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当前新兴国家经济困境及对我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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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新兴经济体遭遇“成长的烦恼”。

一、跨国产业资本转移牵动新兴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二、跨国金融资本流动加剧新兴国家经济动荡

三、新自由主义的战略误导致使发展中国家“慢性中毒”

四、对中国启示与政策选择

问题的提出：新兴经济体遭遇“成长的烦恼”。

2013年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陷入经济困境。

一是经济增速普遍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年7月数字，新兴经济体增长率逐年下滑：2013年为5.0%，2014年为4.6%，2015年降至4.2%。世界银行预计，2015 年新兴经济体增速为4.4%，低于2014年12月预计的4.8%。2015年第二季度，除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增速平均只有1.8%，低于发达国家2%的增长率，为近年来首次。就国别而言，中国过去长期保持8%以上高增长，但2014年增长率仅为7.4%，为1990年以来最慢增速，2015年可能只有6.8%。俄罗斯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经济增速达到8%，但2010年开始逐年下降。据IMF估计，俄2013年经济增长1.6%，2014年为0.2%，2015年预测萎缩4%。巴西在2010年经济增速达7.5%，但2014年经济增长率0.2%。2015年第二季度增长环比萎缩1.9%、同比萎缩2.6%，预计2015全年衰退2.26%，且2016年还将继续萎缩。

二是资金外流、货币贬值严重。据IMF统计，目前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跌至15年最低水平，仅2014年新兴经济体外流资本总量就超过1万亿美元。就国别而言，据摩根大通2015年7月报告，中国在过去5个季度中，资本外流达5200亿美元，抹去2011年以来吸收的全部外来资本，仅2015年第二季度，投资者就从中国撤出1420亿美元。俄罗斯2014年外流净资本达1340亿美元(世行估计1500亿美元)，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俄主权债务信用等级。人民币、卢布、巴西雷亚尔、土耳其里拉、墨西哥比索、印尼盾等新兴国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均跌至近年最低点。

三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凸显。2012 年以来，拉美国家贫困指数停止下降，贫困人口占比徘徊在28%左右，委内瑞拉贫困人口比例超过32%(2012 年为25%)。2013年6月，巴西因公交票价上涨0.2雷亚尔(0.6元左右)，引发20多年来最大抗议，80多座城市100万人上街抗议。2015年2-3月该国又有近200 万人走上街头(高峰抗议人数超过1000 万人)，要求罗塞夫总统辞职;2013年12月，阿根廷全国20多个省份发生哄抢和警察罢工事件;2015年3月底，南非爆发大规模排外骚乱，数百家外国人店铺被打砸抢，造成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上万名外国人流离失所;2013年5月底以来，土耳其爆发大规模持续抗议;2015年9月，印度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近1.5亿工人参与罢工。

总之，曾经风光无限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遭遇发展困境。摩根斯坦利将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南非列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纽约时报》网站2015年3 月10 日发表文章，题目是“随着危机上升，新兴国家失去光泽”，“关于新兴市场的所有坏消息已使其成为次级投资品。新兴市场脱颖而出的观点现在正受到质疑。”一些经济学家警告，金砖国家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可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新兴国家这种困境并非偶发现象。20世纪以来，尽管欠发达国家纷纷追求经济现代化，但绝大多数国家长期被锁定于不发达状态，鲜少能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据统计，二战后全球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少数经济体跨入高收入行列。世界银行估计，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只有置于国际资本体系下才能看清。

一、跨国产业资本转移牵动新兴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一)“其兴也勃”：跨国产业资本进入为新兴国家带来繁荣。

新兴国家短期内实现经济繁荣，与资本跨国流动和逐利本能有着直接关系。资本是诸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成分，其本性就是谋求利润最大化，但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又是资本运行的必然规律。“利润水平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先进，平均利润率就越低。”据统计，1965年“七国集团”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高达45%，到1990年降至27%左右。美国官方统计，2000-2006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比20世纪50-60年代低1/3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低18%左右。

