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技术、资金和创汇-中国早期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

人们常说改革开放。但是，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是开放先于改革。随着中美关系改善，中国终于有可能从西方大量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而大量进口技术和设备需要巨额外汇。中国由此开始向西方贷款，引进外资，以出口创汇为目标建立特区，从而开启了影响深远的改革进程。

（一）中美苏大博弈，中国打开西方大门

“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①]

这是一份中央领导的批示。也许会令很多人感到意外。这不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领导批示，而是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一份去东欧考察引进设备的报告上的批示。

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运筹帷幄，改善中美关系，打开了西方大门。中国终于能够大批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了。

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闭门造车，一切从零开始。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尽可能地吸收、利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为了获得世界上的先进技术，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向苏联“一边倒”，进行了力度空前的全方位开放，苏联的专家顾问几乎进入了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部门，甚至国防工业最核心部门。随后，6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同时对抗美苏的时期，自力更生成为工业化的基调。70年代，我国又开始了一个逐渐向西方开放的历史时期。

开放是不容易的！

中国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而是为了从世界上获得自己需要的技术和资源，进行工业化。而工业化的目标，一句话，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工业化和国家主权是内在统一的两个因素。中国既要维护主权，又要从世界上最大限度地获得技术、资金和资源！

抛开各种华丽的外交辞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际上是一个各个国家经过博弈（最激烈的形式表现为战争）后形成的国家利益结构，也是一个势力范围格局。二战之后的雅尔塔格局，就是作为战胜者的英美苏划定势力范围的结果。英国虽然在战后还想恢复大英帝国，但随着实力衰弱，不得不退出超级大国竞争，从而形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格局。

这是中国进行工业化现实的国际环境。中国既要从两大阵营尽可能地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又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代理人。因此，新中国建国前后，为了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中国人民无时不在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斗争，美国和西方也对我国进行各种封锁和遏制。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中国自然把目光转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希望能够从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得到援助。

但是，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不容易。

说一句题外话。笔者有一个亲戚，原来在一个大国企工作，基本上是在车间混日子。国企大改革时，由于没有一技之长，最后辞职。问他以后干什么。他非常自信，说自己的几个铁哥们都在做生意，一次少着也能挣个几十万。自己打算跟着几个哥们一块做生意，挣上一笔就够在国企干几年的。但是，一直到现在，他还是穷困潦倒，几个铁哥们也没带他做生意。

做生意是有风险的。一笔生意的利润就这么多，你要参加利润分配，就要有你的贡献，而且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你是能够保证质优价廉的厂家，还是能够找到销售渠道，或者是打通特定的关节，或者是提供大笔资金贷款？如果你什么都做不了，那么，凭什么人家冒了风险投资，你却来分一杯羹，拿走一大块利润？

国际关系中也是如此，在一个国际格局中，你有什么样的实力？人家凭什么接纳你？如果你没有任何力量，只是单方面求助于别人，那么，你得到的东西必然是有限的。

实际上，毋庸讳言，在建国初，中国确实是单方面求助于苏联。经过艰苦谈判，苏联给中国3亿美元贷款。同年，苏联给波兰是4.5亿美元贷款。就两个国家的规模，就中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而言，这笔贷款确实不多。

但是，抗美援朝改变了这一切。中国在朝鲜战场扭转战局，把美军钉在三八线，不能前进一步，打出国威军威，中国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方的战略屏障，中苏联盟实际上成为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也正是这样，苏联才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形成了工业“156项”。中国获得了苏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奠定我国初步工业化的基础。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为了稳定在国内地位，也需要社会主义阵营，尤其中国鼎立支持。借此，中国获得了一些包括尖端军事技术，其中包括一些核技术材料。^[②]

