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始终是重要命题

一、引言：“我们不自由的传播”

西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CPEC)学派，属于马克思主义左翼。这一学派高举批判的旗帜，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新闻传播学的行政学派)相对，鞭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如论者言，这一学派的核心价值观被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的本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与方法，从而提高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效率，给予了一个较为充分、新颖的经济学视角。

然而，作为跨学科、前沿的CPEC学派，在国内却属于小众研究领域。经济学界目前极少有人关注，新闻传播学界以赵月枝、冯建三、曹晋等人的介绍工作为主，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更少见本土化的拓展性研究。

为了向国内介绍、发展CPEC学派的最新进展，这里，我们采取纯文本解读的策略，通过对10篇英文文献原汁原味的翻译、概括、评论，探究这一领域最新动态，并给出若干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求与学界同仁一道，赓续这一新兴交叉领域的学术图谱。

二、文本解读：2008-2014年的10篇文献

从研究对象来看，10篇文献的关注点，可以概括为以下6个方向：

1.CPEC学科理论基础

CPEC学科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又在劳动价值理论。因此，劳动价值理论之于CPEC，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媒介这种意识形态商品的复杂性，劳动价值的实现过程呈现出二元、甚至多元格局。当初，CPEC奠基人斯迈思的“受众商品理论”，被认为拟定了这一领域的价值论，但其问世以来，便毁誉参半。最新的批判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Brett R. Caraway(2011)。

Brett R. Caraway的核心观点是：“受众商品理论”中的“劳动”范畴实际上被归入到资本积累的逻辑中，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理论史的角度，首先考察了“盲点之争”，认为，斯迈思明显受到巴兰、斯威齐的“剩余吸收”影响，撇开了工人斗争因素，把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归因为资本家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路径。对于斯迈思接受的这套“中产阶级修正主义”，Brett R. Caraway指出其属于片面阶级分析法，过分贬低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难于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在此基础上，又继续分析了该理论的若干悖论：

一是商品交易环节的悖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批判有二：一是须在资本控制之下，二是使用价值远离生产者。同时，购买服务，必须有买家与卖家两个交易意愿。但斯迈思认定，登广告者为“受众的服务”付费，购买了“受众的劳动力”。受众并没有成为商品的卖者，真实的交易在媒介所有者与登广告者之间进行。正如米汉的批评，市场力量无法改变受众的界定，且竞价是在媒介与登广告者之间进行的，广告公司对受众心理的市场测度，如海市蜃楼一般。最根本的，“购买”受众劳动力的登广告者，不拥有执行生产监视、惩戒的权力。这不符合资本雇佣劳动的法则。

二是“免费午餐”的悖论。斯迈思认为受众接收广播电视节目的成本，趋近于零。事实上，绝对没有“免费午餐”，广告费用最终必然由消费者在购买环节支付，即使他们从未看过广告。

三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悖论。斯迈思将受众描述为，整齐划一为资本家从事生产性劳动，同时再生产出他们自己的劳动力。Brett R. Caraway批评这里没有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否认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淡化两者的区别。这一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一致。事实是，媒介资本家任务是创造环境、稳定受众，从而出租版面、时段给产业资本家，后者按照受众的规模与质量支付租金，这笔费用属于未来销售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只来自生产过程，绝不可能生成于受众的关注、购买环节。那是受众商品的拜物教。

关于“盲点之争”，CPEC学者们不仅反思“受众商品理论”，还由之衍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框架。比如，Christian Fuchs与Vincent Mosco为着名的“回归马克思”专刊撰写序言，回顾了“盲点之争”以来的35年，新自由主义不断泛滥，马克思主义日益边缘化，甚至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职业”。两位作者分别观察了过去5个10年的理论史，发现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最丰富，表明了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情的重燃。贫富差距的扩大，劳动苦难的泛化，让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暴露无遗。把共产主义由遥不可及的境况，拉回到现实中变革者表达斗争的工具，需要CPEC系统澄清马克思关于传播的理论、观点。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种“回归”。比如NicholasGarnham与Christian Fuchs的那场“师生对话”中，Nicholas Garnham就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的“回归”缺乏批判的理论武器，“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鉴别”，只不过受到现实情势的影响而已，并且过分放大了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忘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假装神圣”地偏离了正统的劳动价值论等基础范畴。