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要想获得高额利润，重要办法之一就是进行“时间-空间修复”，即通过向那些尚未充分开发、利润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来获得更多利润。列宁曾指出：“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希法亭也说过，“资本输出的条件是利润率的差异”，不发达国家的利润率“要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沃勒斯坦也指出，为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实现途径通常是将主要生产场地从原来的“核心”地区，转移到世界体系中劳动成本更低的地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2005-2014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增加10倍，投资增速比发达国家快30%。2014年接受直接投资最多的前20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俄罗斯)。在这一过程中，跨国资本大肆获益。目前，美欧公司利润主要依靠海外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例如，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利润50%以上来自美国之外。2008年，福特、丰田、本田、日产、现代等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获取的净利超过2000亿;通用公司在中国产量只占其全球总产量4%，利润却占通用全球总利润25%。由于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很多年才能发展到资本过度积累程度，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发达家仍可从这种资本转移中获利。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资本涌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扩散，激活了这些国家原来的人口、资源等潜在要素，使其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1981-199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是3.4%。此后，随着海外投资持续增加，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加快。2000-2012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年均增长率达6.2%，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只有1.9%。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从1993年的35%增至2013年的50%，外汇储备在2000-2015年期间增加2倍。在《财富》评选的世界500强中，1980-2000年期间新兴国家只占5%，2013年已升至26%。另据麦肯锡统计，2013年世界最大企业中，有1/4来自发展中国家，并预计2013-2025年新创立的7000家大企业中，将有70%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更是频频“弯道超车”：经济总量2005-2007年相继超过英国、法国、德国;2010年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成为最大货物贸易国。按照世行统计，以平价购买力计算，到2014年10月10日，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态势。2001年，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推出“金砖五国”(BRICS，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汇丰推出“灵猫六国”(CIVETS，包括中国、印尼、印度、越南、土耳其与南非);高盛再度推出“金钻11国”(Next-11，即增长潜力仅次于金砖五国的11个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尼、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与越南)。新兴经济体一时风光无限。

(二)“其亡也忽”：跨国资本离场使新兴国家陷入经济萧条。

跨国产业资本是把“双刃剑”，它给新兴国家带来短期繁荣的同时，也带来无尽的烦恼乃至毁灭。

一方面，跨国产业资本涌入往往会毁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尤其是为数不多的高端产业，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产业链下游位置。发达国家在生产领域拥有技术、品牌和垄断优势，因此，跨国产业资本涌入往往会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从种子、肥料到药品、石油制品等各个产业领域。例如，据报道，改革开放后外资涌入，导致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21个产业被外资控制，每个对外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毫无缓冲、毫无准备的自由贸易中，不发达国家最先进的生产部门(如电子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制造等)，往往最先遭受沉重打击。发展中国家能够保留下来的，大多是纺织、水泥、造纸、出口加工等中低端产业。这种低水平的“伪工业化”很难为新兴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这是因为，只有在垄断或准垄断的条件下(既包括国家强制形成的专卖、垄断性经营，以及技术创新领先形成的准垄断地位)，企业才可能获得高利润。那些进入门槛低、可替代程度高的中低端产业，不管最初生产率水平如何，其生产迟早都会进入“报酬递减”阶段，企业利润率越来越低，企业本身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面，跨国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多是“松脚型工业”(footloose industry)，关键时刻往往“脚底抹油”。这些外资主导、外科手术植入式的中低端产业，总是在不断寻求成本最低、收益更高的投资场所。它们当初涌入新兴国家，就是看中了新兴国家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旦区位条件(包括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优惠政策、市场环境、周边环境)发生变化，雇主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将工厂迁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地区。就像牧民放牧一样，在一块草地吃光后，便转向下一块草地。当初正是受这种利益驱动，促使它们从欧美迁到日韩，又从港台迁到大陆，然后再迁往越南。亚马逊公司在西雅图裁员，却在印度增加岗位。如此人员调配为这些公司降低了40%到50%的成本。只要产业不升级，永远不能摆脱疲于奔命的宿命。

按照沃勒斯坦的估算，从投资大量进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当地工人被有效组织起来，迫使工资上升和资本抽离，大约需要30年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勃兴算起，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已经超过30年，一定程度出现了资本过度积累现象(如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日增，平均利润率下降。例如，过去“中国制造”最大的秘密就是低成本，但近年来中国劳动人口日益缩减：2011-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560万，劳动用工成本上升。2015年4月，前工信部长李毅中称，中国制造业成本不仅高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甚至达到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0%。由此导致三星、微软、丰田和其他跨国公司纷纷削减乃至关闭在中国的工厂，转战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甚至有些中国本土企业也开始在东南亚建厂。

