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

内容提要：当今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持续上升，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持续加剧。本文认为，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社会平等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现在到了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有终的历史现象的时候。资本主义终结将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败的过程。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它的对立面而濒于灭亡。为了阐述这一观点，本文说明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所面临着五种系统性混乱：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作 者：沃夫冈•斯特里克，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

译 者：齐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当今一个普遍的认识是：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回顾历史，2008年的崩溃只是战后繁荣结束以来接踵而至的政治和经济混乱的继续。接连发生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并且通过紧密联系的全球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之后发生了80年代公共债务的上升，而90年代财政的巩固伴随着这一时期私人债务的迅速增加。四十年来，失衡几乎是各“发达”工业国和整个“发达”工业世界的常态。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流驶，OECD国家的资本主义战后危机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越来越不把危机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危机。这引发人们重新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从前的概念——资本主义是一种从根本上依靠私有资本积累连续过程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

危机有许多症状，但其中的三种长期趋势最为突出。第一种长期趋势是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2008年的危机加重了这一趋势(见图1)。第二种趋势与第一种相关，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普遍而持续的上升。四十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家庭、金融以及非金融企业不断累积起大量债务(美国的情况见图2)。第三种趋势是，几十年来，伴随着债务增加和经济增长下降，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均处在上升过程中(见图3)。

图1 1972-2010年20个OECD国家年增长率的平均值

注：增长率为五年移动平均值。

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Outlook:Statistics and Projections.

图2 1970-2011年美国各部门的负债与GDP之比

数据来源: OECD National Accounts.

图3 OECD国家基尼系数的平均值，1985年为100

数据来源: OECD Income DistributionDatabase.

平稳的经济增长、稳健的货币、适量的社会公平(能够使资本主义惠及无产者)——人们长期认为这三个方面是资本主义掌握合法性的前提。我们必须警惕的是，上述三种重要趋势可以相互强化。大量证据证明，贫富分化是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平等一方面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削弱了总需求。反过来，经济增长下降会激化分配矛盾，增加富人向穷人做出让步的成本，并使富人坚持统治自由市场的“马太原理”而在分配中要求得到更多。另外，增加的债务不仅无法阻止经济增长的下降，而且还通过与金融化相关的结构变化加剧了不平等。

这些有害趋势的恶性循环能永远存在吗?有什么反趋势会打破这一循环吗?如果反趋势像在过去四十年那样无法变为现实又会怎样?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并不新鲜，并且危机是资本主义在更长时期保持健康的要求。但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是周期性运动或随机性冲击。在这些运动和冲击之后资本主义至少会暂时进入新的均衡。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逐渐衰败的持续过程。这一过程虽然旷日持久但是不可避免。从偶然性的危机中恢复过来是一回事;打断相互交织的长期趋势是另一回事。假如经济增长的下降、不平等的加剧和债务的高涨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并且这些趋势会一起发动一场我们难以想像其特征的系统性危机，那么，我们能看到即将逆转的迹象吗?

又一个权宜之计

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2008年危机是战后一系列危机的高潮，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年。对经济坠落深渊的记忆仍然在人们的脑海中徘徊，而为了防止危机重演的“改革”要求和“改革”设想比比皆是。国际会议接踵而至，但是几年以来什么成果也没有得出。与此同时，作为灾难源头的金融业处于完全的恢复中：利润、红利、薪水和奖金又回到了从前，而重拾对金融业的监管却在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游说中陷入僵局。各国政府，首先是美国政府，仍然牢固地把持在金融业手中。反过来，金融业获得了廉价货币的慷慨供应。金融业将这些货币囤积起来或投资于政府债券。这些货币是中央银行里的金融业之友代表金融业凭空创造出来的。这些友人中的突出代表是曾在高盛任职而现任欧洲央行行长的马里奥•德拉吉。经济增长仍然疲软，劳动市场也是一样;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并未启动经济增长;仅有的一点经济增长也被顶层1%的人占有，进而又向1%中的一小部分人集中，因此，贫富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高度。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保持乐观。一段时间以来，OECD各国通过放任货币发行保持经济的运行。政策的设计者比谁都清楚货币扩张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实际上，2013年日本和美国多次尝试戒掉对货币扩张的毒瘾，但是当股票价格应声下跌时，所谓“逐渐减量”的政策就被暂时推迟了。六月中，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宣称“量化宽松”必须予以终结。在其年度报告中，国际清算银行指出，为了应对危机和复苏的缓慢，各国中央银行扩张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各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总和已经大约三倍于危机之前的水平，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虽然这一举措对“防止金融崩塌”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目标必须是“使仍然停滞的经济回到强劲并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然而，这一目标超出了各国中央银行的能力：

