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恩：传播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局限

摘要：本文旨在讨论当代媒体、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在众多层面的结合，笔者称之为传播资本主义。本文试图讨论，在传播资本主义之中，信息和传播网络的变化深深改变了资本主义和民主。它们加快并放大了资本主义和民主元素，同时将二者固定为一种全新的构型。

本文将要讨论当代媒体、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在众多层面的结合，我将这种结合称为传播资本主义。在传播资本主义之中，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从网络化的传播技术中获取物质形态的。信息的获取、包容、讨论和参与的理想都要在全球电信的扩张中实现。信息和传播网络发生了与数字化、(电脑处理器和链接的)速度以及记忆存储能力相关的改变，这将会影响资本主义和民主。它们加快并放大了资本主义和民主元素，同时将二者固定为一种全新的构型。

一、传播资本主义的出现

传播变成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手段，这对民主又会产生什么作用?也就是说，如果(用来交换分享意见，进行政治动员，表达反对甚至反叛的)参与和论争变成了资本生产和循环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它们作为一种民治的机制还有何功效?我的回答是，传播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实现耗尽了民主的使用价值。民主是不够的，民主不足以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在传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民主变成了无从躲避的参与性媒介的大环境，它不能表达人们在经济基础层面的欲望和需求，比如食物、教育、工作和健康(它不会触及经济平等、生态可持续和剥削的终结)。

在过去的大约三十年中，也就是在西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整个巩固时期中，参与性媒体提供了一种快速、轻易和普遍的民主：任何拥有手机或其他网络终端的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声音，网络还允许我们充分表达它们。如此一来，民主成了一种市场口号，成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苹果和微软的扩张手段。一连接到新媒体，民主就变成了某种政治劣质品的标签，任何人都可以躲在后面(既无争议也无对抗)，这对于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软件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供给商们颇富吸引力。民主成了资本主义的扩张的代名词，以至于当媒体已经成为私人资本积累的手段，甚至当它正在说明越来越多的人陷入痛苦之中时，仍然有看法认为自媒体越多，就越民主。

我们在西方所遭遇的情境是，传播和资本主义进入到同一构型而显现出一致性。它们煽动舆论、煽动介入和参与，却只是为了在大众的个人化的媒介情感网络中捕获它们。这些网络具有不可思议的矛盾作用。一方面，社交媒体网络(通常来说是传播资本主义)制造了一种公用的集体的信息和传播网络，并通过这个网络来影响大众，促使意见的传播。另一方面，这些网络又预先假定并强化了个人主义，以至于这些广泛分享的意见和关怀更多被想象为病毒、暴民、庸众，设想为某种趋势或短暂瞬间，而不是拥有自我意识的集体。集体性被重新格式化为传染病学——变成了一种可以引发细菌感染的想法或图像。传播经由网络和光纤的引导，进入到屏幕，进入到获取、储存、修复和计算的位置中，并被由传播制造和扩大的资本主义循环所捕获。

资本主义循环的诱捕是传播进行生产变革的可能条件。因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传播的资本主义，关于获取、透明度、声音、讨论、反思和参与的民主修辞学增强了网络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管控，那些被誉为更民主的其实只是更资本主义而已。如此一来，民主修辞学指出的政治问题，及其提供的解决方案只是表面上有所质疑，却在事实上将政治能量引向了加重不平等的运动中。那些分裂的事件和激烈的争论只不过是为经济提供机会而已，在此，专家们总是要做出评估，分析动因和可能性，而这些意见也总是被表达和传播，就像是一场政治操练。

在西方，参与性媒体的广泛介入保护了新自由资本主义，使其在财富的再分配中变得非常富有。我将描述传播资本主义的三个关键特征：话语从信息到贡献的转变、符号效能的衰退、驱力循环的自反陷阱。在描述这些特征的时候，我关心的是西方传播和资本主义在民主层面上合并后的作用，即是说，在这种合并之后，我们在传播和思考的方式上有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将探讨传播资本主义具体的剥削方式。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剥削劳动(工人的工业)，那么传播资本主义则剥削传播本身。我再次重申，我的基本主张是传播资本主义以增强和支持全球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构了民主理想。传播途径和机会的激增、分配、加快和强化制造了一种僵局式的民主，它无法服务于为大多数劳动人民带来福利的政治经济变革。西方是民主的，它可以允许反对的争论、讨论，可以为异议提供包容和机会。但是，民主不足以打碎资本主义的控制，不足以说明它为制造者的利益创造了什么共有的东西。

