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和平演变战略学：中国反和平演变理论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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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和平演变问题，是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实践中提出来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提出过，但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况，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经具有了突出的现实性和空前的紧迫性。东欧和苏联和平演变的客观现实，中国面临西方和平演变的严重威胁，逼得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提到重要日程上来，给以高度重视，并下工夫予以研究。正是这种需要，为我们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中国反和平演变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将这个理论命名为《反和平演变战略学》。

一、 反和平演变战略学的创立意义

任何科学学说的创立，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客观的必然性。这种客观的必然性，就体现在它是根据社会的需要，根据社会实践所提供的事实材料而创立起来的。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创立反和平演变战略学，是否具有必然性，符合其内在要求呢?只要我们稍加阐述，对这个问题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一、扞卫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建立反和平演变战略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所开创的、推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起点的。无产阶级经过长达4个世纪的理论准备，到本世纪初期，才实现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把社会主义从思想理论形态转化为社会制度形态，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和对立的格局。这是十月革命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破土而出，也以此为开端，拉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斗争的序幕。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物，立即遭到了来自资产阶级营垒的无理攻击和无情围剿，必欲尽快除之而后快。为了恢复十月革命以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目标，提出了铲除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任务。

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完成其战略任务，西方资产阶级使出了浑身解数，采取了硬的、软硬兼施的、软的各种手段。所谓硬的，就是诉诸武力，通过战争方式来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对苏联，先是有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入侵，后是有德国法西斯的长驱直入;对朝鲜和越南，美国都曾发动过侵略战争;对古巴，也曾派雇佣军搞过登陆。所谓软硬兼施的，就是通过堵截的办法，防止和限制社会主义制度的扩散。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以武力相威胁，搞军事的、经济的封锁，另一方面要“发动一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的圣战”，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长达30年之久的对抗和冷战。所谓软的，就是通过和平的手段，把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对东欧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挑起动乱，形成了80年代以来的空前剧变;对苏联，挑起民族矛盾，实行全面肢解，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国家的迅速解体。

这些情况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就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制度要想生存，特别是在东欧和苏联已经发生和平演变的情况下，获得继续生存的权利，就必须研究如何对付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提出相对应的战略和策略，并使之形成科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为反和平演变斗争提供科学的指导原则，为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政策措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这一点来说，建立反和平演变战略学是势在必行的。

第二、战胜和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需要建立反和平演变战略学。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较量中站住脚，并得以生存下来，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道路还相当漫长。因为它还担负着战胜、消灭和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一统天下的伟大历史使命。经过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斗争和较量，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被消灭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仍然存在着，并且还具有很强的实力。因为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根本社会制度的，因而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承认这种客观现实，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虽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是，在对付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西方七国首脑的定期协商，体现了这种一致性。因为他们协商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措施和办法。这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来势凶猛的和平演变攻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一是绝不能后退半步，绝不能礼让三先，更不能被咄咄逼人的气焰所吓到，而是要顶住压力，振奋精神，创造条件，发展自己，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勇气和能力。二是绝不能搞消极的防御、被动的应付，而是要有积极主动的进攻措施，形成一整套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和策略。三是绝不能搞孤军作战，而是要团结一切有志于反和平演变的人们，联合一切反和平演变的、有志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共同作战。以反和平演变事业，作为重新聚集社会主义力量的旗帜，结成反和平演变的统一战线。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还不能完全战胜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终有一天我们会把它送进历史博物馆的。虽然消灭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消极等待和单纯防御。我们必须主动进攻，像鲁迅先生那样“赶快做”。为此，我们必须明确提出现阶段的任务，即消灭和战胜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这是我们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实际步骤。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反和平演变战略学，为其提供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原则。

二、反和平演变战略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科学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客体。这一研究客体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就构成了该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对此，毛泽东同志做过经典性表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而，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科学的对象。”根据这一科学规定，我们看到，反和平演变战略学同其它科学学科一样，也有自己的研究客体，这就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正是这一研究客体，构成了反和平演变战略学的特定研究对象。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反和平演变战略学就是要研究这一规律。

第一、反和平演变战略学要研究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产生条件。斯大林有一句名言：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任何现象，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其产生、存在和发展，无一不是一定条件作用的结果。那么，毫无疑问，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之所以能够产生，也是有条件的。概括地说，无非有这样两个条件：

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和对立，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产生的先决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前，是不可能产生这种斗争的。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矛盾统一体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原有的社会主体矛盾结构，使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矛盾，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矛盾所取代。这种新的矛盾统一体的形成，就使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成为可能。否则，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就无对象可言，就不可能产生和平演变这种独特的政治现象，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问世。