这种冲突，也暴露了CPEC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的冲突性认识。其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技术矛盾论、知识在生产中的角色，更有洞察力。另一方面对这一理论范式如何应用于现实，意见严重分歧。

2.方法论与交叉学科

CPEC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延伸，同时还带有新闻传播、经济学、以及技术与文化相关领域的交叉形式。独特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它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所在。譬如，Eileen R. Meehan与Janet Wasko同样回顾了CPEC的理论史，特别检视了这一学派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发现，CPEC曾于上世纪60-70年代大放异彩，相关研究曾获得有组织的支持。批判学者们曾获得一些高校的长期雇佣。这一制度化的进程使得研究方法更为多样，理论借鉴更为广泛。

两位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区分CPEC学派与非CPEC学派的本质所在。美国的非CPEC学派，或曰行政学派，以颂扬现存价值体系为己任，讲述工人群体的微观文化实践，或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CPEC学者承继的是“冷酷无情的批判”，但又不是简单的“讽刺画”，它试图说明微观、中观、宏观全领域的每一现象、每一元素的真相。

而在欧洲，情况与北美有所不同。NicholasGarnham与Christian Fuchs对话当中，系统回顾了雷蒙德·威廉姆森的文化唯物论，及皮埃尔·博尔迪耶的文化社会学。Nicholas Garnham赞扬威廉姆森奠定了英国传播与文化研究的独特传统，他对文化过程物质性的强调，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与“后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变种”的必要矫正。

关于博尔迪耶的理论，Nicholas Garnham认为是“毅然走向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他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为了特殊社会集团的利益来传播，征服、诱捕、俘获人们，并不认同。他强调习惯扮演重要角色，类似市场的一整套自动程序，人类一天也离不开。但，Nicholas Garnham又认为这一理论陷入到“无处可逃”的境地，将没办法解释任何社会对抗运动。而其阶级意识形态对审美价值的否定，也无法解释人们参与文化艺术生产、消费的现实原因。

上世纪90年代，《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杂志进行过一场激烈的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基础争论。有学者批评，Nicholas Garnham的“文化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太少”的观点是错误的，“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不需要离婚，因为他们从来没结婚”。Nicholas Garnham忆及争论，认为对其误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的位置：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可以有多重刻画的渠道，而经济学分析仍是最重要的。文化研究只注重浅表层，忽略了人口特征的变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以及物质运输基础设施等，导致了跑题的悲惨命运。最紧要的，是“文化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意识严重不足。

“信息社会”被丹尼尔·贝尔在1974年确立，声称人们生活在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Nicholas Garnham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也加入了讨论，他认为“信息社会”的理论前提，缺乏对传播物质的生产与分配的起点研究：种种似乎枯燥、神秘的生产率测度，非物质生产，注入广播的核算、节目的小时数、听众的人数、广告的数量，加总确存在困难，但这才是理解经济的真相。

Peter Golding与Slavko SPlichal撰写了一篇介绍性论文，概述欧洲科学基金2012年研讨会的5篇论文，讨论了当前的媒体个性构成的趋势、数字分水岭的难题、媒体时代的政党参与、内容生产者的力量、以及有关媒介素养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关注社会生活、大众传播正经历的最为深刻的变革。“数字化、全球化、商品化”的特征，呼唤学科的交汇、方法论的复合，注意到“政治契约”“数字分水岭”“创造力经济”“个性构成”等未来研究的优先地带。

在Christian Fuchs与Vincent Mosco两人作序的那本专刊中，诸多CPEC的最新文献，重新检视了资本主义、阶级、剥削、斗争等批判范畴，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对象，现实价值，主要假设、任务、方法论等。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本人新闻实践，对于今天新闻业特别是新媒体的启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媒体的角色。以及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辩证法的价值。传播与文化如何进行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共存、互动，等等。

但如Christian Fuchs与Vincent Mosco两位所言，真理之树常青，但培育这棵常青树却困难重重。如何把理论的重温，变成持久的研究力量，还需要制度化的推进。

3.新媒体

网络时代，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工具新媒体，成为传媒经济的重要研究对象。CPEC同样高度关注。例如，Brett R. Caraway认为，传统的受众商品理论，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经受不住新媒体的冲击。他的结论是，基本进路应沿着工人阶级在工厂内外的斗争展开，从工资薪金的要求，再延伸到社会生活每一角落的抗衡，包括新媒体对技术决定论的挑战。

