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政治战本质

所谓政治战，主要是指在战争或武装冲突中，交战双方或单方为谋求政治优势或达成政治目的，根据政治需要来谋划和实施军事行动，军事行动本身并非是为了攻城掠地或是消灭敌人，而主要是作为政治斗争或政治较量的一种辅助手段和组成部分。这种以有限的军事行动为依托的对抗，就是政治战。综观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表面上是一场因边界冲突而引发的军事对抗，但实质上却是一场以边界冲突为依托的错综复杂的政治较量。早在1962年5月，周恩来就曾指出:“中印边境斗争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1](P131);毛泽东则称赞这场战，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2]。综合分析，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战。

一、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冷战”时期大国间的政治博弈，这是其政治战本质的首要表现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的直接起因是中印边界问题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印边界问题长期存在，为什么一开始两国之间亲密友好，而在1962年却兵戎相见?这主要是因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虽因边界问题而起，但其爆发却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此即“冷战”时期大国间的政治博弈。

(一)美国从“冷战”思维出发，竭尽所能地挑唆印度反华。蒋家王朝的败退和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不甘心其在中国大陆政策的失败。朝鲜战场上的较量，更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识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在“冷战”思维的驱使下，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了敌视和遏制的政策。中印边界争端发生后，美国一面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一面乘机拉拢印度加入西方阵营。此举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一是要把印度变为遏制中国的棋子，使中国处于腹背受敌、首尾难顾的全面紧张状态;二是要使印度成为“反共”的桥头堡，以完成包围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月形”锁链;三是进一步影响其他不结盟国家向美国及西方阵营靠拢。为达成上述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可谓煞费苦心。1961年11月，尼赫鲁访美期间，肯尼迪与其谈话说:“美国在全球负起遏阻共产主义之任务，已越来越感精疲力尽，故希望印度能在东南亚地区，负起更大甚至主要之地位”，“如果印度政府的确预料到在明年夏天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中有可能要求外国援助的话，那么完全有理由早日提出要求”。除了口头上的挑唆外，美国还给予印度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1年底，即印度政府掀起大规模反华活动期间，美国给予印度的经济援助近41亿美元，这比1947年到1959年这12年的总和还多1倍。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美国政府“慷慨解囊”，其喷气式运输机每天8个班次向印度运送大批自动步枪、重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山地作战武器以及通讯器材，并从太平洋第七舰队派出1艘航空母舰驶向孟加拉湾，派遣12架美制C-130大型运输机飞抵印度给予支援。[3]正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印度开始走上对华军事冒险的道路。

(二)苏联与中国交恶，别有用心地借助印度制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抛出了旨在美苏联手、共同主宰世界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国际战略，这与中国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非妥协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严重分歧。1958年4—7月，苏联相继向中国提出在中国海岸建设长波电台、海军基地和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出于主权的考虑，中国政府断然拒绝。这与苏联试图将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的谋划发生了尖锐冲突。紧接着，1958年8月23日，为惩罚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挑衅和打击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炮击金门和马祖，而这与赫鲁晓夫对美和解的政策又是背道而驰。正是由于中苏双方在战略考量和现实利益的大相径庭，经过上述一系列事件之后，苏联越来越把中国当作“绊脚石”，并抓住中印边界问题大做文章。1959年8月，在印度挑起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发表了不负责任的《塔斯社声明》。该声明不是谴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印度，而是谴责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一致的中国。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尚属首次。是年的10月2日，中苏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就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了激烈争执。赫鲁晓夫回到海参崴后随即发表演讲，不指名地影射中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4]。由于中国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苏联便乘人之危，不顾中国在经济上的困难，逼中国偿还债务，并片面废除两国签署的各项协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使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蒙受巨大损失。不仅如此，在印度大肆反华的1959年到1962年，苏联也同美国一样，大量增加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仅3年援助的费用就占印度建国后苏方援助总额的67%。同时，苏联还向印度出售了各种飞机114架，其中仅米格-21战斗机就有32架[5]。而在此之前，中国曾向苏联提出过购买米格飞机，却遭到拒绝。更暴露其反华本质的是，在中印边境对抗日趋白热化的1962年5月，苏联竟煽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6万多边民外逃，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大搞颠覆破坏活动。由于苏联背信弃义、里应外合的举动，使印度政府更加有恃无恐，并在对华军事冒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印度为捞取政治资本，铤而走险地实行对华侵略扩张。印度独立后，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奉行了所谓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这种“不结盟”政策，使印度既可以不介入到“冷战”的矛盾纠葛中去，又使“冷战”双方谁也少不了它，从而成为当时惟一能同时从美国和苏联兜里掏钱的国家。为了捞取更大的好处，印度政府把大肆反华作为筹码，心甘情愿地当起了美苏反华势力的“马前卒”，继而走出了一步无法挽回的政治险棋。印度之所以选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举“闹事”，还与其国内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直接相关。1958年，印度出现了经济危机，外汇储备减少了80%，外债增加了90%，财政赤字达90亿卢比，粮食短缺，物价飞涨，“二五”计划所规定的一些主要工业生产指标远未完成[6]。印度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加剧，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土地斗争、抗税斗争和反饥饿斗争此起彼伏。为了摆脱困境，转嫁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尼赫鲁政府便打出了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两张牌。英籍作家韩素音曾于1959年底在北京就中印关系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此后又飞往新德里会见了尼赫鲁。她在随后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写道:“边界争议决不会顺利得到解决。那样做对尼赫鲁不利。”[7]此外，新中国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也给印度以可乘之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美国的封锁围困，苏联的釜底抽薪，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政策性失误，致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激增[8];再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中国出现了打面积饥荒，粮食极度缺乏，人口非正常死亡十分严重。“屋漏偏逢连阴雨”。在中国大陆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之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加紧对我东南沿海的袭扰和窜犯，并在此时成立了“反攻行动委员会”，制订了“国光作战计划”，酝酿着大举反攻和东山再起的图谋，一度造成了中国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正是看到中国出现的危机，乘人之危的印度在对华军事冒险的道路上大大加快了步伐。