二、是大街(Streets)，不是屏幕(Screens)

一些西方人士认为，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抗议和革命声浪证明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且不提埃及革命，不提土耳其和巴西的抗议，只说围绕着“占领华尔街”的运动，难道它没有说明网络化的社交媒体在平等主义的群众斗争中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没有说明民主是一种有力的政治理想?对此，我有两种回应——是和否。

是的，民主是一种有力的政治理想，尤其对于西方的某些人，他们总是将民主设想为别人拥有而我们没有的某种能量。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曾经深深为第一次埃及革命的最初显露而激动不已，并对人民的集体意愿留下深刻印象，甚至产生了敬畏。但这些人不能(或者不愿)真正地占领公园和大街，尽管他们通过网络媒体追随着、喜爱着“占领华尔街”，并将其推送到整个网络媒体。

在此，我们或许该做一停留。当我们对于政治变革的热情被等同于我们使用媒体的热情，我们通过使用媒体而参与到事件之中，这种做法缩减并置换了事件本身，以至于媒体(尤其是Facebook和推特)变成了故事主体，而不再是人们的斗争或战死街头。而当事件被缩减为社交媒体的故事，我们就忽略了对革命情境至关重要的经济不平等。我们在西方编造的民主手稿中坚持反抗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它使我们相信，网络化参与性媒体主要还是对人们有利的，它们为平等主义的目标而努力。它使我们相信，革命性的变革可以通过一个快速的技术性定位来完成，网络化媒体并非用来捕获或散心，相反，我们的传播娱乐实践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它还使人们否认某种现实的存在，即人们在媒体网络间的流连忘返已经促成了世界历史中经济不平等的最大增长。因此，的确，民主是一种有力的政治理想，但这是一种被物化为社交媒体技术的政治理想，它使我们那些西方的朋友们得以遮掩我们在政治上的无能，并将自己设想为积极的政治参与者。

不，革命和抗议并不说明社交媒体是平等主义群众斗争中的有力力量。恰恰相反，它们在喧嚣的信息和传播环境中被呈现，信息和传播是武器和力量，同时也是背景和环境。关于这些信息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争论一直在进行。而事实上，之所以这样进行，是因为我们需要人们知道我的热情是怎样被激发、增强和散播的。考虑一下青年运动联盟(Alliance of Youth Movement)的情况，这个团体在2008年召开了最初的峰会，参与者有美国国务院、谷歌、Facebook、全球音乐电视台(MTV)和多种NGO组织。它们也同样参与了“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组织——一个来自埃及的Facebook组织。随后，它们又在2010年2月遭遇了穆罕穆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除此之外，它们还在为推翻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政权而斗争。

青年运动联盟的主页是movement.org。他们表述的目标是培训数字化的激进分子，让他们彼此联系，并且和技术专家联系。在此，赞助者再度是大公司，尤其是媒体公司，同时，美国国务院也是一个关键的参与者。在峰会上，他们的信息都是使用媒体，特别是数字媒体发送从而影响变革的。Movement.org网站鼓励博客和播客，它建议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传播具体信息。在美国国务院和各种媒体组织的鼎力支持下，这个网站给激进主义者提供“怎样做”的指导(顾名思义，包括怎样在其他网站被关闭的时刻保持网络连接)。事实上，一个愤青运动(AYM)组织的创始人科恩(Jared Cohen)曾经在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zza Rice)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领导下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他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政治论文，提出美国应该通过鼓励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来与极端力量(诸如伊斯兰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因为社交媒体具有去激进化的作用——社交媒体可以将年轻人纳入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之中。

至于占领华尔街，一些人强调，这一运动的最大意义是社交媒体的使用，这是错误的，这样说是为了使运动去激进化，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其打破了“点击行动主义”(clictivism)，因为人们不再停留在屋里屏幕前，而是走了出去。他们体验到了直接的工作，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一起和陌生人面对面，这种运动才是集体的实现，而网络中不断散播的请愿不足以构成一种政治实践。