与主流的行政学派不同，CPEC对新媒体更多持保留态度，认为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媒体民主”。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人与人之间麦克风的含金量截然不同。Peter Golding与Slavko SPlichal介绍的《什么是“数字分水岭”?为什么它很重要?》的论文中，作者从“数字分水岭”的概念出发，承认有权、有能力使用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是判别21世纪劳动者经验的关键，未来网络社会的数字分水岭会不断加深，不仅会影响现存社会结构，以及预先存在的不平等，还会形成和再现这些鸿沟。研究新媒体技术，有必要继续识别设备的使用、所有中存在的社会问题。有途径、知识、经验、信心与机会去维持网络社会生活标准，将成为经济的增长中心，同样也构成社会自身权力与资源的分布。

Paula Chakravartty与DanSchiller从经济学角度，反思新自由主义在财经类新闻中的表现，以此批评金融危机中的“数字资本主义”。两位作者讨论了金融与市场新闻架构，发现财经新闻的重塑与夸大，影响实际的商业决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改变。二人认为，受新自由主义感染的“数字资本主义”，与以往的资本主义形态别无二致，深深受到“资本情绪”的影响，绝不是“数字社会”理论幻想的那种“历史的质变”。而这些现象，建立在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如传播资本的投资渠道，伸展到国际范围的市场与金融新闻。这一海量增长过程，催生了信息传播领域的自由化、私有化。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简要回顾，作者发现财经媒体并没有做任何客观报道，反而成为了经济危机诱因的一部分。

同时，二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正在成为很多国家新闻业的转折点，而铺天盖地的财经新闻、娱乐报道，降低了严肃新闻、草根新闻的比重，更混淆了公众们对全球经济真实状况的视听。网络系统与应用，放大了新自由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空间上的作用。

Dan Schiller在另一篇文章中，更将此分析拓展到国与国之间，认为自1988年智利电信运营商私有化以来，很多后发国家被迫放弃政府主导，电信业的主权受到严重动摇。后发国家精英们开始投向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尽管它们的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信息领域不平等的鸿沟仍未填平。美国依旧站在扞卫、引导技术与制度转型的最前方。比如，对关键技术的垄断，对关键接口的控制，构成了美国域外治理的“看不见的项目”——凭借跨国资本对国际互联网的深度把控，与其吹嘘的“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环境”“私营部门不应被过度监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对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方式的变化，CPEC学者大多也持保留意见，如Robert W. McChesney就认为，新媒体让媒体的衰落进程变得更糟。他援引巴尔的摩一项为期一周的“媒体生态”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新闻没有任何原创报道，八成是“炒冷饭”，剩下所谓的“原始报道”中，95%来自传统媒体。那些标榜潮流的新媒体，没有增加任何原创性，不过是几乎免费的转载，但对传统媒体的经济压力是巨大的，导致了新闻数量的表面膨胀，实际上严肃内容的不断下降。同时，舆论监督的失效，养肥了更多政客的账户，以及背后支撑他们的财团。

即便是James Curran这样对新媒体相对温和的学者，也批评道：英国新媒体虽然24小时不间断更新，但不过是“剪切-粘贴”的“同型拼盘”，并没有体现出草根的力量、多元化的编辑。

理论层面，Christian Fuchs提出“马克思传播模型”，他梳理了马克思着作中的媒体生产、使用与影响，构建一个资本主义传播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包括生产领域、流通领域、思想传播与接收三条线索，囊括媒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四种角色：商品形式、意识形态形式、接受者与新媒体。媒体领域的资本积累，包括媒体内容与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媒介资本的生产、循环与消费过程，依照商品与意识形态假说两条线索，前者专注于交换价值，后者专注于使用价值，促进阶级统治的合法化与再生产。通过这一模型，Christian Fuchs评价新媒体的冲击，令问题颠倒化，“免费性”让媒介使用价值更为凸显，交换价值反而逐步淡化。而接收端的积极化，并不意味着传媒的民主化，不过是受众被剥削的新形式。

4.经济危机(政府与市场关系)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成为CPEC反思资本主义与媒体关系的又一契机。Paula Chakravartty与Dan Schiller两位学者，系统反思了金融危机中的新自由主义宣传与数字资本主义。他们认为金融新闻与娱乐资讯的无所不在，直接来自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化切换。记者、编辑，政客、企业高管，营销和广告人员，重新定义了财金新闻的标准。而在危机中，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复苏的宣传，竟然将其编造成了市场体系的一次自我矫正。

