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德旺赴美投资建厂看政府与资本的博弈

编者按：近日，着名企业家曹德旺关于赴美投资建厂的两次访谈引发了舆论界的大讨论。曹德旺赴美投资，是响应企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在全球进行产业布局的正常企业行为。但有些媒体和专家片面炒作中国的“死亡税率”，并把企业负担重主要归因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政府的基础设施和福利国家建设，就非常值得商榷了。下文另辟蹊径，从资本与政府博弈的角度，描述并分析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西方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中，实力强大的资本集团如何通过向国外转移产业、推举政治代理人、抛售国债等方式，绑架国家政策，要挟政府，进而损害国家的自主性。本文摘自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合着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该书自2015年3月出版至今，一度在三大网店售空，连续加印30次，发行38万册。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由于资本精英获得了相较于前一个时代更大的影响力，很容易以自己的短期利益来“绑架”国家，“国家自主性”成为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

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本书无意回顾“国家自主性”理论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费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学者的发展历程。

简单地说，“国家自主性”理论所关心的是，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追求不同于主导性的社会利益集团所设定的目标；国家自主性越强，国家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的能力也越强。强自主性国家有可能被官僚集团自身的利益所裹挟，但如果国家缺乏自主性，就可能被强势社会集团的短期利益所“绑架”，无法按照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实施领导。因此，一定的国家自主性，是一个能够对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出回应的政治制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一、 缺乏“自主性”的政府很难驾驭流动不居的资本

二战之后到80年代之前，竞争性选举体系在欧美可以说运行得相当成功，增强了国家对于民众的回应性，同时无损于国家的自主性。在这一期间，大多数欧美国家实现了成年公民的普选权，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保护程度稳步提高，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资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节制。皮凯蒂在其《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以大量数据证明这一时期贫富差距的实质性缩小，并指出这绝不是市场自动运行的结果。为了解决量二战退伍老兵的福利待遇问题，同时也为了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人心，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下功夫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而国际上的冷战敌对气氛和“代理人战争”的盛行，使得欧美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展空间受到限制，因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服从本国政府的调节。

不过，欧美贫富缩小的步伐在70年代就趋于停滞，80年代则开始了一场为资本“松绑”的运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是这场运动的典型。苏东阵营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更将为资本“松绑”的运动推到全球。资本与贸易的全球化加速，互联网从冷战时期的美国军工项目成果转为民用，更是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而资本是天生逐利的，必然要向具有超额利润的地方流动。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的进步可以带来“创造性毁灭”（熊彼特语），为资本找到新的利润空间。但如果科技进步进入“平台期”，不足以为产业带来显着的新利润空间，资本要获得超额利润，只能通过其他方法：第一是横向进行产业布局，降低生产成本，扩展新的产品销售市场——于是一系列生产成本低、消费市场广大并具有一定政治稳定性的发展中国家就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的目的地；第二是转向所谓的“金融创新”，通过金融杠杆来获得短期的超额利润。

在冷战后的资本竞逐超额利润的潮流中，竞争性选举政治制度越来越难起到“节制资本”的作用，对资本利益集团操纵国家缺乏有效的回应。在政治献金合法化的条件下，竞选体制本来就意味着合法的“权钱交易”，候选人竞选动员需要筹集资金，资本集团则需要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于是资本集团出钱来向政客“购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当然，政客当选之后未必需要兑现自己竞选时许下的承诺，但在全球化时代，资本集团对不遵从其意志的政客的“惩罚能力”日益加强——他们可以在不满的时候，将产业搬迁到外国去，从而给政客留下产业空洞化、失业与税基削弱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哪怕是左翼政党，在选举政治压力之下，在具体政策上也只能“右转”。

另一方面，社会中下阶层手里有选票，要削减他们已经享有的福利，也可能会引发他们用手中的选票对执政者进行惩罚的结果，除非执政者能有手段说服中下阶层在全球化时代原有的福利水平不可持续。于是，政府在治理中就出现了一种困境：既不能给富人增税，也不能削减穷人的福利，政府谁都得罪不起，只能搞一些短期的决策，无法作长远规划。出身技术官僚的意大利前总理蒙蒂将此称为“短期行为的专制”。一个既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的政府，财政靠什么维系呢？于是借债就成为常态。

