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凯恩斯，如何迎向残酷的驱离时代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度使得马克思主义从历史的角落再度走到台前，甚至引发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是否已然破产的议论?可惜的是，在素来最坚守市场放任主义的美国政府介入几家“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以后，人们发现只除了自己的税金被用来大量“补贴”那些捅出蒌子的机构以外，一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事实上，根据乐施会(Oxfam)引述自瑞士信贷的全球财富报告和富比世的亿万富翁排行榜数据所做出的研究资料更是显示，金融海啸过后富人的财富不减反增，从2009年到2014年，全球“最有钱1%富人”的财富比重，占全球财富比从44%增加到48%，而剩余的52%中，又有46%是由前5分之1富有的人掌握，剩下的6%才由80%的多数人分享。乐施会并且预估到了2016年，最富有1%的人将拥有全球超过50%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又多会成为政治游说的工具，并进一步增进富人的利益。

这自然令人联想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政治口号“我们就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史迪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也曾就此写了一篇《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痛批美国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且金钱游说可以影响政策的情况下，根本已经是“1%所有、1%所治、1%所享”。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莎士奇亚.萨森(Saskia Sassen)在《大驱离》(Expulsions：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提出一个新命题，即，萨森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的社会、经济系统有加大驱逐、社会排除的动力的倾向，越来越多的人或者被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从社会、经济生活中驱逐出去，或者只能暂居在系统边缘，他认为这已非既有的诠释工具所能解释，我们需要新的诠释视角、语汇以去理解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所不在的驱逐形构。

然而，现有的诠释架构，如新自由主义的解释模型真的过时了吗?用另一套新的主义来加以解释，又能带来什么改变?却不无疑问。

驱逐的动力：掠夺性的形构(predatory “formations”)

Sassen明言，《大驱离》一书所要探究的是“系统边缘”，以及在此边缘的关键动力：“驱离”，即人、事、物如何被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及生物圈系统中驱离。而其核心的假设是：“我们由凯恩斯主义转向全球，这对某些人来说是民营化、去管制化、开放国界的年代──而此中涉及动力的转换、由纳入人民转向逐离人民。”(p.290)亦即，Sassen认为1980年代之后与之前是“断裂”的，在1980年代之前，无论是奉行凯恩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类型，“尽管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社会排除，系统倾向还是纳入人民，特别是工人”，但“1980年代以来，将人们驱离经济、社会的动力有所强化，而且这些动力已嵌入经济、社会领域的正常运作之中。结果之一是经济的萎缩。”(p.103)

亦即，Sassen认为，相较于“传统的市场资本主义”，“今日的先进资本主义”积累的样态更为复杂，并且加上技术的演进，遂导致了如今十分残酷的驱离态势。举凡极端的失业、贫穷、自杀、被迫离开家园与土地，甚至目前民营监狱的关押，都是Sassen所谓的“驱离的样态”。

进一步，Sassen认为，西方政府、央行、IMF等国际组织在做的，其实是缩减国家经济空间的工程。即政府一方面缩减支出，如在社会服务的支出大为减少，另一面放宽管制，使得资本能更自由地在全球移动，抬高了跨国企业的议价空间，同时也导致小康以及小康之上的中产阶级遭受大规模的驱离，不只远离工作、社会及医疗服务，也有越来越多人的住家不保，他甚至称发生在希腊的情况为一种“经济清洗”(economic cleansing)。(p.292-293)

简单地说，Sassen在此主要是以“凯恩斯主义时期”为对比，就他看来，“2006、2007年大多数国家的GDP年成长率在4%以上，大大高于先前几十年的数值。隐藏在这个成长数字背后的是极端形式的富裕与贫穷正在成形，以及塬本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遭受摧残。与此成对比的是，在凯因斯年代，4%的GDP成长率所描述的是广大中产阶级的成长，”(p.189-190)

而他之所以说凯因斯时代的“系统边缘”纳入人民，“不是因为凯因斯年代是个理想的时期，而是因为构成该年代的系统性关乎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今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p.303)