这种“候鸟型工业”的迁离，使新兴国家出现“其兴业勃，其亡也忽”的巨大落差。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得淋漓尽致：“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一点一点地把一个国家搬到他国。当他们一点一点地卖完了一个国家后，他们就用这种收入来一公里一公里地收购新的国家的地契，然后再把收购来的土地一点一点地卖光，最后只剩下满地的窟窿，有的窄而深，有的宽而浅。”当年拉美国家凭借原材料优势，以及蜂拥而来的外国资本，在短期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新兴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但随着原材料降低以及国际资本流出，拉美又正在经历“大衰退”。当前，“金砖国家”在经历跨国企业迁离潮后，同样面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处境。

新兴国家要想留住这些跨国资本，只能进行“谁敢比我惨”的“寻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以更大的自我牺牲(包括税收减免、优惠出让土地、降低工资、污染环境等)，换取GDP增长和表面的经济繁荣。“为保住饭碗，工人们被告知必须在无利可图的范围内再作让步，但不管做了什么让步，老板都会说，还有不少工人愿意答应更苛刻的条件，于是工人又被迫再次让步。”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曾自夸说，在墨西哥南部，我们创造了和危地马拉或中国一样的条件，组装厂无须弃墨西哥而去，但这些工厂还是迁往中国。来自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中南美洲和日本的工作机会，也是如此。“寻底竞赛”迫使各个国家抛弃自己的工人保护和就业保障体系，并被冠以所谓的“竞争力”，即“为了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而降低工资。” 但这种做法只会导致靠压榨劳动者维持繁荣的“血汗工厂”，并极大牺牲自然环境。目前中国空气质量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二，近80%江河湖水受到污染，近半入海口排污不达标，61.5%地下水水质属较差级或极差级。因此，靠低端工业化发展经济的模式，已日趋走入死胡同。

二、跨国金融资本流动加剧新兴国家经济动荡

金融资本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对很多产业资本家来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症，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背景下，谋求更高利润的冲动，使越来越多的资本离开生产领域，成为靠借贷获取利息，乃至纯粹玩“钱生钱”游戏的金融资本。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狂想症”日渐从阶段性病状，变成结构性病状。1979年，西方主要工业国首脑汇集东京，改变长期实行的公共政策根本方向，将反通胀放在优先地位，放弃了以往在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之间进行选择的凯恩斯主义。尤其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政策，使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决定性地位。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所有投资额的1/4，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攀升到75%。20世纪90年代，投资“其他”领域资本有50多万亿美元，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已增至600万亿美元。而世界实体贸易额只占全球资本交易量的1-2%左右。 “主导今天整个资本积累运动的，是经过二十年发展变化的、各种以食利性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它们不论在收入分配还是投资节奏上，或是在工薪就业水平和条件方面，都可以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活动而起到决定性作用。”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的征兆，其最反动、最腐朽，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冲击也更大。

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利息率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因此跨国金融资本源源不断涌向新兴国家，从而将这种反动腐朽的积累体系，尤其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掠夺财富模式，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扩散出来，进而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直接、更严重的负面冲击。

(一)极大盘剥和削弱新兴国家的实体经济。

金融产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众所周知，工业革命前的高利贷资本对经济活动负面作用明显。“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 事实上，当借贷人过度借贷而只能偿还利息无法偿还本金时，放贷人得到的回报是最高的。但它最终会耗尽所有对生产的实际需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对这一系统的运转构成威胁。因此，马克思和凯恩斯等都认为，借贷货币资本应处于从属地位，因为最终来讲，劳动力的使用才是价值的源泉。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趋势，与凯恩斯等表达的“让食利者缓慢死亡”的愿望相反，劳动力和生产过程愈来愈被用于满足获利资本的需要。因此，金融积累体系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最为直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投机逻辑压倒生产逻辑，造成实体企业经济停滞。在金融资本体系下，金融投资者可以通过操纵交易市场，成为工业集团的所有者，由此使金融资本日趋决定着生产性投资的节奏、形式和地点。“它们变成了产业的创立者以及最后变成产业的统治者。”但金融类型的企业股东，其收益战略与工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金融投资既不会带来长期产业投资资本，也不会带来高科技和知识。金融资本优先考虑的是企业的“市值”。而利息和红利只有在市场持续走高时才可能实现，迫使这些企业不得不回购股票以维持市值，借贷投资，最终导致企业高负债。在企业管理中，金融投资者也是根据纯金融的准则，必须在短期内实现投资回报，因此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和获取剩余价值。在金融统治下，工业管理的核心词是“减员增效”和“结构重组”。在拉美地区，当地企业刚刚私有化和股票上市，跨国公司的并购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收购者的跨国公司为了它们的纯商业利润而瓦解了企业的生产活动。