但是，在美国还在封锁中国、占领中国台湾的情况下，苏联却提出美苏和平共处。又不顾中国主权，提出“建长波台”、“联合舰队”，逐渐导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索债务，其控制中国的企图令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同时，美国也在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1949年11月，美国联合欧洲各国于在巴黎组建“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简称“巴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当时并为介入。但是，美国随后命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7月，“巴统”的贸易管制范围扩大到中国。在其禁运的特别清单上，被禁运的物资多达500多种，其中不仅包括原子能和军品，还包括生产尖端技术产品的工业清单。

从1960年后，中国面对美苏两大国的封锁。在这时，如果中国向任何一个大国表示屈服，不仅会国家主权受损，失去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势穷来投”，也很难拿到自己迫切需要的先进技术。

在这一时期，中国抗美援越，使美国陷于越南战场，国力衰弱，被迫进行战略收缩。与此同时，苏联则在全世界进行扩张，并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

这样，一方面，面对苏联的扩张，中国和美国有了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另一方面，美国从中南半岛败退，从亚洲收缩，加强欧洲防御，美国需要求助于中国。这样，美国不得不承认一个中国，并确定将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同时，中国发展、壮大国力，可以平衡苏联的力量，减轻美国和欧洲所面对的苏联的军事压力。从当时的国际局势看，中国的发展成为对西方有利的因素。

美国需要中国，而不是中国单方面向美国寻求保护。就这样，中国既维护国家主权，又打开了西方大门。从上个世界70年代后，中国终于可以从西方大规模获得技术了。

（图片说明：毛泽东主席接见来访的尼克松）

在后来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中国并没有与美国结盟来抵御来自苏联的威胁。中国把美国作为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一个环节。并进而形成三个世界理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大国，支持第三世界反霸斗争，并支持第二世界反对大国干涉的斗争，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利用美苏矛盾，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同时对美国既联合又斗争。

总而言之，不是单方面求助，而是通过斗争，通过角力，中国才能既维护国家主权，又获得发展的战略空间和战略利益。

这是理解中国开放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因素。那种认为中国似乎只要打开国门就会获得大把援助，就能迅速工业化的观点，都是天真幼稚的。

（二）70年代，我国已经在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

1978年初，当时的副总理谷牧带领中国经贸代表团去西欧考察，主要是法国、联邦德国、丹麦、比利时。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谷牧副总理遇到的会谈对象应该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出乎代表团的意料，所到国家，谷牧副总理和代表团都受到了高规格接待。与代表团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一级人物，如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在比利时是国王，在丹麦则是女王。而且，西方首脑几乎很少和谷牧总理谈政治，而是一上来就谈经济，谈经济合作。法国总统德斯坦与谷牧总理会谈，开门见山，上来就问谷牧总理，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等经济问题，根本就没谈政治。代表团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更有意思的是，当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要从丹麦去联邦德国时，丹麦代首相（首相访美去了）在机场送行时甚至对谷牧副总理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它们小国。

经过这次访问，谷牧副总理看到了中国工业和西方的差距，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③]

在当时的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是平衡世界均势的重要力量。欧洲此时处于经济危机时期，生产过剩、资金过剩，正在为自己的企业寻找出路。因此，欧洲与中国加强技术和经济合作，既符合西方的政治利益，也符合它的经济利益。

谷牧副总理回来后，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报告，建议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以及相关问题的建议。在这之后，经过讨论研究，党中央决定抓住时机，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不过，这里要强调一点，我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西方是工业最发达，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地区。我国即使是遭受封锁最严重的上个世界60年代，也在尽可能引进西方技术。1962年-1966年，我国同西方一些国家谈判成交的大小成套设备20多套，合同金额达3亿多美元，包括冶金、石化、电子、精密机械等。^[④]