随后两人提出“符号暴力”的概念，认为新自由主义这种支配地位的实践，极大弱化了新闻业对普通读者、尤其是工人的观察力，反而转向了消费者、潜在的企业家与投资客。这一过程，首先发生在美国本土，也在向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蔓延，似乎带有“双赢”的欺骗性。危机中的新闻业，没有提出任何检视资本主义模式的路径，既不是社会有效的参与者，又不是政治经济合格的推动者。这正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权力图腾”。

传统印象里，CPEC学者们“只驳不立”，实际上他们也有鲜明政策主张，比如在危机问题上，他们纷纷强调政府补贴与监管的重要性。比如，Paula Chakravartty与Dan Schiller，不仅批评数字资本主义极大地生成了不平等的结果，强化了旧的不平等，并生成了新的不平等与集权，导致新的危机，同时主张，新古典主义宣传的主导地位应尽早有所改变，商业媒体监管的强化对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公共改良”的出路，James Curran也表示认同，提倡以公共行动支持独立的新闻生产。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对少数报纸的补贴政策，这种注资不会导致政治操纵。具体的建议有三：一是互联网对传统新闻业的创新，需要适当的资金扶持;二是在公共广电之间塑造竞争，鼓励多样化发展;三是培育网络新闻的草根，通过扶持性资金推动民主监督。

与主流学派对采编经营分开、政府媒体分开的坚持不同，CPEC将政府补贴视作维持市场自由的前提。Robert W. McChesney的调查显示，新闻从业者无可奈何地进入了低工资行列，犹如资本主义初期的血汗工厂。出路不能靠私人资本加以修复，那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只能靠大规模的政府补贴，唤醒新闻业的公共服务属性。对政府补贴会变相插手新闻业，使其丧失监督的独立性的观点，《经济学人》与“自由屋”的权威调查表明，民主自由的程度，与政府对新闻业的补贴成正比。所以，新闻业补贴与民主社会、未经审查的私人媒体、广告行业，高度兼容，不是非此即彼。

此外，Peter Golding与Slavko SPlichal介绍的几篇文章中，也有对新媒体的不同视角的分析。比如，《从公共保护到公共参与》是作者对2008年《媒体研究：新媒体与新文学》引发剧烈争论的一个回应，梳理出了以往媒体文学研究的一个扎实的、结构化的、令人满意的框架。突出优点是，在文学说明的同时，还给出了个人能力与社会实践的例证。而另一篇《内容创作者机构：对公民参与与媒体工业的影响》，作者聚焦欧洲个体与集体创意文化生产的社会实践，在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指出了在意识形态中拓展“生产研究”的三点空白：媒体创造力，观众的社会习惯，技术发展对文创经济的影响。

经济危机的国际化，让CPEC的分析视角，转向了国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Herbert Schiller之子Dan Schiller，继承了其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精神，透视地缘政治经济的冲突，以及跨国网络传播的基本问题，并将之运用于中美互联网关系的分析上。他力图表明，跨国的网络传输建设，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复合体，这种冲突不仅在工程师之间，更普遍发生在国家、企业之间。这一过程，印证了资本无休止追逐利润的积累过程，也同样是地缘政治经济的竞争过程。

Dan Schiller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制定的卫星通讯政策，所考虑的因素超出了服务与成本——这些企业用户、网络建设者和经营者的关注点。随着资本积累的危机，及伴生的政治经济冲突，一些大公司分化出来，成为当代美国网络基础设施的主导力量。在政客的影响下，私营企业聚集在一起，打着“自由竞争”的旗号，朝着新的“信息社会”的方向，迈出了资本项目全球扩张的新步伐。

Dan Schiller指出，在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征程中，中美关于因特网的争议，首先表现在基本价值观的冲突上。美国所谓的“长城防火墙”、审查与黑客，集权主义及对人权的侵犯，无非是商业利益的驱使。而电信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应当得到国家控制。但是进口替代战略并不完善，需要“走出去”的互补政策。市场体系是贸易保护与自由竞争的复合体，中美两国的资本将收敛于共同的政策目标：使得数据在大公司之间顺畅流动。因此，两国用在政治经济的各个层面，尝试着彼此相互适应，比如借助国际组织的谈判。