“各国中央银行无法制定政府和公众期望之中的、使经济回到真实增长路径上来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中央银行的政策是在为经济复苏争取时间……但是时间并未被很好地利用，因为持续的低利率和非常规的政策使私有部门很容易推延去杠杆化的过程，使政府很容易为赤字融资，使中央银行很容易拖延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需的改革。毕竟，廉价货币使借贷比储蓄更容易，支出比收税更容易，原地不动比改革更容易。”

显然，甚至是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都认同这一观点。到了2013年夏末，美联储又一次放出信号说量化宽松的时代要终结了。然而，2013年9月，预期中利率的提高又一次被推迟。美联储所给出的原因是经济没有希望之中那么“强劲”。全球股价应声上涨。当然，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比处在一定政治环境中的中央银行能更自由地说明为什么回归常规货币政策如此艰难。明摆着的是，不利用无限制的货币供给来维持资本主义，那就要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来振兴资本主义。正如国际清算银行2012-2013年度报告第二个分标题所准确概括的那样：“提高灵活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换句话说，“提高灵活性”就是让大多数人吃更多的苦，让极少数人得到更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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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问题

说到这里，关于危机和现代资本主义未来的讨论必须转向关于民主政治的讨论。资本主义和民主长期被视作互为敌人，直到战后才好像达成了和解。在20世纪的很长时期，资本所有者都在担心大多数人会抛弃私有制，而工人及其组织为了维护工人权利而期望资本家为回归到威权统治出钱。只有在冷战中，资本主义和民主才好像达成一致。经济发展使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接受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体制;反过来，这又使民主自由看起来与市场自由以及赚取利润密不可分。然而，时至今日，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体是否相容的质疑出现回潮。普通人普遍感觉政治不会再改变他们的生活。这反映在人们把政治等同于僵局、无能和腐败的普遍看法上。这一局面的结果就是选举投票率的下滑和投票者的波动性;由于“民粹主义”抗议政党的兴起和政府的频繁更迭，这一结果导致了日益严重的选举分裂。

战后民主的遗产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国家有能力干预市场并按照公民的利益纠正市场的结果。正如2008年危机前后政府的无能一样，几十年以来贫富分化的加剧对这一前提提出了质疑。OECD各国的政府和政党在全球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而它们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乐于看到“民主的阶级斗争”变成娱乐政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从战后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的哈耶克主义顺利转变：从通过削富济贫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治主张转向寄希望于通过削贫济富获得经济增长的政治主张。凯恩斯主义认为平等主义的民主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当代哈耶克主义认为平等主义的民主是对效率的拖累。在哈耶克主义看来，经济增长来自于把市场及其诸多优点隔绝于再分配的政治扭曲之外。

在当前反对民主的言辞中，核心议题是当代国家的财政危机。这一危机反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债务的惊人增长(参见图4)。公共债务增长的责任被推卸给大多数选民，理由是他们超出力所能及的范围而依靠掠夺社会“公共资源”生活;还有那些机会主义政客，因为他们空手收买目光短浅的选民。然而，财政危机不可能是再分配的过度所造成的，因为政府债务的增加与选举参与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事情，并且低收入人群选举参与率下降得更为厉害。政府债务增加还与以下这些事实步调一致：工会参与率的下降、罢工的消失、福利国家政策的削减和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恶化。与公共财政恶化真正相关的是对最高收入者和公司税税率“改革”所造成的整体税负水平的下跌(参见图5)和税率的累退化(参见图6)。并且，通过用债务代替税收收入，政府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因为政府只能向富人借钱而不能征用他们的收入。与纳税者不同，政府债券的购买者仍然拥有他们借给政府的钱，并且从中得到来自税收的利息。公共债务的上涨还可以被用来从政治上争取削减国家开支和私有化，从而进一步限制对资本主义再分配的民主干预。

图4 1970-2011年部分OECD国家政府债务与GDP之比的平均值

注：本表部分OECD国家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平均值为未加权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Outlook: Statistics and Projections.