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对外开放的问题，并且在着手进行准备，并且引进西方技术。

1971年，周恩来总理找到谷牧，向他谈起港口建设问题。周恩来总理认为，发达工业国家无不重视建设港口，发展海上运输。我国重视了铁路，但由于帝国主义封锁，特别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对建设港口和发展海运，在‘一五’、‘二五’期间都很难摆得很突出。现在国际环境有些变化，要抓紧赶上。我国有18000公里海岸线，万吨级以上的泊位只有42个，太少了。交通要先行，港口这样落后，显然很不适应，现在沿海港口压船压货情况严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说：“加强港口建设，经济发展需要，外贸需要，打仗也需要，不搞上去怎么行？！我们已经抓晚了。今后三年内要改变港口面貌，没有大型装卸设备，可以进口一些。这桩事委托给你们了。”^[⑤]从1971-1975年底，我国新增万吨级以上泊位48个，超过1949-1972年的总和。增加港口作业线143条，港口设施明显改善，港口综合吞吐量新增5500万吨，比1972年增加50%。^[⑥]

1972年，西方正处于经济危机，我国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引进一些急需的技术，包括：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４套、化肥设备２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４亿美元。这些设备投产后，一年可以生产化纤24万吨（相当于500万担棉花，而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化肥400万吨；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冷轧机、配套的热轧机，估价约４亿美元；进口６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

1973年，我国根据长远发展的需要，决定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五十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00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⑦]

（图片说明：北京燕山石化总厂）

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国领导层希望在2000年，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中国领导层希望通过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来实现这个目标。谷牧副总理出访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

1978年我国对外进行大规模技术引进，一般被称为“78亿计划”。当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批准各部门用汇总额85．6亿美元，当年成交额59．2亿美元，当年用汇11．7亿美元。这个计划实际上达到协议金额78亿美元，简称“78亿计划”。包括着名的上海宝钢在内的22个重点项目，涉及钢铁、煤炭、冶金、化纤、彩电等成套技术设备。进口需要外汇13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整个1978年，引进项目已经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⑧]

但是，这次技术引进过于急迫、匆忙，明显远远超过了国力，被称为“洋跃进”。1978年需要投资600亿元，但我国财政收入才1132亿元。随后，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

70年代的技术引进是我国工业结构的一次大调整，是一次工业结构进一步完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体上是我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意义更加深远的是，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推动了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

（三）买技术的钱从哪来——贷款·外债

1982年1月18日，野村证券公司田渊节也社长致电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关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拟在日本发行日元私募债券的期限及条件已由有关方面达成协议。中信公司将在日本金融市场发行100亿日元债券。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外发行债券，数目虽然不算很大，但在国际上反应强烈。日本以及西方的很多报刊、电台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认为此举一改中国在贷款方面一向采取的低息借款政策，表明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正变得越来越灵活。^[⑨]

中信公司全名为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是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业务机构，其主要任务就是吸引外国资金，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从西方引进技术是需要钱的。最关键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虽然“78亿计划”操之过急，但总的方向并没有错，这就是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完善工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但是，引进西方技术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付款问题。在苏联援助的“156项”时，中国可以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来换取设备。而引进西方技术则需要外汇。可当时我国出口创汇的水平有限。如果完全按照当时的外汇储备进行技术、设备引进，就不可能达到快速发展的目标。

上个世纪60年代，苏联借我国三年困难之机向我国索债，想以此迫使中国屈服。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还清了债务。这次还债经历令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刻骨铭心。在后来的一段时期，中国拒绝外债，以免被人勒住脖子（上个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说明，这种考虑也并非杞人忧天），再加之吸取“大跃进”过度投资的教训，我国财政形成“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局面。实际上，在当时中国独立抗苏战美的大格局下，中国也很难得到贷款。拒绝外债在当时并未引起过多的争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逐渐成为一条财政原则。

但是，在新形势下，如果过于强调“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就会失去西方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的大好时机，放慢发展速度。

1978年6月，邓小平就引进西方技术的付款问题指出，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⑩]