Dan Schiller通过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分析，雄辩揭示了美国政府如何一步步掌控的全球网络传播主导权。以往，电信业、互联网的开放，要么被打上垄断的烙印，要么被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CPEC的分析则将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贯穿起来，有利于完整理解。放松管制，只不过是为了美国更好地管制。作者对中国国有企业、民族企业的关注，也提醒我们，改革并不意味着大撒把，更不能为了迎合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情绪而干傻事。

5.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但在近来的媒体研究中，却少见其身影，似乎被“去政治化”。而在CPEC学者那里，阶级斗争始终都是重要的分析范畴与工具。

例如，Brett R. Caraway对斯迈思的核心批判就是：他缺乏阶级斗争的分析元素。包括工资斗争、货物拒买、消费者维权，这些受众群体主观能动性，全被忽略，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有意义的解释，也未见到。危险的是，受众的使用价值、工人阶级的斗争，由此全部被掩盖了。

Brett R. Caraway批判了斯迈思的历史叙事手法，认为“每周工作小时数的锐减”，不是虚无缥缈，不是变成休闲时间继续被资本家剥削，不是未取得任何真实的结果，而是工人斗争、反对压迫的硕果。如果斯迈思是对的，那么多休息、涨工资的任何斗争，便都没有了意义。斯迈思修正主义历史观，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主题——工厂工人——消逝的哀叹。

而在Robert W. McChesney那里，更是认为当下的媒体危机，来自私人资本的控制，集中垄断、非竞争化令工人阶级的声音不断边缘化。对于正如自由落体般崩溃的美国新闻业，他给出了“健康新闻业四要件”，其中最重要的衡量标尺在于能不能提供人们扞卫自由所需的信息——为了民主，新闻行业需要来自公共机构注入的物质基础。

Peter Golding与Slavko SPlichal介绍的另一文献《媒体分权(Mediatisation)时代的政治参与》，强调了媒体分权的重要性，测算各类媒体政治传播的饱和度，聚焦“民主政治参与”同“当代媒体环境”，质疑多样化、个体化传播是否有利于增进民主参与度。此处的“民主”即有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含义，特别是详尽刻画出两者之间正式、非正式的联系管道。比如“公开性”以往视为正式的理性表达，而数字多媒体时代，更多体现为视觉的、象征的、情感表达的、经验的政治腔调。作者建议，对媒体与民主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契约与参与的研究，还须关注当下经济危机，比如福利，政治参与，私人-公共设备之间的关系。

Christian Fuchs与Vincent Mosco分门别类介绍了专刊中的28篇论文，认为媒介接收研究较为单薄，现实中流行音乐、肥皂剧、电脑游戏少有关注，这表明危机与不平等还是聚集于政治经济、阶级斗争议题，“软的文化”仍旧为资本家包容。因此有必要集中力量出版一批CPEC着作，纠正种种对马克思的误读，增进批判学派的战斗力。

相比之下，系统回顾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分析传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辩护的，当属Eileen R. Meehan与Janet Wasko2013年的贡献。二人系统回顾了CPEC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指出“拒绝马克思、拥抱批判观，是美国一道复杂的风景线”，点明CPEC一个总的特点，是“关注利益关系，国家、企业、草根之间的媒体格局”。

Eileen R. Meehan与Janet Wasko言辞激烈地批评，在CPEC内部，有的同事尝试一些“新的框架”，摒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础与路径。她们举出3C期刊上的两篇文章，条分缕析地逐一驳斥，斥其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玷污了CPEC的名声，应当“做一些家庭作业”，去了解这一学派的真实情况。CPEC学派，“真正需要的是，在各个层面的批判分析、历史分析、唯物主义分析，绝不是对现状的庆祝与褒奖”。

此外，Paula Chakravartty与Dan Schiller等人的观点也颇激烈，表明无论所关注的时代议题如何变迁，批判都是CPEC的灵魂，那些试图妥协于现实、改成写赞美诗的学者，必将被这一学派所唾弃。

6.新闻行业未来境遇

对新闻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的关切，是CPEC学派危机之后的努力方向。James Curran在会议论文《新闻业的未来》中，详细回应了社会上流行的4类观点，并在对比中阐明基本态度：存在困难，但应无所畏惧，同时“离开政府注资，新闻业重生于互联网的潜力，将难以释放。”