图5 1970-2011年部分OECD国家政府税收收入与GDP之比的平均值

注：本表包括的OECD国家与表4相同。平均值为未加权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OECD Tax Statistics Database.

图6 1900-2011各国最高边际税率

数据来源：FacundoAlvaredo, Anthony Atkinson, Thomas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The Top 1 per 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27, No. 3(2013), pp. 3-20.

对市场经济免受民主干预的制度性保护在最近几十年有了极大的发展。各地的工会都在衰落;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工会就差连根拔起了。经济政策普遍转向独立化，也就是无法进行民主决策。中央银行关心的首要问题是金融市场的健康以及金融市场对央行的好感。在欧洲，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工资和预算的制定)日益由超国家的机构(如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来管辖，而这些机构超出了大众民主所能触及的范围。这一制度有效地使欧洲资本主义去民主化(当然，并没有去政治化)。

依靠利润的各阶级仍然质疑民主(即便是被阉割的民主)是否会容许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以振兴资本主义。如同普通公民一样，虽然出于相反的原因，精英也失去了对民主政府的信心，不相信民主政府能够按照市场要求对社会进行重构。公共选择学派把民主政治诋毁为对市场公正的腐蚀。这种观点在精英阶层内部变成共识。同样，精英们认为：清除了民主政治的市场资本主义不仅是更有效率的资本主义，而且是合乎道义的、负责任的资本主义。

目前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乌托邦是一种“遵循市场的民主”。这种“民主”掏空了对市场的纠正力量，也掏空了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削富济贫政策的支持。虽然这种乌托邦在西欧和美国已经非常发达，但是，其推动者仍然担心战后遗留的政治制度会在某个点上被大众重新占有，从而在关键时候阻挠他们用新自由主义的办法来解决危机。所以，精英们为了使平等主义的民主不造成经济上的影响而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在欧洲，这种压力的形式就是把政治经济问题不断交给欧洲中央银行和政府领导人峰会等超国家的力量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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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边上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末日到来了吗?20世纪80年代之前，“现代资本主义”可以按照“混合经济”的形式运行，并得到合理的管理和民主的控制，而这一想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抛弃了。后来，在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中，社会与经济秩序被重构为无害地起源于“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但是，随着2008年的崩溃，人们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能够达到自身均衡这一前提，而合理的政治经济治理新方案还没有出现。仅这一点就可以被当作是这场危机已变成系统性危机的症状。这一状况持续越久，症状也就越明显。

我的观点是，从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下降、不平等加剧和债务增加，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的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危机和金融内爆来看，现在到了再一次思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亦有终的历史性现象的时候。为此，我们需要摒弃具有误导性的社会制度变革模式。只要我们想像资本主义以列宁主义的方式被某个政府或中央委员会宣布终结，那我们就只能把资本主义当成永恒。如果我们不是去想像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用某种天意决定的新秩序来取代资本主义，而是允许资本主义自我垮塌，那么情况就不同了。

我认为，在思考资本主义的灭亡时，我们不一定要去回答这一问题：什么会取代资本主义的位置。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偏见，或者更好说成是现代主义的偏见，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只有在新的、更好的社会出现的时候，在革命主体已经准备好为了人类进步而建设新社会的时候才会终结。这一偏见预设了我们对共同命运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革命中，在集体组织被摧毁之后，这种控制已经是白日梦。资本主义面临终结并不要求用对未来的乌托邦想像或者超人类的预言来证明。虽然我知道资本主义在过去多次被宣布死亡，我愿意提出这一明确的观点。实际上，自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19世纪中叶被使用开始，资本主义所有的主要理论家都预测过它即将灭亡。这些理论家不仅包括激进的批评者，如马克思和波兰尼，而且包括资产阶级理论家，如韦伯、熊彼特、桑巴特和凯恩斯。

