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放眼国内、国际学术界，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备受诟病。从新近的情况来看，何祚庥先生发表于《学术界》2013年第7、8期上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以下简称“何文”)，就很有代表性。“何文”明确提出: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需要重新审视”。一方面，其承认“从1959—1976年，整整17年期间，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指引下的中国经济，其实也是不断‘上升’的”，例如:按照《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的统计，“17年间的中国GDP平均年增长仍高达3．2%”;另一方面，其又强调:“如果与17年间周边国家如日本和‘四小龙’的GDP上升速度做一比较:日本是8．44%，韩国是9．45%，中国台湾地区是9．57%，中国香港地区是8．45%，新加坡是9．24%，———这就不得不提出尖锐问题了!”其所说的“尖锐问题”就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由此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经济，‘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与此相联系，“何文”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科斯在其《变革中国》一书中所提到的一则谈话:198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受意大利共产党日报《L＇Unità》采访时，向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问题:“自从十月革命以来，60年过去了。为什么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发展上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1］(P208)

在这里，“何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社会主义中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由于GDP增长速度较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限，所以并未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又如何呢?其以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指出:“201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过去十年间的中国基尼系数。2012年为0．474，2010年为0．481。”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仅远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其真实数据还要更高一些，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声明，这些数据“未能将高收入者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统计在内”。这样，既然说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两极分化和贫困现象，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似乎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发生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要么已经过时，要么压根儿就是错误的。

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状况，既涉及资本主义与贫困的关系问题，也涉及资本主义国家（地区）的具体历史发展问题。对此，笔者将另作专文进行阐释。至于如何看待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和“当下”所存在的贫困现象，笔者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而不同时期中贫困产生的历史背景、根源、性质、社会影响和结果并不相同，所以需要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绝不可一概而论。

二

不可否认，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间，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与贫困作斗争，而贫困产生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从生产力方面来看，一是由于底子薄，经济发展的起点低;二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物质生产的效率低。“何文”提到了后一点，却并未论及前一点。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何文”认为:“一个最自然的解释是，17年间，反映科技进步的中国生产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不断下降。”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TotalFactorProductivity，或简称为TFP”，是林毅夫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定义是:“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的增长率和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加权平均之间的差。如果各种投入要素增长率为10%，总产出的增长率为12%、10%、8%，则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2%、0、－2%”［2］(P91)。“何文”进而将其理解为:“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所讨论和回答的是‘效率’问题，也就是发展是有效率的发展，还是不计代价的低效率的发展。”由此看来，“从1959—1976年，中国的生产力也不断增长，但这是由于资金和劳动力的高投入造成的。而决定快速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反映科技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却不断下降!显然，这样的‘高投入’上升的发展方式，不可能长久持续!”

这里涉及许多概念，例如，“生产要素”是指什么?“生产效率”又是指什么?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要素包含了劳动力，却并不包含货币(所谓“资金”)，因为货币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料”或“劳动力”，才能进入物质生产;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效率”的内涵就不同，基于劳动的效率标准与基于资本的效率标准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以此来看，无论是“何文”还是林毅夫，都不仅错误地理解了生产要素的含义，而且完全无视生产效率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经济学概念明显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如此，“何文”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低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落后，显然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二者不过是同一个问题在两个方面的不同表现，经济发展落后从根本上讲不就是生产力水平低吗?

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上，“何文”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就是错误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P63)这话当然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要高于或快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生产力可以获得“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4］(P539)。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始终是一致的。而这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做到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实现价值增殖，资本“使生产力守纪律”，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服从于价值增殖的需要，否则就宁可牺牲生产力的发展［4］(P396)。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总的趋势”上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高于或快于资本主义社会。无视“家底”，不顾经济发展的“起点”，用生产力发展甚至是GDP增长在某一时期的“绝对速度”来比较和评判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孰优孰劣，这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落后局面与发展战略的选择也有一定关系。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考虑其“要素禀赋结构”和由此决定的“比较优势”;只有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因为它可以使企业真正拥有“自生能力”［2］(P115)。在谈到“要素禀赋结构”时，他说:“我们要以资本与劳动力拥有量的比值来定义要素禀赋结构。当我们讲到要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时，主要想表达的含义就是提高这个国家每个劳动力可以支配的资本量。”［2］(P119)因此，“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丰裕程度增加”;而且，“人均收入水平是反映要素禀赋结构情况的一个很好指标，人均收入水平高，人均资本拥有量必然多”［2］(P120、125)。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传统体制所选择的是一种“赶超战略”，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2］(P70)，该战略严重脱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笔者认为，如果考察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其特点无非就是“人口多、底子薄”，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清楚，并一再提及，且反复强调。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赶超战略，这是事实。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作如此选择?答案恐怕也很简单:求生存!因为从国际环境来看，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缺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起步时的外部支撑，如殖民统治和“掠夺”;不仅如此，掌握了现代科技发展主动权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和经济封锁，不仅使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实现“跨越”，而且时刻面临被“剿灭”之危险。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选择。林毅夫与“何文”显然都忽视或漠视了这一点。