邓小平的观点打破了“既无外债，又无外债”的“禁区”。从此，我国政府根据实际，打破“既无外债，又无外债”的原则，通过向西方贷款、借债来引进技术。

我国的借款主要是三类：政府贷款；世界银行贷款；发行债券。

1979年12月5日至9日，日本大平正芳首相来访，正式谈定了1979年度500亿日元的贷款(当时约折合2.3亿美元)，年利3%，还款期30年。这是我国第一笔长期低息外国政府贷款。这笔贷款用于安排石臼所港口、京秦铁路、兖石铁路、秦皇岛港口二期工程、衡广铁路大瑶山隧道和五强溪水电站这六项基本设施建设。

1980年度，我国向日本政府贷款560亿元日元贷款（当时约折合2.6亿美元）。从1979年到1983年，我国向日本政府贷得3390亿日元，1984年到1989年又贷得4700亿日元。^[11]

在向外国贷款的同时，我国也同时重视国力，关注自己的还款能力，保持债务的合理规模。陈云在1978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对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人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12]

我国在向外国政府贷款时，也保持谨慎态度。贷款来源多元化，货币多样化。

截至1989年6月，20个国家政府承诺向我国贷款，累计承诺金额200亿美元，已经签署协议累计130亿美元，累计实际使用的73亿美元，用于608个项目。其中较大份额的日元贷款66%，美元贷款10.87%，法郎贷款8.55%，英镑贷款3.84%。^[13]

1980年，我国正式恢复了在世界银行中的成员国地位，也恢复了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成员国地位。世界银行的贷款成为我国对外贷款的重要渠道。1981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世界银行进行谈判，并与该行签订了我国与世界银行的第一个贷款2亿多美元的协议，用于教育。世界银行贷款分为“软贷款”和“硬贷款”。软贷款是无息贷款，每年收0.75%手续费，还款期限10年，甚至可长达50年。硬贷款是有息长期贷款。我国当时符合“软贷款”条件，因此，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我国积极争取软贷款。另外，鉴于软贷款有限，无法搞大项目，我国也把软贷款和硬贷款结合起来，从发展的角度寻求最佳比例。经世界银行中国处高级官员彭加拉的提醒和建议，我国又开始进一步合理利用世界银行的软贷款和硬贷款用于港口、铁路、公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低息贷款的基础上，我国也在一定规模上开拓新引进资金渠道。中国在日本发行债券就是第一笔小规模外债。此后，在国外发行债券，成为我国筹措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

在我国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积极而又审慎的引进资金，补充了我国工业投资缺口，为我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完善工业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出口创汇

经济特区是我国为了引进西方技术，推进工业化而施行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举措。

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需要巨额外汇。向国外贷款、发行外债，“借鸡生蛋”，可以弥补我国工业发展资金的不足。但是，贷款和外债毕竟是要还的，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利息。外债达到一定规模，利息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此，我国必须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尽可能出口创汇。为此，我国建立经济特区，一方面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出口产品创汇。在管理体制上，特区意味着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在财政方面放权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展工业。另外，为了引进外资，特区要在行政管理、关税、劳动工资制度、对外贸易、所有制结构等方面都进行改革。再简单一点说，就是国家给政策，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地方自筹资金，发挥自己优势，各显其能。因此，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国新时期工业发展的试验田。

1980年，国务院批准了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四个经济特区中，最成功、最有影响的无疑是深圳。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

深圳特区建设从罗湖改造开始。罗湖改造以一种新的管理形式快速推进。当时决定挖掉罗湖山，填平罗湖洼地。这样，既可扩大火车站和口岸的地域，为将来兴建联检大楼和通关桥梁提供土地，又可利用开挖山上土石方填高罗湖铁路东至文锦渡路的低洼地带，使其变成能够建筑高层楼宇的黄金用地。据粗略估算，根治罗湖水患每平米至少要投资90元以上，第一期计划开发0.8平方公里，需要资金7000万元。特区领导开始想在商业银行贷款，但被婉言谢绝。后来，特区领导找到谷牧副总理，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需要一笔启动资金作为酵母。谷牧当时一下子批了三千万贷款。^[14]这样，特区领导人负债创办特区，滚动发展。在建设中，并且引进竞争机制，实行工程设计和施工招标承包，改造工程高速优质，闯出了“深圳速度”的美名。深圳以改造投资环境为重点的基础建设迅速展开。

