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毛泽东-革命传统、民族国家创制与后传统理想主义遗产

【摘要：文章以作者二十年来对毛泽东个人思想之当代价值的三次思考为主线而展开，指出：(1)不能把毛泽东所确立的革命传统与其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立起来，不能把晚年毛泽东的极左错误与其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混淆;(2)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与落后民族国家革命后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直接相关，不能直接照搬经典思想，而是必须从世情国情出发;(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定位毛泽东、重新发明毛泽东、重新发现毛泽东的理想主义遗产。】

纪念毛泽东是一件大事情。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我们在纪念毛泽东这个重大历史事例上坚持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也是需要多年思考，需要几代人连续思考、共同努力才成为可能。我仅以自己近二十年内三次思考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真实而复杂的体会为例，写下这篇小文，并求正于大方之家。简而言之，我对晚年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学习认识经历了一个祛魅、解魅与复魅的过程，并作出了三个基本判断。本文也算是一种自我批评吧。

一、革命传统与中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该文作过如下概括：毛泽东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就在于，他把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放在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层面上和世界历史发展普遍趋势的宏观视野中加以比较与理解;也就是把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发展道路和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辩证结合起来，把中国现代化的民族特色及其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性质辩证统一起来。更为可贵的是，建国后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提出在50年到100年逐步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设想。他使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走西方人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再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两次转向，首次为中国人建立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民主的政治体制和科学的思想文化事业，奠定了历史的基础，探索出一条可能的途径。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向全党发出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号召，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要正确处理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发展比例关系，实行工农业并举，保持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相对平衡发展，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它是一个大学校;初步认识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僵化的弊病，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在政治建设方面，坚持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反对官僚主义，强调人民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在文化建设方面，制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培养及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大力学习国外一切先进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方法。

但同时文章又认为，晚年毛泽东所理解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都因袭了中国传统文化。诸如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在毛泽东那里不同程度上表现为“重工轻商”、“重农轻商”。他本能地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是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专利品加以批判和限制。古代的“贵民”、“重民”思想也加深了毛泽东对现代民主的误解。他虽然主张却并没有真正一贯地坚持从体制与法制建设角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问题，而更喜欢强调人们的大公无私、道德觉悟、思想斗争的作用。这就导致了一方面主张“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另一方面又赞成“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一方面号召“造反有理”，另一方面又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结果导致了所谓的着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此文还认为，晚年毛泽东的错误实质上是一百多年以来近代中国人在现代化发展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历史性循环，也是毛泽东个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那一套政治哲学思维逻辑在现代化建设实际中抽象片面演绎的结果。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大背景来看，毛泽东晚年的探索失误与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是革命辩证法未能成功地向经济建设辩证法转换的一种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未能完全走出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误区、从而未能科学地认识中国具体国情的表现。

现在看来，以上评价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充分注意到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失误是与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客观条件的恶劣直接相关的，从而也没有进一步把毛泽东个人主观认识上的失误与客观条件制约所造成的曲折错误区分开来，因而没有指出中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一个必然经过错误与曲折的反复认识实践过程。因为事实上，甚至在“文革”期间(1970年)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放弃现代化建设探索，同时也承认“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过去我们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弯路。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套”。

现在看来，20年前我的这些看法不够准确地方就在于，未能把晚年毛泽东实践中确实存在的极“左”错误与他的那种超越时代的崇高的理想主义文化价值诉求区分开来。问题关键在于必须把极“左”错误与革命传统明确地区分开来，把革命传统与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革命传统即用革命的方式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其本义并非要摧毁传统文化，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刻的现代思想启蒙，即促进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与民主精神的觉醒。它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然，把作为历史效果的极“左”错误与革命传统精神财富区分开来与剥离开来，并不是一个简单主观扬弃与选择的政治判断问题，而是作为客观历史的自我扬弃过程的事情，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大浪淘沙”的历史过程。20多年过去了，国人对毛泽东态度的逐渐平和客观，也正是这种客观的历史扬弃或沉淀筛选的体现。

二、革命之后民族国家创制难题的经典理论反思与现实摸索试验

我对毛泽东曾经作过的第二个基本判断是：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与悲剧是革命后的民族国家创制的巨大困难所造成的。

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结合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会，我又写了一篇份量并不轻的文章。但限于篇幅，该文并未直面毛泽东，倒是以马克思为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教训而写就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着名文本为研究对象，借此反思20世纪反复出现的第三世界革命之后民族国家建立的曲折与坎坷这个重大政治哲学问题。

