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理解“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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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已经被提升到“治国理政重要原则”和“经济工作方法论”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稳中求进”强调的是“利益”与“发展”之间以及深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辨证统一，应理解为在利益关系新平稳中获取经济发展新进步。“稳中求进”这一工作总基调的提出，是为了应对当前“稳”与“进”的双重困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实现对双重困境的突围，使改革、发展与稳定在新的阶段、新的层次上得以统一。

一、“稳中求进”的辨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其中，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经济政策框架的三大支柱之一。从2011年开始，“稳中求进”已经连续成为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要点，并且在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提升到“治国理政重要原则”和“经济工作方法论”的高度。[1]

仅从文字表述来看，“稳中求进”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词汇和新提法。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刘国光教授就针对当时改革形势提出，不要搞超越现实、脱离形势的改革规划，要做到“稳中求进”;[2]张卓元教授也指出，当时的经济形势要求消除经济生活中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实现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形势分析小组的共识是，“稳中求进”应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4]此外，1996年12月和1997年12月召开的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稳中求进”。其中，199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未来一年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做到稳中求进;[5]199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未来一年经济工作中，要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6]

不过，以上在各自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稳中求进”，显然与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作为工作总基调而提出的“稳中求进”有所不同。对后者的科学把握，关键在于理解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稳”、“进”二字所赋予的新的时代内涵。一种较为普遍的理解是，作为当前工作总基调的“稳中求进”，其“稳”、“进”二字分别指向“稳增长”与“调结构”。[7]另外，还有学者阐述“稳”的含义应是“稳心态、稳政策、稳预期”，“进”的方向应是“更高素质、更平衡协调、更绿色环保”。[8]不难看出，这些解读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以“稳”的解读为例，“稳增长”是指稳住经济增长速度，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增长，体现的不仅有“稳”，而且有“进”，因此将“稳”理解为“稳增长”显然不妥;另外，将“稳”理解为“稳心态、稳政策、稳预期”，这一解读又仅仅流泛于意识层面和政策层面，未能在本质层面把握“稳”的内涵。那么，如何深层次理解“稳中求进”呢?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9]因此，“稳中求进”作为工作总基调，作为治国理政重要原则和经济工作方法论，应该被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予以理解。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这正如马克思所定义和论述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10]“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1]经济发展的过程，体现为社会有机体不断运动的过程。在这个不断运动的社会有机体中，利益关系是其基础性的纽带，并以具体的组合形式，构成其内部的深层结构。因此，经济发展的深处，蕴藏着利益演进的逻辑。如果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基本原理来考察，那么“利益”与“发展”的辨证关联就能得到更好展现。一方面，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2]利益关系演进是经济关系调整的反映，指向的是生产关系维度;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以生产力发展为原动力，指向的是生产力维度。于是，“利益”对“发展”的制约或促进，反映着深层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或促进。换言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否相适应，会以利益关系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前，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诸多不相适应的部分已经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凸显出来，使得新的利益问题不断出现。同时，新的利益问题又成为发展的制约，使得我们还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这些新的利益问题和发展问题，促使我国内部生成强大的变革力量，推动我国迈入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关口。以上这些重要判断，是科学解读“稳中求进”这一工作总基调的基本前提。在这些前提下，当前“稳中求进”强调的应是“利益”与“发展”之间以及深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辨证统一。具体而言，“稳”是利益关系的新平稳，“进”是经济发展的新进步;“稳中求进”是在利益关系新平稳中获取经济发展新进步。从“稳”与“进”的辩证关系来看，稳是基础，进是目的。一方面，之所以出现不“进”的发展问题，是因为受到利益问题的制约。因此，通过解决好利益问题而实现“稳”，是发展问题得以解决而实现“进”的基础。另一方面，解决好利益问题旨在突破发展瓶颈，释放发展动能，因此最终目的是解决好发展问题，获取经济发展新进步。

二、“稳”与“进”的双重困局及内在逻辑

当前我们提出“稳中求进”这一工作总基调，是为了应对现实中“稳”与“进”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我国仍然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的依赖性以及非自愿分工都客观存在，使得利益关系格局依旧面临着多维度的矛盾体系，其中包括既得利益与预期利益的矛盾、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的矛盾、独占利益与共享利益的矛盾等。正是这个矛盾体系的整体失衡，引发了新的利益问题，进而造成了当前“稳”的现实困局。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针对的正是当前新的发展问题。具体而言，在当前历史新阶段，科技创新不足、协调统筹不够、生态保护不力、内外联动不强、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已经凸显，形成了“进”的现实困局。更为重要的是，“稳”与“进”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当前双重困局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具体而言：

