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s直播手机连接_雷速体育_jrs低调看直播直播：5000年来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新论

目录

引言：“欧洲中心论”与“大西洋中心论”——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误区

一、希腊与秦国为何兴起?——上古的国际格局

二、阿拉伯是中古世界的中心吗?——中古的国际格局

三、葡萄牙和明朝谁是大国?——近代前期的国际格局

四、鸦片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工业革命与国际格局的互动

五、英俄大角逐——十九世纪的国际格局

六、突出凡尔赛与雅尔塔体系实质是“去革命化”——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国际格局

七、苏联“非斯大林化”的震荡——1956至1991年的国际格局

八、25年来的世界格局与中国新领导核心的建立

引言：“欧洲中心论”与“大西洋中心论”——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误区

当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的领域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派采用的是以兰克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体系”的观点，另一派采用的是以德约为代表的“大西洋中心体系”的观点。然而，这两大流派都是有着严重缺陷的。

首先说一下，以兰克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体系”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八十年代以来长期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的教科书中占据主导地位。兰克是十九世纪德国的着名历史学家，他的世界史理论中把国际关系的开端定为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他认为，近代世界历史上存在五大强国，即欧洲西北部的英国，欧洲西南部的法国，欧洲东北部的俄罗斯，欧洲东南部的奥地利和欧洲中部的普鲁士。这一套理论在二战前的世界史学界被长期奉为正统。但是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最典型的缺陷就是兰克把眼光仅仅放在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而美国和亚洲的国家均不在其世界体系之中。而且在他的体系设计中，普鲁士成了天命之子，世界的中心。于是在兰克的理论指导下，德国先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其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在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的崛起，兰克的理论逐渐在西方国家里边日益被冷落，被德约的理论取而代之。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史领域越来越推崇德约的理论，很多新编的国际关系是教科书都是按着德约的“大西洋中心体系”编写的。德约是二十世纪中期德国着名的历史学家，他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一套新的国际关系史体系。在这一套体系之中，把国际关系的开端定为1494年西葡两国缔结《托德西拉斯条约》，把“教皇子午线”向西移动270里格。在德约的视线里，国际关系史不仅仅限于陆地特别是欧洲大陆的霸权，更多的关注海上霸权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认为在十六世纪统治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既控制了当时欧洲大陆的霸权，又掌握了当时的海上霸权，所以是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强国。表面上看上去德约的观点似乎比较严密，然而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比如说，德约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对于鸦片战争起之前的中国是完全无视的。其实鸦片战争之前的两个世纪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德约一个更加致命的弱点是，他也犯了像兰克类似的“天定选民”的错误，实际上过分突出了海上霸权特别是大西洋霸权的作用，不恰当的高估了历史上美国的地位，实际上沦为一种对于二战后美国霸权的解释学。包括中国很多采用国际德约观点的国际关系史教科书也承认，只要美国的霸权还没有根本的衰落，德约这一套理论对于国际关系史就具有解释力。

兰克与德约在历史观上除了具有忽视亚洲国家的共同错误以外，另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就是以西方的标准作为国际关系史的基本前提。他们的所谓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其实是西方国家自己制定的，然而，他们的视线里却认为这些规则是国际关系中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则。这种用西方法学剪裁国际关系的做法本身就是违背历史发展的事实的。同时他们的这种观点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把国际关系史仅仅限于近代。而事实上，既然是国际关系，那么自然有了国家就应该有国际关系，不管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是否遵守了近代的西方国际法。同时这种用西方法学，主要是西方国际法学剪裁国际关系史的做法，也导致国际关系史过分偏重于政治，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文化关系则是处于一个几乎被忽视的状态。

其实，兰克与德约之所以会存在这种典型的共同问题，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倾向是相似的。即他们都处于西方学界的右翼，也就不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敌视和对于霸权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推崇。不管他们口头上如何标榜客观公正，但实际上学说里不可能没有政治倾向性。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界之所以长期在兰克与德约这两大体系里摇摆，无视其中明显的漏洞，主要的原因同样是政治倾向性的干扰。因为中国大多数国际关系史专业是从原来的国际共产主义史专业化分出来的，他们认为要标榜学科独立性就要去马克思主义化，只能采取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于是就导致了兰克与德约这些明显带有错误的国际关系体系大行其道。

实际上在二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提出了兰克与德约完全不同的几套世界体系。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以沃勒斯坦与弗兰克为代表的两种学说。这两种学说都比较彻底的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史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政治中心主义”，对于非西方国家和经济文化史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有了比较充分的估计，同时也把世界体系延伸到了古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把西方国际法当作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当然，这些学说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是较之兰克与德约的体系来说，还是明显要胜出一筹。中国学者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这两种体系的观点，恐怕更多的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论某种程度上有点儿近似于德约体系的时间起始点，同样也是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开端是西方国家在1500年前后开启的殖民扩张。但是其与德约体系的根本区别是，德约把这一现代世界体系单纯视做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而沃勒斯坦则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公正的现象。沃勒斯坦把现代世界体系划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地带，认为中心地带对于边缘地带的盘剥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同时，沃勒斯坦并没有完全把古代世界置之于国际关系史之外。他认为古代世界的国际关系不是一个世界体系，而是多个世界体系，各体系之间的联系是有限的，体系内部也没有现代世界体系那么严重的盘剥，应该说这些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沃勒斯坦还有一个观点是认为古代的体系在历史上也是断裂的，比如中国的秦汉，隋唐和明清时期东亚的世界体系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三个体系，这显然低估了历史的延续性。

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则走得更远，他认为世界体系的形成并不是近代500年的事情，而是在五千年前随着国家的产生也就形成了世界体系，古代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联系远远高出历史上人们的估计。这一点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在古代社会里各个区域性的体系是具有独立性的，弗兰克夸大了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性。不过，弗兰克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应该值得我们借鉴。一个方面是他注重古代世界与近代世界的连续性，也注重古代历史各个时期之间的连续性，不像沃勒斯坦一样把不同的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另一个方面，他认为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前期，亚洲在世界范围内更有优势，这也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

此外，沃勒斯坦与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过分推崇经济史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其实，二战以后核武器的阴影才削弱了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二战前政治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上作用绝不次于经济力量。像兰克与德约的“政治中心主义”固然不可取，沃勒斯坦与弗兰克的“经济中心主义”同样不可取。《货币战争》等一些流行的着作失之于对沃勒斯坦与弗兰克等“经济中心主义”的机械模仿，也不能代表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方向。未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用中国话语构筑符合历史事实的新体系。

一、希腊与秦国为何兴起？——上古的国际格局

前面说过，沃勒斯坦把现代世界体系划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地带，同时，沃勒斯坦认为古代世界的国际关系不是一个世界体系，而是多个世界体系，各体系之间的联系是有限的。我赞成这种观点。在上古时代，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文明地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世界体系，也就是地中海世界体系，南亚世界体系，和中国或曰东亚世界体系。各个体系内部的关系是当时“国际关系”基本形式。在当时，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的界限并不明确，因为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变动十分频繁，即使是在统一时期，各地方政权仍然具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应该说，秦汉时代中国是第一个改变了这种状况的大型国家。

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也是世界体系研究的专家萨米尔·阿明认为，古代社会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存在半边缘地带。因为很多庞大的帝国往往直接边境上边儿就接壤与没有形成国家的原始部落，也就是中心直接连接边缘。个人认为，半边缘地带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上古社会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并没有明确界限，大帝国的主要形式是作为一个联盟体的存在，因此在帝国的内部就存在着中心和半边缘地带。其实直到近代，美国的南部与美国的北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与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显然也是不同的。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世界体系之中，要打破国家界限，要把国际关系与国内的区域关系统合起来考虑。

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德约的观点。德约提出了一个“侧翼大国”的理论，也就是往往中心地带由于激烈的纷争而陷于分裂，最终导致地缘政治版图的破碎化。而在侧翼地带容易发展起来一些庞大的国家，这些国家能够入主中心地带，最终成为世界体系的统治者。他的这套理论显然是根据二战以后初期美苏通过雅尔塔体系来分割欧洲演绎出来的，而且他也把其适用范围仅仅放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古代社会的侧翼大国或者说半边缘地带某种意义上更具有典型的意味。因为古代社会尤其是上古社会，国家还处于一种发育期，这种不成熟的国家统治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往往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由于内部激烈的阶级冲突而走向分裂与衰败。相反，在半边缘地带往往受到中心地带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吸引，他们便可以学习中心地带的制度与技术成果，迅速发展成比较强盛的大国。所以半边缘地带往往是能够形成巨大帝国的起点。