第一种观点被称为“鸵鸟式拒绝”，主要一些精英人士所主张，认为新闻业并未遭遇危机，不过经历着良性的转变，对未来他们“胜券在握”。James Curran批判这种观点自欺欺人，误以为自己能够控制新闻，觉得把传统新闻放到网站上就能吸引一部分读者，事实上却没有足够的广告来支撑财务。互联网的崛起挖走了广告收入的大蛋糕，这种趋势是残酷的，媒体管理者无法控制。

第二种观点被称为“千禧年幻觉”，是很多新闻业雇员的观点，认为互联网让报纸关张、让雇员失业，结果“削弱了公众理解力，严重威胁了民主制度。”作者觉得态度过于悲观，无论如何传统媒体的世界末日并未到来。有调查显示，一般性网站中，传统媒体确实缺席前列，而在新闻性网站中，呈现了截然相反的一幕。所以，传统媒体不会立即倒下，相反还造就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第三种观点被称为“催化剂”，主要由CPEC激进学者持有，将之视为一场“大清洗”。比如有人认为多年来，新闻业才是英国民主的最大威胁，它们只替统治者声援、为商业辩护，误导了民主选择。概括起来就是“否极泰来”，危机会带来一场彻底的变革。对此James Curran不置可否，显出一定的认可态度。

第四种观点被称为“文艺复兴之梦”，为新自由主义的新闻学教授们所持，预言新媒体创造的文艺复兴即将到来，认为互联网可以增进媒介品质，使其向着更高形态迈进。James Curran认为，所谓新媒体重振新闻业，仍是幻想。

与英国学者James Curran一并行进的，还有美国学者Robert W. McChesney，他在论文《新闻业的终结?一场反思》中，批评了诞生于100年前的“新闻专业主义”。他指出，媒体的私人所有者从来没彻底退出对采编业务的直接影响。再者，新闻专业主义过度依赖官方资源，以及大量的公共关系产业，为其低成本地提供材料。八卦、性丑闻的报道满天飞，它们的成本更低，更吸引读者，带来丰厚广告收益，同时也不会激怒掌权者。进一步，劣质新闻的生产也无需那么多采编人员，随着裁员，媒体越来越无能力去审查新闻稿。利润多了，监督少了，媒体所有者、权力掌握者皆大欢喜。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Armand Mattelart的一篇访谈。其中，较为重要的两则议题值得关注。一是在《传播的发明》中提出的超越所谓的媒体形式，尤其从“物品、人和信息的交换及流通的循环”的视角，描绘出传播学的族谱式景象。Armand Mattelart认为，媒体中心的角度使我们习惯于大众传播这一唯一视角，忽略传播史上的主干，引发了历史健忘症，阻碍辨别当代传播中的真实利益关系。比如，特权的存在，自由意志与社会决策，地缘竞争等。

二是智利军事政变时，Armand Mattelart撰写的《如何读懂唐老鸭》，暴露了迪斯尼动画片的帝国主义潜台词，认为基于文化产品生产的这本“宣言”，象征一个特定的世界观，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以智利“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的名义来战斗，从而唤起左翼文化问题的争论。重要的是，这种分析展现了传播体系的全球化维度，证明了CPEC在全球不均衡体系中进行战略反思的必要。

可以说，这是一则涉猎及其广泛的访谈，先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初，对国与国之间的传播政治经济关系，进行了预见式的评价。Armand Mattelart对全球信息资源、传播权力的不平等，研究尤为深刻。这对我们理解新媒体时代，发达国家标榜的“自由传播”，意义非凡——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现象，更有着复杂的经济成因，出路也要到经济领域去探寻。

三、CPEC学派发展的新特征

1.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批判传统

从几篇文献的态度来看，CPEC学派开始较为系统进行自身理论史的构建，包括对这一学派发展历程的回顾，学派内部、学派之间的理论争议，特别区分了与文化研究、社会学等相关理论的界限。这标志着一个学派走向成熟。

这个回顾过程，本身也是理论批判过程，不仅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主流学派的分庭抗礼，还对学派内部进行了理论“清洗”。包括一些态度、立场模糊的子领域，开始被剔除出马克思主义的阵营。甚至包括学派奠基人斯迈思的理论，也受到了较为严肃的批评。

