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才栋：政商关系的中国特色

【摘要】首先应该把市场经济与私有经济区别开来，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不等于私营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基本的战略就是加强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我深信，在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下，这一战略的实现更多地要靠国有资本、国有企业。

李北方：搞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企业家阶层越来越壮大了，他们实际控制的财富可能到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规模。随着资本占有的增长，他们对社会政治的诉求也会增长，近年来我们已经可以时常听到一些抱怨，认为企业家的实力和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有点不匹配。你是否觉得中国的政商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彭才栋：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成长到一定程度，富人肯定要提出他们的政治要求的，而且他们也有足够多的渠道来对国家和社会施加影响。他们的参与渠道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合法的像当人大代表参政，当政协委员啊或者加入工商联，通过政协、工商联的渠道参与政治协商，还有其他形式的协商，比如说要制定什么政策了，政府会请他们座谈。当然还有入党，发财之后再入党的途径不怎么畅通，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富人，大概三分之一吧，是以党员身份下海的。还有灰色渠道，主要是收买媒体、学者为他们代言。李希光讲，中国出现了政党化媒体。媒体需要赞助，能提供资金除了海外国外势力就是他们了。对学者，那就是提供基金资助，提供独立董事的位置等等，这些渠道都是畅通的。不合法的方式有钱权交易，还有在体制内培养代理人，这种做法与一次性权钱交易不一样，是长期稳定的钱权交易，是战略投资，这种苗头应该开始出现了。此外，甚至还出现了个别富人策动、资助“颜色革命”的迹象。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合法的渠道主要用来争取和维护经济利益，而政治诉求主要诉诸灰色渠道和非法渠道。

当前，中国的私人资本已经很壮大了，政治诉求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际上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路线调整，国家没有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向走下去，这个更加刺激到了他们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欲望。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冒出来是很正常的现象。

李北方：其实，像某着名地产商的“夜壶论”，并不是什么新说法了，他已经抱怨了好多年了，这些人参与政治、左右政治的冲动早就有了。但也有些富人在政治上比较老实，一心做实业。呈现出这样一种差别。

彭才栋：对，至少十年前就有人在搞这方面的理论了，据我所知有那么几个人一直在公开讲，富人创造财富，富人应该管管理这个国家，包括管理政府，这种论调确实有年头了。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阶级意识。

但是我觉得富人群体内部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他们的政治诉求也不一样。按照财产来源，有合法经营的，有违法聚财的，违法聚财的就有通过政治变革把非法财产合法化的冲动，而合法经营的人很可能是他们的受害者，他们的想法肯定不同。按财产的使用方向，有搞实业的，有搞投机的，他们对现在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国家调控还有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态度差别也是比较大的，搞投机的显然倾向于反对干预，反对党的领导，搞实业的比较赞成国家调控、比较赞成党的领导。按照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关系来看，有民族资本，有买办资本，民族资本往往是要振兴民族产业，反对外资并购的，像凯雷并购徐工的时候，三一重工就出来搅局了，还有南存辉对跟施耐德合资这个事，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不难理解，民族资本倾向于支持国家调控、党的领导。买办资本把局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主张与国际全面接轨，充当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他们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就是比较优势理论。很自然，买办资本倾向于反对国家调控、党的领导。总之，富人的生产经营方式不一样，他们的政治诉求的差别也是挺大的。

李北方：的确如此，做实业的，好好做生意的这批人，倾向于维护现有制度的，在既有的框架下争取一些发声，而做房地产的、做金融的就倾向于抱有其他的想法，比如另一个房地产商就说，中国人最渴望的不是食物，不是房子，是民主。他们的这种差别你有是怎么理解呢?

彭才栋：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是在国际垄断资本支配的经济秩序下进行的，民族资本相对于国际垄断资本处于弱势地位，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没有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支柱作用，民族产业是很难做大的。他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应该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他们支持党的领导，支持国有经济发挥支柱作用。投机资本在国际垄断资本势力范围之外的边边角角，就是国际垄断资本不去占领的地方，拾取一点残羹冷炙，发一点小财，所以它是依从于外部势力的。他们的想法说白了就是要一人一票、多党竞争，一人一票、多党竞争的话，结果必然是：谁控制的资本多，谁控制的选票就多，最终是要让掌握最多财富的人支配政权，然后要削弱国家的调控力量，让国家服从于国际垄断资本和他们自己。而民族资本是想与国际垄断资本争夺中高端产业的，没有国家支持、没有党的支持，他们是很难做大做强的。

李北方：从一些已经揭发出来的案件来看，官商之间大体还停留在权钱交易这种浅层面，现在有新的苗头出现了吗，比如你提到的培植代理人?