中国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果要是我们不带有色眼镜考察而非刻意的标新立异，那么毫无疑问，中原地带应该是中国上古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夏代与商代都是起自于中原地带。周国的发展水平明显比较落后，可以说是当时中华文明的半边缘地带。周人一般把商称之为“大邑商”，把自己称之为“小邦周”，这主要指的并不是领土面积的大小，而是指的发展水平的高低。周文王时期，周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是仍然依附于商。不过，商由于内部的矛盾和醉心于同比较富庶的东夷之间的战争，最终被周所灭。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表现的更为明显。在那个时代，晋国与齐国是当时中华文明的中心，秦国则处于半边缘地带。但是晋国与齐国由于内部矛盾非常激烈，诸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严重损耗了国力，而且也在最富庶的中原地带的争霸战争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总的来看是逐渐走向衰败。而秦国在当时积极吸收中原社会变革的成果，商鞅变法在战国七雄中社会变革差不多是最晚的，而且也不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那样摧毁了旧统治集团。这是因为秦国的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内部矛盾不那么突出。但是恰恰是这个原因，为秦国积蓄了国力，最终统一了中国。另外的一个大半边缘地带的大国楚国，最初的时候也不如齐国晋国等国强盛，其也是由于兼并了南方上百个国家从一个小国发展起来的。虽然最终在兼并战争中被秦国所灭，但是在不久之后的秦末农民战争中，刘邦项羽等楚国人发挥了主导作用，后来的汉帝国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个半边缘地带对中心地带的胜利。

地中海世界的情况则与中国是类似的。其类似于中国中原地带的中心地带是北非的尼罗河谷地和西亚的新月沃地，也就是从埃及，经过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到叙利亚最终再到两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地区土地开垦比较容易，是铁器革命前早期国家的一个中心。而希腊则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带，《黑色雅典娜》等诸多着作都证实希腊文明是起自于对这个中心地带的模仿。更加致命的是，希腊狭小的地域和多山的地理环境导致了其没有多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也恰恰是这个原因，希腊人具有一种巨大的扩张冲动。最落后的希腊地区国家马其顿这种扩张冲动也是最强的，因此其统一了希腊以后，很快便征服了整个矛盾重重的地中海世界，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这并不能证明希腊的文明水平高，恰恰证明了希腊的相对落后。就以当时希腊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土地承载力来看，马其顿以前的希腊不太可能出产浩如烟海的鸿篇巨制。在希腊之前的波斯，和希腊之后的罗马与希腊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先进，恰恰是因为半边缘地带的竞争优势。即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这些心脏地带由于国家发展较早，阶级矛盾尖锐，所以无力对外扩张建立大帝国。半边缘地带的发展水平是用相对较低，但是内部矛盾也没有那么尖锐，可以比较容易地整合成为较大的国家，也能够积极的吸收中心地带的经济文化成果，并且具有向中心地带扩张的冲动。所以地中海的三大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兴起于半边缘地带。

南亚世界的情况则比较模糊，这是因为南亚的历史很不发达，一直到中世纪前期南亚的情况，我们还要从唐朝的《大唐西域记》等作品中去查找。这种状况给我们了解南亚的历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过，就南亚的传说与考古资料的相互验证来看，南亚在这一时期也同样存在在半边缘地带帝国兴起的情况。就南亚世界来说，上古时代最早产生国家的应该是在印度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这一地区相当于中国的中原地带和地中海世界的尼罗河流域及新月沃地，是南亚世界的中心地带。而在印度河流域，上古国家同样长期处于分裂碎片化状态。而统治南亚世界的两个大帝国，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都不是兴起于印度河流域，而是兴起于半边缘地带的恒河流域。这与东亚世界和地中海世界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

有人可能会说，那么当时边缘地带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当时边缘地带主要是一些游牧民族，他们也建立过一些庞大的帝国，例如秦汉时期中国北方的匈奴帝国就是一个典型的边缘地带帝国。但是，与半边缘地带不同的是，边缘地带与中心地带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距太巨大了，并不能像半边缘地带一样积极的吸收中心地带的经济文化成果来发展自己，对于中心地带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起一种破坏性的作用。因此，人们对于他们的记忆就是很模糊的，大多数仅仅是一些战争与劫掠而已。这不是由于历史学家的区别，而恰恰是由于他们发展水平太低了，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汉书》中指出，匈奴的人口还不及汉的一个大郡，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则更是难以相比。然而历史学家对于匈奴的研究却比汉朝的任何一个郡都要多，这已经是很公平了。民国大师陈寅恪宣称北方的游牧民族才是亚洲的中心，十年前的《狼图腾》也照抄了这种观点，其实这是一种逆向民族主义作祟，而非历史的真实。何新近年来在批判希腊罗马历史中极力推崇灭亡西罗马的匈奴帝国，虽然和陈寅恪与《狼图腾》的初衷相反，但是这种做法同样是不合适的。希腊与罗马的发展水平确实不高，但是，要比匈奴帝国这种游牧帝国还是要高出一些的。

另一方面，这三个世界体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主要的联系也就是我们近年来熟知的“一带一路”，即经过中亚沙漠到伊朗高原连接起三个世界体系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除了这两条道路以外，还有一条是经过北方草原的所谓草原路。这三条道路比起来，丝绸之路在当时是起主导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路的作用则要小很多。草原路在当时发展困难的原因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发展水平太低，喜欢劫掠，导致商路不畅。海上丝绸之路未能起主导作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航海技术也不高，不能承担大规模的商品运输。不过，我们应该对这一时期各个世界体系之间的联系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估计。即使是最发达的丝绸之路，运送的丝绸等商品，也是作为一种奢侈品，并不是当时的平民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大众消费品，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大的。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古代远途贸易的文化交流职能大于经济发展职能。因为当时的交通不发达，所以贸易是很有限的，粮食等一些大众消费品不大可能主要来源于进口贸易。这些也在另一个角度上证实了所谓希腊文明是地中海文明最发达的地带，大部分粮食都靠海路进口的不可信。

总之，地中海世界体系、南亚世界体系、东亚世界体系三大世界体系并存;三个体系之间通过丝绸之路等进行有限的交流，但是这种交流对于体系内部的影响不大;在各个体系内部，中心地带由于阶级矛盾尖锐等原因陷于破碎化，半边缘地带逐渐建立起了一些巨大的影响深远的帝国并入住中心地带，边缘地带也有一些庞大的游牧帝国，但是由于很少有建设多为破坏对于各个世界体系发展的影响有限。这就是上古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二、阿拉伯是中古世界的中心吗？——中古的国际格局

现在世界中古史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取向，就是认为伊斯兰世界是中古史的中心。的确，中世纪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伊斯兰教的兴起。这一时期兴起的阿拉伯帝国曾经盛极一时，在阿拉伯帝国走向分裂衰败之后，伊斯兰教并未随之衰败，相反的其传播仍然在进行之中。中亚草原逐渐的变成了穆斯林的天下，在南亚，东南亚与非洲在整个中世纪里都面临着伊斯兰教的冲击。但是我要说，我们现在对于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在中世纪的地位有一种高估的倾向。在中古时代，世界范围内最发达的地带并非阿拉伯帝国，而是南亚与东亚。甚至仅仅就地中海世界而言，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并未拉大欧洲与西亚地区的差距，相反，欧洲与西亚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国力发生了逆转。欧洲在地中海世界体系中由半边缘走向中心，而伊斯兰世界则由中心逐渐沦为半边缘。

在这里首先要说明一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在古代的各个世界体系里，也可以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地带。但是这三个地带并不是恒定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这里，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中国，在上古时代，中原地带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在中古时代，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原本开发难度比较大的南方地区逐渐被开发出来。这样在中古时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发展倾向的就是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中原地带由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转化为半边缘，而江南地带则逐渐由半边缘转化为中心。地中海世界其实也和中国发生了类似的转化，前面说过，在上古时代地中海世界的中心是尼罗河谷地和新月沃地，这个地区开发的条件比较低，但是潜力同样是不高的，而且还濒临沙漠面临沙漠化的问题。欧洲虽然自然条件较之这些地区相对恶劣，但是发展的潜力明显的要大一些。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欧洲就类似于地中海世界的江南，逐步的发展了起来，到中古后期的时候，其人口已经明显的超过了西亚地带。南亚地带的历史虽然比较模糊，但是我们大体也可以看出在中古时代其经济中心从印度河流域像恒河流域转移。这是中古世界格局的一大变动。