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主要的作战目的在于谋求政治上的有利态势，这是其政治战本质的突出表现

面对日趋恶化的中印边界争端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政府作出了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决定。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既是为了从军事上反击印度的侵略扩张，更是为了谋求政治上的有利态势，其目的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坚持以打促谈，确保战略力量的合理运用。中印边界争端发生后，中国政府向印度释放了巨大的善意和诚意。1959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关于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谈话的答复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中强调指出:“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9]在这份书面答复中，中国政府将自己友好的态度、军事战略的重点和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可开诚布公。但印度政府却把中国的善意与诚意当作软弱可欺，并坚持以武力推行“前进政策”，企图以战争的方式来实现对华的领土要求。“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是根本对立的，一场战争在所难免。在剑拔弩张的情势下，1962年10月18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这次会议对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重大决策。毛泽东在会上说道:“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10]

由此可见，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并非是中国要以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更非要以攫取印度的领土为目的，而是在所有和平渠道被堵塞、印度执意要走军事冒险道路的情况下，不得不以有限的自卫反击行动来惩戒和遏阻印度的玩火行为，促使其悬崖勒马，重新回到和平谈判的轨道上来，从而换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应对美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这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第一个政治目的。

(二)打击反华势力，扭转困顿不利的国际局。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梦想把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苏联在与中国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后，伴随着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其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公开地站到中国的对立面，并不断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中印边境争端发生后，美苏为首的各股反华势力以联合绞杀的姿态掀起了反华大合唱的高潮;同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国政党和一些中间地带的国家也跟着美苏随声附和。例如波兰共产党就曾表示:中国是因为它自己被排斥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之外，才故意向印度挑起边界事件的[11]。可以说，此时的中国被动孤立、四面受敌。面对困顿不利的国际局势，毛泽东也曾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甚为犹豫。在分析了尼赫鲁最大的王牌是中国不敢打他们后，毛泽东反而坚定了打的决心。1962年秋，在西山召开的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作战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在他们一边，蒋介石也可能搞点小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但是我们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打出中国人的威风，起码要保证中印边境30年的和平”。[12]

“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面对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面对群狼环伺的危急局势，中国惟有奋力一搏，别无选择。而在美苏的拉拢利诱之下，此时的印度已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反华急先锋”的角色，因而中国对印度的反击被赋予了深层次的涵义，即反击印度就是打击美苏反华势力，就是为扭转困顿不利的国际局面而赢得主动。这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第二个政治目的。

(三)展示国威军威，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独立。新中国成立后，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再也不是东亚病夫，再也不会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活了。抗美援朝、“8·23炮击金门”作战，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苏联“老大哥”为达成与美国“共谋世界”的政治交易，开始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指手划脚、粗暴干涉，俨然变成了说一不二的“老大”。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并想使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新中国领导人当然不会屈从。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于是日趋激烈，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从“一边倒”转向了“反帝反修”。中印边界冲突的发生，恰好为这一斗争提供了平台。1959年10月2日，在中苏领导人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举行的正式会谈中，赫鲁晓夫极尽偏袒之能事，蛮不讲理地让中国迁就印度。他说:“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是在西藏的人口稀少的高山上。为这样一些小块的荒凉高地真的值得流血吗?这些年来你们不打仗也过去了。这边界是几十年前确定的，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拿它来小题大做?”[13]毛泽东照顾到中苏关系，很克制地回答道:“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14]

不难看出，毛泽东掷地有声的话语，既向苏联表明了中国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更向苏联发出了一个明确而又严肃的信号，那就是:不管你是美国还是苏联，也不管你多么强大，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中国是不会有丝毫妥协与让步的，中国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因此，中国领导人决心通过对印度的反击来展示自己的力量，并以此来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独立。这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第三个政治目的。

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全部的军事行动都是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谋划实施，这是其政治战本质的鲜明表现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我党我军始终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谋划实施了一系列“组合拳式”的军事行动，成为达成政治目的主要手段。

