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胁迫之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2017年6月25日，“传播与文化权利学术研讨会2017暨批判传播学年会”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以“构建传播研究自主性的反思”为主题，从批判传播学书系新近出版的两本译着《胁迫之术》和《马克思归来》出发，围绕文化传播研究自主性、危机时代批判传播思想发展前途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上午论坛的主题是“冷战、胁迫之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胁迫之术》一书的三位译者作为为引言嘉宾，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 《胁迫之术》书影

人民网研究院研究员刘扬从接触传播学以来的经历讲起，认为搞清楚传播学兴起的情境非常重要，不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传播研究只能陷入如何“本土化”这样的伪问题。在此基础上，刘扬总结了当前传播学史研究的几种方法：一是延长追溯法，把传播学诞生上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把当代问题中蕴含的政治性稀释化;二是选择跳跃法，在某个时段上给出丰富的史料，甚至施拉姆穿什么衣服都能说清，一旦到了冷战这段就跳过去了，施拉姆再出现就直接以发展传播学的面目;三是两分去害法，承认传播学与冷战的关系但区分了国际传播学和国内传播学，认为国际传播学有问题，但国内传播学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

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李杰琼指出，政治权力对传播研究的影响不是以简单的、直接的方式，即让你研究什么或不让你研究什么而产生影响的，而是以一种“看不见的手”的方式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符合军方、政府相关部门期待和需要的研究会不断地得到支持，不符合现实统治需要或具有批判色彩的研究逐渐被边缘化。得到资助的研究者又通过一张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结成了一个共享价值观的学术群落。传播学自主性反思的第一步，或许是能够辨识出关于主流传播学的种种叙述中去历史化的、去语境化的、去政治化的各种成分，为其正统性神话祛魅，恢复被遮蔽的历史，将被颠倒的历史再度颠倒回来。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总结称, 帝国文化秩序建构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边缘国家总是在内部观察这种理论，没办法跳出去从外部来观察，这本书所带来的新知正是来源与此。有意思的一点是，20世纪的思想中产生了大量破除现代线性发展方案的因素，如艺术、哲学中的后现代和保守主义、自然科学上的热力学、相对论等等，但是唯独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追求高度现代化，一方面是反人道的工具理性登峰造极，另一方面是线性现代化发展方案的大力推广。这些19世纪的观念在冷战时期的反古，是一个十分有意味的现象和谜题，而关于美国冷战社会科学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研究为我们解释这一谜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研讨会现场

主旨发言

赵月枝：热战与冷战、主流与批判之间的传播思想史再认识

赵月枝教授首先回溯冷战和热战之间的一段历史：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是作为热战延续来讨论的，心理战作为一种洗脑术曾被认为比热战更人性，因此赢得了一些知识分子心甘情愿的支持;与此同时，反法西斯不言自明的正义性被延伸到反共前沿，并得到了麦卡锡主义(内因)和苏联问题暴露(外因)的强化，由此，施拉姆们可以沿着二战时期的传播研究继续下去。

接下来，赵月枝教授提到了一段二战中鲜为人知的故事：马尔库塞等三位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曾经为美国政府写作有关纳粹德国的机密报告，并由此指出应该把“主流”和“批判”学者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历史化、具体化，对任何本质主义的“独立于政府”、为批判而批判的姿态保持警惕;她还提到毛时代中国传播实践对美国主流和批判传播研究的众多实际影响，由此感叹1980年代初中国引入美国冷战传播学时在意识形态上暗渡陈仓的“原罪”和今天面临的救赎：从施拉姆访华期间中国学者、官员对他的顶礼膜拜，到中苏辩论被置于国际传播之外，我们依然停留在机械和教条地照搬或“贩卖”西方学术的层面——而且这成了快速成名成家的学术买卖。

最后，赵月枝教授总结到：传播学术主体性问题归根结底是“我是谁?为了谁?”的问题。从知识考古学的层面，打通有关美国主流传播学术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体系”两个叙事，在不同思想和体系的冲突与斗争中把握传播思想的流变，从而真正理解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政治性质;在警惕国家主义的同时，以中国传播学者应有的学术担当和学术自觉，通过对传播政策和传播实践的分析、批判和干预，推进国内和全球传播秩序的民主化。

吕新雨：后冷战环境下冷战意识形态的延续与新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为赵月枝教授介绍的马尔库塞的经历补充了历史背景，即罗斯福政府许诺帮助苏联进行战后重建，但是该承诺被杜鲁门政府反悔，迫使苏联失去了与美国战后重建关系的可能性，从而促进了冷战的开始。由此，美国政府内部的“进步势力”被杜鲁门政府彻底清除、马尔库塞也在1960年代成为学生运动精神领袖。她进一步就学者/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我们不应该丧失对国家的争取，仅仅在书本上进行批判是无力而自恋的，我们与国家的关系不是简单地赞同或反对的关系，而应该有推动其进步的意识。