那么，人们为什么却认为穆斯林世界是中世纪的王者呢?这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欧洲人，你能够看到印度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吗？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在古代社会里，欧洲人所能有较多直接接触的只是地中海世界内部的西亚地带。而西亚的阿拉伯帝国就成了把印度和中国的科技文化传播到欧洲的一个桥梁。欧洲人看到的这繁荣的阿拉伯帝国，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阿拉伯帝国，更多的是通过阿拉伯帝国看到发达的印度与中国的科技文化。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印度的数字被传播到欧洲，欧洲人却认为它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并不知道其不是阿拉伯人自己的原创。试问，一个缺少原创，仅仅靠传播外国经济文化成果的国家能算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吗?其实，阿拉伯帝国的地位就类似于上古时代的安息，仅仅是一个经济文化传播中转站的作用。只不过在上古时代，罗马帝国所控制地中海世界较之印度与中国的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代差，所以才没有产生这种“安息崇拜症”。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阿拉伯帝国兴起以后，摧毁了原本西亚和北非的古老文明，让原来东罗马统治下的尼罗河和新月沃地又受到了一次重大的破坏。这种地中海世界较之于南亚和东亚代差的出现，是欧洲人眼中阿拉伯帝国繁荣富强假象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方面，所谓阿拉伯帝国的繁荣富强也是欧洲人为了拔高地中海世界的整体地位所作出的一种话语控制。比如说，欧洲人所谓的文艺复兴中大量的希腊罗马典籍被说成是由阿拉伯人保存下来的，然后再度翻译成了欧洲的语言。可是事实上，我们今天却很难找到这些阿拉伯人保存下来的希腊罗马的典籍的阿拉伯语文献原本。其实这也不奇怪，这就好像阿拉伯人从不会说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他们对于经济文化更发达的印度与中国的典籍从来都持一种无保留地破坏态度，又怎么可能单单保存下来希腊罗马的古典文献?所谓阿拉伯人保存希腊罗马的典籍只不过是中世纪后期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的为了抬高自己古代文化的地位，所构建出来的一个神话罢了。他们总不能说是印度人或者中国人保留了希腊罗马文明吧?所以抬高阿拉伯人的地位也是抬高他们自己。

还有，对于阿拉伯人在中世纪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我们也不能过于高估。萨米尔·阿明认为阿拉伯帝国作为中世纪各文明中的桥梁，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各个世界体系的中心的作用。这恐怕是因为他是出生于埃及的阿拉伯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地位进行的拔高。阿拉伯帝国的确起到了中世纪几个世界体系中的中转站的作用，但是除了上述其缺乏自主原创成果之外，单就科技文化交流本身而言，也主要是其地理环境优势的产物，而非伊斯兰文明的特殊贡献。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恰恰是阿拉伯帝国与唐朝作战取得胜利后中亚地区逐渐伊斯兰化的时代，丝绸之路日益走向衰败并最终被堵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些伊斯兰国家比较重视劫掠，而不是重视正常的商业交往，因此在上古时代曾经沟通各个世界体系最主要通道丝绸之路，就这样逐渐被废弃了。

说到丝绸之路的被废弃，我们应该附带了解一下中世纪中国际关系上的一个大事件，就是国际交往由陆路转向海路。前面说过，在上古时代，陆地上的丝绸之路是各个世界体系之间最主要的桥梁。但是到了中世纪，一方面中亚的穆斯林化和其他的一些原因逐步地导致陆上的丝绸之路走向中断。同时在宋代以后，随着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航海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中世纪各个体系之间的主要交往通道就变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在海上贸易中海船需要一种压舱物，因此在宋代以后瓷器贸易迅速的发展起来，成为了和丝绸可以相提并论的中国出口货物。但是无论是丝绸还是瓷器，这一阶段的主要用途仍然是奢侈品，对于各个文明中心的经济文化影响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中世纪仍然是一个各个世界体系并存的世界。

为什么伊斯兰教能够在中世纪时盛极一时?其实主要是边缘半边缘地带比较落后的民族渴望劫掠与扩张的产物。整个中世纪里，各个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阿拉伯半岛或者是中亚突厥人这些游牧民族建立的。前面说过，在上古时代，边缘地带的游牧民族很难吸收中心地带的经济文化成果，因此较多的是一种单纯的劫掠和破坏。但是到了中古时代，中心地带的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这使得边缘地带的游牧民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环境的不利，吸收中心地带的文明成果，相应的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相对上古时代的游牧帝国高一些。因此，在中古时代的这些伊斯兰帝国较之上古时期那些匈奴人等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也有了更多的历史存在感。同时，游牧民族的对外扩张也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持，而伊斯兰教的强烈排他性和产生于游牧半游牧民族的原始落后性适应了这种游牧民族对外扩张建立起帝国的需要。但是总体来看，伊斯兰教对于边缘和半边缘地带的社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伊斯兰这种宗教适合于东方人，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教律’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厉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忌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叛教者，恢复对教义、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叛者的财富作为奖赏而收归己有。100年之后，他们自然也处于这些背叛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时需要再来一次信仰净化，于是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再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为止，情况就是如此。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

在中世纪的后期，一个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蒙古人的扩张。在短短的十三世纪100年当中，蒙古人扫荡了东欧，西亚和东亚。现在很多历史学家对于蒙古人的扩张评价日益提高，认为其起到了打通欧亚各个文明中心联系的作用。但是我个人比较赞成沃勒斯坦的观点，即蒙古人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这倒不是说蒙古人扩张本身造成的杀戮与破坏，更主要的原因是它破坏了整个古代世界文明正常发展的机制。无论是上古时代还是中古时代，各个文明中心的阶级剥削都是有限的，一旦达到较高的人民难以承受的程度就会被推翻，可能是国内的人民起义也可能是外部力量的征服。但是，蒙古人的扩张摧毁了东欧和西亚，一方面为西欧扫除了外部的威胁，另一方面又使得西欧产生了同仇敌忾的恐惧，让民族矛盾压制了阶级矛盾。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得阶级剥削失去了控制，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从而让人类社会开始步入一个巨大的卡夫丁峡谷——资本主义时代。

总之，地中海世界体系、南亚世界体系、东亚世界体系三大世界体系继续并存;在各个世界体系内部，一些半边缘地带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新的中心地带;在各个世界体系之间，海上交往逐渐取代了陆地上的丝绸之路成为主要的交往方式;就世界整体而言，伊斯兰教兴起后的地中海世界逐渐与东亚和南亚出现了代差，但是蒙古人的扩张使地中海世界的西欧地区出现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这就是中古时代国际格局的基本形势。

三、葡萄牙和明朝谁是大国？——近代前期的国际格局

十年之前，央视有一部着名的纪录片叫《大国崛起》，其中介绍的第一个“大国”就是葡萄牙，然后又是西班牙。片中宣称：“15世纪，欧洲大陆最早的两个民族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进行航海冒险：在恩里克王子的指挥下，迪亚士、达·伽马等葡萄牙一代代航海家们开辟了从大西洋往南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在伊莎贝尔女王的资助下，1492年哥伦布代表西班牙抵达了美洲。当麦哲伦完成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后，原先割裂的世界终于由地理大发现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世界性大国也就此诞生。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相互竞争中瓜分世界，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 这些也是我们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学界主导性的理论。

而如果要是我们稍微认真一点分析的话，那么就会发现这种理论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葡萄牙很难称得上是什么大国。在十六世纪，葡萄牙的总人口只不过有100多万，相当于当时明朝的1%，而当时的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也不及明朝时的中国先进。如果葡萄牙算是世界性的大国的话，那么国力百倍于葡萄牙的明朝又算是什么呢?所谓葡萄牙是世界大国的唯一依据，就是教皇子午线及其后的《托德西拉斯条约》让西班牙与葡萄牙在全球划分了势力范围。可是如果按这种说法的话，中国人还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难道整个世界就是中国的了吗?我们看一个国家的地位时不能看它具体宣称的领土或势力范围有多大，而应该看它实际所能掌控的东西有多少。以此标准来看，葡萄牙在十六世纪时仅仅是占领了亚非海岸的几个据点，其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与明朝仍然有巨大的差距。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葡萄牙才采取诈骗的手段获得了澳门的留居权。严格意义上说，葡萄牙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伙海盗加骗子而已。如果说葡萄牙是世界大国明朝不是世界大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今天台湾实力比大陆强，因为全世界有一大半电信诈骗犯在台湾，台湾掌握了世界电信诈骗霸权。这显然是非常荒唐的。

我们之所以推崇葡萄牙而贬低明朝，其实也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总要给工业革命以后比较发达的西方找一个强盛的祖宗。可惜的是，这样一来就发生了判断标准的严重混乱。德约好歹还把欧洲大陆霸权加上海洋霸权称之为世界霸权的两个条件，以此把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称作第一个世界性帝国。这种观点虽然仍然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是还勉强能够自圆其说。《大国崛起》却连基本的逻辑都不顾了。试问，当时的葡萄牙即使在欧洲也算不上是一个大国强国，最多只能算是一个二三流的国家，其国力要比同一时期的欧洲强国诸如法国相差甚远。算不上欧洲大国，怎么能算世界大国呢?