社交媒体并不是有力的力量，特别是对于平等主义的群众斗争来说，当对抗的可能性被关闭的时候更是如此。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国家、资本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通过将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必要而核心的媒体，人们得以按照他们的想法重塑世界，在事实上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假设出一种充满幻想的统一和安全时刻。也就是说，他们正在使用一种连接和合作的语言，正如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国家都不使用社交媒体，好像网络传播不受主导权力的支配。这种统一和安全的语言将我们的注意力从邪恶保守的媒体实践上移开——仿佛只有旧媒体才可能被操纵，仿佛我们所有的当下的传播快感都是单纯无辜的。

这一用来连接与合作的领域正是当政治学被包含在民主的虚构中时，民主所显现的样子——一个没有对抗，没有乏味的教条主义，也没有根本分歧的领域。对我们来说，在传播资本主义之中，这就是民主，一种削弱政治的民主，它否定组织、斗争，否定持续、果断和分歧。

三、传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传播资本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在传播资本主义中，信息变成了贡献(contribution)。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提出(1949)，传播的数学模型强调一个说话者传递信息给接收者。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为香农的阐述做了补充，加上了关于回应的部分(1949)：被传递的信息携带着引发接收者某种回应的目的。而在传播资本主义之下，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信息变成了为散播内容而做出的贡献，而不再是引发回应的行为。这就好像从以信息的使用价值为中心转变为以交换价值为中心，也就是说，转变为信息散播、转发，以及被计算的能力。不同于信息总是需要被理解，贡献只需要被加上就可以了。就像某人加上自己的两分钱，某人也捐出自己的意见或想法，无论正在讨论什么。贡献的附加特征是它依赖于一种基本的传播等值。作为一种贡献，每个信息在传播的意义上都等同于其他信息，没有哪个意见或判断比其他的更重要(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只被计算为博客里的一个评论，Facebook里的一条更新，或者一条推特信息)。事实、理论、判断、意见、幻想、玩笑和谎言都毫无歧视地四处流传。在此，它们再一次作为贡献而没有区别，每一条都只是在涌流中“加上了点什么”而已。关键之处不是说了什么内容，而是终究说了一点——观点有了，问题提出了，人也都露面了……那么新的评论就可以制造出来，再把它贡献给谁，让这些贡献散播得更大更强。在这种计算逻辑的表述之下，民主失去了它提供批判资本主义可能性的能力。越多的意见被发出，越多的声音被听到，就越民主——但它们说了什么不再重要，因为每个贡献在传播的意义上都和其他的一模一样。

第二，也是作为结果的，传播资本主义的符号效能(symbolic efficiency)在下降，这是我从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那里得到的术语。符号效能是指符号被符号化的方式，即它从一个语境转移到另一个语境，并依然具有意义的方式。因此，十字架无论挂在教堂还是摇滚歌星的脖子上，它始终都是十字架。符号效能的下降是指符号循环能力的降低——当它在特定语境之外，就变得模糊而没有意义了。它们不能翻译。例如，可以想一想将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毛泽东合在一起的照片。在美国，右翼和茶党用这个形象败坏奥巴马，使他的政策看起来像是共产主义的蔓延。而同时，奥巴马-毛的T恤又在北京和上海的旅游区随处可见。那么它们在这意味着什么?另一个例子恐怕是把革命的学生、农民、工人的文化革命风格纳入可口可乐广告。这是不是暗示着人民失败了，暗示着资本主义已经把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商品化了?还是说仅仅为了酷，其实只是一种革命和软饮料的形象而已，没有意义?我们也许总是习惯性地认为需要翻译是因为文化差异。而我的观点是当下西方根本的差异已经不再仅仅是民族国家的文化差异。某种根本差异使我们的社会从内部破裂了，它使人们难以理解别人到底在说什么。其他的例子或许是当政府说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却在不断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者政府号称是民主的，却在监视自己的国民，不通过审讯便将他们送进监狱，并施以酷刑。

我需要补充的是，随着符号效能的下降，图像和情感强度可能会显得更为有力、恰当和有效。一张图片胜过万语千言。发送或散播图片比传播思想要更容易、更顺滑，也更具社会流动性，因为以语言表达的思想是那样难以“正确”，而形象则不会让思维的裂隙和界限出现在我们面前。