CPEC学者们对于资本主义无情的批判，对于跨国资本虚伪性的描述，对于经济危机与新闻业危机的惆怅，都鲜明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但是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范畴，似乎同国内一样，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与不确定性。

2.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研究意识形态

作为跨学科的学派，CPEC具有明显的复合型特征。文献中，作者们都承认相关学科的借鉴，并试图在比较中呈现自身的轮廓。运用经济学的特定方式，来研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是CPEC学派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见识了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工资与利润率，剥削、阶级斗争，这些政治经济学特有的概念与逻辑体系，被得到充分的运用。

作者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说教上，而是深入到了意识背后的物质生产过程，关注新闻是如何被资本生产出来、又反映资本的意志，从利润和价值观两个层面上，共同维护这一现存秩序的。也有学者试图将其模型化、数学化。但总体上，仍然以非数理、非计量的模式来研究。

总的来看，这一学派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研究上更进了一步，回答了新闻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反映资本的意志，较有说服力。

3. 政府注资、加强监管、反对私有化

以往，不少人批评这一学派“只批判、不建设”，然而，从这几篇文献看，作者们还是具有强烈的介入实践的愿望，心怀对新闻业衰落的忧虑。主要政策上的建议包括：反对私有化、自由化，呼吁新闻业回归公共属性，加强政府对新闻产业的注资，呼唤全球的监管与合作。

这些建议，目的是想克服私人资本对新闻业的控制，及其带来的新闻业危机。并且，不少学者还跳出了新闻业自身的危机，由之观察整体资本主义的困局，将新闻产业的危机、新闻与意识形态的危机、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危机贯穿起来，这对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有着良好的启迪。

关于新媒体，不同于国内一边倒的赞美，CPEC学者给出了很谨慎的回答。他们不认为新媒体、数字化、网络化，本质上与以往的资本主义新闻生产方式，有什么差别。草根们的努力，仍然掰不过资本家的手腕。到头来，新媒体还是受资本雇佣劳动、追逐利润的规律支配。当然，网络传播的国际化，也同样加深了发达国家、后发国家之间的信息鸿沟。

4.仍然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尽管CPEC学者们坚持历史唯物论，反对修正主义，但是仍然带有较为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比如设想超党派、超阶级的市民社会联盟。还幻想着，通过政府注资、国有化，来挽救衰败的新闻业。甚至相信民主、新闻自由的排名，还在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辩护。这里的政治过程、政治参与，指的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宪政体制，CPEC的学者们，显然并没跳出这个窠臼，仍然在“媒体环境—经济危机—民主政治”的旧桥段上讲新故事。

这些心存改良的想法，在一些人那里，还出现了对“资本劳动对立”的保留态度，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向，与他们特定的研究环境分不开。

未来中国学者的理论拓展空间，非常广阔。一定意义上，CPEC学派在中国大陆的重建，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闻观双重复苏的意义。在经济学、新闻学的研究机构中，马克思的范式日渐式微，批判现实的精神不复存在，这些是值得大陆学人集体反思的，特别是在CPEC的强烈对比下。

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那本本着名专刊“回归马克思”的序言中，归纳了CPEC最近的众多观点，纵横捭阖，几乎涉猎了全领域，有批判学派百科全书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两位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窘境的担忧，呼吁加强相关研究力量，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我们不仅需要批判的态度，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对我们的启示，一方面，改掉天真的幻想，不能被忽悠，不能相信“电信业开放带给民众更好生活方式”的说辞，以避免赤裸裸的不平等入侵;另一方面，也要有“反过来理解”的逻辑，有驳有立，反思我们如何应对，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就不善于利用“资本的情绪”?

基础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新解剖，对阿尔都塞、葛兰西的文化研究理论、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的重新研读，对CPEC经典文献的系统化梳理，都是重要议题。理论创新上，如何将这一学派的理论模型化、体系化，以便能与主流经济学直接抗衡，是难点所在。若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纳入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当中，可以将CPEC学者们的经济分析更加精准化。政策层面，新媒体的研究，全媒体融合，报业改革，往往都在讲政治逻辑、新闻逻辑，唯独缺少经济规律的研究。国有资本控制下的报业，如何走向市场、走向商战，迫切需要我们从CPEC的研究中汲取养分，论证清楚“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宣传”之间的关系，给出扎扎实实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