另外，今天的人流行的一种倾向就是特别推崇海上权利和商品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然而实际上，直到近代前期为止，世界主要国家都是农业国家，其基本的经济模式都是自然经济，用来交换的商品本身在经济中就不占主导地位，而用于远途贸易的产品就更少了。因此所谓海上霸权，就好像上古时代的草原霸权一样，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之所以推崇海上霸权和国际贸易的作用，其实是工业革命以后人们对历史重新书写的产物，用工业革命以后的情况套到了过去的历史上，而历史的真实相差的颇为遥远。其实就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海外扩张情况来看，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船队远远比不上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但是明朝为什么不像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么热衷于海上扩张呢？并不是因为明朝比西班牙葡萄牙落后，也不是因为明朝比西班牙和葡萄牙思想保守。恰恰是因为明朝要比西班牙和葡萄牙先进，西班牙和葡萄牙能够从海上扩张中获得利润，而发展水平更高的明朝就获得不了。这就好像上古时期农耕民族往往打不过游牧民族，也不是因为农耕民族真的国力不如游牧民族，恰恰是因为农耕民族的发展水平要比游牧民族高得多，没有像游牧民族扩张的冲动。同时，当时农耕民族的发展也是有限的，没有力量把自然条件更加恶劣的游牧民族地区农耕化，从游牧民族那里获得不了什么利益。例如汉武帝在位卫青和霍去病大破匈奴之后，也并没有借机向边境移民，因为移民的成本太高划不来。而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扩张怎么着都是赚，所以才出现了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持续不断的侵扰。其实，当时不要说是明朝，即使是欧洲很多强国，诸如法国也并不十分重视海上霸权，更重视欧洲大陆的霸权。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傻，而是因为当时的海上霸权本身就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要是我们放眼16到18世纪的全球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当时的世界上仍然呈现出几个世界体系并存的局面。但是由于蒙古人在中世纪后期的扩张扰乱了世界格局，因此改变了上古时代和中世纪时代地中海世界体系、南亚世界体系、东亚世界体系三大体系并存的局面。地中海世界体系的东部逐渐和南亚世界体系合并，地中海世界体系的西部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把美洲纳入势力范围从而转变成了大西洋体系。这样，在近代前期世界范围内便出现了三个新的体系。一个是西欧国家建立起来的，包括东欧和美洲在内的大西洋体系。另一个是由突厥人和突厥化的蒙古人建立起来的新伊斯兰体系，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印度莫卧尔帝国等诸多伊斯兰国家。中国主导的中亚东亚体系则变化不大。在这三个体系之中，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体系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以印度莫卧尔帝国为代表的新伊斯兰体系次之，欧洲和美洲组成的大西洋体系是三个体系中最为落后的。这可以参照现在以弗兰克、彭慕兰为代表的很多着名史学家考查的结果。但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和美洲组成的大西洋体系中出现了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在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上占据了优势地位。这和欧洲较之印度与中国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并不矛盾，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就不是等价的概念。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也已经潜藏了下一个时期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大逆转中的诸多因素。

同时在这一阶段，一个具有历史性的事件就是游牧民族逐渐走向衰落，中国的清王朝可以说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最后一次巨大胜利。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个时代，游牧民族出现了难以挽回的衰败局面。譬如说，一般认为汉代时候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约有200万人，清代的时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到了150万，成为了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这还是由于清政府采取了所谓“蒙禁”的政策，极力限制汉族人向游牧民族地带移民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水平又有了新的进步。在上古和中古时代，由于农耕民族的发展水平也不是非常高，所以对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游牧民族地区难以开发。但是到了近代前期，技术的进步使得对游牧地区进行开发成为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个别军事上的胜利无法阻止其整个民族走向衰败，到十八世纪晚期，以满蒙八旗逐渐走向腐朽为标志，游牧民族在军事上的一些力量也逐渐失去了。

还有，这一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国际贸易产品的变化。和上古与中世纪时期国际贸易以奢侈品为主体不同不同，茶叶逐渐取代了丝绸和瓷器成为中国主要的出口产品。而茶叶并非奢侈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大众消费品。茶叶贸易带动了欧洲饮茶风气的流行和整个生活方式的变化，这在古代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另一种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是东南亚的香料，这也是大众消费品而非奢侈品。这种贸易结构的变化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管是茶叶还是香料，在大众生活中仍然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时期贸易的主导产品，主要的原因是体积小，价格高，具有某种奢侈品的特性。这也体现了在工业革命以前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的有限性。

总之，欧美大西洋体系、南亚至北非的穆斯林体系和东亚体系三大世界体系并存;大西洋体系相对落后但逐渐上升，亚洲的两个体系在地位逐渐下降;各体系边缘的游牧民族逐渐为农耕民族所同化;茶叶香料等具有某些奢侈品特质的大众消费品取代了传统奢侈品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这是近代前期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基本形势。

四、鸦片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工业革命与国际格局的互动

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然而某种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在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更为重要。因为在整个古代直到近代前期，世界范围内都是多体系并存并立的，各体系都有独立的运行规则。大西洋体系是中心地带对于边缘半边缘地带的掠夺为核心的，而东亚体系更多的是依靠中国政治文化的向心力。例如在明清时期，中国是主导的东亚体系就和西欧国家主导的大西洋体系运行规则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鸦片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东亚体系丧失了其独立性，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世界体系逐渐建立了起来。

应该说，这个过程早在工业革命前就已经开始。在近代前期，大西洋体系，西亚和南亚的新穆斯林体系和中国主导的东亚体系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从十七世纪后期开始，新穆斯林体系中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印度莫卧尔帝国由于穆斯林统治者的宗教歧视政策逐渐走向衰落，并且最终走向分裂和混战。马克思指出：“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提人打倒，马拉提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 这种征服使得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原本大西洋体系在三个体系中是最落后的，英国人对印度高水平的棉纺织品惊叹不已。但在征服了印度之后，由于把穆斯林体系的核心地带并入了大西洋体系，使得大西洋体系开始后来居上，在世界范围内足以和东亚体系分庭抗礼。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征服为西欧几个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添加上了最后一把柴火，一场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工业革命开始了。

工业革命既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其本身也是国际关系巨大变动的产物。没有英国对印度政府所具有的巨大市场，以及印度棉纺织品高超技术和巨额利润的刺激，英国人就不会有改善棉纺织生产技术的冲动，也就不会引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推行下去，恰恰是借了另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巨大战争的东风。在瓦特申请了蒸汽机专利以后没有几年，法国便爆发了大革命。随后，欧洲大陆进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混战之中。在这场战争中，英国相当于二战中的美国，充当了欧洲大陆反法同盟的后勤基地。战争的刺激为英国的工业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使得不至于出现滞销的危机，让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改进得以持续。到拿破仑失败以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已经不可逆转。

工业革命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步入工业时代的英国不仅完成了对于整个南亚大陆的征服，也使得新穆斯林体系的另一个大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逐渐变为欧洲的附庸。这样，在十六、十七世纪曾经盛极一时的突厥穆斯林体系不复存在。最后一个有影响力的独立世界体系，中国主导的东亚体系在十八世纪晚期开始就由于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满汉民众矛盾交织逐步走向衰落。工业革命便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以鸦片战争作为标志，东亚体系开始丧失独立性。至此，一个全球范围的世界体系逐渐形成了起来。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工业革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世界格局，也使得国际贸易中主要商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经历是工业革命的英国，出口的第一种主要商品是棉纺织品。这显然与近代前期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大宗商品，茶叶与香料又有了一个质的不同。茶叶与香料虽然是大众消费品，但是仍然保持着奢侈品的诸多特点，因此对于经济的结构改变是很有限的。棉纺织品则是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必需品之一，也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中的核心产品之一。这一切表明，国际贸易开始由经济发展的边缘走向中心，对于各国内部的经济发展逐渐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不应该高估工业革命之前国际贸易对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应该低估工业革命之后国际贸易对于各国经济结构的冲击。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鸦片战争对于国际格局的改变还是有限的。在十九世纪中期，不仅非洲内陆等一些边缘地带并没有纳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即使是在中国，西方国家的冲击也主要限于沿海少数地带。真正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把世界瓜分完毕才算形成。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世界上除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大西洋世界体系，已经不再存在有影响力的独立世界体系了。这无疑表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五、英俄大角逐——十九世纪的国际格局

