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时代呼唤新的社会科学-1997年演讲于中国社科院

陈映真(1937-2016)原名陈永善，台北莺歌人，作家，马克思主义者，《人间》杂志创办者。

时代呼唤着新的社会科学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演讲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今天，站在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本部的讲坛上，我既感到极大的惶恐，也感到极大的光荣。

感到极大的惶恐，是因为我主要地只从事一点文学创作，在社会科学领域，从来不曾接受过严格、专业的训练，更不曾从事过具体的研究工作。今天我站在这里，有资格的问题，有条件的问题，我深深感到不配，因此觉得特别惶恐。

我感到极大的光荣，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悠久，集合了海内外中国数千最优秀，学术研究上贡献卓着，不少人是闻名国际的社会科学大学者。在国家尚未统一的历史时期，我能从台湾来北京获颁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荣誉称号，觉得特别激动，特别光荣和珍贵。

历史地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有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传统，那就是科学地、怀有高度主体意识地、不断提高了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本质的认识，善于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为中国的救亡、改造、建设和发展，做出大量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0年代初，接受新的社会科学只不过十来年的中国年轻的社会科学家、思想家、革命者和爱国的知识份子，在北伐革命失败的余痛中，展开了范围广阔，卓有理论深度和知识开创性的“中国社会史论争”。

这个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学术论争，讨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讨论了相互的变革运动的本质、运动的力量分析和改造中国的前途等等，影响十分深远。一直到一九八0年代，南朝鲜社会科学界和社会运动界展开“韩国社会构成体论争”时，中国三0年代“社会史论争”所留下的业绩，仍为南朝鲜社会科学界所徵引。

三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探索和开发，结晶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论这样一个结论。从这个结论出发，一九三九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规定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而提出了相应的中国改造论：即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一个重要结论。以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为基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指导了一场推翻百年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消灭数千年残酷的封建统治的伟大革命，并取得了胜利。这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巨大成就与贡献。

新民主主义的改造论，包含着革命后中国经济发展论的重要纲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长期摧残和破坏的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首先要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新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造”，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支配，要求坚决地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历史彻底断绝，从而在选择以社会主义做为发展道路时，提出了“两阶段”建设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在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上，认识到“资本主义过少而不是过多”，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留着影响，主张一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共存，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排除“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论联合政府》，一九三九)。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很早就有这样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在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主导力的条件下，主张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多种经济并存互补，发展商品和市场经济，提高生产力，进行工业化，达成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促进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条件。

正是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下，共和国建政以后，在实行土地改革、稳定政权，由国家掌握重要工矿企业、铁路、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统一财政经济、稳定市场、强化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管理等各方面，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取得了卓着的成绩，中国充满了一股欣欣向荣的朝气。

从工业化的世界史看来，在战后东亚几个工业化经济中，中国的历程，显出其独特性。台湾和韩国的工业化，基本上不曾清算过去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的残留，甚至为了冷战和民族内战的逻辑，韩、台当局甚至吸纳殖民地时代亲日派“精英”;并且在东西冷战结构下，扈从美国的冷战战略利益，不惜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上形成新殖民主义的对美扈从，从而选择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允许的方针、性质的工业化，即所谓依附的、边陲资本主义工业化。

相形之下，中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使新社会和旧社会断裂，深信舍此构造性的变革，走社会主义之路，自力更生，就无法救中国于危亡而达富强的境地。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论，自然有鲜明的过渡论性质。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极度落后性，中国的社会科学清醒地在战术上采取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适度包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多种经济同时并存，以提高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社会移行准备好条件，但又从来不曾忘怀要最终排除商品、市场和货币，以计画经济、供给经济和旧社会、旧体制断绝，走自己的路，快速向共产主义社会移行的理想。因此，一九五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上，呈现了这样的矛盾和反覆，那就是要求稳定，要求处理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的矛盾统一的联系，要求较快、有效地把生产力提高，要求清醒地处理好个体经济和公有经济的矛盾;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要求不搞“冒进”等等的思潮，和另外三种思潮，即批评并警惕保守右倾、批评“反冒进”、主张保持革命的理想性和纯粹性，主张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于革命后社会，要求比较大胆地、比较快速地向共产主义社会移行等等的思潮之间的矛盾和反覆。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论提出，一直发展到着名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莫不表现出一个长期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荼毒而濒于危亡的民族，要坚决和旧社会、旧的压迫机制断绝，强烈要求自力更生，要求快速工业化和发展，以热火朝天的意气，早些建设好社会主义，从根本处改变祖国贫困落后的面貌的这么一个悲壮、凄绝的思想和实践。