在此文中我注意到，马克思收于《1844-47年笔记本》中《关于现代国家的着作的计划草稿》(1844年11月)一札有一个重要提示：“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政治制度的自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谈”，因此“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在同一笔记本中，马克思写道：“革命时期关于古代国家的误解”;“革命———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作为一种详细注解，他紧接着在《神圣家族》(1845)写道：“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从而“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牺牲”，而不去放手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这是多么巨大的悲剧性的错误!1851年8月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专门讨论了蒲鲁东的着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马克思转引该着作第二部分“十九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理由吗?”的观点：1789年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是它忘记了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使这个社会变成新的社会。它只考虑到政治，而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在目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出现了“社会贫困化的趋势”。其次，国家日益发展;它具有了专制的一切特征;它的独立性与权力日益扩大。蒲鲁东这些观点无疑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观点。因而在几个月后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似乎不再为由于革命失败导致了更加专制而完备的第二帝国这种倒退现象而扼腕叹息，倒是深刻地认识到，现代集权制民族国家形态的出现，一方面的确与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有些相悖，但另一方面却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发展所要求的集中管理的社会制度功能要求相一致的。

《雾月十八日》的现代意义就在于：它从波拿巴政变的成功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软弱无能的现实中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王国的世界历史性盲目发展并不排斥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作用，相反，是以强化民族国家集权统治功能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种自然的“自由扩张秩序”，而是一种强制的制度设计、安排与控制。《雾月十八日》中的马克思已经看到，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与其说是保障资产阶级个人的财产与自由的代表机构，不如说是适应现代社会大生产发展与资本主义市场价值交换要求的历史功能代表。在此意义上，吉登斯才说，国家作为一个巨大的、无所不管的监督机制而非常高效率地使用暴力手段，这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性”的现象。《雾月十八日》超越了启蒙思想家对现代社会的那种市民社会自由主义式的狭隘理解，当然也超出了近代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种种道德化浪漫化的理想视域。它自觉不自觉地回答了甚至是20世纪才正式提出的问题———资本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本质统一关系、现代社会生产力与国家制度形式之间的功能互动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波拿巴王朝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代表着一个落后的庞大的农民阶级的权力机构，而且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不自觉的继承者，更是进步的、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制度代理。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完全分离，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是国家政权力量的强大。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这种国家中央集权制———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在第二帝国的集权整合下，土地所有者的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贵显人物转化为领取薪水的官吏;互相交错的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五彩缤纷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图案。现代民族国家机构的分工与集中管理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工厂管理是同构的。用吉登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是现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现代”社会“是立存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的产物，作为集中控制的暴力工具，是现代性直接相关的最为基本的”独立变量“，是现代性的基本制度之一。资本主义并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的力量。

如果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那篇文章只是指出晚年毛泽东的悲剧所在，但并没有真正回答”何以如此“的问题。而论《雾月十八日》一文则着力面对与思考革命的传统何以未能真正促进落后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问题。邓小平曾经用非常通俗的语言道出了这个历史难题：解放以后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是在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好，犯了急于求成、脱离国情实际的极”左“错误。

现在看来，造成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曲折的原因，要比历史当事人并不彻底明白革命后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与解放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功能这个认识盲点复杂得多。晚年毛泽东的悲剧与困难，与其说是1789年与1848年式革命悲剧的重复，不如说是马克思晚年之困惑的继续与重复。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遗瞩”《哥达纲领批判》以及《法兰西内战》中说过：无产阶级决不能靠简单地掌握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而必须彻底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与传统观念或意识形态实行彻底决裂，才能建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半国家形态。但如何建立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再多的纲领不及一步行动。正如有西方学者所说：晚年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的问题，出在他未能很好地区分作为组织生产的国家与作为制度的国家。他设想了一种没有制度的国家组织，而忽略了一种危险，“即国家必然会被制度化的过程，越过了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的痛苦就在于，他已经隐约地意识到，他的对手，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家拉萨尔的方案远比他的意见更为现实，“正是拉萨尔主义预示着(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并不知道)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所以晚年毛泽东的问题也就是晚年列宁的问题。十月革命前夕写过《国家与革命》的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新国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十月革命后的残酷现实，让列宁不得不违心地采用在他看来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前阶”的方式来进行新经济政策建设，他是带着极大的痛苦与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的痛苦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越来越像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晚年毛泽东与晚年列宁都非常痛恨“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大批地、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现象!)。他的继承者斯大林倒是完整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但这种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化的体制并不能说就是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设想的国家制度。斯大林模式的空前成功与严重错误之间的巨大反差，引得他逝世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去设想另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理论、制度与道路。