在关于十九世纪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兰克的“欧洲五强理论”长期占主导地位，即当时世界范围内存在五大强国，它们都是欧洲国家，包括欧洲西北部的英国，欧洲西南部的法国，欧洲东北部的俄罗斯，欧洲东南部的奥地利和欧洲中部的普鲁士，五大国相互协调。只不过后来的人们又对兰克的理论进行了一些补充，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德约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等均强调，这五大强国中又是存在等级秩序的，英国和俄罗斯属于第一等级，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属于第二等级。2016年10月18日佩里·安德森在北京大学进行的其首场讲座“大国协调：十九世纪”(The Concert of Powers:the 19th Century)和10月20日晚在其北大系列讲座的第二节“大国协调：二十一世纪”(The Concert of Powers:the 21st Century)中均提到了这种观点。不过，如果要是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理论虽然较之兰克的“欧洲五强理论”有所改进，但是恐怕仍然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工业革命除了使西亚和南亚的新穆斯林体系(因这一体系主导者是突厥穆斯林和突厥化的蒙古穆斯林而非老穆斯林——阿拉伯人，故笔者称其为新穆斯林体系。)和中国主导的东亚体系丧失了其独立性，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世界体系逐渐建立了起来，另一个后果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使东西方的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极大的抬升欧洲的国际地位。因为工业革命虽然发源于英国，但是很快便扩展的欧洲诸多国家和美国，其中欧洲又占了主导地位。因此在十九世纪，“欧洲中心主义”盛行一时，这也是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在十九世纪欧洲作为世界体系的经济文化中心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对于欧洲毫无影响力，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强国。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即使欧洲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具有领先的优势，但欧洲毕竟不等同于世界。因此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欧洲强国都是世界强国，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要是我们放眼全球的话，就会发现第二等级的国家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很难说是世界级的强国。从七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法国人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虽然在其后的整个十九世纪法国人又积极地进行殖民扩张，但是其殖民地主要限于非洲这个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法国在拿破仑战争失败以后几乎已经丧失了独立取得战争胜利的能力，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晚清政府在同西方国家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唯一一场勉强算是胜利的就是中法战争，这无疑暴露了法国的真实国力。奥地利帝国则更不用说，其影响力几乎完完全全局限于欧洲，综合国力未必能比得上已经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同样也很难比得上蓬勃兴起的美国。这样一个对于欧洲以外的世界毫无影响力的国家难道也能算是世界级的强国?显然，“欧洲五强”的标准是非常荒唐的。

之所以兰克的“欧洲五强”理论能够长期盛行，其根本的原因还是欧洲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在作祟。在工业革命前，世界范围内欧美大西洋体系、南亚至北非的新穆斯林体系和东亚体系三大世界体系并存。在大西洋体系中，欧洲大陆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很多强国仅仅满足于欧陆上的强权地位，而对于海外的殖民扩张并不是十分热心。除了孤悬于海外的英国以外，法国、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这四个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均对欧陆霸权的兴趣高于海上霸权。他们的这种做法也是符合工业革命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的，因为那个年代海外殖民地所占的国际地位本身就是有限的。某种意义上说，欧陆上的大国就可以说是欧洲为绝对主体的大西洋体系中的强国。工业革命使世界体系覆盖到全球，但是还不能完全改变欧洲人的思维方式。相反的，由于工业革命提升了欧洲的地位，因此，也刺激了欧洲国家的自我崇拜，他们自然而然的对亚洲的古老文明选择了无视，把欧洲强国等于世界强国。兰克的“欧洲五强理论”就是这种欧洲人自我膨胀的产物，不仅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惯性，也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如果要是我们抛开欧洲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范式，真正站在全球范围内看十九世纪的国际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十九世纪的世界上只有两个世界级的强国，那就是英国与俄罗斯帝国。对于英国的情况大多数人比较了解，其携工业革命之东风，近乎疯狂的殖民扩张，到十九世纪晚期，一个三千多万平方公里的日不落大帝国几乎涵盖了全球，这还不算诸多依附于英国的半殖民地。我们完全可以说，英国是十九世纪国际关系舞台上的第一小提琴手。另一个世界强国是沙皇俄国，它拥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在欧洲与亚洲两个世界体系最重要的大洲范围内保持着能够和英国分庭抗礼的势态。可是我们谈起俄罗斯，往往就充斥着“腐朽”、“落后”的印象。它又有什么资本能够和英国分庭抗礼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工业革命虽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但是其影响仍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虽然是最主要的决定国家实力的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因素。沙皇俄国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经济技术水平落后所带来的问题。附带说一下，清政府之所以没有能够用领土和人口优势改变被列强肆意蹂躏的局面，不仅仅是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代差，更主要的是由于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就已经腐朽，进入了历史周期律的末端。特别是由于工业技术的扩散，使得一些半边缘地带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够在国力上避免绝对的代差。因此，沙皇俄国虽然工业化水平远低于英国，但综合国力上的差距则要小得多。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如果要是人口是英国好几倍的俄国也和英国有一样的工业化水平，那英国还有什么资格和俄国争霸呢?恰恰是由于沙皇俄国在经济上并比较落后，处于世界体系范围内的半边缘地带，所以才会在同英国的争霸战争中落于下风，呈现“第二小提琴手”的状况。

其次，工业革命虽然是历史的潮流，但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革命却是很多人的巨大灾难。在整个十九世纪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上层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不仅旧贵族日益没落，即使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本身，也由于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导致每一个个体都处于朝不保夕的地位。劳动者更不用说，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依赖的自然经济结构不断地被工业革命破坏，生活和生产条件日益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向前看，就是在吸收工业革命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实际改善劳动者的地位，这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向后看，企图恢复旧有的贵族文化和基督教精神，实质是希望恢复被工业革命破坏的旧经济结构。这部分人也就是所谓的反动派。“反动”在十九世纪里并非非理性的奇谈怪论，相反地拥有上至贵族下至千百万小农的广泛簇拥。反动的拥护者们不可能求援于万里之外的中国，不管是从文化的异质角度，还是从其国力衰落的角度都是如此。他们唯一能够寄希望的就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也是欧洲最庞大的国家沙皇俄国，因为沙皇俄国既拥有比较强大的实力，又保存了最多的贵族文化和最正统的基督教。也正是这个原因，对于西欧工业文明不屑一顾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被视为欧洲文学的巅峰，其作品《战争与和平》和《罪与罚》让工业革命中广大的利益受损者如醉如痴。沙皇俄国也利用了这种情绪，高举正统主义的大旗，将所有的反动势力集结于自己的羽翼之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沙皇俄国称之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

最后，沙皇俄国利用世界各国对英国霸权的普遍不满，采取了卓越的外交策略。在欧洲，沙皇俄国先是支持普鲁士的统一战争，从而摆脱了克里米亚战败带来的窘境。到十九世纪末，沙皇俄国又和一个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强国法国结盟，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和英国的争夺中得到了重要臂助。在美洲，美国内战中沙皇俄国积极支持美国北方与英国支持美国南方对抗，最终粉碎了英国人重新控制美国的迷梦。在战后不久，沙皇俄国以低价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从而使英属北美处于美国的包围之下，进一步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沙皇俄国这种高明的外交策略表现的特别明显。虽然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占领了北京，但是没有参战的沙皇俄国着同样借调停有功的名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国北方的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在甲午战争中，英国支持的日本虽然击败了中国，但是沙皇俄国则通过干涉还辽的举动借机把长城以北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八国联军侵华中，沙皇俄国力排众议，极力支持不改变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从而赢得了清政府当权集团的好感。虽然说当时的中国已经沦为“洋人的朝廷”，但毕竟还是一个名义上的主权国家，这种好感对于扩大沙皇俄国在中国的影响也绝非可有可无。

但是，工业革命毕竟是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沙皇俄国在工业化上的步履维艰不可能不影响到其综合国力，进而影响到其国际地位。在维也纳体系中，沙皇俄国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小提琴手，其欧洲宪兵的角色在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中发挥到了极致。可是好景不长，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战败极大地削弱了沙皇俄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附带说一下，我不赞成佩里·安德森所说的没有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纳入维也纳体系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所谓援助土耳其只不过是英国的一个借口，根本原因是为了在全球争霸中打击沙俄的地位。更加致命的挫败来自半个世纪以后，1905年英国的盟友——新兴的小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沙皇俄国不仅损伤了沙俄的国力，更重要的是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亲俄的君主看到了沙皇俄国的虚弱，沙皇俄国为首的反动集团土崩瓦解，从而丧失了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棋手地位。

不过，沙皇俄国的失败并不代表着英国的胜利。英国的全球的霸权同样对于其国力是一个极大的损耗。在日俄战争之前不久，英国虽然取得了英布战争的胜利，但是其艰难曲折的过程也让人感觉看似不可一世的英国霸权并不是那么稳固。在沙俄走向衰落的同时，英国同样走向衰落，只不过衰落的幅度没有沙皇俄国那么大。在英国和沙皇俄国近百年的角逐中，真正的受益者是两个新兴的国家美国与德国。到二十世纪初，这两个国家已经在工业产值中跃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不过，此时的美国主要热衷于聚敛财富，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仍然是有限的。其不仅对于欧洲事务的影响微乎其微，即使是自己宣称的势力范围——门罗主义的拉丁美洲，英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地超过了美国。而德国就不同了，其毫不掩饰的把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既想要取得欧洲大陆的霸权排挤沙皇俄国，又想要取得海上的霸权排挤英国。最终德国的挑战促使长期仇视的英国与沙皇俄国实现了历史性地携手，1907年两国签订了《英俄协约》。以英俄大角逐为主要特征的十九世纪落下了帷幕，国际关系的新一轮大变动即将到来。

