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学术认知

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存在的许多争论是因为争论者没有厘清市场、政府的概念内涵。本文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一、市场概念的多义性使得人们可能误解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从用法看，市场一词至少有四种不同的重大内涵：人民群众、销售量、供求和私人资本。从统计上看，大量私人老板和某个私人老板的大量时间都是在追逐个人私利。从今天世界各国经济情势看，也从诸多西方理论看，人民群众和以常常是不择手段追求私人利润为特征的私人资本正好相互对立。因此，市场决定究竟是什么决定呢？对此，人民难免困惑，而有人则可能趁机浑水摸鱼。销售量既可能是由广大人民群众需求产生，也可能由私人资本需求产生（如其需求中间产品及由此产生的诸多引致需求）。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和私人资本需求的比例关系决定着中国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而作为供求关系的市场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中的一种或然存在现象的片面化概括：西方许多企业（如苹果公司）通过“创新”来获取市场地位，从而销售高价产品，而不是依靠价格竞争来生存。很显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不可能是新古典意义上的供求机制，不可能是私人资本。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辩证唯物论认识，也为中国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经验所证实（王今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作用的市场可以指销售量。苏宁《市场决定一切》（载《中国民用航空》2007年第5期）中的“市场”就是指销售量。在苏宁该文看来，中国“自主研制飞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民航总局不让飞、国内各航空公司拒绝要，最终上亿的研发资本和老一代航空人的努力和心血只能“付之东流”，因此，在其它条件都具备后，“市场”（即销售量）的有无和大小成为决定中国大型飞机制造业生死存亡的唯一因素。很显然，如果中国飞机市场在市场决定的名义下被波音、空客所垄断（可能通过各种手段），中国飞机工业就没有未来。更一般地，从经济总体看，如果中国自己的生产能力起来了，却由于某种因素的限制没有相应的销售，销售量就上升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因素。然而，把销售量作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也要受制于生产的正当性。如果生产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以至于形成雾霾），它所需要的销售量就应该被否定。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在环境友好等前提下，才能说，作为销售量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只能是指人民群众

那么，有没有一种内涵下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呢？有的。这种内涵就是“人民群众”。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也只能是这种意义上的市场，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具体运用。其实，也有西方人在具体分析某个问题时是这样来使用市场这一术语的，这里不妨借用。比如，爱蒙·布特勒《让市场决定Libor的命运》（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就是如此。在布特勒的这篇文章中，市场等同于社会公众。而他的“市场决定”是指，确保政客与官员不以权谋利，不肆无忌惮，不败坏货币，不滥用公共金融，更不直接操纵任何指标。否则，就应该“惩罚该惩罚的人”，“控诉幕后黑手，绳之以法，让他们接受罚款或监禁，让别人见识操纵的恶果，杀一而儆百”，并“拿下另一些人，那些真正密谋操纵案的人——处心积虑的银行大佬、知情不报的政府官员、睁只眼闭只眼的监管机构，暗中授意的政界要人。”尽管布特勒只是在探讨英国的金融系统，但其表述也完全可以用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在中国的语境下，市场只能是指人民群众。显然，这里，人民群众不包括那些以权谋利、肆无忌惮、败坏货币、滥用公共金融、操纵指标、知情不报、暗中授意的政客与官员，也不包括幕后黑手、处心积虑的银行大佬。让这种意义上的市场去决定资源配置，无疑就是根据最广大人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去决定资源配置（中国工人和农民拥有创造财富的无穷潜力）。

三、政府概念的多义性使得人们容易误解“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不仅市场的概念有多义性，政府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概念也有多义性，因而造成误解。很显然，1776年斯密出版《国富论》时所指的政府是240年前的政府，而非现在的政府；是当时英国的政府而非现在中国的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而非无产阶级的政府。由于政府的内涵和外延不同，即使如斯密所说的那样，240年前的英国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应该只能做守夜人，也绝不能推出21世纪的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政府只能做守夜人。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尽管已经历数百年，尽管在试图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无济于事，依然危机不断，并且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作为社会形态，正处于衰落之中（王今朝：《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和根本性》，《学术前沿》，2016年第20期）。这样，西方政府就容易在西方学者眼中成为无效的政府，因此，他们炮制了政府失灵的概念。即使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西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是无效的、失灵的，也不能由此推出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所制定的产业政策一定是无效的、失灵的。事实上，即使同一个国家下不同的政府首脑都会制定不同的政策，即使制定相同的政策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命题完全是符合逻辑，言之成理的。

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府。无论是从我们上面所定义的市场概念看，还是从我国政府的政治属性看，只要我们的政府不忘初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基本等价的说法，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完全可以解释为根据社会经济自身规律办事（西方自然法概念体系也具有类似主张），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眼于实际存在的政府和人民所希望的政府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的实际主张应该尽力缩小这个距离。从经济学角度看，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属性，真正代表中华民族和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那么，不仅应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且完全能够做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且加强党的领导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是完全一致的。

四、两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政府由于其先进的属性，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西方国家政府所无法涉足的空间。那么，究竟怎样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呢？有两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种是防护型的，一种是进取型的。

如果某些人打着市场化的名义推行私有化，而政府有力地阻止了这种倒行逆施（如把大中小型国企以各种名义贱卖给少数私人），就是防护型的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有房地产商把农民辛辛苦苦积累三十年赚的二三十万元一夜之间骗走，而政府阻止了、防范了，就是防护型的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中国在关键产品领域被西方攻占了，而政府想办法把它们夺回来，就是防护型的更好发挥了政府的作用。总之，防护型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解决中国人民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所遭受的痛苦。

除了防护型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有进取型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果政府积极地做大做强做优做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就是进取型的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政府在促进民生方面取得了世界认可的成就，就是进取型的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政府在创新重大产品方面走在了世界其它各国特别是所谓发达国家的前面，就是进取型的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进取型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为了获得中国本来可以获得的更大的利益。

当然，也有兼具以上两种属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比如，中国飞机的生产就要求中国政府既能抵御来自西方的市场侵蚀，也能整合力量，在飞机的生产销售领域取得整体的突破。由此可以看出，那种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的观点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作者：王今朝 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首发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