合理的预测在历史上并未实现，但这并不说明灭亡永远不会发生;这里并不存在归纳式证明。我相信当前这一次预测是不同的。让我这样想的资本主义症状之一就是：资本主义这台机器的技师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提出使整个体系回复完整的思路——最近公布的美联储委员会在2008年的讨论记录，或者上文提到的各国中央银行对停止“量化宽松”正确时机的苦苦寻找就是例证。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表象。表象之下，资本主义现在基本上摧毁了任何通过限制它来使它变得稳定的力量。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需要依靠与其相抗衡的力量，需要这些力量通过整体利益和各种制度使资本积累受制于社会平衡。这里的含义是：资本主义可以由于过于成功而破坏其自身。以下我将详细说明这一点。

我所想像的资本主义终结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败的过程。虽然我们无从准确知道资本主义什么时候消失、如何消失、以及替代资本主义的将是什么制度，但重要的是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金融稳定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当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政治经济主张可以给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自恰的调节体制。社会融合以及体系融合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坏并且将会继续恶化。随着时间流逝，最可能发生的是持续积累的、较小或具有一定规模的混乱;任何一种混乱都不必然致命，但大多数混乱无法修复，更何况混乱数量太多以致无法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整体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合的程度越来越小;各种摩擦将会加倍;随着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越来越隐蔽，出乎意料的后果将会扩散;不确定性将会激增;各种危机——合法性的危机、生产率的危机或者两种兼有——将接踵而至，而危机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治理(正如过去几十年那样)。最终，深层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的经常性灾难造成了重压。为了应对短期危机而制定的众多临时性办法会在这种重压之下崩坍。

我把资本主义的终结设想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这提出了如何定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是复杂的实体，不会像有机组织那样死去。不过，种族灭绝是个例外，因为灭绝的不连续性总是孕于灭绝过程的连续性之中。如果我们说一个社会终结了，我们的意思是某些至关重要的组织特征消失了，而其他特征很有可能继续存在。我认为，为了判断资本主义是生是死还是濒临灭亡，我们要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这样一个现代社会——这个社会确保整体的再生产是个人理性和追求资本积累的竞争性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无意结果，并且通过“劳动过程”使私有资本与商品化的劳动力相结合，满足曼德维尔式的私人恶习转变成公共福利的前提。我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再也无法保持这一前提。这就终结了资本主义作为自我再生产、可持续、可预测和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秩序的历史存在。

如此定义下的资本主义的衰亡不会遵循任何人的蓝图。随着衰败过程的进行，这一过程必然会诱发政治抵抗和多种集体性的干预。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中，这些斗争仍然具有卢德式的特征：局部的、分散的、缺乏协调的、“原始的”斗争。这些斗争会加剧混乱但无法创造出新的秩序，最多无意中有助于新秩序的出现。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长期持续的危机会为改良力量或革命力量提供机会。然而，混乱的资本主义看起来不仅自身混乱，而且也会使它的对立面发生混乱，使它的对立面丧失打败或者挽救资本主义的能力。资本主义必须自我毁灭——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得不偿失的胜利