总之，全球范围内存在着英国与俄国两个世界级的大国，双方进行了长达近百年的直接和间接较量;沙皇俄国最终失败，英国也被严重削弱，德国和美国成为争霸的最大受益者;德国的压力使英国和俄国两国结束争霸走向携手。这些就是从维也纳会议到一战之前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

六、突出凡尔赛与雅尔塔体系实质是“去革命化”——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国际格局

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动，主流的说法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加上世界大战形成的凡尔赛和雅尔塔两大体系。然而如果要是我们仔细的研读一下这一段历史，就会发现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无论是凡尔赛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都不足以囊括其所处于的那个时代的国际格局。

首先说一下凡尔赛体系，所谓凡尔赛体系是一战以后建立在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宰割基础之上的。其最主要的两个部分就是在欧洲对于德国的压制和在亚洲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瓜分。然而实际上，这两个部分都并没有真正意义落实。在欧洲，德国很快在鲁尔危机中通过消极抵制等手段排斥的希望压垮德国的法国，随后实力迅速恢复起来。在亚洲，凡尔赛体系的表现更为明显，《色佛尔合约》的签订直接引发了凯末尔革命，推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使得这一条约变成一纸空文。后来签订的《洛桑条约》很难称得上是凡尔赛体系的一部分，相反其恰恰是建立在对凡尔赛体系破坏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尔赛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徒有虚名的。

其次，无论是凡尔赛体系本身还是加上作为其补充的华盛顿体系，都不足以涵盖一战以后整个世界的格局。一方面，这两个体系中均没有涉及到美洲，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洲的控制者同样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动。在一战以前，英国对于美洲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美国仅仅是在拉丁美洲北端的墨西哥和古巴等国家和地区具有主导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国力有了很大的削弱，英属殖民地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也让英国焦头烂额，使其无暇顾及美洲的势力范围，美国的势力借机膨胀起来。在一战以后，美国取得了在美洲地区和英国分庭抗礼的地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三十年代的美元区中，不仅包括很多拉美国家，还包括英国名义上的殖民地加拿大。这种静悄悄的变动并没有在华盛顿体系中反应出来。更重要的是，凡尔赛体系把苏维埃俄国排斥于体系之外，而苏联俄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可忽视的世界级强国。其强大不仅反映在国力上，更是因为他提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一套新标准。

苏维埃俄国拓展自己影响力的手段主要有两个，在欧洲和美国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从德国十一月革命到三十年代的西班牙人民阵线，苏维埃俄国显示了巨大的感召力。虽然说英国和美国分别是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的第一小提琴手，但是其内部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却远远比不上新兴的苏维埃俄国，不管是萧伯纳还是德莱塞，均对斯大林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亚非拉美地区，苏维埃俄国提升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较之对于欧美工人运动象征性的支持实质影响更大些，成为了凡尔赛体系之外不可忽视的一支巨大力量。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苏联对世界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无论是较之英国还是美国都要逊色一筹。仅就苏联支持的影响较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来说，大体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沙特阿拉伯模式，即苏联因为鞭长莫及，主要是提供象征性的支持，如在沙特阿拉伯统一后第一个宣布承认。但是对于沙特阿拉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沙特阿拉伯很快便转向了反苏反共的道路。第二种情况是阿富汗模式，苏联对于阿富汗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后来对苏联友好的阿马努拉政府被西方支持的政变所推翻，建立起了反苏反共的新政府。第三种模式是中国模式，苏联同样提供了大量实质性的支持，但是英美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内部的反动势力发动政变，疯狂镇压对苏联友好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建立起了新的反苏反共政府。第四种是土耳其模式，苏联对于凯末尔政府提供了大规模的实质性支持，凯末尔政府也比较稳固，在较长的时间里采取了和苏联结盟的政策，但是最终由于恐惧国内的工人运动走上反苏反共道路。结合这种四种情况来看，一战以后的苏联主要扮演的是一个对于旧国际体系的破坏者的角色。但是不管怎么说，考虑一战以后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时，忽视苏联的因素是不妥当的。

雅尔塔体系的权威性较之凡尔赛体系似乎更胜一筹，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史专家都众口一词地认定，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美苏两分天下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雅尔塔体系的内容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雅尔塔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欧洲的划分，也就是东欧主要从属于苏联，西欧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美国，这一部分的内容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但是要他体系同时还有另一方面内容，就是对亚洲势力范围主要是对中国的划分，即苏联取得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部分特权，而整个中国是美国的附庸。《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体现了东方雅尔塔体系的主要内容。但是，随着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东方雅尔塔体系就被埋葬了。严格意义上的雅尔塔体系仅仅存在于1945-1949年的战后初期。

应该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远远高于二战和雅尔塔体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因为苏联能够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级大国地位并不是靠东欧的几个小兄弟撑起来的，而是靠东方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巨人——中国的支持。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工业实力恐怕较之捷克与东德尚且不如，但是，中国的领土和人口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潜力远远高于东欧任何一个国家，甚至远远高于东欧各国之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生政权已经展现出了勃勃生机，特别是在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让全世界刮目相看，足以承担帮助苏联撑起世界级大国地位的职责。斯大林在其一生最后一部重要着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充分肯定了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力:

【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应该指出;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　　　　 当然，在这方面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封锁，而是在于战后时期中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主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象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和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子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图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已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这是资本家自己也感觉到的，因为失去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是很难不感觉到的。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是这很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

从上面这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是满怀信心的，而这种信心主要是建立在中苏合作基础之上的。当然斯大林也并不是没有忧虑，在斯大林去世之前曾经说：

【“我死以后人们会把很多垃圾扔到我的身上，但历史的风会把这些垃圾都吹走”。】

事实的发展一部分在斯大林的意料之中，即在他去世以后赫鲁晓夫等人往他身上扔垃圾，另一部分则超出了斯大林的意料之外，也就是中苏两国因为这个原因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走向破裂，社会主义阵营也随之瓦解。今天的大多数学者非常喜欢攻击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但是他们忽视了重要的一点，斯大林视野里的两个平行市场是建立在中苏两国合作基础上。依照斯大林的标准，1956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两个平行市场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在1949-1956年，这社会主义国际市场存在的七年之中，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速度是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

与中国革命相类似，十月革命某种意义上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要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较之一战之前的国际关系并没有大的变化，仅仅是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一点利益再分配而已。而十月革命建立起的苏联则是与传统国际关系根本对立的，其所支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使得一战以后的国际关系和战前的国际关系有了一些本质的不同。之所以西方的国际关系专家突出两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与雅尔塔两个体系的作用，其实是为了贬低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对于国际关系的巨大冲击。可以说是用意识形态的偏见改写历史的一个典型例子。

总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里，起主导地位的不是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而是十月革命建立起的苏联同西方世界的对峙，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这种格局。两次革命和两种制度要比两次大战和两大体系更能准确地涵盖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

七、苏联“非斯大林化”的震荡——1956至1991年的国际格局

人们在研究1945年二战结束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国际关系史中，往往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两极格局。然而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所谓两极格局在1949年中国革命时才正式建立，而在1956年中苏关系破裂就走向终结了。从1956年开始，国际关系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就是美国，苏联和中国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前面说过，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苏联虽然控制了东欧，但是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很难称得上是世界级的大国。1949年的中国革命在改变了这种情况，一个新生的强国的加入使得苏联足以和美国分庭抗礼。但是到了1956年，这种情况再度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突然大批斯大林很大程度上使苏联的存在丧失了合法性。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中敏感地察觉到，苏联除非根本批判1956年开启的非斯大林化路线，否则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即使强盛一时，最终的垮台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周恩来总理曾经在1964年精彩的预言：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新领导，现在看来不行。他们仍然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有变……仍然是“两霸合作”，仍然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但这只是苏联的一厢情愿，美国能同意存在两霸吗?……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国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麦克纳马拉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还答复可以试一试……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不过，历史的发展毕竟还是有一定惯性的。赫鲁晓夫虽然否定了斯大林，但是仍然受惠于斯大林创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61年加加林畅游太空，这一切无疑是斯大林所留下的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的体制的重要遗产。为弥补中苏关系破裂给苏联带来的巨大损失，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改变了斯大林时期对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的相对谨慎态度，大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大力拉拢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印度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成为了苏联事实上的盟友。这一切表明，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仍然是在国际舞台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巨人。