二是导致实体经济日趋被“挤出”，经济日趋虚拟化。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倾向于采取严厉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视为优先任务，由此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增长。但高利率又会引起投资和储蓄率下降，使各种金融投机活动增多。“企业实际上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和拓展，而愿意在利益驱动下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 金融全球化还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经济法则。一般来说，商品价格上涨会削弱进出口竞争力，但资本价格上涨则将全球的资金吸引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中。不断上涨的租金、财产和债券支出，往往会抵消工资优势，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提高，“生产消费型经济体变为越发负债的金融财产型的贝壳式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金融上将变得‘头重脚轻’，并使得储户和债券人之间两极分化。”

三是银行体系风险增大。在金融市场日趋发达的背景下，大企业更乐于通过发行股票在市场上借贷，而不是去银行借款。银行业为抑制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不得不寻求业务多样化。为迅速恢复利润，它们采取事先从一些企业抽资的政策，这直接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灾难性后果。同时，银行的投资/投机活动，特别是转向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将银行业本身置于十分危险的处境。

此外，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菲律宾等国，“金融全球化必然会孕育和加强一切金融买办阶层。相反，各国自身及其广大就业者则很少或根本不能得到任何好处。”

(二)导致新兴国家社会财富加剧外流。

金融资本只是参与财富分配的特殊积累制度，金融资本占主导，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分赃，平均利润率因金融泡沫急剧摊薄，并趋近于零。在此背景下，金融资本要想获取高额利润，日趋退化到依靠经济投机牟利的“赌场资本主义”阶段，乃至变成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灾难资本主义”。尤其对美国来说，在经济高度金融化背景下，其实现经济繁荣(即金融扩大再生产)，就需要增加货币资本投入。在国内储蓄不足情况下，国际资本便成为美国的争夺对象。国际资本为保值增值，往往会流向更加安全、环境较好的国家，因此美国要想保持本国经济繁荣，前提就是破坏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秩序。因此，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当前美国/北约的战略，已不再是赢得战争或冲突，而是创造无休止的混乱，借以控制当地人民、国家及当地资源。当一国陷入混乱无序，经济破产并亟需资金时，IMF、世界银行及其他“发展机构”和金主就会以十分苛刻的条件进行贷款，借以奴役这些国家。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破坏性极强的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掠夺令人发指。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封闭，对金融游戏规则和风险缺乏深刻了解，跨国金融资本涌入，使这些国家经济活动风险系数倍增，并由此打开财富外流的“绿色通道”。跨国金融资本可以通过操纵发展中国家金融中心的方式，获取工业利润、金融企业收益以及利息和红利，并把这些红利转移到纽约、伦敦或东京金融中心。金融全球化实际使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被切开的血管”，财富不断流向发达国家。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主要是凭借美元霸权地位，通过金融杠杆对外转嫁危机、掠夺发展中国家多年创造的财富(俗称“剪羊毛”)。通常来说，美国会让美元指数持续走低，纵容跨国金融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剩余资本的“接收器”。一般来说，跨国金融资本最愿意投资的，是那些可以短期获利、“快进快出”的行业，如房地产、股市、债券市场等。因此，跨国金融资本也被称为“飞燕式”投资。大量资本涌入，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经济过热、本币升值等“虚拟繁荣”。当这些国家出现资本过度积累后，跨国资本便获利撤离，完成“剪羊毛”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则因资本贬值陷入经济萧条，并可能在债务偿还的严格规定下遭到劫掠。

尤其对那些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不够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缺乏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部分国家已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同时也没有实施足够的宏观审慎监管。跨国金融资本(尤其短期资本，俗称“热钱”)大量流出，使这些国家成为最大伤害者。“今日的国际金融取得了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军事征服曾起到的作用，把债务国锁定为剥夺了所有权，甚至失去对自己资源的征税权的原材料出口国的境地。”那些易受攻击的发展中国家，其付出代价既可包括丧失财产、工作和经济安全，更包括丧失尊严和希望。