被Sassen视为断代的1980年代，约莫就是全球化弱化福利国家，且在雷根、柴契尔携手打造下，新自由主义基底已十分稳固。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外流成为常态，然而资本流出必然导致税源减少，从而减损了福利国家最基本的运作机制，不仅如此，廉价劳力的引进加上产业外移，也使工会失去谈判能力，于是即便在历史悠久的高度开发国家，经济空间也被重组、甚至萎缩：公司更少、工人更少、消费者也更少，由大规模生产与大量消费支撑起来的经济系统因此受到挑战，连带地，经济空间的萎缩导致“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在推行上的弱化与劣化”，由于利益积累的机制改变，从早前依靠大规模制造业和公共基础建设发展，转向金融创新和1980年代后的企业形式，使先前至少可以确保某种程度社会经济重分配的基础发生崩解，导致越来越多人处于系统边缘，甚至被驱离到系统以外。

塬则上，Sassen的故事和新自由主义的故事，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他是从“驱离”的视角切入，并观察到驱离的“规模更大”、“幅度更广”，也正是在规模的强度与广度上，让Sassen认为旧有的诠释系统已经不敷使用，有必要使用一套新的理解系统以方便我们更精准地去认清问题。

例如土地掠夺，Sassen认为现在的问题并不只是土地商品化，同时土地此一商品的金融化亦是，而且也不再只限于一国之内。事实上，土地收购的规模已经广及全球，大量的小农、村落遭到驱逐，“越来越多人迁徙流离，越来越多农村住民移居至都市的贫民区，越来越多村落与小农经济被摧毁，而从长远来看，越来越多大片的死土产生。”(p.115)

诚如Sassen指出的，榨取的地理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但到了21世纪，除了因为IMF、世界银行的重整计画，导致全球南方的都市家庭和小企业滑落至系统边缘，现在更多是外国政府与公司的土地收购计画，亦即土地掠夺已经形成了全球土地市场的规模。譬如众所皆知中国在非洲的土地交易，以及可口可乐等跨国企业在巴西、柬埔寨的大规模圈地，对当地的影响均十分深远。

一言以蔽之，现在企业的经济空间无限扩张，有力的企业体极尽所能地利用政府、资源、劳工，以确保企业经济的成长，同时还将全球限制降至最低。Sassen所谓的“掠夺性形构”，即是由有力的行动者、市场、科技、政府共同组成的，而在全球企业增能的另一端，是在地民主的衰煺，目前现存的治理机制显然对此束手无策。

掠夺背后的系统逻辑 vs. 新自由主义

焦点事件记者孙穷理在导读〈驱离者隐匿于地下〉亦提问，Sassen不用既有的“新自由主义”或“帝国主义”去指认她所谓复杂而隐蔽的驱离动力为何，认为目前处于“资本主义新阶段”，这个观察无可厚非，只是：“新的和旧的提问跟回答，是不是就不具连续性，而让我们得钻到地下去重做设想呢?这一点我是存疑的。”(p.7)就此而言，笔者也是置疑的。

Sassen捡拾了发生在各个领域里的社会排除 ― 从失业、农村或矿场人口因土地被收购而被迫移动，乃至目前因为监狱关押民营化，监狱成为了新产业，从而导致刑罚系统更有关押犯人的动机 ― 进而从这些样态不同的各式排除中，归纳得出了我们处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此阶段的系统动力是驱离，到此为止并无太大问题，甚至还可说带有几分有趣的洞见，但，驱离动力背后的系统逻辑果真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或帝国主义理解吗?又或者说，新自由主义无法回答大规模的驱离是如何发生的吗?

Sassen在第二章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在80、90年代时，在很多国家实施的重整计画，结果最后都造成“经济”的定义遭到紧缩，而不符定义的人事物遭到驱离。但有关IMF以推动剧烈的市场去管制化、削减政府补贴、公部门私有化及移除贸易壁垒等方式，试图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且世界银行将发展计画的贷款加上许多附加条件，强制市场自由化，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藉由要求撤除贸易壁垒以换取进入西方国家市场等等，这些本来就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也都发生在1980年代之后，即Sassen所谓的断裂点，例如Naomi Klein在《震撼主义》里所指出的，实行在俄罗斯、东欧各国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便是显着的例子，而休克疗法即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经济政策。

凡此种种，不禁令人思考，尽管量变会带来质变，但在现阶段，系统或许还是同一个系统，“驱离”只是一个面向或系统动力之一，Sassen确实绘出了一幅驱离的剖面图，又或者说，指出了“掠夺性形构”为系统动力，然则，这幅以掠夺为动力的驱离图像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系统逻辑所能诠解的，未必已经质变出一个新的逻辑在运作。

译者/谢孟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