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强国——美国的情况大家可能更加了解。美国在二战以后就成了西方世界的绝对主宰，虽然在五六十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的恢复和发展，西欧和日本的离心倾向有所抬头，特别是法国更为明显，一度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事实是，这时期的重大国际问题上西欧和日本仍然是和美国这个第一小提琴手保持协调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无论还是西欧还是日本，他们都没有独自创立出一套自己的规则与标准，他们的恢复与发展是依附于美国的规则标准的，是美国主导的体系下的体制内发展。(这里的体系不是指世界体系甚至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仅仅是指世界体系中按美国制造出来的一套规则和标准运转的体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都没有成为世界的一极。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在这一时期，虽然不像苏联与中国那么积极地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同样从英法等欧洲国家殖民体系崩溃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美国通过第四点计划、和平队运动等手段，积极地维持和发展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以六十年代末英法的非洲殖民地基本独立为标志，美国所主导的新殖民主义体系取代了英国主导的老殖民主义体系。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西欧和日本离心倾向造成的损失。

对于中国的情况，大家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疑问。虽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可能大多数同胞觉得那个年代中国的国力仍然比较弱，经济发展水平更是无法与美国和苏联相比，有资格算一极吗?我在这里想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来回答：“所谓多极，中国也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也要算一极。” 中国算是世界范围内独立一极的地位，并不是邓小平时代才确立的，而是早在1956年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以后，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独立一极的国际地位。

个人认为，所谓一级，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要有自己的规范和标准，在国际舞台上不依附于任何大国而有自己的声音，第二是这种规范和标准能够有人使用，自己的声音能够有人倾听。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1956年后的中国显然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美国，不管是在国际事务中还是在国内政策上均独树一致，还有一些亚非拉美的友好国家支持，例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重大外交成果就和非洲国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无疑是世界一级。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能够用比较弱小的国力支撑起世界一极的地位，是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明的斗争策略分不开的。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指出，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是搞平衡和均势的大师。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虽然日益恶化，但是在国际大战略中，中国仍然采取的是联苏制美的战略，这不仅仅是中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延续，更是因为当时美苏争霸中美国仍然占据明显的优势。在七十年代时，由于美国越战失败而相对衰落，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借机积极扩张，中国又采取了联美制苏的“一条线”战略。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做法使得中国能够以较少的实力赢得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的中国接手了苏联非斯大林化之后遗留下来的遗产，积极填补世界范围内的激进意识形态真空。其主要成果并不是建立起来了100多个亲中国的马列左派共产党，让中国的声音遍布全球，而是通过鼓动革命这一激进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感召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虽然说那个年代，中国在美苏中大三角中硬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苏联，但是软实力即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则是这三国中最强的一国。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1968年，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工潮和学潮。法国有5月风暴，意大利有火热的秋天，美国掀起大规模的民权运动，日本一样也不平静……更为重要的是，1968年的造反运动并不仅仅限于西方国家，可以说是席卷全球的。在埃及，虽然纳赛尔有近乎半神一样的地位，但是同样爆发了大规模的造反运动;南斯拉夫的情况一起大同小异，尽管铁托具有崇高的威望，可是贝尔格莱德仍然响起了“打倒红色资本家”的声音;甚至在西亚内陆以封闭落后闻名于世的小国阿富汗，推崇毛泽东思想的火焰派也在这一年掀起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可以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红宝书的影响力在伊斯兰国家里可以与古兰经相提并论，在基督教国家里则远远超出了圣经。

在很多西方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把1945年之后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1945-1968称之为战后时代，1968年以后称之为当代。这体现了1968年的工潮与学潮对于当时社会的巨大震动。然而世界范围内的1968，其实导火线是中国的1966。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今天西方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讲述，所谓文化大革命是重中之重，而对于文化大革命评价却是中国的历史决议几乎完全相同。这当然不是因为西方国家亲华，恰恰是因为西方国家要彻底清除那个年代中国输出激进意识形态造成的国际影响力。所谓“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如果说形容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并不合适的话，那么至少用来形容当时的世界形势的确是有几分道理的。今天一些新左派人士之所以对文化大革命有好感，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出口到西方的激进意识形态又从西方影响到了中国。个人认为，应该对这一事件的国内和国际影响适当区分，不能因为1966年而否定1968年对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也不能因为1968年而否定1966年中国国内存在混乱的事实。另外，如果要是我们再深远一点追溯的话，无论是1968还是1966，其实都可以归根于1956年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与中苏两国的分道扬镳。

我们再把视线转移到苏联身上吧。很多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的黄金时期，鼎盛时代，还有不少人宣称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实行了静悄悄的重新斯大林化。其实如果要是我们认真研读一下这一时期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这一时期都是苏联走向衰败的关键时期。在国际范围内，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咄咄逼人的反华活动把中国逼向了美国一方，这其中的巨大损失绝非几个小国建立亲苏政府所能弥补得了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苏联国内，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实行什么静悄悄的重新斯大林化，相反这一时期实行的是静悄悄的去斯大林化。只要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期的政治与历史教科书就会发现，几次对高校和中学的文科教科书修订中，不仅斯大林的功绩成了不能提的敏感词，甚至波及到了整个思想体系。即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越来越少，而抽象人道主义内容则越来越多。到勃列日涅夫去世，苏联的社会上已经弥漫着难以挽回的信仰危机。实际上如果要是我们考察一下戈尔巴乔夫上台头两三年的讲话就会发现，他不断强调对于斯大林的批评不能重犯赫鲁晓夫时期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问题是，在赫鲁晓夫时期社会舆论界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还是多数，所以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最后被赶下台。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社会舆论界则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带动着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极端的搞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变化无疑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静悄悄的非斯大林化是分不开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而是苏联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到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关系的又一个时代结束了。

总之，以1956年中苏分裂为标志，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美苏中大三角的格局;在大三角的格局中，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是通过激进的意识形态一度取得了优势地位;苏联去斯大林话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则日益加深，导致苏联最终解体。这是1956年到1991年国际格局的基本情况。

八、25年来的世界格局与中国新领导核心的建立

就当前的世界局势，准确的说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25年的世界局势，大体说来主要有两大流派四种说法。第一大流派是“多极化”说，或曰五极说，又包括两种观点。一种是最早由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的，现在中国的教科书中长期沿用的美国、西欧、日本、俄罗斯、中国五极说。第二种是佩里·安德森等一部分学者主张的美国、欧盟、中国、印度、俄罗斯五极说。当然这两种说法持有者也承认五级之间是存在等级秩序的，可以说是一超多强，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多极。第二大流派是单极世界说，主要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所持的美国单极世界说，另一种萨米尔·阿明提出的西方单极世界说，即把美国，西欧，日本视做一个整体，看成是当今世界的主导者。当然，萨米尔·阿明也不否认多极化未来的可行性。那么，当下的世界格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个人认为不应该拘泥于某一种说法，而应该结合当前世界上主要力量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说一下印度，上述几种说法中，只有佩里·安德森代表的说法比较看好印度。虽然他们一样不得不承认“(印度)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巴基斯坦的持续争端、低识字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都使其难以从国内事务中抽身，承担其应有的国际角色。”但是佩里·安德森仍然认为印度未来的前景是光明的：“全球化浪潮之下，美国长期从中获益的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改变。从这一趋势推断，美国失去霸权地位的局面并非不可预测。新的权力中心将会崛起：首先是中国，接着是欧盟和印度——他们即使在军事上略逊一筹，但在经济与人口上也足以与当今霸主匹敌。”

但是我个人认为，对印度的看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印度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佩里·安德森所说的低识字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对于印度问题的洞见仍然没有过时，也就是“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严格意义上说，印度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国家联盟体。仅仅就印度流行的语言来看，印度的所谓官方语言印地语使用者只占印度人口的1/3，南方各邦的人非常敌视中央政府推广印地语的努力。至于英语这种殖民者输入的语言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不但不能成为整合印度社会的工具，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印度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鸿沟。前工业时代，这种老大帝国还有可能发挥出一定的实力，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这种联盟体性质的国家就很难在国际竞争中站住脚。由于国家认同的严重缺失，印度处于一种随时可能像苏联一样突然坍塌的境地。更加致命的是，印度虽然拥有众多的人口，但是其发展潜力已经近乎枯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印度虽然工业化的水平还非常低，但是其环境污染的程度竟然已经超过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这片土地是否能够承载全面工业化带来的代价，恐怕会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如果要是单单就现实的印度国际地位来看，那么印度除了周边地带以外的地区几乎毫无影响力更是没有多少争议的事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印度在世界上影响力还远远不如六十年代发起不结盟运动时大。因此不管是现实的实际状况，还是未来的前景，印度都很难算世界一极。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西方世界的情况。我不赞成萨米尔·阿明把西方世界视作一个整体的做法，因为世界格局虽然不限于主权国家，但是毕竟主权国家还是最基本的国际关系主体。不过，这种理论对于当前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解读是比较合适的。即“日本其实是在充当工具，因为日本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从属于美国。这就是我提出的比较新的概念‘集体帝国主义’——由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方所组成的‘三合会’。其中，美国是领导，欧日是从属的联盟。它们不是依附的、边缘的，而是属于中心地带。它们同美国之间存在竞争，与此同时又在政治上甚至文化、军事上从属于美国。” 比较准确的说法是，美国，欧盟和日本虽然在经济上都属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但是在政治格局中是不对等的，只有美国堪称一极，西欧和日本仅仅是美国的从属而已。因为西欧和日本并没有制定出自己的规则和标准，是依靠美国的规则和标准行事的。