当前新兴国家正遭遇这一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连续推出货币量宽政策，稀释有毒资产，导致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0年以来，新兴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连续三年超过1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10倍。这些资本大量涌入时，新兴国家资产价格、投资额和收入水平均明显上升。新兴国家短期内“财富效应”明显，如香港和中国大陆住房价格在5年内翻倍，新加坡房地产价格上涨70%。但随着2013年5月美联储停止量宽政策，并进入加息周期，美元重新成为强势美元，滞留在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获利回流。从2013年开始，流入新兴国家的金融资本，由1.06万亿美元降至1530亿美元，2014年降至300亿美元。据IMF统计，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二季度的8.06万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第一季度的7.5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8月21日，全球共有25亿美元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债市。这意味着，自2009年开始的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动出现逆转趋势。

资本外流导致新兴国家出现资产价格下降、本币贬值、经常项目平衡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2007-2014 年期间，新兴国家债券发行额成倍增加。据国际结算银行估计，目前新兴经济体持有2.6万亿美元国际债券，以及3.1万亿美元国际借款，其中主要是美元。当前强势美元造成新兴国家货币贬值(2015年平均贬值20%)、投资减少或贸易额下降，由此使以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务和公司债务大幅增加，尤其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南非、巴西等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土耳其一年期短期外债超过1200亿美元，外汇账户赤字1700亿美元，超过央行外汇储备6倍。南非的主权债务占GDP的44%，巴西和印度公共债务达到GDP的2/3。如果新兴经济体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汇率，外汇将很快缩水;如果不去维护现行汇率，资金可能加速外流，并耗尽外汇储备。有分析认为，“不论对劳动力的剥削多么残忍，也无法抵消汇率与一种无比强大的货币挂钩带来的后果。”

此外，美元升值还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下降。2014 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50%，金属类产品下跌20%，粮食下降17%，那些主要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国家深受其害。俄罗斯出口约70%是油气，油气收入占俄财政收入一半，全球油价每减去1美元，俄预算收入就损失约20亿美元。俄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表示，油价下跌每年给俄造成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占该国出口95%，政府预算96%，该国财政收支平衡基于约110美元/桶价格。油价暴跌导致该国2014年增长率下降2.4%，通胀率同比上升63.6%，为全球最高之一。预计2014-2016年委内瑞拉经济将萎缩11.7%，通胀率将达到600%，货币将贬值89%，实际工资减少47%。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祸根在美国，根源是美国经济结构性失衡，但借助金融资本积累体系的传导，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却成为最大受害者。

三、新自由主义的战略误导致使发展中国家“慢性中毒”

新兴国家陷入困境，外因是国际资本体系扩张所致，内因则是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新兴国家发展道路陷入误区，自觉不自觉地为跨国资本渗透扩张“开门揖盗”。新自由主义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认为单靠市场就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带来更快发展和更大繁荣。这些主张看似合理，实则荒谬。该理论假设剔除了两个最重要的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脱离特定的时空背景谈论“自由贸易”或“市场竞争”，就像医生在没有诊断情况下讨论治疗方法一样不靠谱。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自由市场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该理论选择性地推动资本完全不受限制地跨国流动，却没有推动劳动力以相同的方式流动。从国际范围看，由于不同国家经济水平、产品附加值不同，看似公平的“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实际只对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品牌和规则优势的发达国家有利。因此，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为资本扩张“鸣锣开道”的。

正因为如此，跨国资本力量不遗余力地在全球到处推销新自由主义药方。尤其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已经日渐攫取国家权力和全球金融机构领导权，其主要目标就是向国外扩展美国的金融力量，强迫别国打开国内市场(尤其是资本和金融市场)，将新自由主义实践强加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成为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拱顶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灌输、以及美国的政治压力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加辨析地接受了比较优势、自由贸易、放宽管制、私有化等种种新自由主义信条，对跨国垄断资本“开门揖盗”，其最终结果就是经济日趋敏感脆弱，走上缓慢衰落之路。有学者概括出跨国资本劫掠发展中国家财富的十个步骤：(1)将公共财产私有化;(2)减少国内监督;(3)依靠国外银行创造本国货币的信用;(4)以外币记账国内债务，由此产生的债务负担将随着本国货币的贬值而不断加大;(5)对劳动采取递减的单一税制;(6)刺激投机行为;(7)房地产泡沫;(8)去工业化，强调正在步入后工业化服务经济;(9)贸易依赖不断上升;(10)资本外逃和劳动移民。很显然，这些政策步骤，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丝丝入扣。