此外必须承认，政策失误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导致政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现代化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在内部和外部压力下急于求成等，这些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解释框架下都需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此，笔者要说的是，失误并不在于赶超战略的选择本身，而在于未能“适时”和“及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实现从赶超战略向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国情的新战略的历史性转变。在此意义上，决不能像林毅夫和“何文”那样，简单地用“失败”二字来对赶超战略进行盖棺定论，从而非历史、非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国家赶超战略的选择和实施［2］(P125)。并且，转变后的新战略也绝非林毅夫所说的并得到“何文”高度赞赏的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因为该战略把劳动力数量充足和费用低廉看作是一种“比较优势”，这显然又是一套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因而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背离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宗旨。劳动者的劳动力低廉甚至是低贱，不就是贫困的另一种表现吗?一方面用贫困来抨击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又主张把贫困看作是“比较优势”，并将其确立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发展战略，这真是一种奇怪而奇妙的逻辑!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贫困问题，笔者认为，它既是生产力发展滞后的结果，也是实施“赶超战略”的结果，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战略性”选择。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贫困问题时，着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苏联公民被迫为将来而努力工作，忍受现在的贫困。”［5］(P689—690)虽然在他看来，这是与人们的“愿望”相违背的，但笔者认为，这一解读恰恰切中了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因为愿望往往是一种外在的主体感受，而作为一种结构性关系，或者作为一种总体趋势，本质和规律则存在于历史发展的深处，不以任何人的愿望为转移，除非这种愿望本身主观地体现和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从而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的愿望。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贫困，或是落后的生产力所致，或是赶超战略所致，或是国际环境所致，或是自身失误所致，总之，其原因均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或者说，它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构成本质性联系，因而是一种“社会性”贫困，而非“制度性”贫困，一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种“社会性”成就，而非“制度性”成就。

三

其实，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发展，是不能简单地用“贫困”来概括的，因为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皆知的。“何文”认为，尽管“从1952—1972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以－1．09%的速度下降”，但1959—1976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7年，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它的重大贡献”。这表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7年，实际执行的是以‘两弹一星’为优先的，大力发展国防工业的战略”，而“在‘两弹一星’的研究、开发、定型并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却高度注意节约人力、物力，高度注意科技进步。那时的党中央、国务院曾经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了一批优秀科技人员———在调集过程中，规定各地方组织不得与党中央‘讨价还价’———集中全部力量进行‘攻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以说，“中国研发‘两弹一星’是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腰带，极为困难而落后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的”。笔者要问:什么是“节衣缩食”?什么是“勒紧腰带”?这不正是对贫困生活的“主动”选择吗?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中国的贫困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策略”甚至是“国家战略”，与社会主义制度并无本质性联系。这再一次提醒我们，研究和分析“政策性”贫困与“制度性”贫困，一定要加以严格区分。社会主义中国在过去的发展中，一方面因底子薄而未能很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使他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尽贫困之苦;另一方面则靠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进步，在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确保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这两个方面互为因果，不可分割。

中国如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也是这样。且看“何文”的观点:“1929年，苏联仍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但在斯大林领导下，在很短时期就建成重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特别是乌拉尔地区建成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保证了二次大战最终战胜了德国和日本。”这已经足够!因为军事实力是一个国家物质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现代化战争是要靠经济实力来支撑的;没有现代军事工业所取得的成就，等待苏联人民的，就不仅仅是贫困，而是亡国。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一定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赶超战略”。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王绍光的一项研究颇值得关注。为了考察社会主义国家在1980年(即转型前)的情况，他用联合国所提供的数据，作了两个排序:“一个是人均GDP排序，一个是HDI(人类发展指数)排序。”结果显示:“这两个排序是不完全一样的，人均收入高的地区，人类发展指数不一定高，比如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都是这样。”随后，他又通过“计算这两个排序之差，来说明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制度更容易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之差越大，就说明这个制度的优势越大”。结果发现:“全世界135个国家，排在最前面的除了汤加王国以外，大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实行计划的国家。比如芬兰、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在1980年的时候都是实行国民经济计划。这些国家不管有其他什么问题，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好的。”而且，“135个国家排下来，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排在上面”，而“资本主义国家很多都在下边”，因为“它们人均收入还不错，但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表现并不好”［6］。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四