历史地观察，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直到一九七八年的一段彻底(r两国论的挫败ic亚洲金融风暴和人民币)革命论的曲折，是难于避免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内部，至少自《共产主义宣言》以降，存在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力量，破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从而建设共产主义的强烈的呼召。这种呼召深远地影响了联共，也影响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影响中国的社会科学。此外，五0年代波匈两国的骚动，以美国霸权主义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华围堵下，存在着帝国主义再次向中国发动战争的阴影，这些都增加了纯化阶级队伍，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完成工业化的深刻焦虑。

国外进步学界中，对文革时代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中国文革时期独特的医疗和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对于运动中广泛农民在政治和生产中实行的民众的民主主义;对于党和国家可能滋生的腐化、变质、官僚主义的自觉的批评和斗争仍保留肯定的评价。但文革所犯的错误，所带来的巨大的人的和物的损害，也至极明显。

一九七九年末开始，中国宣布了“开放‧改革”的方针。一九八七年的《社会主义初阶段论》，直接喝破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变革背后社会基础条件的薄弱性问题。从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遗骸上，飞越市场经济阶段，而冲向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从五0年代生产手段私有制之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一直到至今百余年后基本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被规定成“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以完成别的社会在资本制生产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补足资本主义的功课。

就这样，更早于苏联，中国开始了从严格的统制计画经济朝向自由的市场经济转换的世纪性大实验。八0年代末以迄九0年代初苏联、东欧的崩解，和中国经济快速、旺盛，却至今尚不能完全知其所以然的发展，形成了强烈对比，而引起世界工业化历史学者的注目。

一九八八年，南朝鲜籍的社会科学家金永镐写了一本书，叫《东亚工业化和世界资本主义》，提出了在二十世纪中后开始的“第四代工业化”的世界经济动向的概念，涉及的国家(地区)包括：“非欧洲后发展地区、台湾、南朝鲜和中国大陆等”。

他从工业化的世界史，看到迄今为止四个世代的工业化浪潮。每一个“世代”的工业化，都带来世界性需求市场新的扩大、供给能力的新扩张，带动了新一波动态性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而一旦新世代的工业化运动停止了，就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大停滞和大后煺，导致大范围的不景气或战争。

“工业化的世代”论，是依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历史、国际和内部社会诸条件的变化，看出不同工业化机制和模式的理论，从而整理出多几个基准，以甄别不同世代的工业化的性质。

首先是从工业化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化三者间的关联和结合去分析。第一代工业化，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工业化的英国，在先进行资产阶级市民革命，并且在新兴市民的秩序中完成工业化改造。而做为工业化的结果，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这么一种古典的模式。第二代工业化涉及受到英国工业化波及影响的德、法和美国，时在十九世纪中叶。它们在不同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同时并举，帝国主义成为工业化重要的推动机器。第三代工业化，指的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义大利、旧俄、日本的工业化。它们是先进行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同时伴随帝国主义扩张，在工业化进行过程中，发生并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历史地看来，经由这三代工业化运动达成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都帝国主义化，而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三代工业化过程中未能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便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而所谓第四代工业化国家(地区)，是在二十世纪后半，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中取得独立，致力于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包括台湾、南朝鲜、东盟各国、拉美的墨西哥、巴西、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南斯拉夫等。除了社会主义型国家，其他国家或地区，基本上是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工业化，在依附型经济发展中，进行不彻底、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

其次，从各世代各国各地区工业化过程中担负工业化任务的主导力量来分析。第一代工业化的英国，是由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以新兴、先进的民间资本主义企业(中小企业为主)承担工业化的主体角色。在第二代工业化中，正如我们在法国、德国历史所见，在民间资本主义企业还没有条件登场情况下，先出现了银行，并且在这长期使用银行的支援下，使私人企业登上工业化主导的地位。第三代工业化各国如日本在资产阶级不够成熟、力量较小的条件下，基本上由国家政权扮演了主导、促成工业化的角色。至于第四代工业化各国各地区，因为受尽殖民主义的摧残，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基本完成条件下，资产阶级薄弱之极，工业化的任务乃由国家和帝国主义外来资本和若干民间中小企业来承担。