但是，无论资本主义有何不足，如果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反对力量，怎么能说资本主义处在危机之中?当共产主义在1989年内爆之时，这一事件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历史的终结”。甚至在今天，2008年之后，世界各地的老左派濒于绝迹，而(新的)新左派时至今日还没有出现。群众——贫穷而没有权力的人们以及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们——看起来处在消费主义的牢固掌控之下，而集体财产、集体行动和集体组织彻底成了明日黄花。作为唯一运行着的游戏规则，为何资本主义不继续下去?初看起来，许多因素反对宣判资本主义死亡。就不平等来说，人们可以习惯于它，特别是在公共娱乐和政治压迫的帮助下。另外，即便是人们重新选举的政府也可能做出削减社会开支和私有化公共服务的事，并为了有钱人的利益而控制通货膨胀。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就环境破坏来说，这一过程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只是缓慢地进行，所以人们可以一边否认它的存在一边学会适应它的危害。即使消费主义的安抚力量是有限的，可是现在这一力量显然还有发挥的空间。并且，适应更为耗费时间和生命的工作体制可以被当作是对个人的一种挑战和取得成功的机会。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个问题在文化上的定义总是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并且可能会进一步伸展以适应商品化的趋势。最后，今天大多数停滞理论只适用于西方，或者仅仅适用于美国，而不适用于中国、俄罗斯、印度或巴西——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沿正在变化，那里有大量地区可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的回答是：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没有对立面其实是坏处而不是好处。社会制度由于内部的异质性而繁荣，组织原则的多元化防止社会制度陷于单一目的之中而排挤了维持社会制度所必须照顾到的其他目的。资本主义从利润和市场统治的对立面中获益极大。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通过对商品化的进程进行制约来防止资本主义破坏其非资本主义的基础。在凯恩斯主义和福特主义之下，资本主义坚定的反对者维护了总需求的稳定，而在衰退过程中更是这样。环境有利的时候，工人阶级的组织起到了鞭策资本家应用先进生产概念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杰弗里•霍奇逊认为资本主义只有在它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才能存活，在它还没有使自己摆脱掉“必要杂质”的时候才能存活。从这一点来看，资本主义打败其对立面其实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胜利。胜利的资本主义变成自己最坏的敌人——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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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的前沿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我们或许希望转向卡尔•波兰尼关于对市场扩张的社会限制的思想，体现在他提出的三种“虚拟商品”(劳动、土地或自然、货币)的概念中。对于虚拟商品来说，供给和需求只能片面而别扭地应用在这些商品身上。虚拟商品只有在仔细限定和调整的方式中才能被当成商品，因为完全的商品化会破坏虚拟商品或使其无法使用。然而，市场有扩张的内在趋势。市场从物质产品的交换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商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隶属于资本积累的逻辑。除非受到限制性制度的阻碍，否则市场扩张连同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可行性会永远处在自我破坏的危险之中。

实际上，由于保护性制度在许多方面遭受侵蚀，当今市场扩张的程度已经在波兰尼的三种虚拟商品上达到了关键的界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在劳动方面寻找新的时间体制，在自然方面寻找可持续的能源体制，和在货币的生产和配置方面寻找稳定的金融体制。在这三个领域，社会摸索着对扩张的逻辑更为有效的限制，而这种扩张的逻辑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限制的中心就是就业制度对人类劳动日益增长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制度对有限自然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和金融银行制度对人们在越来越复杂的货币、信用和债务体系中的信心日益增长的需求。

依次来看波兰尼式危机的三个领域，我们会注意到正是货币的过度商品化搞垮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廉价信贷无限制的供给向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的转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达到不可想像的规模。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的去监管化抛弃了大萧条后对货币的私人生产和市场化的限制。“金融化”看起来是使过度扩张的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恢复增长及其赢利能力的最后手段。然而，一旦放松限制，金融业就把大量资源用于为进一步取消管制进行游说，更不用提规避仅存的规则了。事后来看，很明显，M-C-M’的旧体制转变成M-M’的新体制而产生了巨大风险。

关于自然，普遍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无限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各种派别的新马尔萨斯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无论怎么看，虽然有些观点是不成熟的警报，但是，没有人否认，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能源消费模式是不能扩张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一方面是对自然的耗尽，另一方面是技术创新，两者之间的竞赛正在形成。一个看来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是：被C.B.麦弗逊称为“占有的个人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如何利用巨大的集体资源。在竞争性生产和消费的世界里，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确保可生存环境的共同利益?

人类劳动的商品化也达到了一个关键水平。国际竞争中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取消了对工作时间的一般限制，还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面临危险的工作条件。随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家庭向雇主出卖的劳动时间增加了，而工资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些情况在美国最为明显(参见图7)。与此同时，虽然出现了对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和对工会的破坏，劳动市场通常难以出清，7%-8%的失业率成为新的常态，甚至像瑞典等国也是如此。血汗工厂在包括服务业在内的许多行业扩张，但大多存在于全球体系的外围，超出了中心国家和工会覆盖的范围，也离开了消费者的视野。历史上曾对劳工权利进行有力保护的国家的工人与血汗工厂的工人进行竞争，导致后者的工作条件恶化，而前者的失业日益增加。与此同时，人们对工作侵入家庭生活的抱怨成倍增长，劳动市场的压力迫使人们加入到更新“人力资本”的无穷无尽的竞争当中。并且，全球劳动力的流动使雇主用乐意干活的移民代替不乐意干活的本地工人。移民还弥补了低生育率，而这一致使人口减少的低生育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市场消费与非市场消费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所造成的。结果，阶级和社会团结的缺失导致了社会抵抗运动的长期弱化。

图7 1947年至今美国社会契约的破坏

数据来源：Thomas Kochan,“The AmericanJobs Crisi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Policy”, Inter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Review,Vol. 66, No. 2(2013), pp. 291-314.