在此意义上，晚年毛泽东的悲剧又是晚年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所引起的。他虽然自觉地维护斯大林的神圣政治形象，却对建国初期因循抄袭苏联体制之作法感到心情非常“不舒服”。随之也就对他的那些墨守苏联计划体制的同志同僚们表示越来越不满意。他所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肯定不能被视为一场简单的宫廷政治斗争或者政治阴谋。被毛泽东视为生前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他在发动之前就预料到反对的人很多，甚至有血雨腥风的灾难之虞。他之所以执意如此，是想创造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新的社会制度，虽然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

由此看来，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不可能直接继承而只能“抽象继承”。晚年毛泽东个人思想与实践的巨大影响就与他的后来继承者们既不能简单地直接掌握这种遗产为自己执政服务，更不敢同样简单地完全否定这份遗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必须以辩证扬弃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与现实政治任务的需要有关。

还是回到马克思吧!晚年毛泽东没有解决晚年马克思所提出的难题：社会主义需要的并不是“一打纲领”而是“一步行动”。倒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列裴伏尔说了一句中肯的话：

毛主席为何难以提出一种关于国家总的理论呢?这是因为政治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并非由于结构的需要，而是往往根据阶级关系与形势的变化需要而提出来的。因此，国家的结构与形势只能取决于“历史的”条件，即力量关系的对比这种变化着的形势，而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文革刚一结束，福柯即在着名的法兰西学院讲座(1978-1979)《生命政治的诞生》一书中若有所思，以似曾相识的语气说：社会主义所缺少的不是一套国家理论而是一个治理问题，所缺少的是对社会主义中的一个治理合理性的规定。“我们不能从社会主义及其文本中推导出这种治理术。我们应该把这种治理术创造出来。”

也许福柯的批判过于实证主义了，但他道出一个实情：社会主义制度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理想主义的“顶层设计”，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经验与实践精神。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进行有效、合理的治理，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在自由主义类型的治理术上才能发展与切实有效地运作。由于社会主义嫁接在一个治理技术上，所以提出哪种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更正确的，哪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什么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就从批判抽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始的。问题关键是看社会主义嫁接在什么样的治理术上，社会主义嫁接在正常的或反常的树叉上，就结出了不同的果实。问题关键是要创造出合适的、严格的、内在的、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利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术的某些方面为自己服务。市场经济制度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性提供治理技术支持。

历史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邓小平晚年所探索与设计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实际上确立了作为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实践的核心逻辑与物质基础，逐步消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直接管理社会的权力造成过分集中而缺少社会活力与民主机制的弊端。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并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性基础。历史与实践已经验证了社会主义与自由市场治理术进行嫁接的理论上的可行性与程度，同时也证明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听从国家干预的指令。民主公正并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专利，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治理术上表现出失语与怯懦。所以，问题就从另一方面逼过来了：社会主义固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治理技术，但制度正当性正义性的“顶层设计”与理性批判仍然无法回避。“摸着石头过河”并不等于可以“瞒天过海”!现实主义的治理术建设与理想主义的制度设计需要重新辩证统一起来。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由此重新提到议事日程!

三、后传统的理想主义遗产：一种文化哲学展望或期待

所以值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提出第三个基本判断与说法：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定位毛泽东”(角色)、“重新发明毛泽东”(精神)，“重新发现毛泽东”(价值)。我们今天更需要做的事情，主要不是反思与检讨晚年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而是恢复与弘扬毛泽东思想的理想主义文化价值观。易言之，这是一种文化哲学展望，要超越历史局限性的纠结，而执力于他的思想之永恒价值的坚守：诸如人民性、民族性、非西方化的世界性以及革命创造性等等。

所以，如何走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传统模式与思维定势，也是一个大课题。这里我不吝拙陋浅见，斗胆提出以下几点思路。

(一)重新定位毛泽东

在对毛泽东重新定位之前，我想到了有学者对尼采与卢梭的定位：卢梭与尼采作为反政治的政治家具有作为教育家与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内在紧张。比如：