实践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遵照私有化、自由化、削减预算等新自由主义教条发展起来。“迄今为止，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尚未有全球化导致繁荣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4个合乎逻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遵循全球化教义的任何处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并非是NICs(新兴工业国)，而是约l30个NNEs(无法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体)或者是更糟的UCEs(无法治理的混乱实体)。”

相反，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反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境最为明显。历史上，拉美地区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等国，都曾因经济过度自由化和私有化，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当前，巴西、土耳其、埃及、突尼斯等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遭遇困境，同样是新自由主义作祟的结果。据世界银行统计，l980-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在过去20年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全世界新增了高达2亿的贫困人口，使世界贫困人口总数超过15亿。大量事实证明，最有可能受到外力冲击影响的国家，是那些在外来及本国金融买办垄断压力下，同时实行贸易与直接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最为严重地受到同时来自金融领域和实业领域双重矛盾的牵制。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就是带有战略误导性质的“慢性毒药”，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尤为明显。

四、对中国启示与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总量比其他四个“金砖国家”GDP之和还多60%，经济无论规模还是质量，均非其它新兴国家所能比拟。但毋庸讳言，当前中国同样面临经济下滑、资本外流等一系列问题，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要想实现凤凰涅盘，必须汲取其他国家陷入困境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发展方略。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到“三个坚定不移”。

(一)坚定不移地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绝不能走经济金融化道路。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基本面临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美英为代表的经济金融化道路(也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依靠金融服务也，特别是短期金融利润之上;第二种是德日为代表的高端工业化道路(被称为“莱茵模式”)，也就是强调集体成功、长期利益的实体经济道路。两条道路看似各有千秋，实则只有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端制造业)才是国家长期繁荣之道。

历史规律表明，过度金融化往往是大国衰败的前兆。国家生命周期的演进顺序，通常是由贸易到工业，再到金融。金融化是“康德季耶夫周期”下降阶段中的普遍做法。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背景下，发达国家日趋将实体产业外迁，本国经济日趋依靠金融业、服务业等“不打粮食”的产业。但经济金融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找到救赎新路，而是经济陷入停滞的征兆。“因为它使分配不平等更形恶化，并迫使公司玩弄金融游戏。”荷兰在近代曾建立起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商业帝国，富裕起来的荷兰人经济日趋金融化。他们最早发明了操纵股市的技术，如卖空、卖空袭击、对敲、逼空股票等。但这种经济金融化最终导致“郁金香狂热”等人类历史上首次金融泡沫，财富最终灰飞烟灭。英国也是在走上金融业和食租为生后，从大国地位上跌落下来。当前美国同样面临这一困境。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高达40%左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去工业化”，实体经济比重越来越小，2009年这一比例跌破20%，2010年跌至19.4%(当年中国为19.8%)。美国制造业在本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降至目前的12%左右，同时美国金融业比重却不断上升。1945-2012年期间，金融资产所占比重从25.56%上升到49.85%。1947-2012年，美国GDP增长63倍，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0倍，金融业增加值却增长了212倍。经济金融化导致美国工业城市失去税基，在金融危机中抗风险能力极低。当前，美国经济看似复苏，实则危机重重。当前美国标准普尔500 指数的周期性调整市盈率为27.2 倍，比历史平均值16.6 倍高出约64%。自1882 年以来，仅有3 次它超过了这一水平，分别是在1929 年、2000 年和2007 年。这意味着美国经济运行潜藏深刻危机。

因此，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崛起，必须避免经济金融化之路，坚定不移地发展实体经济，特别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这是因为，在产业技术门槛较低、可以进行充分竞争的行业，竞争者越来越多将导致利润越来越少，最终导致经营无利可图。“唯一逃脱这种低生产率和低购买力的恶性循环，从而使一个贫穷国家变身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成功方式，就是在国民劳动力市场中镶入一个能够达到起码规模和多样性的报酬递增部门。”高端制造业由于存在技术门槛，客观上形成准垄断优势，并由此获得准垄断收益(如华为、高铁等)，使国家越来越富强。因此，近年来，各国都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美国在2012年推出“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又推出“美国先进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2013年德国颁布“德国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同年法国颁布“新工业法国”战略;2014年日本提出“日本制造业白皮书”;2015年英国提出“英国制造205O”等。中国政府于2015年3月25日审议通过“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提出制造强国建设三个十年“三步走”的战略，最终在建国一百周年之际，使中国成为制造强国。