符号效能的下降对主体性也产生了影响。精神分析有助于分析这些作用。术语“自我认同”标识出某人试图接近自己时采用的那个视角，即某人将自己视为行为能动者时采用的视角。例如，一个男孩子将自己视为失败者。他为什么会这样认识呢?是否因为他正用他那辛勤工作、自我奉献的祖父的视角来判断自己?或者，一个女孩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而她之所以自豪，是因为她在用她父亲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在女孩的想象中，父亲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自豪。自我认同标识出这种象征性参照点，这个参照点并非某人想象自己时才出现，而是在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一个人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自己是谁，而且随着西方符号效能的下降，我们变得前所未有的怀疑和不确定。我们的祖父和父亲永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一维之物，他们是真实的人，拥有希望、梦想、错误和迷茫。他们的新特性，他们在符号效能上的下降便带来了更多的怀疑——我们不知道他们怎样看我们或者将会怎样看我们。事实上，在我们当下的媒体网络中，我们经常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谁正在看着我们?谁正跟随着我们?他们对我们发出的信息会怎么想?未来的雇主或恋人们会想些什么?而我们在未来又会怎么想?

社交媒体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大型流行网站Facebook(最大的英语社交网站)提供了无尽的测试，承诺要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谁——是喜剧中的人物，着名哲学家还是残忍的动物。这些想象性认同替代了那些丢失的符号认同。更准确地说，传播资本主义的全球信息和金融网络提供了我们能够尝试的各种生活方式。我们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或已经被告知，我们必须具有创造力，与众不同和独一无二。我们中的每一个必须要创造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尽管这些独一无二的身份是如此易受伤害。给这些身份提供意义和价值的参照框架总是不停地变化，对我们想象性认同的挑战随时可能出现。其他人的成功、成就、感受幸福的能力都太容易使我们陷入对自身的质疑。因此，当符号效能下降看似将我们从僵硬死板的规范和预期中拯救到自由新世界时，想象性认同的流动性和适应性却与脆弱不安如影随形。想象性认同不能建立坚实的土地，不能建构使人理解自己经验和世界的位置。因此，再次重申，传播资本主义的网络互动不能提供符号认同，不能像集体行动那样提供观看自身的位置。相反，它们鼓动我们进入永恒的想象之中，不断生产那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自我想象。

我要强调的传播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成分是自反性。这种以电子信息作为媒介的主体性的当下情境是一种无限的怀疑和最终的自反化。总是有另一种选项、链接、意见、细微的差别或偶然性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可能是受到潜在伤害或剥夺的人的特殊经验，可能是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甚至是一种治疗。任何事情都是可说的，没什么需要被否认。当下生活中的任何方面都可以被反思、被批评、被嘲笑。同时，这些反思、批评和嘲笑自身也会被反思、被批评、被嘲笑。在这种情境中，没有什么不值得评论或说明。日常生活的每一天的每一方面都可能对某人来说说明了什么——比如在某一瞬间。充分的可能性条件被阻止了(确定一个标准，以判断某个决定和答案如果不是好的，至少是适当的)。它只是你的意见。而这种阻止又将我们带回提问和怀疑的怪圈之中。

在这个同样的循环中，当代科学技术提供了一种令人无法承受的，看似不可能的自由：我们可以在物质和精神最根本的层面上介入世界，而无需受到知识的约束。反思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对反思的过程和条件进行反思，可以对我们使用的语言和我们拥有的科学进行反思，可以对引导我们进入这种方向而不是那种的价值进行反思。但这种全球化的自反性却不能为我们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随意去做我们决定的任何事情，无需决心，也无需涉及什么更大的、完整而充分的知识。于是，自反性，这种从头到尾的自反性，也就成了符号效能下降的另一个名字。

同时，这也是一种驱力的循环。精神分析用术语“驱力”来标识这种不断重复的失败诱导。在驱力之中，享乐(使生命值得延续的强烈的快感-痛感)来自于对个人目标的错过，来自于不断重复却又永远失败的努力，总是要接近那个能带来满足的东西却又无法抵达(就像观看猫视频)。博客说，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对其自身构成问题。在这种自反的环境中，我发出的东西甚至会很无聊，我博客的角落中甚至会产生毫无价值的激烈论争，对名流们的放肆也无足轻重，甚至所有上述事实都已经被知晓并被讨论过。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内容都无关紧要，它只是大量事实上无法区别，却又迅速传播的差异，以及确认什么也没有改变的调整。