我们在两位思想家那里能够发现两种东西，一方面是一种对于文明问题的明显属政治层次的解决方案，其核心是伟大政治领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对文明问题的更加精细的、教育学的解决方案，其核心是自我启蒙和个体变革的需要。贯穿卢梭与尼采作品的矛盾，其根源就是他们的教诲在伦理与政治两个方面的紧张。

毛泽东也有这样的内在紧张。一方面作为政治领袖的法家气魄，另一方面作为导师教育家的儒家心态与志向(晚年毛泽东似乎更喜欢“伟大导师”这一个称号，而对其他“三个伟大”称号他则有些厌恶)，这正是中国传统的“君师合一”崇高理想的践行。毛泽东既写过气势恢弘的《论联合政府》与《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大纲”与“国是论要”，也写过《为人民服务》等老三篇这样朗朗上口、妇孺皆知的育人哲学名篇，更有发行量惊人、影响世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这足以说明毛泽东绝不仅仅是位开国领袖，更是一位泽被万世的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从历史的误解中拯救出来的毛泽东思想，将是中国人长期珍视的丰富精神财富与新的文化传统遗产。“从孔夫子到毛泽东”或者“孔子与毛泽东携手共进”，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一种人格象征与历史浓缩。诚如毛泽东在自己最得意的诗作《沁园春•雪》里所倾诉的非凡情怀：秦皇汉武只是中华文化的大开篇，唐宗宋祖的续篇并不令人满意，而真正的中华文化则寄希望于20世纪后来人。这种勇于创新的历史乐观主义，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持久精神动力。

毛泽东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反儒”的儒者，作为批判现代性的现代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精神是永恒的。犹若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将在黑暗中长久摸索。但毛泽东作为一个现代魅力型领袖，一个用传统方式治理中国的政治家，他的许多政治抱负与理想注定是充满争议的，甚至是失败的，但离开了毛泽东的政治理想，现代中国的统一与强大也将是困难的。中国未来之路将会通过一次次重新“发明”毛泽东的理想而走下去，中国未来之路将会一次次在毛泽东的理想“复活”中继续下去。毛之为幽灵就在于他还不是历史人物，而是我们同时代人。当中国社会一次次遇到难以克服的矛盾与困难，而没有更好的思想资源与解决办法时，毛泽东的想象便会出场了。这正是他的价值所在，是他的魅力所在，也是某些人极其恐惧毛泽东并试图以极端方式驱散毛泽东精神影响的原因。

(二)在更广阔的视野中“重新发明毛泽东”

在一篇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论文中，我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再中国化”的设想。当时我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解必须超越既定的历史边界，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加以反省。这就是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进步论假设，在后殖民主义批判与“翻译政治”视野中理解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问题。我在文章中认为，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基于本土经验与文化传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原创性历史贡献。就此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我们重新消化与发明毛泽东式的民族语言与精神。

在“再中国化”一文中，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再中国化的第二个背景与议题，这就是在超越苏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视野基础上，重新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语境与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语境问题。马克思主义再中国化不仅有其文化前提的批判之必要性，而且更有其深刻现实的客观社会经济与政治语境。这就是不能固守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封闭的理解体系，而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语境中理解与发展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体制除了体制与思想的封闭之外，还忽略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国家体制的现实特征与基础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确立一种适合急剧变化了的全球现实而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除了具有普遍历史必然性这种客观合法性之外，更需要寻找适合时代与民族国家特征的具体的政治合法性，具有当今世界普遍发展潮流与趋势的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也是它的开放性的应有之义。西方有学者提出要重新发明列宁、重新组装列宁，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是要重新发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全球的-第三世界的-中华民族的地方性想象!

于是，马克思主义再中国化的第三个语境就浮现出来，这就是如何在更广阔的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的历史过程中追问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化特征问题。

在“再中国化”一文中，我认为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与现代化传统模糊地笼统地统一起来，当然更不能将其彼此对立起来，后者只能导致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上发生认同危机。马克思主义再中国化问题是基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全球化挑战面前新的认同危机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认同危机问题，另一方面是西方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念已经不足以解决全球化问题，这里有一个全球性的认同危机问题。问题已经不是中国如何认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而是西方的价值观无法解决“普世性”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天然优势就在于它既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话语，又可以转化为能够满足民族地方国家特殊利益要求的实践。