（一）既得利益与预期利益关系失衡下的科技创新不足问题

当前我国面临的科技创新不足问题，已经在实体经济领域突出地表现出来。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15年我国81%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没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总额的比重仅为0.91%，远低于发达国家2.5%-4.0%的水平。[13]实体经济创新乏力，难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使得自身陷入持续低迷的境地。于是，面对人民群众更多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实体经济供给侧难以实现有效供给。深入到利益层面，这一发展问题的潜在逻辑是既得利益与预期利益关系失衡。我们知道，创新的对立面是保守，而保守正是既得利益的显着特征。这是因为既得利益总会尽力维护既定的利益获取方式，从而拒绝变革和创新。长期以来，我国实体经济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来保持低成本优势，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在此情况下，企业只注重既得利益，并通过控制薪资水平、增加劳动强度等方式维护和巩固既得利益，而忽视发展潜能培育和预期利益获取。于是，在劳动力的“资源诅咒”下，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受到抑制和消弱，不仅使得我国实体经济整体上长期处于全球生产链中低端，而且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

（二）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失衡下的协调统筹不够问题

当前我国面临的协调统筹不够问题，主要表现在区域之间与城乡之间。一方面，虽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使得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有了明显增强，但是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区域分工不合理等问题依旧严重。比如，长江经济带横贯东中西三大区域，所覆盖的11个省市之间不仅发展差异巨大，而且区域分工不合理，突出表现为产业布局同质化和市场割据造成的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问题。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仍然明显，城乡差距问题客观存在。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而欧美发达国家普遍为1.5左右倍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农村绿皮书(2015-2016)》预测，在“十三五”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14]区域不协调和城乡难统筹的背后，是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失衡。具体而言，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处于占优地位的局部利益存在着自我强化的冲动，主动挤占超出自身应有份额的各类资源，导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利益耦合性遭受破坏，进而使得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整体利益难以实现。

（三）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失衡下的生态保护不力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大气、水、土壤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在大气环境问题方面，2015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只有73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环境空气质量超标的城市高达265个，占78.4%;在水环境问题方面，2015年，全国967个地表水国控断面开展的水质监测显示，已经丧失基本生态功能的劣五类水占比为8.8%;[15]在土壤环境问题方面，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土保持情况普查结果，我国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294.91万平方公里，占普查范围总面积的31.12%。[16]我们知道，生态环境保护的背后是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角力。当前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正是片面追求短期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结果，反映着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失衡。具体而言，企业在最大化利润导向下，为获取短期利益，满负荷或超负荷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甚至对生态环境的进行破坏和污染;不少地方政府在GDP导向下不顾长远利益，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姑息纵容，不惜以资源枯竭、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政绩。

（四）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关系失衡下的内外联动不强问题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不高，突出表现为对外开放的内外联动性不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攀高，使得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拉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攀高，其中2006年一度达到64.77%的峰值。[17]然而，由于内外联动性不强，在当前全球总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现实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的动力不足已现端倪。从《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来看，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在2015年、2016年已经连续两年下降，这是最近2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内外联动不强问题，反映出对外开放中的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关系失衡，即在追求外部利益的同时，没有充分兼顾内部利益。这表现在：一方面，对外开放让我们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直接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对国内区域发展格局优化、产能转型升级、企业提质增效等经济内部良性调整的助益明显不够。于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未能得到有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也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五）独占利益与共享利益关系失衡下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日益严峻，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过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今每年基尼系数均在0.46以上，超出0.4的国际警戒线;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较2015年提升了0.003。另外，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基于CFPS 2012、CFPS 2014调查数据得出，2014年我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7，顶端1%的家庭拥有全国总财产的29.7%，顶端5%的家庭拥有财产比例达到46.6%，而底端25%的家庭财产拥有比例不到1%;相较2012年，2014年顶端极富家庭和底端贫穷家庭的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90/10比率(排名在90%分位数上的家庭财产与在10%分位数上的家庭财产之比)从32.9倍上升至53.7倍。[18]社会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都是独占利益与共享利益关系失衡的具体表征。改革开放给全社会带来的丰厚改革红利，本应被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从而使得共享利益得以实现。但是，现实中独占利益的过度膨胀，导致改革红利的分配不公和社会财富的极化效应发生，极大地阻碍了共享利益的实现。