在西方，民主追随着这种驱力的循环。我们转了一圈又一圈，错过了我们的目标，但还是会得到一点小满足——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乐于分享我们对挫折的愤怒，其他人则乐于重新谈论我们失败的每一步，争论我们究竟错在哪里，可能还有另一些人想要探究过程中的细节，并适当考虑事情的结局。于是，民主的驱力便用来命名自反性，我们深陷其中，无法躲避，同时却又难以理解，即使当它给予我们想要的东西，甚至给了我们一些替代物，一些享乐的冲击之时，亦是如此。我们抗议，我们说话，我们抱怨，我们签署请愿书并把它送给朋友中的每一个人。在传播资本主义的自反循环中，民主的驱力是在网络媒体中捕获我们的政治介入，以至于即使我们的行动和介入是加强了资本主义而不是瓦解它，我们依然感到激动，感到参与其中。

四、剥削和征用

传播资本主义依赖于剥削和征用的具体模式。这些资本积累的模式包括数据、元数据、网络、注意力和能力，它们从人民那里取得属于人民的财富，并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维系一个鸿沟。

第一种模式，Facebook和亚马逊主张其网站拥有信息的所有权。他们主张，那些没有酬劳的创造性的传播劳动产品也是网站的财产。事实上，商业上最成功的网络平台，其首要特征是有能力为众多的传播参与者提供唯一的场所。这样的网络平台会搜集和贮存用户行为的元数据，就像谷歌。这是第二种征用模式，对我们搜索样式的元数据的征用，并且也是剥削，一种对用户驾驭丰富信息欲望的剥削。谷歌就将用户搜索和链接所留下的痕迹当作自己的潜在资源。

传播公共平台剥削和征用的第三个也是更广泛的模式与复杂网络的结构有关(也就是那些以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链接为特征的网络，例如，学术引用的网站、大片、畅销商品以及博客和网站的流行)。就像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所解释的，复杂的网络把信息成幂次法则分配。在第一位或者置顶的条目比第二位的条目要拥有多得多的东西，而第二位又比第三位要多得多，以此类推。以至于那些垫底的条目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而在置顶的条目和垫底的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大量小说被写作，但很少能够出版，更少被出售，绝无仅有的一些变成畅销书;大批论文被写作，却很少被读到，更少被别人引用。在流行媒体中出现的意见，依据80/20的法则，依据胜利者拿走所有或胜利者拿走最多的新经济学特征和“长尾理论”。

在这些模式中，共同平台是人们得以出现的共同领域。剥削便存在于领域内部不断刺激创造性生产，发现“那一个”，并把它金钱化的努力之中。不断扩张领域会制造出“那一个”(或者说，寻找目标是复杂网络的固有特征)。这种剥削服务于对收入和有偿劳动机会的征用，就像我们看到的印刷杂志和学术刊物的倒闭那样。一个中国的例子是起点网。起点网拥有160万小说写手——一个盘踞在电脑间的青年军。就像周黎明(Raymond Zhou)在其《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的文章中所言，起点网90%的作者分文不取。3%—5%的作者能挣到正规的工资，只有1%的人可以得到大笔薪水。而每个百分之一都包含上百万的作者，他们的脑力劳动同时也是体力劳动(流潋紫，其多卷本畅销书被改编为高收视率电视剧)。起点网是新自由资本主义下劳动基本条件的例证。如今，争夺输赢的人前所未有的多，以至于报酬被作为一种奖品，而不再是凭借合同来行使自己的劳动权。在学术、艺术、写作、建筑、娱乐、设计领域，以及在美国不断增长的不同领域之中(教育、技术)，人们不仅为找到工作、被雇佣、被支付报酬而感到幸运，而且越来越多的任务和计划被作为竞争，这意味着只有胜利者才能得到报酬。他们工作，但仅仅为了拥有得到报酬的机会。