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3645亿元增长到519322亿元，年均增长在9%以上，这不仅明显高于1953年—1978年年均6．1%的增速，更是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年均3．0%的增速;从2010年开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7］。中国的经济总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第一，财富集中的速度领先于世界。“2011年10月19日，瑞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已达101．7万人;个人净资产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富豪，中国有5400人，仅次于美国，而德国为4135人、日本为3400人、俄罗斯为1970人。我国社会财富向高收入人群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平均增速的2倍。”［7］第二，两极分化的程度前所未有。“我国收入差距之增大，反映在基尼系数上，已由1978年的0．331，上升为2008年的0．491，即使近几年有所下降，到2012年仍然处于0．474的高位。”［7］第三，贫困人口依然庞大。“我国城乡至今还有1．5亿人达不到联合国规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脱贫标准;即使按我国个人年收入1300元的脱贫标准计算，仍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7］在这样的情势下，便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为农民工讨薪”，并向社会呼吁“要让劳动者活得有尊严”等啼笑皆非的事情。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严重的贫富分化?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8］(P306)邓小平曾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3］(P149)显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层面的变化，才是引起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威胁，甚至已被动摇，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有人所概括的:“公有制经济所占的经济比重下降得过快过大，其主体地位非常脆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在大量破产、或被国内外私有资本大量兼并和廉价收购以后，仍有23．8万家;到2007年就减少了一半，剩下11．2万家;到2009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仅有9105家，从业人员985万人。中央企业也由2003年的196户，减少到2011年的117户。而且，这些央企大多是上市公司，可以说，只是由国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7］特别是有一些企业表面上是公有制，而实际上已转型为私有制。例如，一些公有制企业在被私人层层参股后，以资本的价值增殖即“盈利”作为生产目的，劳动者处于被雇佣地位，无权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被解雇和失业宛如悬在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这种情况反映到分配上，“在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逐年降低:从1997—2007年，企业盈余从21．23%增加到31．29%，国家财政收入从10．95%增加到20．57%，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下降到39．74%。多数职工年收入只有2万—3万元，同大企业一些高管的年薪高达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情况，虽然近年来有所调整，但其利益格局变化不大”［7］。这些都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出现的贫困，完全是资本强势渗透和强力作用的结果，因而具有与此前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经济性质，它把一个资本强势的社会主义中国摆到我们面前，实在是发人深省。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先驱，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转型后的情况也充分证明:哪里出现资本的强势渗透和强力作用，哪里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两极分化。据统计，“在28个苏东转型国家中，只有5个勉强在10年之内人均GDP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有17个国家花费了10—20年，人均GDP才恢复到转型前水平，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更为糟糕的是，“直到转型的第21年(即2010年)，仍有6个国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比如乌克兰，2010年的人均GDP只相当于转型前的3/4，即使一切顺利，也许还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对这些国家来说，转型付出了惨痛代价，“它们经受了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严重很多倍的经济衰退，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在不少转型国家，犯罪横行，不平等急剧扩大，并且出现了人类在和平年代鲜见的预期寿命大幅下降，成百万人过早逝去”［6］。显然，把人民群众推进贫困和苦难的深渊，是背离和背叛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

五

“何文”的下列观点尤为突兀:“事实证明，影响分配，或影响贫富差别的最主要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至于所有制，是姓资姓社，还是姓公姓私，却几乎和基尼系数没有明显的关联!”这种说法完全无视贫困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只要能懂得发展是硬道理，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即便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可以消灭贫困。同时，它片面扩大数据的作用，完全无视统计数据和统计规律的局限性，把表面联系当成了内在本质和规律。马克思曾批评马尔萨斯，“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4］(P609)。可以说，这是一切“唯数据论”的通病。

