造，是指强化政治思想教育。如废除“反动”课程，新设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政治思想教育成为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加强思想改造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1950年10月，正式接办了由意大利罗马教廷委派美国教会组织在北平创办的辅仁大学，使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被政府接收的教会大学。抗美援朝，使中美进入实质战争状态，借此机会，肃清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的遗毒工作加快。1952年秋，教会大学全部被撤，并入其他院校。同期，教育部又明确要求，在1954年前接办全国私立中小学。此项工作至1956年才最终得以完成，彻底粉碎了西方企图借助教育改变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宗教信仰，使中国人忘却自己的历史，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在意识形态上将中国彻底西化，从而打垮中华民族的阴谋。

三十年奋斗建立现代经济发展的启始条件

戚嘉林教授在第一章中连写了《国防科技跨越半个世纪》《刻骨铭心的强国梦》等3篇。在《国防科技跨越半个世纪》中写了一段强国梦。他认为，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导人，他的重大决策，无论是正面或负面，如前期的“一面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抗美援朝”“发展国防科技”“发展核武”“建立重工业”、中期的“三面红旗”与“文化大革命”、晚期的“中美建交”及第三次起用邓小平等决策，都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就毛泽东的盖世成就而言，当时新兴的中国共产党人，外要抗拒美国对新疆与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的颠覆，内要防御蒋介石军队的沿海突袭与反攻大陆，且人口文盲众多，经济又历经50年战火的摧残，其所处的大环境当较元明、明清改朝换代时更为艰险。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勤俭建国，压缩全民奢侈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积极发展国防科技，从而建立起初步的国防工业。回顾1950年代的国防科技与重工业大引进的这段历史，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唯一正确选择，它为中华民族争取到国防科技与重工业百年未遇的建设。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等一代领导人的争取引进建设与规划，钱学森等一代科学家的无私奉献，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与建设兵团等万众一心，艰苦学习新技术，争分夺秒地珍惜这10年，才使中国的国防科技与重工业，一下子跨越了半个世纪，从而为日后中国的国防科技与重工业体系的建立，奠下坚实基础，那是一代中国人壮烈篇章的强国梦，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与骄傲。

在《刻骨铭心的强国梦》中，戚嘉林教授认为，1950年时的内地完全不具备现代经济发展的启始条件，主要的工业年产量，原油20万吨、原煤0.43亿吨、钢61万吨、农用化肥1.5万吨。工业上无力自制手表，更遑论汽车、舰船和飞机。而经过1950年至1979年三十年的艰苦奋斗，1980年时中国大陆已在工业各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拥有200多万台机床、年产煤炭超过6亿吨、石油超过1亿吨、电力增至3006千瓦小时、农用化肥增至1232万吨、钢产量达3712万吨。在人口素质方面，1965年时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84.7%，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达82.5%，1970年时初中毕业生的高中升学率达38.6%，1980年时大学在校生已多达114.3万人。

前三十年的奋斗牺牲，中国终于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全面的规模宏大的现代重工业基础。前三十年反帝反修斗争及核武力量的建立，为中国换得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未有的后四十年（1979至2019）和平发展机遇。“中美建交”的外交战略布局，使中国突破西方世界的经济封锁，为后四十年经济改革创造与西方经济接合的外部机遇。

以上便是中国台湾学者的看法与观点。戚嘉林教授何许人也？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一位学者，尽管父母是内地人。

看到这些，会不会令某些对改开前三十年持否定论调的人感到汗颜与无地自容呢？！

【朱长生，华语智库执行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研究员、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华语智库”，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