中国发展高端制造业大有可为。一则，中国经济以实体经济为主，因此技术改造升级存在实体依托，这要比经济高度金融化的美国更容易向高端发展。“现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正式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半边缘向核心靠拢。而生产型企业和金融业较好的比重，正是它们的优势之一。” 二则，中国幅员辽阔，可容纳不同层次的产业结构层次，而不必像很多中小国家那样“企业要么留下，要么迁走”，这使中国有可能在发展高端制造的同时，仍抓住低成本制造业，从而形成完全的全产业链体系。近年来，中国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据统计，2000 年，中国在全世界创造的价值中仅占2.5%，如今这一数据已接近8%(美国为10%)，来件组装产品在总体贸易中的份额已从10 年前的56%降至35%。据《人民日报》2016年1月3日报道，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或亚行)近日发布《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此外，当前大宗商品降价、货币贬值，也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发展壮大。

(二)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扩大国有经济，绝不能走打着“新自由主义”标签的资本主义道路。后发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必须依托优越于其他国家的独特制度和模式。当年西方国家相继崛起，在经济制度上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17世纪荷兰崛起依托的是特许股份公司和法人资本主义(东印度公司就是这种商业组织);18世纪英国崛起靠的是工业扩张;20世纪初德国崛起靠的是企业间横向联合(辛迪加和卡特尔);美国崛起依托的是纵向一体化的跨国公司。每种企业制度都沿着发展之路前进，但都远离了其前任的道路。中国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同样需要有制度上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从基本制度看，就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当前新兴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必然结果，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和失灵。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曾说过：“大约每隔30年，政坛就会发生一次巨大变化。当这一时刻到来时，无论你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重要。”尤其在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每获得一分胜利，就意味着工农的十分损失。资本主义道路只会使发展中国家阶级矛盾激化、经济危机频发。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经济比例从99%降至目前20%左右。由此导致资本收益持续增加，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则从1997年的53.4%降至近几年的40%以下，贫富分化加剧，基尼系数2002年首次超过0.4的国际警戒水平，2014年已达到0.48，这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纠正这一偏差，必须重新强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扬弃基础上建立的，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关键举措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从企业制度看，就是持续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具有独到优势。一则，国有企业组织化程度高，经营依托国家力量，因此有能力同西方跨国公司同场竞争，并日趋发展壮大。2015年，《财富》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达到106百家，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说明组织化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二则，国有企业的“国有属性”，决定了其创造的财富属于全体中国人民，而不像西方跨国公司仅仅使少数股东受益。只有国有经济不断做大做强，劳动者才可能凭借对生产资料占有，公平分配财富;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博弈，同样会使中国人民整体受益。三则，国有企业除经济职能外，还承担着吸纳就业的社会职能以及维护稳定的政治职能。如在2015年6月中国股灾中，国有企业积极参与托市的举动，在西方和其他新兴国家难以想象。换言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壮大国有企业的中国，比其他新兴国家更有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赶超发达国家。正因为中国崛起的制度基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因而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更难容忍。

正因为如此，西方跨国资本将中国的国有企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并打着“反对垄断”和“民进国退”等旗号，变相为中国资本主义道路铺路。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风东渐”，打着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旗号日趋盛行，诱导中国日趋走资本主义式发展道路。事实表明，打开他国市场并不会带来新的竞争，而仅仅是为垄断力量的扩展创造了新的机会。某些“私有化”论者试图瓦解国有企业，目的就是使西方跨国资本更加方便地占领中国市场、劫掠中国财富，同时瓦解中国经济崛起的物质前提。因此，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为此，有必要将“资本与国家”、“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对外开放与产业保护”有机结合，最终创造出一种“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新经济模式。

(三)坚定不移地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不能始终承受美元霸权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现行经济秩序本质是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数百年来，该体系不断演进发展，但总体趋势是跨国资本作用越来越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资本积累体系尽管可以带来短期繁荣，但长远看，它却持续强化了“中心—边缘”的不平衡结构：世界经济繁荣时，“中心国家”攫取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只能分享残羹;世界经济萧条时，“中心国家”可通过保护主义、再工业化、量化宽松等转嫁危机，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承受，且越是经济脆弱国家，越容易出问题。