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达到谁也吃不了谁的状态，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产生的直接条件。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两种社会制度的所有制基础不同，必然产生尖锐的对立和斗争。这种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毫不留情的。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二者必居其一。但是，要看到这种结果，必须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不是几代人可以做到的。因此，这种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出现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即在短时期内，谁也吃不掉谁。在20世纪世纪50年代前期，这种局面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于是，资本主义阵营开始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用武力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开始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对付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战胜和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在很不自觉地情况下，也开始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第二、反和平演变战略学要研究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历史发展。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场斗争开始的时间还不长，今年后还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唯一选择，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包围局面时为止。这场斗争究竟能进行多长时间，谁也难以预测。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只能限于此前的历史阶段。

从世界范围内看，到目前为止，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大致可以划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一是从1953年到1985年，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舆论准备阶段。在这32年时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全面对抗的局面。在这种国际条件下，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逐步形成和完善，并到处宣讲传播，制造舆论准备。虽然东欧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过匈牙利事件和波兹南事件;在80年代初期出现过团结工会事件。这些事件都带有和平演变性质，但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并没有形成大气候。因此，这个期间的斗争，仍然是以舆论准备为主，但伴随着一些零星的斗争。可以说，还处在初步展开阶段。

二是从1985年到1992年，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全面展开阶段。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反复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在这种所谓“新思维”的指导下，开始谋求同西方改善关系，使东西方关系出现了明显的缓解，逐渐由对抗转化为缓和。这种转折性的变化，驱使西方把腾出来的大量精力转移到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方面来，开始把和平演变由务虚阶段推进到务实阶段。为此，西方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进行经济诱迫和思想渗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波兰和匈牙利内部不断发生演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引发了1989年中国北京的政治风波和东欧六国的剧变，以及1991年苏联的迅速解体。西方和平演变的强大攻势，遇到了一些顽强的抵抗和有力的反击。首先是中国平息了和平演变性质的政治风波;继而苏联又发生了反和平演变的8·19事件;随后一些没有发生和平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频繁往来，在反和平演变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加之中国已在开展大规模的反和平演变理论研究，并开始实施反和平演变的系统工程建设，从而使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在更深层次上展开。

第三、反和平演变战略学要研究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这场斗争涉及到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和平演变的力量，另一个是反和平演变的力量。在斗争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必然要发生变化。从不同范围上，我们可以把这种力量对比关系分解为两个层次：

一是国际范围内和平演变力量与反和平演变力量之间的对比变化。国际上的和平演变力量，显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力量;国际上的反和平演变力量，显然是指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初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基本上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在斗争的中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和平演变，双方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就被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力量逐渐占了上风，社会主义的力量相对减弱。在斗争的后期，社会主义的力量必然要重振旗鼓，没有发生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加强联系与合作，已经发生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反和平演变的力量不断觉醒，两种反和平演变的力量合兵一处，同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力量展开攻坚战。经过反复较量，社会主义的力量必然要击败资本主义的力量，赢得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最后胜利。

二是每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和平演变力量与反和平演变力量之间的对比变化。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等齐划一的。其原因是，每个国家和平演变力量与反和平演变力量之间的关系不同。当某个国家和平演变力量大于反和平演变力量时，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所发挥的作用就大，其演变的速度就快。波兰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波兰，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和平演变力量，经西方的输血打气，越闹越大。仅仅团结工会，在其发展中，总人数就曾达到过900多万人，并且把波兰统一工人党的100多万党员、20个中央委员和1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拉过去了。这样就使波兰的反和平演变力量大大削弱。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大大加快了波兰演变的进程。当某个国家反和平演变力量大于和平演变力量时，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所发挥的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这方面中国比较典型。在中国，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为骨干的和平演变力量，在西方的支持下，曾一度挑起过动乱和暴乱，大有炸平中国之势。但是，由于反和平演变力量仍然很强大，并始终占居着主导地位，因而很快便打垮了和平演变力量。

第四、反和平演变战略学要研究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双方的策略手段。战略决定策略，策略体现战略，为战略服务。战略与策略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反和平演变战略学必然要把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双方的策略手段，作为研究重点。社会主义国家要赢得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胜利，首先必须研究西方和平演变的策略手段。现在看，他们的策略手段主要有这样五种：

一是思想渗透。就是通过各种宣传舆论工具，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生活方式输入到社会主义国家，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放弃马列主义，丢掉精神支柱。