为了保护三种虚拟商品免受完全商品化的危害，如何限制资本积累这一问题在历史上争论不休。但是，当前同时出现在三个领域的世界性混乱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混乱产生于对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成功冲击。这些制度——无论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还是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全球化”支持下市场关系和生产链具有了跨越国家政治和法律界限的能力;此后，劳动、土地和货币同时成为危机领域。结果，在现代为了整个社会和资本主义自己而几乎驯服了资本家“动物精神”的那些力量被彻底打乱了。

资本积累不仅会在虚拟商品上碰到限制。在表面上，产品和服务消费在持续增长。现代经济的隐含前提，即人类欲望和消费能力是无限的，好像就是发生在任何一家大商场中的事实。尽管如此，市场在某个时候会达到饱和，而对饱和的恐惧在资本家当中普遍存在。这本身反映出，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早就与物质需要相分离了。今天消费的一大部分——并且是在迅速增长的一大部分——并非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它们的符号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生意人发现它们在广告、产品设计和创新等市场营销活动上投入得越来越多。尽管营销手段日益精细，文化的无形无影却使得商业成功难以预料。这比通过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来获得增长的时代要困难多了。

五种混乱

没有了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剩下的只有自身，并且是缺少自我限制的自身。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没有终点，并且也不能有终点。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崇尚“少即是多”的原则;这一原则必须从外部施加在资本主义身上，否则资本主义的进程将一直自我消耗下去。我认为，目前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在此，我们观察到，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它的对立面而濒于灭亡——就像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由于自身的过度发展而濒于灭亡一样。为了阐述这一观点，我将说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五种系统性混乱;传统制度和政治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变弱了，而这种弱化以各种方式造成了混乱。我把这些混乱称为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六年之后，预期经济长期停滞成为一种时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人们大量讨论的罗伯特•戈登的一篇论文。他认为19世纪以来推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创新只能发生一次，比如交通运输速度的提高、自来水在城市的普及。与这些主要创新相比，近来信息技术的扩散对生产率只产生了较小的作用。虽然戈登的观点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但是，以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只有技术开启了增加生产率的前所未有的新机会的时候，资本主义才有希望达到一种能够补偿工人阶级所需的经济增长水平。在这种“马后炮”似的观点中，戈登用六种非技术性因素来论证为什么他预期增长会很慢或者没有增长——他把这些因素称为“逆风”——“即使创新按照2007年之前20年的速度那样增长”，这些“逆风”因素也会造成长期停滞。这些“逆风”因素包括两种我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会与低增长并存的因素：一种是不平等，另一种是“高悬着的消费债务和政府债务”。

令人惊讶的是，当前关于停滞的理论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是何等接近。最近，华尔街之友劳伦斯•萨默斯变成了一个停滞理论家。萨默斯是克林顿时期金融去监管化的总设计师，也是奥巴马对美联储主席一职的首选——直到他在国会的反对面前被迫让贤为止。2013年11月8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论坛上，萨默斯坦言，在他感觉苦于资本过剩的这个世界中，他不再希望低利率在不久的未来会产生显着的经济增长。萨默斯预期“长期停滞”将是“新常态”。这一预期令人惊讶地得到了包括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的赞成。萨默斯只是简短提到，为了振兴投资而实行的负实际利率政策明显失败，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贫富分化持续恶化。凯恩斯认为，收入向有钱人集中必然会损害有效需求，并使资本所有者在“实体经济”之外寻找投机性的赢利机会。这事实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原因之一。

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可能会由于未来没有增长而隐退。这并不排除金融部门会得到高利润，特别是利用中央银行提供的廉价货币在投机性交易中得到高利润。无人担心那些为了防止经济停滞变成通货紧缩而创造的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在通货膨胀中要求分蛋糕的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通胀过低而不是通胀过高，新的观点是一个健康的经济需要至少2%的年通货膨胀率。然而，唯一可以预见的通胀就是资产价格泡沫。