新世纪中国大陆的保守主义兴起与马克思主义激进思潮的边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重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融合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文化与思想的世界角色与认同的重新确立之必然要求。如果说在古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成熟和最高形态的宋明理学，它通过理性地消化、吸纳与间接引导民间广泛信仰的佛教大众文化，用“援佛入儒”的综合创新的方案，曾经解决与稳定了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在今天，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形态加以融会贯通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够从容应对西方化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念挑战以及当代大众文化兴起、神性式微、信仰多元化、工具理性主义喧嚣尘上的现代性浪潮冲击，冷静思考当代中国文化认同问题以及现代生活的终极归宿或信仰危机的问题。在此，重新挖掘与发明毛泽东思想所固有的“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界胸怀”，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之精神内涵特征，自然不可回避、当仁不让。

(三)重新发现毛泽东

在此基础上，我在本文想要回答的是何谓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的问题。我以为可以用“后传统的理想主义”这个概念来形容与表达它的当代历史功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主义。这并不是民粹主义，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而是真诚的基层民主形式的践行与探索。这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政治史上均有其值得珍视的东西，也是毛泽东思想中最让人敬仰与怀念的精神。融入革命历史之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决不能等同于极左式乌托邦而被放入历史博物馆。人民当家作主，基层社会自治，这是并不奢侈的且已经被局部践行的民主梦想。被很多人后来所诟病的“鞍钢宪法”、“大庆精神”，还有许多基于乡土文学叙述形式而产生的农村地方性的集体主义乌托邦想象与革命城市文学想象的城市工人民主管理的故事，表达的都是上世纪革命年代劳动民主的憧憬与摆脱物化统治的解放欲望。对于今天的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伴随着中国制造而促成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现实呼唤着的新的基层民主与执政为民的理想与实践。

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文化理想。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呐喊”上溯至尼采的“超人”与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现代性浪漫主义抵抗现代性的平庸的自由民主观念，以一种特殊方式在毛泽东这里得到了回应与实践。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消费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全面物化与人的生活方式标准化与动物化，使得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回到这种古典的与批判性的人性哲学诉求。如何拯救这种“物欲横流”的状态，正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所焦虑与关怀的事情。毛泽东所力倡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贪图享受为耻”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理想，在今天这样一种“告别崇高”而遍平庸的消费社会时代，似乎已经被人完全遗忘、甚至拒绝或者觉得匪夷可思，但这仍不啻为一种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劝世良言。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人应当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民族主义理想。当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共同体，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深刻而微妙变革之时，我们重温毛泽东这些设想与自信时，自会有另外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真正发挥国际舞台上的作用，真正有自己的声音，真正为人类作出了让人服膺的贡献了吗?中国人不能仅仅靠祖宗传统文化作为自己身份与名片，也不能仅仅作为一种世界工厂与产品输出国与制造基地的形象来为世界作贡献，中国人如何改变自己在文化与政治等方面的失语与尴尬，恢复与重建一种文化尊严与政治自信，这仍然任重而道远。

探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新的历史道路，缩小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的社会理想。这本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基本设想，在毛泽东那里其实具有了现实实践意义。抛开他晚年那种近乎家长意志与个人专断及其行政命令下的动员型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性而言，毛泽东所关心的问题正是今天已经在世界各国现代化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发展的公正权与地方性差异性权力问题。处于全球化与城市化风口浪尖的中国，呼唤一种更具有地方性区域性的自主发展与公平发展的模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锦上添花式的奢求，而是攸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与核心价值的迫切问题。

理想是火。没有理想，现实将是黑暗的、盲目的、甚至绝望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是中国人走自己路的批判指针。没有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追求，中国将是渺小的平庸的涣散的。但以理想主义名义而固守某种教条模式而不思创新，中国则又将是危险的僵化的落后的。也正因为如此，继承毛泽东思想遗产的后来者们真得需要一种“火中取栗”的谨慎智慧;扬弃空想与教条，但又要坚守与保护某种理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重新定位、发明、发现毛泽东价值之必要性。

还是让我以19世纪德国杰出诗人海涅一段精彩评价德国近代着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历史功绩的文字，来结束这篇写得太长的文章吧：

荣誉归于路德!永恒的荣誉归于这位敬爱的人物，多亏他拯救了我们最高贵的财富，我们今天还靠他的善行恩德生活!我们绝不应当抱怨他的观点的局限性。站在巨人肩上的一个侏儒当然能够比这位巨人看得更远，特别是他戴上一副眼镜的时候;然而为了登高望远却缺乏那种崇高的感情，缺乏那种我们无法取得的巨人的心灵。

(作者简介：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