二是经济诱迫。就是通过有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贷款和最惠国待遇等手段，把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三是收买反共势力。就是通过政治熏陶、物质援助、道义亲善、感情投资等方式，支持和培植亲西方的反对派人士和组织，从内部瓦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骨干力量。

四是运用人权外交。就是通过外交途径，无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践踏人权，粗暴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明目张胆地输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给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

五是施展颠覆手段。就是通过各种伪装手法和隐蔽行动，收集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情报，派遣间谍特务，进行阴谋策反和各种破坏活动，以达到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之目的。

其次，还必须研究反和平演变的策略手段。针对西方和平演变的策略手段，我们必须提出和制定自己的策略手段。主要应当有这样六种：

一是加强思想灌输。就是通过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提高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能力，防范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和毒化。为此，关键在于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二是增强经济实力。就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事业发展，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经济实惠，为反和平演变斗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是确保党内健康。就是通过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消除消极腐败现象，增强执政能力，巩固党内团结，保持肌体健康，成为人民群众充分信任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执政党的战斗堡垒作用。

四是保持军队合格。就是通过加强党对人民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的领导，保证枪杆子始终听从党的指挥。为此，我们要把人民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建设好，使之在政治上永远合格。

五是清除反共势力。就是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及时予以清除。同时，防止他们钻进党政军机关和要害部门，并集结势力，与国外反共势力相互勾结、配合行动。为此，我们要严密注视其发展动向，一经发现，即行处理，决不手软。

六是反驳人权攻击。就是通过公开阐述我们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观点，据理驳斥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权方面的种种攻击和污蔑。为此，我们不但要发表关于人权问题的白皮书，而且要在国际论坛上反复宣讲我们的人权主张，顶住西方的压力。

第五、反和平演变战略学要研究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从我国还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今后的发展来看，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都会长期存在，直到和平演变的力量不复存在为止。既然这场斗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那么，我们就不仅要研究它的过去和现在，也要研究它的未来。象未来学家预测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一样，反和平演变战略学也要对这场斗争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经过分析，我们看到决定这场斗争未来发展的基本要素有这样三种：

一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在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中继续扩大战果，是今后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诱导性因素。如果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在实施中又取得了新的成果，使没有发生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演变，那么，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会朝着有利于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相反，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不但没有取得新的成果，反而使原有的成果也难以巩固，那么，这场斗争就必然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二是已经发生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是今后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如果东欧和苏联诸国的人民经过和平演变的痛苦折磨取得了共识，并通过斗争击败了国内的和平演变力量，重新夺取了国家政权，恢复了社会主义的选择，那么，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将以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一段落。相反，东欧和苏联诸国沿着和平演变的道路越滑越远，难以回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上来，那么，这场斗争显然对资本主义极为有利。

三是没有发生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把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进行到底，是今后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认识到西方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并着手实施反和平演变战略，把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么，就会挫败西方和平演变图谋，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会极大地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相反，这些国家的反和平演变斗争中途夭折，那么，这场斗争就会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一段落。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中的各种制约性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只能对这场斗争的未来发展趋势做一点理论上的推测，今后的斗争胜败还要由将来的实践裁决。

三、反和平演变战略学的学科特点

反和平演变战略学既然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必然会有自己的学科特点。但由于它是一门正在创立的新兴科学学科，所以我们还难以准确把握其学科特点。在此我仅做一点初步概括。

第一、反和平演变战略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众所周知，战略和策略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而战略和策略这部分内容，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和策略，显然属于政治战略和策略的范畴，是具有特定内容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反和平演变战略学不是研究战略和策略本身的学问，而是研究具体化了的战略和策略，因而必然涉及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其它内容。主要有：

一是社会制度问题。因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主要形式。

二是阶级斗争问题。因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国际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中反映。

三是执政党问题。因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的突破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

四是国家政权问题。因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问题。

五是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点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可见，我们把反和平演变战略学纳入到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大科学之中，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第二、反和平演变战略学是一门自成体系的综合性学科。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不是单一性的斗争，而是复合型的斗争。由于各种矛盾交错混杂，必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

一是涉及到政治领域。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必然要涉及到阶级斗争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执政党问题，因而反和平演变战略学自然就要同政治学、政党学相互相互交叉和渗透。

二是涉及到军事领域。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必然要涉及到国家的防务问题、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隐蔽战线的斗争问题，因而反和平演变战略学自然就要同军事学、情报学相互交叉和渗透。

三是涉及到经济领域。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必然要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发展模式问题、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问题，因而反和平演变战略学自然要同经济科学相互交叉和渗透。