对于资本家及其侍从来说，未来的道路毫无疑问是崎岖的。低增长将使他们无法用经济增量来解决分配矛盾和平息不满。泡沫将破裂，而破裂不在他们的规划之中，并且国家能否及时解救受害者还不确定。正在形成的停滞经济和处于稳态中的经济极为不同;随着增长下降和风险增加，为了存活而进行的斗争将会加剧。在为了增加利润和保持资本积累进行的殊死努力中，被全球化所淘汰的对商品化的保护性限制不会得到恢复，而新的方法将被用来掠夺自然资源、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并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具有产生泡沫可能性的停滞”最有可能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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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阀和掠夺

关于第二种混乱，经济不平等的长期恶化趋势不会在短时间内停止，或者永远不会停止。从凯恩斯主义或其他角度来说，不平等压低了增长。但是，中央银行为了恢复增长而提供的廉价货币——这种货币对于资本来说容易获得，而对于劳动来说并不容易——使金融部门膨胀并引起投机性(而非生产性)的投资。这进一步加深了不平等。因此，顶层再分配趋于寡头化：再分配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承诺的那样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而是从日益贫困和衰落的社会中攫取资源。这样的社会不仅有俄罗斯、乌克兰，还有希腊和西班牙，并且美国也是日益如此。在寡头再分配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联系利润与工资的纽带被切断了，而经济精英的命运与群众失去了联系。花旗银行2005和2006年向少数最富有的客户发布的臭名昭着的“财阀经济”备忘录就预计到了这种情况。这一备忘录向有钱人保证，他们的繁荣不会再依赖于工薪阶层了。

甚至在人们仍然当作是民主政体的地方，寡头再分配与向着财阀经济变化的趋势也使精英们相信，他们会在社会制度终结的噩梦中幸存下来。财阀经济中的资本家可以不再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担忧，因为，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长，他们的跨国财富也照样会增长;俄罗斯或希腊等国的超级富豪可以带着他们的钱(或者说是他们国人的钱)逃到瑞士、英国或美国。全球资本市场为拯救有钱人及其家庭提供了可能。这诱惑着有钱人进入这场游戏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有钱人把利益变现，而后过河拆桥，身后只留下焦土一片。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种混乱，即通过削减开支和私有化来掠夺公共资源。我在其他研究中追溯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种双重过渡的起源。这一双重过渡是指从税收国家向债务国家过渡，而后从债务国家向紧缩国家过渡。在引起这些转变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向资本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外逃、避税、选择税制以及对一国政府进行要挟。削减赤字基本上依赖削减政府开支，即削减政府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开支。随着收入日益向最富1%的人集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共领域通常急剧萎缩。对在国际间流动的寡头资本来说，公共领域在资金方面的饥饿状态是有利的。不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有多少贡献，私有化都会成为削减开支的手段。

甚至在2008年之前，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提高税收(尤其是对富人)来解决财政危机的观点已经成为人们想当然的看法。通过财政紧缩来改善财政状况被强加于社会之上，尽管这样的做法会压低经济增长。这说明寡头已经脱离了普通人民，因为富人已经不期望为穷人付出代价，不期望为整个社会付出代价。这看起来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率增长要求更多公共资源，所以，生产率增长与利润的私人积累不能共存。因而，资本主义精英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他们选择的结果。那就是经济停滞与寡头再分配的结合。

铁笼子的腐蚀

除了经济增长的下降、不平等的上升、公共资源向私有权的转移，腐败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第四种混乱。马克斯•韦伯试图通过重拾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为资本主义平反。韦伯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与贪婪，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新教的宗教传统。按照韦伯的说法，贪婪无处不在并且无时不在;贪婪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独特现象，而且还会颠覆资本主义。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致富的欲望上，而是建立在对自我的约束、有序的努力、负责的管理、冷静的奉献之上。韦伯的确预料到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而褪色并且变为“铁笼子”。在笼子中，官僚管理和对竞争的限制会代替文化来切断资本积累与享乐主义的消费以及原始囤积的本能之间的联系。然而，他无法预料到20世纪最后30年发生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及这一革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致富机会。