三、“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下的改革突围

在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未改变的现实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当前“稳”与“进”双重困局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而且要认识到它们的阶段性和暂时性。我们应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直面“稳”与“进”的双重困局，并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予以突围。我们知道，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突出供给侧，又要突出结构性。具体而言，突出供给侧，意味着当前改革不仅要着力于需求端、消费端，而且要着力于供给端、生产端;突出结构性，意味着当前改革主要针对的不是经济总量问题，而是经济结构问题。可以发现，无论是重视供给端、生产端，还是针对经济结构问题，都指向生产关系维度。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仍然是科学调整生产关系，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直击当前利益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根源，既能实现“利益”与“发展”的和解，又能帮助我们突破“稳”与“进”的双重困局。在此过程中，改革突围将实现利益关系新平稳和经济发展新进步，使得改革、发展与稳定在新的阶段、新的层次上取得统一，从而能够“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19]具体而言，“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下的改革突围将围绕如下路径展开：

（一）实现既得利益与预期利益关系平稳，以之推进创新发展

抑制既得利益和强化预期利益，是实现既得利益与预期利益关系平稳的基本思路。我们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好“去产能”、“去杠杆”等任务，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改变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的路径依赖，从而抑制既得利益。与此同时，要优化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尊重创新成果收益权，清除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障碍，从而强化创新的预期利益。在此基础上，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创新发展：(1)在创新主体培育方面，要以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为契机，进一步打造创新型国企;要积极引导和加大扶持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创新主体;要大力促进科研院所、高校、社会组织等各类创新主体与企业的协同创新。(2)在技术体系建设方面，要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构建结构更加合理、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3)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要以技术创新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实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平稳，以之推进协调发展

实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平稳，一方面，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积极引导局部利益着眼于改革全局来把握形势，明晰自身的利益边界;另一方面，要始终不忘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坚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更加强调和突出整体利益。在促进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统一的过程中，重点围绕区域发展格局和城乡发展格局调整来推进协调发展：(1)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要实现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三大新战略的有机结合和有序推进;要优化区域功能定位和产业空间布局，形成区域分工合作新体系;要加强对口支援机制、资源补偿机制等制度供给，促进区域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2)在城乡统筹发展方面，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协同发展新格局;要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均衡供给，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要加快发展作为城乡经济结合部的县域经济，提升其承接城市功能转移和辐射带动乡村发展能力。[20]

(三)实现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平稳，以之推进绿色发展

实现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平稳，要求我们着眼于长远发展，消除短期利益驱使下的急功近利行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要拉长供给侧管理的时间轴线，处理好当前发展需要和未来发展需要的关系，不仅强调经济效益，而且强调生态效益。在此基础上，紧扣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命题，大力推进绿色发展：(1)在“三高”产能淘汰方面，要强化环境硬约束，通过建立“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能退出机制，来推动“三高”产能淘汰。(2)在绿色产业发展方面，要积极引导各类要素配置到绿色产业，推进绿色版“制造中国2025”战略和绿色服务业发展。(3)在生态资源供给方面，要严守生态资源红线，实现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等生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4)在生态产品供给方面，要增强我国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生态产品的迫切需求，补齐生态产品供给短板。

（四）实现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关系新平稳，以之推进开放发展

虽然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深度调整，但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因此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深度融合还需继续加强。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外部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内部利益，实现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关系新平稳。在此过程中，我们应积极提升对外开放的内外联动性，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推进开放发展：(1)在对外开放格局方面，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契机，形成“向东”、“向西”、“向南”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促进对外开放格局优化和区域发展格局优化的协同推进。(2)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要加快我国优势富余产能的国际转移，实现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的提升，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与国内产业转型的良性互动。(3)在企业国际化经营方面，要引导国内企业依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提质增效，积极创造新供给，从而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五）实现独占利益与共享利益关系新平稳，以之推进共享发展

面对当前独占利益与共享利益关系失衡，我们必须抑制独占利益的过度膨胀，扭转共享利益实现受到阻滞的严峻态势。因此，我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体而言，我们要大力推进共享发展，使得改革成果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1)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出发，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普惠性、均等性和可持续性，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共建共享。(2)在精准扶贫落实方面，要消除共享利益的覆盖盲区，加大财政扶贫资金投放，提高扶贫脱贫质量，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目标。(3)在劳动报酬提升方面，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在劳动生产率上升和企业提质增效的基础上，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升，使得“降成本”与“涨工资”并行不悖。

四、结语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应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贯彻到各个方面，切实做到稳定大局、不断进取，从而踏出和踏好“中国节奏”。我们要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与“进”双重困境予以突围，处理好利益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新的阶段、新的层次上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系统推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和用好当前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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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卓元. 稳中求进还是改中求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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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定一九九七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江泽民李鹏作重要讲话 朱镕基作总结讲话 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出席[N]. 人民日报，1996-12-25.

[6] 统揽全局精心部署狠抓落实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开拓前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作重要讲话 乔石刘华清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出席[N]. 人民日报，199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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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6.

注：此文以《稳中求进：从利益关系新平稳到经济发展新进步》为题发表在《财经科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