“工业化的世代论”还有“在世界体系中的定位”、“国际分工型态”和“长波局面”等三个分析基准，因为时间关系，略而不论。

金永镐的“工业化的古代论”，有很大的挑战性。

第一，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基本上完成;当“第三代”工业化使日本做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化国家登场，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后一直到七0年代出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前，就不曾出现过任何新的、取得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因此，不少激进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在已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支配和被支配的结构性关系下，存在着永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发达国家向工业化转化是绝望的──除非首先进行革命的断绝，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结构，求民族和政治的解放，自力更生，选择不同形式的工业化策略，才有可能达成。

当然，不论是依附理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都在七0年代后做了一些修正，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有“依附下的发展”的可能性;“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领域间，在一定条件下，也有上升和下沉运动的可能性。但是，以一些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二十世纪后半的工业化，带动世界资本主义“第四代”经济开展为特点的“第四代工业化论”，根本上肯定了在帝国主义体系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向工业化社会移行的可能性，既引起争论，又点燃希望。

第二，“第四代工业化论”把台湾、南朝鲜和中国列为推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第四代”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虽然金永镐以台、韩工业化的分析和比较为立论的主要内容，对开放改革后中国工业化历程着墨极少，却反而留下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型工业化的广阔理论空间，对中国社会科学有所启发，也有所挑战。

例如，在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化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联系问题上，中国和台湾地区、南朝鲜一样，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下，在遭受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破坏后的工业化。但台湾地区和南朝鲜，是在依附美国霸权下进行边陲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并且在工业化中呈现“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则进行了近三十年的，由中国工农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0年代展开了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一九八0年以后，中国转换政策，从计画经济向市场经济换轨，呈现持续性高成长的势头。虽然同属“第四代”的工业化，“四小龙”的依附的、边陲的工业化，和中国的模式成为对比。

其次，从工业化的承担者来分析，台湾地区和南朝鲜是国家或政权、外来资本和民间企业。在中国，是国家、乡镇企业、外资和民间企业。不过，进一步分析，台湾的政权和南朝鲜的国家，是经受殖民地摧残，在战后冷战结构下由美国帝国主义人工扶植的，对内表现高度相对自主性的反共波拿帕政权和国家，而在中国，则是中国工农、小资产阶级经历漫长的革命斗争夺取并组织的、政治上高度独立的国家。在外资问题上，五0年代的美援、六0年代的借款和外来投资对台、韩工业化起到很大的作用。而由于中国国家在政治、外交上高度的独立性，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的外来投资和外债一方面有相对性增加，一方面离操纵中国政治经济的程度还十分遥远。民间资本主义企业在推动韩台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韩国相对来说是大型独占企业起作用，台湾则由大量中小企业推动加工出口的发展。而中国，在所有制上是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在推动出口、提高生产力、增进国民生产上，做出了显着贡献，是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很值得加以研究。此外，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引起广泛注目，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小的。总的看来，国家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强大的存在，并主要地以这国家去推动工业现代化，应该是中国工业化的特点了。

这两年来，在东京的大书店、在香港机场的书报摊子，时常会看到把中国说成“下一个世界超强”的书。这些书中，自然不乏煽动新的黄祸论、对中国的强国化表示怀疑、嘲讽的反面作品，当然也不少认真看待中国工业化趋势的作品。然而，总地来说，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分析的作品，在我贫乏的读书范围内，还不曾见过。

然而在现实上，中国的经济呈现着一种不完全知其所以的迅勐的发展。众所周知，能在朝夕动荡不居、变化万端、竞争激烈而残酷的国内和世界市场中全身走过，达成工业化，是一条十分险峻的道路。多少国家失败了，国债高筑，经济凋敝，贫困和不发展更加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蹲点实验和实用主义的方法，由下而上，由点而面地争取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胜利，并以此大有别于苏联、东欧的由上而下，全面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导致中国的成功与东欧失败之间的强烈对比。但从长远看，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进行着从严格、大规模计画经济向自由的立场商品经济移行这样堪称史无前例、高度艰险、复杂的工程，如果社会科学没有很快地赶上来，构策理论和知识体系，指引大的方向，照顾每一个环节，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台湾和南朝鲜的工业化过程中，那些满怀发展意识的官僚、学者、专家，固然做了贡献，但私人资本主义大小企业中的资本家、管理者为了自己的利润所做的计画与决策、外资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介入，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国，相对来说，强大的国家在推动改革、推动工业化过程中，担负着比较独当一面的责任。具体地说，中共广泛、庞大的各级领导和干部体系，其中自然包括一个很大的学者、专家队伍，在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当代工业化的艰巨任务。