欺诈与腐败永远伴随着资本主义。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金融部门的崛起及其对经济统治地位的占据，韦伯的伦理辩护好像针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另一个世界。金融部门是这样一种部门：在这里，创新与扭曲规则(或打破规则)难以区分;在这里，半合法和非法活动能得到极高的报酬;在这里，金融公司和监管部门在薪酬上的差别极大，而它们之间的旋转门为腐败提供了无限可能;在这里，最大的公司不仅大而不倒，而且由于它们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税收收入的重要性而免受法律审判;在这里，私有公司和国家之间的界线比任何地方都要模糊，正如2008年政府救市所说明的那样，也正如美国政府大量雇佣金融公司前雇员或者金融公司大量雇佣美国政府前雇员所说明的那样。在安然和世通事件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经济中的欺骗和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2008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又打败了先前的记录：有毒证券的制造者收买评级机构以获得高评级;离岸影子银行、洗钱、对大规模避税的支持成为大银行的正常操作方式;证券卖给不知情的客户，而其他客户就在证券价格上投机;世界主要银行欺诈性地把利率和黄金价格固定下来等等。近年来，许多大银行不得不由于这些行为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并且新的事件还在出现。初看起来制裁很重，但是，这些制裁与银行资产相比却微不足道，更不用说这些制裁都是在政府不想或不敢起诉的情况下通过院外解决的结果了。

资本主义的道德丧失或许与经济衰落相关。为了获得剩下的利润机会而进行的斗争在末日到来之前变得更加丑恶。无论如何，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现在颇具嘲讽性——人们把整个体系看成是充满肮脏诡计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确保已经很富有的人将来更为富有。随着资本主义日益成为腐败的同义词，防止资本主义被贪婪挫败的韦伯式努力最终失败了。

脱节的世界

最后，我们来说第五种混乱。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中心来巩固其外围，需要这个中心为外围提供有信用的货币体制。20世纪20年代之前，这一角色一直是英国所扮演的;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角色是美国扮演的;两个时期之间，中心消失了。不同力量为取得这一角色而斗争。这是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混沌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各国货币的稳定关系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至关重要，进而对资本积累至关重要，而这种稳定关系需要全球最终贷款人的支持。中心还要支持外围，使他们愿意接受中心以低价格攫取外围的原材料。并且，中心还要与外围合作来压制在发达世界之外反对资本主义政府的传统力量。

由于美国再也无法扮演其战后的角色，而多极世界秩序还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苦于全球无政府状态。虽然没有大国之间的碰撞，但是，在美国经济下滑、公共和私人债务上升、以及这场具有高度破坏性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受到争议。寻找一种代替美元的货币(或许是一篮子货币的形式)还没有出路，因为美国放弃用美元给自己的融资的特权就会面临巨大损失。并且，正如“量化宽松”在巴西、土耳其等国造成的通胀泡沫那样，在华盛顿授意下的国际组织所采取的稳定性措施日益给整个体系的外围带来破坏性作用。

在军事方面，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三场陆地战争中都被打败或被拖入僵局，并且将来可能更不愿意以地面战争的方式涉足局部冲突。新的高端暴力武器被用来团结各国政府，并被用来使人们相信美国是全球寡头财产权利的守护者，是寡头及其财产的安全天堂。这些武器是否能够恢复全球秩序是值得质疑的，特别是在中国成为美国经济上有力(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军事上)的对手之后。

总之，资本主义处在严峻的形势之中。长期停滞代替了经济增长;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变得日益困难;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许诺越来越难以实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中心经历了三场接连发生的危机，即通胀危机、财政危机和私人债务的危机。今天，在过渡过程的艰难阶段，资本主义要依赖中央银行提供无限流动性才能生存。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为了遮丑而与民主组成的婚姻破裂了。在商品化的三个领域(劳动、自然和货币)，限制资本主义扩张的调节制度崩溃了。在资本主义战胜其对立面之后，目前还没有政治力量有能力把这些对立面重建起来。五种处在恶化中的混乱危害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下降、寡头、公共领域资金短缺、腐败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从资本主义最近的历史来看，可以预见的是一个持续溃败的长期痛苦时期。这是一个摩擦加强的时期，一个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加强的时期，一个“事故”常态化的时期，而这些“事故”很可能具有与20世纪30年代全球崩溃时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