第四种模式，网上无数的娱乐和消遣或者我们iphone的网上商店都不是免费的。但我们不常直接付款给YouTube、Facebook、新浪微博和推特。它们是不用花钱的，它们花费的是时间。发送和写作都需要时间，阅读和回应也需要时间。我们支付的是注意力。我们的注意力并不是无限的，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即使我们努力从每一秒钟里榨取价值(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回应每一句话，点击每一个链接，或者阅读每一个信息。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甚至当其他的可能性或其他的精彩之处引诱我们搜索和徘徊的时候。对我们注意力的需求，以及对于传播、参与、分享的要求从未如此尖锐和剧烈，就像生产线上如此众多的加速器，正视图把我们仅剩的一点精力抽空。当我们真的做出回应，我们的贡献就已经被加入这个已经无限大的传播领域之中，或是对他人注意力的一点需求，对表达感情的一点刺激，或是能被储存的数字化踪迹，或者其他什么。我们支付的是注意力，而花费的是关注。

这种代价对于左翼政治运动而言是极其高昂的。注意力的争夺(我们如何把信息传播出去)在这个富有而喧嚣的媒体环境中太经常并太容易地意味着，适应这种环境，并让它的活力变成自己的。这样做的结果是，重心从“做”转向了“出现”，也就是说，重心转向了如何在24小时7天一周期的媒体循环中吸引注意力，而不再思考怎样建立持续的政治机构这种更宏大的问题。对我们注意力的无限需求——我们需要互相关注，传播资本主义也在捕获和放大这个，这种需求征用了我们对关注和组织的政治能量，征用了对于作为运动和组织化斗争的共产主义至关重要的时间。毋庸置疑，传播资本主义是参与主义的：越多的人参与到网络媒体环境中，可以积累的踪迹就越多，而可以获取和转移的资源也就越多。

公共平台剥削和征用的第五个模式与能力相关。就像工业劳动征用手工技艺，将其划分为最小组成部分，并通过机械化和组装流水线将这些组成部分分配下去。传播资本主义参与剥夺我们此前共有的知识和能力也正是这种情况。可以随意处置的工具正在不断膨胀和加速，电脑芯片和处理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构成了主要成分。电脑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过时了，移动电话则在大约18个月的时间里就成了老土(如果不是废物的话)。这意味着我们不用学习修理它们了，修理我们的日常用品的能力已经减弱了。我们假定我们只需要再买个新的就可以了。当然，这已经是“二战”后伴随家庭日用品的迅速膨胀而发生的情况。在美国，中产阶级已经变得更不可能制作他们需要的用品——衣服、家具，取而代之的是去购买它们。家庭在抚养孩子和参与其他事务的同时还要有挣钱的压力，这意味着人们越发依赖于那些已经做好的快餐和冷冻食品，而相应的，准备和制作新鲜食物的能力却在下降。当下的媒体不断突出这种中产阶级和前中产阶级正在面临的征用——专家会提供家庭事务的指导，怎样穿、怎样照顾孩子、基本的烹饪方法，以及怎样和他人相处(大部分事实都显示出这些)。

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趋势正力图将这一动力学延伸到大学中。西方资本主义不再需要一个有技术、受教育的中产阶级，因此，大学教育也不再必需了。它不再需要多数人服务于百分之一的顶层，因此，大部分人都不再被需要了，除了作为某种人们必须存在的领域。在一个没有技术的社会中，谁还需要学位呢?我们置身于一种将教育缩减为知识，又将知识缩减为信息，信息又变成数据的情境之中，我们被告知可以通过谷歌搜索找到我们想知道的任何事情。我们不再需要教授讲授什么，或至少不需要那么多教授——那些最好的大学就可以提供一个国家需要的所有律师、科学家、银行家和作家(如果不能提供，那么，还有一个全球精英阶层可供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虽然网络技术已经替我们做了所有的事，我们不用亲力亲为，但我们已经外包了最基本的技能——或者说，我们的基本技能已经被这些网络征用了(一种全新的资本积累方式)。

总而言之，传播资本主义欢迎并且依赖于那种经常的、几乎无法躲避的指令，让人们去参与、表达，让我们成为公共平台的一部分，但这个公共平台征用了我们而不是为我们所分享。它让我们分享一种幻觉，拥抱一种幻象，即极端不平等不过是一种偶然，并不是全球传播网络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不幸的是，自由民主靠其自身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在传播资本主义中，自由民主遭遇到了它的极限。讨论的手段是为了利润而被设计出来的，它使设计者的剥削不断增强。它也同样在大众娱乐的网站中被放大和加速，在此，(统治所必需的)更多的信息使人们越来越难以保持对真正关键事物的关注。

本文刊于《全球传媒学刊》第2卷第2期(2015年6月)，第5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