如果与大庆油田的建设相比较，同是高速超常规发展，二者的激励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前者是依靠革命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而深圳特区建设更强调个人利益的激励。

1981年底，深圳工业总产值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翻了一番。到1982年8月底、深圳就已经引进了数百个外商投资项目，有些投资项目，如引进丹麦先进工艺的老人牌船用油、引进荷兰良种奶牛的维他命奶在国内外市场获得良好声誉。^[15]

（图片说明：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深圳蛇口工业区）

1984年，邓小平来到深圳，视察了罗湖区国际商厦、中国航空航天技术深圳工贸中心、蛇口微波通信大楼、中外合资华益铝业公司等，在经过仔细思考，并参观了珠海特区后，邓小平同志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说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中国的沿海开放由此走上了快行线，形成了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的过程。

1984年，我国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南通、连云港、广州、湛江、福州、秦皇岛。

其主要原则是经济特区的进一步深化，国家拨给的资金有限，主要是给政策，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提供优惠，扩大沿海城市的自主权，增大外汇留成比例，扩大外贸经营权。

1985年，我国推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发区。并陆续开放长江以北地区的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这样，就形成了沿海开放地带和进出口基地。如果最初兴办特区是为了引进技术和解决外汇问题，那么，在沿海地区全方位开放的情况下，我国沿海地区则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安排生产，通过技术引进进行技术改造，发展精加工、深加工。

五：三来一补：以劳动力优势创汇

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定制和补偿贸易，简称来料加工业务。来料加工是指外商提供原料、辅料，由我国企业按照外商要求加工成成品，交给外商负责出口，我方收取加工费。来件装配是指我国企业接受外商提供的元件、零件、部件，按照对方要求的质量、款式进行装配，然后交付外商，我方收取工缴费。来样制定是指国内生产企业按照外国客商提供的产品样式，生产加工并出口成品的产业活动。补偿贸易是指一方利用另一方信贷，向其购买设备和技术，但并不偿付现款，而是等企业投产后，以产品进行偿付。

有一段时间，广东一些地方争夺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所有权。

广东虎门相关部门认为，虎门太平手袋厂是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因为太平手袋厂拥有中国工商总局发放的关于三来一补企业的第一个牌照——“粤字001号”。佛山顺德的相关部门则认为，顺德区的“大进制衣厂”比东莞虎门的太平手袋厂开张要早两个月，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家。东莞虎门相关部门承认，大进制衣厂确实要早，但它的批号只是顺德号，而太平手袋厂却是“粤字号”。不过，令佛山顺德工作人员相当得意的是，大进制衣厂完好保存了“顺德01号”出口登记证，而且现在还在合作经营，而太平手袋厂已经消失了，不仅“粤字001”号出口登记证早遗失了，就是厂房也早拆迁了。^[16]

（图片说明：太平手袋厂）

是不是第一家要看用什么标准。深圳则不看国家许可证，而是商业协议。1978年11月18日，深圳签订了第一份来料加工协议，甲方为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和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村大队加工厂，乙方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这是香港电业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协议的业务是发热线圈来料加工业务。深圳方面认为，这是全国深圳乃至全国的第一份来料加工工业协议。因此，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这份协议标志着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诞生。