二、“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

然而举债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吗？大量发行国债会给政府带来一些新的“利益相关方”，可能是国内的资本集团，可能是跨国公司，也可能是外国的主权基金，他们可以以抛售国债为要挟，对政府的许多决策进行否决。债台高筑的政府将其财政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支付利息，没有余钱搞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升级创造条件，更谈不上对一些重要产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扶持。如果全球其他地方存在更好的投资环境，本国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上无所作为，就很难阻止资本外流和进一步的“去工业化”。而一旦“去工业化”进程启动，大量产业转移到国外，科技研究也会因为缺乏为其提供基础实验数据的产业环境而放缓进步速度，许多专业的人才也会出现断档现象。长此以往，积重难返，“再工业化”的难度就越来越大。

在欧洲传统强国中，德国得益于统一货币以及自身强大的工业基础，工业出口保持了强劲的势头，暂未陷入上述恶性循环，其工业在国内保留的制造环节也相对比较完整。但在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其制造业要么在德国工业竞争下节节败退，要么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传统制造业强国，但在全球化影响之下，其工业的制造环节大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在本土留下的主要是研发和标准制定等环节。然而产业转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正在凸显，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就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劳动参与率长期在低位徘徊。2012年1月奥巴马曾问乔布斯，苹果在海外的组装工作何时可以回到美国，而乔布斯的回答是，这些工作回不来了。之所以回不来，既有人才的原因——美国根本无法在一个月内提供1.2万名工程师，也有产业配套的原因——当低端制造业搬到中国之后，许多中高端的产业也不得不搬，因为这些产业在美国获取配件的成本变得高昂。奥巴马试图重新促进美国“再工业化”，然而一个债台高筑的政府能有什么办法重振产业呢？2013年3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发表演说，鼓励美国更广泛地使用“美国制造”，一阵大风吹落他背后的美国国旗，露出了国旗覆盖着的上海振华重工的商标，更成为对奥巴马“再工业化”呼吁的极大讽刺。

在竞争性选举体制下，社会力量对政府的影响力要比在中国政治体制下更为直接。然而，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力存在极大的差异，政府往往被强势社会集团所“俘获”，缺乏必要的自主性。这样，政府在认识何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偏差；而即便认识清楚了社会公共利益，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否决，也很难将其变成可执行的政策。而这就带来了如下结果：通过竞争性选举程序上去的执政党，不能不首先代表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无法代表它政纲中宣布代表的多数人；然而，这些强势集团却怀着逐利本能，并不忠于它所在的国家，一旦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就会将产业搬迁至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导致的结果就是蒙蒂所说的“短期行为的专制”——每个集团都在争夺当下利益，但一个国家公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却在政治上缺乏代表。

在欧美日发达国家，由于国家治理体系较为成熟，即便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以上种种问题，社会的基本稳定还是能够得到保障。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的稳定常常都会成为问题。近二三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同时经济受国际市场影响程度深，国际市场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往往会引起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动荡。

发展中国家一旦陷入“短期行为的专制”，其工业化的推进就会受到极大的干扰。工业体系的建设需要一个国家在政策上保持较强的连续性，不能动不动就“翻烧饼”。而如果政治内耗严重，有利于民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治国思路得不到连续的施展，工业化进程止步不前，国力也就很难得到提升。而一个手中缺乏资源的政府，在保障人民权利方面也必然难有作为。

因此，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所挑战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的具体治理能力，同时也对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理念构成很大冲击。缺乏“自主性”的政府很难驾驭流动不居的资本，很难应对来自境内外的各种突发事件，也很难掌握社会反向运动的力度。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少数人群的诉求可以不经代议制政治在短期内获得很大舆论影响力，从而对政府构成很大压力。在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往往意味着延缓乃至葬送社会的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