那么，如果说欧盟和日本在现实中算不上一极，在未来能不能发展成一极呢?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大的，因为无论是欧盟还是日本，都面临着致命的弱点。欧盟最致命的弱点是它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联盟体，因此，不管怎么进行一体化，其内部矛盾也是很难弥合的。欧盟即使有了欧元这样的工具，也因为没有足够的国家意志支持而不可能发挥出真正和美国分庭抗礼的功能。同样，欧盟的这种松散的结构，也导致了其内部的离心倾向是难以遏制的，不久前的英国脱欧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欧盟无法完成内部的整合，因此也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一极。日本的情况要比欧盟更加糟糕一些，其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人口老龄化严重等不利因素制约了其发展潜力，甚至我们可以说日本已经过了发展的巅峰期。在可预期的未来里，日本与美国的国力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摆脱美国的控制也就越来越困难。因此，日本在未来不但不太可能成为世界格局中的棋手，甚至成为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格局挑战者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十有八九仍然是美国的一颗棋子而已。

接下来说一下俄罗斯，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国力已经十分衰弱，称不上是世界的一级，有一部分人认为普京上台以后重振俄罗斯的雄风，特别是近几年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局势中积极出手，在很大程度上又恢复了苏联式的大国地位。不过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合适的。

苏联解体的确给了俄罗斯一个空前沉重的打击，使其丧失了1/4的领土和1/2的人口，也不再拥有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俄罗斯并不是完全丧失了堪成世界一极的实力，因为从沙俄时代到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主要支撑都是源于军事力量而非经济力量。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上对于国际事务的军事干涉力，单单就这一点来说俄罗斯就仍然具有作为世界一极的基本条件。之所以从戈尔巴乔夫末期到整个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称不上世界一极，更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导致的国家意志的退化，使俄罗斯人丧失了敢于同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进行对抗的勇气，而宁愿选择成为西方世界的小伙伴。在普京时代，由于西方国家的步步进逼，俄罗斯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因此，俄罗斯不得不拿出最后的底牌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抗，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再到叙利亚发出了自己的吼声，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与依附于美国的西欧和日本不同，称得上是世界的一极。

不过，我们对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也不能过分的高估。必须要看到，今天的俄罗斯与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虽然在硬实力上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其手中似乎有一种比核武器威力更加强大的法宝——共产主义理想。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对于自己国家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硬实力的不足。与其说普京类似于列宁、斯大林，不如说普京更像十九世纪的沙皇。普京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右翼，极力扶植沙皇时代的东正教，也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支持右翼的准法西斯民粹主义政党，不久前在俄罗斯召开的世界分离主义者和反全球化的大会就是一例。可以说跟十九世纪沙皇俄国把资本主导的工业化中受到损害的一些反动派召集到自己周围一样，21世纪的普京则是把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中受到损害的一些没落力量召集到了自己周围。当然，普京与沙皇俄国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沙皇俄国是革命高潮时代受到中心地带西欧资本主义拉拢的欧洲宪兵，因此其反动性十分鲜明；而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则是在革命退潮时代受到中心地带的欧美资本主义排斥的国家，具有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进步性。但是普京时代的结构与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同质性高于苏联时代，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其不再是苏联时代那种独立自主的工业大国，而变成了和沙皇时代一致出口初级产品的半边缘国家。总体上看，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堪称世界一极，但不是列宁、斯大林时代那种蓬勃向上的建设性的一极，仅仅是沙皇俄国时代那种没落的否决性的一极。

最后说一下中国。中国可以说是过去25年里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但是直到几年之前，中国都很难称得上世界一极，最主要的标准是缺乏自己的声音。这就好像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但是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仍然薄弱，因此我们也很难把它称之为世界一极一样。某种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还远不如六七十年代的美苏中大三角格局时代。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倒退了，而是说丧失了意识形态这一有力的法宝。在1968年，毛泽东主席挥动的巨手可以掀起一场席卷世界的革命风暴，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中国却没有这种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更有甚者，由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带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充斥社会，中国的国家政权也面临着被颜色革命颠覆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自然也就很难称得上是世界一极了。

不过近几年来，中国的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中国积极推出自己的标准，其主要对外政策由过去的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逐渐向改造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努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努力改变苏联解体后二十年来意识形态领域溃不成军的局面，开始对美国输出的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采取一定程度的批判态度，使得舆论环境有所改善。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近几年来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极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是当下中国，作为世界一极来说力量仍然是相对薄弱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软实力的缺失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构建中国话语的努力至少截至目前为止成果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大体说来，企图取代新自由主义话语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工业党理论，或者称之为发展主义、强权主义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种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即实力本身就是一切。然而，这样的一种理论过于粗鄙化，缺乏社会感召力这一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必备条件，因此也就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者，对于一个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上升来说是特别不利的。在历史上看，一战之前的德国其实信奉的就是这种工业党强权理论，结果这种赤裸裸的扩张主义让世界上的主要几个互相看不顺眼的大国联合起来将其摁倒。第二种是新儒学理论，这种理论企图宣扬中华文明的优越性，运用民族主义和准宗教的意识形态来填补当前的信仰真空。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最多在国内起到一种阶级润滑剂的作用，而在国际范围内同样难以争取到足够的伙伴，其结果即使不是像推崇雅利安主义的希特勒那样第二次被各大国联合起来摁倒，最多不过像十九世纪的沙皇俄国和21世纪的普京俄罗斯一样处于一种否决性大国的地位。另外，不管是工业党还是新儒家，其发展模式上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划清界限，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也很容易被同化。

那么，最终的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唯一可以填补当前意识形态真空的只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基础上的，和新自由主义一样具有普世性，因此可以发挥出国际交往中的意识形态软实力作用，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又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并不要求其他国家照搬，仅仅是提供一个参考，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支持者。就当前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来看，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推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例如其关于国企的谈话强调要做大做强做优国企，从而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明显的区隔;在纪念长征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共产主义信念与革命理想的价值，力图汲取毛泽东时代遗留的意识形态成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构建新意识形态的努力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很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阳奉阴违，特别是在知识舆论界更为明显，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只有和现实吻合才能够发挥出感召力。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冲击力，并不是因为他们空喊革命口号，而是因为他们真正建立起了一种尊重劳动者的社会结构。中国只有在发展方式上便和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才有可能产生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因此，目前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把习近平确立为领导核心也就很明白了。中国现在面临发展的窗口期，再按照传统的在国内推动市场化与开拓国际出口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已经难以维系，其引发的意识形态混乱与社会结构性危机也逐步暴露出来。而不管是重塑一种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还是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且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新社会结构，强有力的领导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我想附带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在工业时代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在下降，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国际关系史就会发现恰恰相反。在二十世纪里，不要说苏联的崛起和列宁、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与中国的崛起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单单是美国登上世界第一小提琴手的位置也与罗斯福个人的影响分不开。这是因为工业时代的国家不同于农业时代的分散性国家结构，而是和社会化大生产密切结合的统一性国家，因此其对于政府的领导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要是不确立起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强有力的领导，单单是新自由主义、工业党强权理论、新儒家思想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方向不同的几匹马拉一辆车的局面，就足以让中国陷入难以挽回的意识形态危机。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仅仅是国家振兴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未来中国能不能振兴，关键还在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能否实现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否建立起一种区别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有吸引力的社会结构。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能实现伟大复兴，更关系到整个世界能否摆脱美国式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与强权政治带来的灾难。

总之，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二十年里，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与国家意志上放弃了同美国抗衡的努力，因此1956-1991年的美苏中大三角格局很大程度上转变为美国单极格局;但是近几年来，俄罗斯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大国地位，世界局势再度呈现出美俄中大三角格局，其中美国是现行世界的既得利益代表者，俄罗斯是衰退大趋势中的一个否决性大国，中国是一个硬实力日益上升，但是又缺乏足够意识形态软实力支撑而具有不确定性的大国;未来世界格局发展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核心”领导下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与相关的社会结构建设成绩。这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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