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时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9］(P771)在这里，生产力归谁所有、为谁所支配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生产关系问题。英国殖民主义者可以给印度社会带来先进生产力，但只要维持旧的生产关系不变，印度人民就不可能摆脱贫困，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9］(P773)。所以，唯有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归人民所有、为人民所支配，才能消除千百年来困扰着人类历史的贫困现象。可见，彻底消除贫困，生产力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变革生产关系同样关键。

同时，在流通领域中，“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这是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8］(P306)。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其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8］(P306)。既然说物质生产的各种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与此不同，“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会产生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这是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庸俗社会主义者，进而也是仿效庸俗社会主义者的一部分民主派的必然结论［8］(P306)。无论是针对初次分配还是各种税收后的再分配，企图仅仅通过分配关系的调整来减少和消除贫困，可谓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空想。

众所周知，邓小平曾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对此，“何文”认为，“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在于:“区别某个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最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生产力，是分配。至于所有制的选择，并不属于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人类社会将依据不同类型的生产力及其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决定人们所应选择的适合的生产关系。而人类社会所选择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合’于生产力，标准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的都是好猫’!”这明显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极大误解。如上所述，贫困问题、两极分化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关系和分配关系最终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对于这个道理，邓小平是非常清楚的。正因如此，他才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3］(P138);“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3］(P139);“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3］(P142);“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3］(P149)。可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何文”则完全曲解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

当然，消灭贫困是一个过程。在“制度”层面，在总体趋势上，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也一定会消除贫困，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全新的性质，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对抗性，消除了阶级对立、剥削和压迫。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贫困。因为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社会在遭遇遏制时，为求生存会策略性地选择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而在参与全球竞争时，为实现技术和管理的跨越而主动“利用资本”，也会产生相对贫困(所谓“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当然，决不能为资本所宰制)。在方法论上，既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在局部状态下出现的“社会性”贫困，又要严格区分“社会性”贫困与“制度性”贫困。如此，还能说马克思的贫困理论过时了吗?

六

在谈到唯物史观时，“何文”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新发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那么，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新发展呢?在它看来，“‘时代’已经由讨论和研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如何通过革命和战争，摆脱……反动势力对人民群众的统治”转化为“优先关注‘和平和发展’———‘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时代已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决定，“历史唯物主义也由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为‘发展是硬道理’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为“科学地回答‘什么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新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现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要进入以‘发展是硬道理’为最重要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此相应，“当代政治经济学，显然就要以新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转向……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重要中心问题”。“何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解读显然是偏颇的，因为在唯物史观中，“革命”与“发展”、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始终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从而也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发展［4］(P543)。就贫困问题而言，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就不会消亡，无产阶级的贫困也就难以消除，但若没有生产力的发展，连消除贫困的可能性都没有。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需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P86)。因而，怎能说唯物史观只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而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不懂得发展是硬道理呢?唯物史观当然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当然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强调，如果撇开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任何生产力的发展就都是一种抽象的、因而是非现实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何文”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马克思时代人们所认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和完成的”，然而，人们“却很少指出《资本论》产生的‘时代’所带来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时代的局限性”和“理论上的失误”。这种失误和局限性就表现在:“《资本论》……更关心的是‘价值’或交换价值的计量。因为，马克思更关心的是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或者说，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是如何分配给资本家和工人的。”因此，尽管“何文”讲新“‘时代’将促使人们进一步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实际上已经在“时代”的高度上宣判了《资本论》的死刑。“何文”断言:“亚当·斯密探讨的是国家如何富裕的《国富论》;卡尔·马克思回答的是民众如何革命的《资本论》。”《国富论》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其所关心的是国家如何富裕，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像《资本论》那样，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由此，“何文”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理论出现的‘时代’问题，首先就要分析研究那一时代的生产力有哪些特点、特征”，同时“研究‘时代’问题，还要看到那一时代已出现了哪些科学技术，又如何推动、推进了生产力”。但问题是，对于亚当·斯密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10］(P884)。因此，如果说《国富论》所研究的是国家如何富裕，那么，这种富裕的主体决不是工人阶级，而是也只能是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要实现富裕，就不仅需要通过科学技术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在《资本论》中，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及阶级斗争始终是辩证统一的，从而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实现富裕提供了理论指引。可见，“何文”不仅曲解了唯物史观，而且曲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作者：王峰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牛变秀，北京农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本文由察网www.cwzg.cn摘自《河北学刊》2017年1月第37卷第1期。】

［1］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6］王绍光．有计划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优势［J］．经济导刊，2014(10)．

［7］本刊记者．增强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李崇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