彭才栋：我只能说，我听说，确实有富人开始着手物色比较有潜力的人，从上学期间开始出钱支持，培养他将来在政权内占据一定的地位，确实有这种长线投资的。目前我不掌握这样的个案。

李北方：松下幸之助建立了一个松下政经塾，专门培养精英，已经培养出30个国会议员加一个首相了，中国的富人的眼界，应该还没到这个份上吧。

彭才栋：如果富人对他们所希望的政治体制改革幻想破灭的话，他们是可能选择这种方式的，没有办法从体制上动手，那就从人上面动手。

李北方：王健林说在中国经商，要远离政治，亲近政府，他们在政治和政府间做一些有意的区分，对政治是克制的。同样是做房地产行业的，为什么不同的人表现出来是有区别的呢?

彭才栋：从事房地产的这部分人，总的来说，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的倾向肯定是比从事实业的要大。这不是不是个人品德问题，是行业、阶层利益使然。但是就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选择自由的，比如还有个从事房地产的叫戴志康，他甚至说我死后就说如果我将来等我身后，我就把我的财产捐出来，表现出了某种共产主义的情怀。当然，现阶段国家不宜提倡这样做，但这也说明并非所有的房地产人都是消极因素。我觉得阶级、阶层利益是比较确定的，但个人还是有一定选择自由的，一旦选择站在维护房地产既得利益方面，那就不可避免地会跟这个体制发生矛盾冲突。当他做出另外的选择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超出他原来那个阶层的狭隘利益了。

发生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也有大资本家支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沙俄当时在世界上还是一个弱势帝国主义，很多人希望振兴俄罗斯民族，他们看到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在内的其它势力都不堪大任，而布尔什维克有希望拯救这个国家，所以他们就支持布尔什维克。就是说，在第三世界国家，在受压迫国家，资产阶级是很容易发生分化的。如果中国的富人选择更符合自己未来的道路，包括投机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如果能顺应国家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向产业报国方面转型，这无疑是皆大欢喜的局面。

李北方：如果你说的这种状况发生，从买办资本转向民族资本，除了取决于个人选择，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呢?只是寄望于个人良心发现也不是个办法吧?

彭才栋：买办资本的兴起是跟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战略导向是有关系的，中国长期实现出口导向，很多人就是为了发财，自然就参与进来了。但是有些人可能比较灵活，看到国家的发展导向变了，不适合在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了，就会选择对他们自己的未来更好的、也更符合国家利益的发财道路，这种可能也是可以想象的。比如说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在产业政策上振兴装备制造业，搞大飞机，搞自主创新，这就跟一个时期热衷于发展低端制造业不大一样了，一些有钱人是敏感的，感到国家发展的方向在变，搭上这班车会更有利，那他们就会转过来的。当然，可能更多的人在过去的生产经营方式中浸淫太久了，形成了过分的路径依赖，不能适应这种转变，会被淘汰出局。

李北方：总体上来讲，富人们参政是有一定渠道的，比如我们看新闻就能看到，他们动不动就被请去参加座谈会，讨论一下政策问题，他们对政治的影响肯定比普通老百姓要大得多，抛开价值判断，仅从实证分析的角度，你觉得他们目前对政治的影响力，对政策指定的影响程度跟他们所掌握的财富数量相比，算是匹配吗?

彭才栋：总体上来说，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肯定是不如他们掌握的财富的份额那么大，首先在中国还是国有资本更有实力。其次，政治影响力不是简单地由经济实力决定的，还受到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另外，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政治不是仅受国内因素的支配，还有国际方面的影响，比如国际垄断本的影响、霸权国家的影响。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美国这些年对中国的打压，特别是高调重返亚太以来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围堵打压，引起了全体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弹。这种反弹为党和政府增加了道义上的力量，使得党和国家更有底气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民族复兴的角度来考虑和设计这个国家的未来。相应地，就会自觉地抵制富人狭隘的经济政治诉求。

从部分富人的角度，他们确实可能不会满意这种状况，通过灰色渠道和非法渠道争取政治利益的努力可能会加强。如果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国家对他们的规制也会加强。同时，我相信，对于那些致力于产业报国的富人来说，随着我国协商民主的完善和发展，他们的诉求会得到更充分的表达。

李北方：但是就当前的政策取向，尤其是经济政策来说，市场的作用是越来越大的，那么富豪们的政治影响力在未来会如何演变呢，会越来越高吗?

彭才栋：我觉得不会。我认为，首先应该把市场经济与私有经济区别开来，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不等于私营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基本的战略就是加强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我深信，在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下，这一战略的实现更多地要靠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我们当然欢迎尽可能多的富人走产业报国的道路，并希望国家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但遗憾的是，提升产业结构，与国际垄断资本争夺中高端产业，同过去经营国际垄断资本转移出来的低端产业很不一样，私人资本过分追求眼前利益的本性和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制约着他们的上升空间。如果在未来一个时期，出现了国进民(私人资本)退的现象，那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其次，在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下，要想加强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单靠市场的决定作用是不够，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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