吕新雨教授接下来从五个方面谈及如何在当代破除冷战思维的遗产：首先是关于时下流行的舆情大数据分析，这一套方法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却成为主流媒体的一个产业方向，继承主流传播学的舆论学成为在传播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但实际上甚至没有回答李普曼提出的基本问题;其次，关于城乡关系问题，中国乡村的巨变已经超越发展传播学的外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的脉络，回到曲折的乡村改革历程，讨论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的内涵、发展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第三，关于全球化过程中新媒体产业的迅速崛起，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在国内、国外的市场上和社会生活中将带来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博弈，其中复杂的利益关系如何勾勒，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今天如何重新建构的问题，当前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讨论有很重要的盲点，即不谈列宁主义，也没有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脉络打通，这个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有必要讨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传播过程，打通列宁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第五，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当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下降，泛左翼内部的辩论更加激烈，如何建立更广泛的共识和统一战线面对今天严峻的问题是我们要解决的。

牛可：“理解学术史不能单从文本出发”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胁迫之术》进行了评议，提出这本书的写作致力于新冷战史研究、发掘冷战时期的知识生产，在国际冷战史中非常活跃，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很大。但理解学术史不能单从文本出发。牛可教授提醒到，美国很多社会现象有非常长久的历史文化和渊源，辛普森简化了冷战时代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塑造社会科学学科的很多因素没有被考虑到。牛可教授结合自己的翻译和研究经历，认为社会科学很多最重要的变化不是来自冷战，它们背后有美国学术专业化的长期演进和多元化发展的影响。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这些不同侧面的、内容丰富的社会科学的书，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书，我们需要大量引进。中国文化是很容易对母文化权威进行过度伸张的文化，我们需要从新冷战研究中吸取美国经验来批判自身。

魏南枝：媒体话语如何掩盖了西方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通过分享去年美国大选的实际调研经验，指出美国阶级矛盾虽然很突出，但是被传播术成功地改造成民族矛盾、人民和非人民的矛盾、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能用那么小的成本赢了这场选举的原因之一。

另外，魏南枝还从求学时的见闻中发现，我们在看西方的时候觉得西方是个整体，但是西方意识形态内部也存在并且一直存在博弈。这种内部张力的背后，首先是成功者叙述的历史把内部意识形态、不同文明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搏斗盖住了，其次是西方与非西方的维度被塑造为你们是落后的我是先进的，对你的改造是合理和正当的。比如说，本书出版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的工人阶级的生活远比当时中国干部阶层好得多，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异背后是通过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攫取外部资源，来弥合内部阶级矛盾，福利制度的高收入给了现存秩序一种道义的合法性和经济基础。在西方与非西方的维度背后，实际存在着民族国家与阶级两个维度之间是有纠结的，但是这种解释在传播过程中把他们掩盖掉了。

经济全球化做了一件特别成功的事情，把中国和曾经非西方世界拉入西方阵营中，非西方世界进一步分离的同时，没被拉入到中心体的国家变得越来越脆弱，比如亚非拉很多国家的社会被解构，但是我们的叙述体系没有关心他们，只把他们做成弱者、失败国家，把难民当做很可怕的人，但是没有思考背后的问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阶级问题和阶级内部的分裂问题。因此在未来两张皮越来越纠结和撕裂的情况下，怎么样实现一种协调，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回来和再生，是我们要思考的。

吴畅畅：传播学的冷战溯源，应有更丰富的史料支撑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认为这本书对我国传播学理论研究有一定正本清源和纠偏的作用，但纳入的研究素材还不够丰富。中国传播学在发展之初主要是施拉姆引进的。八、九十年代传播学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发展传播学，美苏当时都在向第三世界国家打出自己的发展范式，其前提预设的是，大众传播透过独一无二的媒介，尤其是电视广播，能够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当地现代化的发展，并逐步将其同化进美国的现代化框架中。受这一模式的影响，当时国内搞发展传播学，都是在研究不发达地区农民对新技术的接受。令人震惊的是，当这些研究无法得出预期结论时，研究者的解释不是新技术和当地农民实际状况的适用性有问题，而是当地的农民过于落后而无法使用这些新技术。与此相类似，西方中国学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使用的理论工具和语言看似都是中立、客观的，但很多相关着作其实有一个前提的预设即理性、理智的高贵性，这使得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那些不符合西方理智要素的经验大量被轻视和排斥，类似的状况都值得研究者警惕。

此后，吴畅畅副教授又结合自己搜集的相关史料，指出传播学的“奠基者”施拉姆的理论研究及其提出的四个奠基人说法有很大的偶然性、投机性和官僚政治背景，对传播学发展历史的探究应该纳入更多动态的人际互动细节，由此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主流传播观念的迷思性质。

吴靖：传播学的引进经历了本土化选择的过程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靖教授对牛可教授提出的“传播学的丰富性”的问题予以回应，认为相比于其他学科，传播学更加依赖现代化框架、依赖对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引入，中国传播学主流的视角是非常狭窄的，以至于到现在，在介绍任何一点美国或者欧洲传播学其他脉络，都算作批判传播学。行政的传播研究因为获得更多的国家的支持、公司的支持，它的可见度是更高的，但是在学术出口过程中，主流研究范式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唯一维度了，不仅是对冷战有用的，对于广告营销、公关，都是有用的，正好契合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需求。当时中国引进传播学有两大需求，一是宣传的去政治化，我们当时致力于将所有的新闻宣传解释为社会现象，比较科学化的社会心理学语言，适合使用传播学这一套;另外一个是中国市场化的转型，非常需要说服、公关来替代宣传，因为我们的媒体在市场化，要赢得受众和观众，要服务于业界，更加喜欢定量的、能够提供具体的数据和策略的研究。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研究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