珠海人则认为，珠海香洲毛纺厂是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1978年8月31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公司同香港永新企业在澳门南光贸易公司签署合作办厂协议，并将新厂命名为香洲毛纺厂。这是中国最早以补偿贸易形式引进外资兴建的来料加工企业。毛纺厂和澳门纺织品公司签订了珠海第一个“三来一补”项目，约定为对方提供纺纱。该项目外商投资额高达132万美元。毛纺厂基建面积有4400平方米，生产设备20台，均由波兰、日本、西德、英国引进，先进程度在当时国内堪称一流。该厂由外商提供设备技术，接受来料加工，属于用加工费收入补偿外商设备投资和利息的市属集体所有制工厂，按照协议，投产五年内必须完成补偿任务。^[17]从补偿贸易的角度看，珠海香洲毛纺厂是“三来一补”的全国第一家。

也许很多人看了觉得很奇怪，这有什么好争得呢？但是，如果了解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就会知道，“三来一补”企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外向型经济的最初形式，是我国以劳动力相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起点，它的积极方面以及消极方面都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以至于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它独特的历史地位。

三来一补企业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是当时我国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和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这也是其后来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

前面已经述及，1978年以来，我国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打破成规，通过举借外债的方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因此，外汇成为当时中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最大的瓶颈。千方百计解决外汇匮乏的问题成为中央政策的重要目标。因此，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能够出口创汇的产业。但是，我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可相对于人口来说，又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中国不能像拉美、中东那样通过出口粮食、畜牧产品和石油来获取外汇。我国的工业化正在进行和调整当中，工业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有限，很难依靠出口具有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解决外汇问题。而发挥中国充裕的劳动力优势，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的选择。同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大为改观，亚洲四小龙随着工业发展，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无以为继，急需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因此成为我国一项出口创汇的重要政策。

就以深圳第一家来料加工业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为例。当时，香港经济发展很快，加工业劳动力紧缺，成本高。港方企业在香港每人一天100元，每月3000元很难找到工人。而内地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上屋大队人均年收入110元左右。港方给工人每月80元就可以招到工人，而社员也可以每月多收入80元。^[18]这种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意味着巨额利润。再加之考虑交通成本，距离香港最近深圳，大而言之珠三角、东南沿海自然成为三来一补加工贸易的繁荣区。

三来一补工业企业就是人们常说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模式。在我国与外商的合作中，外商提供资金、技术、技工工艺、管理和销路，而我国相关企业只提供厂房、劳动力，负责加工环节，得到工缴费，也就是房租、土地费、管理费和加工费，而不参与最后得利润分配。在三来一补工业企业中，我国企业的自主性能力差，但企业承担的风险业小。在我国当时缺少外汇、资本、技术、资源和兴办企业经验的条件下，为了尽快出口创汇，发展起点低、投资少、见效快的三来一补工业企业就不可避免了。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87年底，三来一补加工厂点达到近3万家，1987年合同数达84061份。1978年到1987年，全国来料加工进口额从13.3亿美元增至116.71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3.4%上升到1987年的14.1% ；其中，1981年来料加工贸易额为19.48亿美元，到1985年达到52.81亿美元，占加工贸易比重的70.02%。^[19]

以三来一补为形式的早期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对解决我国的外汇紧缺问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吸收了沿海地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结语：改革开放中多重利益逻辑的碰撞

我国沿海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尤其是中央、地方和外资之间的利益逻辑碰撞。第一，外资要追求高额利润，同时维护技术垄断，而我国则要通过外资来改造、提升技术。第二，中央有一个长远的工业发展战略，但地方有自己的短期发展利益。地方的短期利益往往影响中央的长远发展战略。比如，中央是想引进先进技术，以发展高技术工业，出口创汇。但地方则更愿意搞短期见效快的旅、游餐和商贸。而外资的目标更多的是国内市场。第三为了出口创汇，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国家给地方、沿海地方政府以一定的自主性，在创汇、税收方面包干留成。但是，这也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同时，地方大干快上，一旦投资过大，造成的问题最后还要由国家来承担。这时，为了继续投资工业，引进技术，同时又财力有限，中央不得不在医疗、教育等公共财政领域削减投入。对中小国有企业，尤其是有沉重历史负担的企业，国家扶助的力度不得不减弱。

这些都对我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孝，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