曾几何时，中国已经踏上了“百年不遇”的工业化机会。这突如其来的命运，正在为中国呼唤着新的社会科学，既能深入掌握东亚经济发展大潮的外部的、历史的特质，又善于总结中国工业化历史的若干经验与特点，以便武装身系改革成败的广泛的干部体系，以丰富、先进的知识、技术规划中国前去的方向。

其次，如果世界工业化历史果真已经开启了一个“第四代工业化”的新时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固然和香港、台湾两个“小龙”的发展互相呼应，但又在工业化的性质和历程上与这两个“小龙”不同。十二亿人民的中国果真达成了工业化，何止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头等大事，势必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是，东亚大国中国的工业化，是否只能是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业化的重复，把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推下贫困、饥饿、疾病、文盲的深渊;以环境生态系统的崩溃、内战、文化、精神传统的破坏、人和物的商品化为代价的工业化，还是珍惜这样一个机会，使东亚大国中国的工业化，走一条新的、不同道路，吸收和涵受东亚丰厚的文明，反省和承继中国和亚洲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运动遗产，也就是批判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代化的、亚洲民众独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遗产，从而发展人与自然共生的、永续发展的工业化。前面说过，在东亚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自始就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条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绝决，为民族和人的解放，选择了社会的构造变革和自力更生的道路。而中国社会科学，正是为这一条道路服务而诞生和发展的。探索一条新的、人民的工业化道路，因此就成了时代向中国社会科学严肃的召唤。六0年代以来，批判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有长足的进步。其中，拉美、印度、南朝鲜和日本的学者，有不少做出了重要贡献，打破了西欧、白人独擅的局面。经在东亚工业化论的领域取得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胜利的中国社会科学，在东亚跨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不该长期停留在实验论和实用论的地步，恐怕应该一方面回溯中国革命的原点和原理，一方面批判地反省四十多年来思想和实践的经验，参照世界工业化历史的框架，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向着现代工业化移行的理论建构，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为了良好地，从基本解决发展与人的关系和发展与正义的关系，时代也在召唤着新的社会科学。

受拉美学者研究业绩的影响，金永镐指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工业化，是由国家、跨国资本、私人大企业主导的工业化，因而形成国家、跨国资本和国内大资产阶级间的同盟，即统治的“三边同盟”，这个阶级同盟利用国际冷战和反共“国家安全”体制，进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排除广泛的直接生产者阶级，达成资本快速的积累，成为所谓“独裁下经济发展”的内容。“四小龙”工业化的过程，于是产生了工人、农民、都市“非正式部门”即城市穷人的“被统治的三边”，而呈现构造上的矛盾。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宣称代表中国工农阶级的国家，不能想像也产生排除民众的、新的“统治的三边阶级同盟”。

但是相对来说，中国的劳动雇佣化正在迅速发展。农民的阶级分化也在显着发展。人、物、技术和知识的商品化，也在急速增长。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对上层建筑，正在产生巨大的冲击。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政治纪律崩溃，在精神、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正在产生明显的、资本的野蛮化作用。忧心的人们指出，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甚至发生比过去倒煺的现象。

人的真实的解放，人的充份的发展，人的终极性自由，一向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在它诞生和发展过程中所怀抱的“终极的关怀”。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不能对世界性核武战争的威胁、生态环境体系的崩坏闭上眼睛;不能坐视民族对立、社会不公、南北的两极分化带来人类最终的破灭;不能不理会社会的弱小者在工业化的大义名份下被当做废品、不合格品横遭弃置和欺凌，就理当把长期以来革命论和建设论、计画论和市场论、断裂论和连续论的矛盾反覆统一起来，建设我们新的、回应了时代召唤的社会科学。

陈映真作品《将军族》《山路》《夜行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