尤其在当前，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金融霸权已成为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核心内容。这种金融霸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行为逻辑：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世界其他国家则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这种美元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它白白捡走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果实;发展中国家为稳定货币和赚取外汇，不得不采取过分出口导向的工业战略，以自残性的价格向美国出口，最终使国民买不起自己生产的商品或进口商品;发展中国家为防止本国货币崩溃，必须将所有剩余美元再投资到美国国债上，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缺乏资本，教育科技等各种福利日趋萎缩。“在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生产者不能从生产中致富，他们被锁进了一个低工资的血汗工厂生产体系。”

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其结构性问题和主要祸端在西方，但真正受害、承受代价的却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使发展中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如果说处在边缘地带的阿拉伯世界是危机第一波受害者，那么处于半边缘地位的“金砖国家”就是第二波受害者。因此，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束缚作用越明显。变革国际秩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日趋增强。

一方面，新兴国家在群体性崛起后，越来越不可能靠在现行体系“搭便车”实现可持续发展。跨国资本大规模涌入新兴市场国家，目的是通过“时间—空间修复”，谋求更大利润空间，由此使新兴工业国大量涌现。但新兴工业国的兴起，意味着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更多产品质优价廉的竞争者，从而将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进一步“摊薄”。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德等后起制造业国家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美国工业生产商面临激烈的价格竞争。20世纪90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产品涌入世界市场，由此使国际经济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制造业生产能力更加过剩。当前“金砖国家”兴起及其大量工业品涌入，意味着参与全球剩余价值分配的人越来越多，制造业供给过剩越来越严重，由此推动世界经济从长期繁荣走向长期衰退。打个形象的比喻：在动物世界中，处在生态链顶端的大型食肉动物(如老虎、狮子)只能是少数，而山羊、斑马等食草动物则构成多数。一旦更多的动物长出牙齿，充当老虎狮子的角色，生态平衡就很难维持。新兴工业国家群体性崛起，使全球经济产业链高端位置之争变得格外激烈。全球化初期充满浪漫色彩的“合作共赢”氛围，日趋被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以及日趋激化的南北矛盾取代。新兴国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味靠“搭便车”谋求跨越式发展。

另一方面，国际体系扩张遭遇地理极限，促使新兴国家必须谋求“内涵式发展”。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中，缓解平均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通过不断将“化外之邦”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以提高平均利润率。18-19世纪是亚非拉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对外开放，90年代是苏东阵营解体。当前，“冷战红利”早已瓜分完毕，中国等新兴国家也已出现资本过度积累，西方跨国资本在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性市场和攫取财富的来源。更严重的是，部分新兴体国家(如中国)通过多年积累，已经由资本不足转向资本过剩状态，开始尝试扩东对外投资。也就是同样需要“时间-空间修复”，来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330亿美元，2011年升至4247.8亿美元，辐射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存量占89%。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在“地理空间”扩张接近极限背景下，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竞争日趋从“增量”转向“存量”，围绕“经济主导权”争夺日趋激烈。目前，西方国家正围绕经济秩序重新进行“顶层设计”，如美国主导、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TTIP)和日欧自贸区协定谈判。如这些协议全部达成，意味着发达国家将率先进入经济一体化。

中国既是这种经济秩序的短期受益者，同时也是长期受害者。尽管中国名义上已经是世界经济第二，但既不具备市场话语权，也不具备大宗商品定价权，尤其是在美元霸权体系下，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实际无时无刻不在以无影无形的方式向美国流动。因此，中国要想真正主宰自身命运，必须重组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重建被颠覆的世界。“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文明古国的三重属性，决定了中国构想中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迥异于西方。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已提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若干构想：“正确义利观”是价值导向，“亚洲安全观”是安全构想，“一带一路”是经济框架，“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则是金融平台，最终目标是建立“命运共同体”。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不可能靠中国“自导自演”，“自拉自唱”，而需要更多发展中国家群策群力，特别是依托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孙中山临终时遗嘱中指出：“积四十年革命之经验，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经历过西方殖民压榨的屈辱历史，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任务与中国类似，政治经济诉求与中国重叠较多。因此，这些国家是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建设者和参与者。只有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携手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

【本文主要内容刊于《经济导刊》2016年第1期，全文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