四是涉及到思想文化领域。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必然要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问题，因而反和平演变战略学自然要同思想政治教育学、文化学相互交叉和渗透。由于反和平演变战略学与多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必然产生边缘科学的某些特点，形成一门综合性科学。反和平演变战略学虽然与多学科存在联系，但并不是各学科的简单堆砌，更不是无规则的凑合，而是自成体系的。因为它的各部分内容都是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为核心和主线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第三、反和平演变战略学是一门指导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应用性学科。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与理论和纲领有所不同。理论和纲领适用于革命和建设的客观方面，所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搞革命和建设;而战略和策略则适用于革命和建设的主观方面，所回答的是怎样进行革命和建设。反和平演变战略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显然是对反和平演变斗争的主观指导方面。即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反和平演变斗争提供实际指导原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和平演变战略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政治科学。

四、反和平演变战略学的学科体系

反和平演变战略学虽然涉及的面比较广，但各部分内容之间仍然具有内在联系，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概括地说，这个学科体系主要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分解为这样一些具体方面：

一是西方制定和平演变战略的动因。其动因就是为了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剥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权利，挑起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二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形成的过程。其过程就是经过武装入侵战略、冷战和遏制战略相继失败以后，形成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

三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手段。其手段就是思想渗透、经济诱迫、收买反共势力、运用人权外交、施展颠覆手段等。

四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现实特点。其特点就是和平演变的要求更加迫切，和平演变的目标更加明确，和平演变的策略更加具体。

五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成效。其成效就是引发了东欧各国的剧变和苏联的快速解体。

第二、东欧各国和苏联发生和平演变的沉痛教训。可以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东欧各国和苏联发生和平演变的主要原因。其主因就是改革偏离正确方向，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共产党失去人民的支持，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长期影响，对西方和平演变图谋丧失警惕。

二是东欧各国和苏联发生和平演变的过程。其过程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的波匈事件，埋下了东欧各国和平演变的种子。20世纪80年代初期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拉开了东欧各国和平演变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东欧各国的剧变和苏联的快速解体，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推向了高潮。

三是东欧各国和苏联发生和平演变的严重后果。其后果就是经济和社会状况每况愈下、共产党人处境艰难、反动势力异常疯狂。

四是东欧各国和苏联发生和平演变的发展趋势。其趋势就是在一个时期内反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力量占有优势，但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和平演变力量将逐步觉醒和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

五是东欧各国和苏联发生和平演变后的总体反应。其反应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各国资产阶级对东欧各国和苏联发生和平演变，表现出极度兴奋，对此，他们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而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东欧各国和苏联的演变，则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对此，感到震惊和惋惜，同时进行反思并采取对策，防患于未然。

六是东欧各国和苏联发生和平演变所引出的深刻教训。其教训就是和平演变的经济条件是经济发展停滞，导致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政治条件是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内部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同时采取高压政策，致使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得不到满足;思想条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成灾，造成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的极度混乱;文化条件是西方腐朽文化的严重腐蚀，破坏了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致使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极为不健康。

第三、中国反和平演变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发掘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关于反和平演变的论述。其论述就是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就曾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在60年代和70年代又相继做过一些论述，并采取过一些实际对策。邓小平同志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就中国如何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原则和实际措施。

二是总结中国89年政治风波的成功经验。其经验就是中国平爆斗争的胜利是反和平演变斗争的一次胜利，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挫败西方和平演变图谋的有益借鉴。它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就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必须针锋相对，顽强反击。

三是中国仍然存在着和平演变的潜在危险。其危险就是中国虽然平息了和平演变的一次政治风波，并不意味着中国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已不复存在了，相反，这些潜在的危险性因素仍然存在，这就是国内外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仍然在不停地活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内部的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在不断地滋长，在干部和群众中还出现了一种政治冷淡主义思潮，严重干扰着反和平演变斗争。

四是中国反和平演变战略的总体构想。其构想就是把中国建成反和平演变的坚强堡垒，坚持反和平演变的持久战，坚持反和平演变的人民战争，建立反和平演变的统一战线。

五是中国反和平演变的系统工程建设。其工程就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反和平演变系统工程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把执政党建设好，使之成为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反和平演变系统工程提供组织保证;把人民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建设好，使之在政治上永远合格，为反和平演变系统工程提供可靠屏障;把意识形态工作抓好，使这个领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为反和平演变系统工程提供防范设施。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中国反和平演变理论的基本框架。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形成了中国反和平演变战略学的完整体系。(此文写于1992年2月，未曾发表)

【文林墨客，察网专栏作家 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