(一)战前克制忍让、武装共处，确保政治上有理。为了确保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在自卫反击战发起之前，中国政府和军队对印度的挑衅和侵略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与忍让。中央军委规定:在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3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范围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挑衅滋事的印军坚决不打第一枪，尽可能不使用武力，不使事态扩大。这些措施，都属于让好男儿眼里流泪、心里流血的“血色规定”。1962年7月14日，刘少奇和周恩来向书记处汇报了中印边境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讲道:“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中国边防部队的指战员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斗争方针，时刻保持清醒头脑，采取“顶、逼、围、堵”和切断与反切断、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策略，正确处置边境斗争中遇到的各类情况和问题。

克制忍让、武装共处，是当时中印边境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它使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印两国截然相反的政策与立场:一方要和平谈判，一方却要步步进逼;一方要缓和局势，一方却要得寸进尺;一方要力避冲突，一方却要剑拔弩张。这在客观上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使世界公正舆论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同时，也使印度政府的扩张野心大白于天下，使尼赫鲁好战伪善的真面目昭然若揭，以致有印度政界人士抱怨说:“我们的邻邦和我们的朋友甚至在中国侵略印度的问题上也持不结盟的态度，……它们倾向中国一边”。[15]

(二)战中绝地反击，打狠打痛，确保政治上有利。印度的“前进政策”和其不断制造的流血事件，已将中国逼到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境地。为了打击印度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保证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创造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中共中央决定对入侵印军予以坚决的反击。1962年10月6日，总参谋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10月20日至11月21日，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线，分两个阶段，对入侵印军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自卫反击作战。第一阶段，针对印军部署前轻后重、翼侧暴露、横宽纵浅的特点，采取两翼突破、正面牵制、侧后迂回、包围分割和各个歼灭的战法，迅速重创了印军。第二阶段，刘伯承元帅对战役指挥予以极大的关注，他作出指示:打的时候，要以“雄鸡搏鸡”之势来打;全部文章要做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狭路逢勇者胜，决不能有丝毫犹豫。此外，刘帅还概括出了印军“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布势特点。我军根据印军的布势特点，充分运用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战术，“打头、切尾、剖腹、击背”最终以泰山压顶、雷霆万钧之势，打得印军兵败如山倒。印军达尔维准将在被俘后叹服地说:“你们在24小时内消灭了一个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根本着眼点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但是军事上的胜败却是政治和外交上是否有利的必要条件。中国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胜利，既将印度打狠打痛，更将其打醒打怕，使其认识到:用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推行扩张主义得到的只能是沉重的打击。同时，军事上的胜利也使中国在国际上掌握了政治、外交斗争的主动权，增加了对抗反华势力的筹码，打击了美国和苏联在国际上掀起的反华逆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三)战后停火后撤，归还缴械，确保政治上有节。打狠打痛，并不是要无尽无休地打下去，而是要适可而止、有所节制，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为政治和外交斗争服务。1962年10月24日，当中国军队在第一阶段反击作战中给印军以重创后，中国政府立即发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并暂停了对入侵印军的军事打击。此举使国际社会充分看清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诚意。当印度政府悍然拒绝了三项建议，并再次发动军事进攻后，中国军队再次给入侵印军以歼灭性打击，彻底击溃了印军。此时，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可谓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军队会“宜将剩勇追穷寇”，然而中国政府却决定:中国边防部队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北、本侧20公里以内的地区。此外，中国边防部队还在德让宗和瓦弄两地，将缴获的武器装备擦拭清点之后，集中交还给印度。

中国的举动震惊了全世界，世界舆论为之哗然，盛赞中国的和解立场、和解诚意与和解的实际行动，认为这是英明的、正确的、具有远见的伟大行动，表现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最大诚意。而此时的印度政府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在国内和国际上陷入了全面的被动和孤立。《印度斯坦报》大发怒气地说:“在当前危急(机)中，印度的传统朋友没有几个表示声援这个国家。有些甚至发表了令人讨厌的声明”。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也认为: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这是边境战争的一个最显着、也许是最悲惨的后果。同时，中国的速战速决与和平友好的举措，彻底打破了美、苏反华势力推行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阴谋企图。对此，中国边防部队的战士们戏言:“这一次打在尼赫鲁的身上，疼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心上。”此外，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外国政党和不明真相的国家也开始向中国方面倾斜。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军不仅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摧枯拉朽般地击溃了印度侵略者，而且以正义之师的形象和仁义之师的举动，在国际上展示了中国的大国风范，树立了中国的地位威信，彻底挫败了反华势力借机诘难和攻击中国的图谋，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赢，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政治战的光辉范例。时至今日，这场战争的政治影响依旧清晰可见，它不仅使中印边境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稳定，而且对于整个亚洲地缘政治板块的形成与构建，也发挥了持久而巨大的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充分研究这场战争中的政治战，对于我们应对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威胁，妥善处理复杂的周边环境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

[2]谢朝辉.毛泽东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军事科学，2008，(2).

[3]王琛.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J].史学月刊，2002，(1).

[4]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5]刘颖玮.中印边境战争起因剖析[J].军事历史，1998，(5).

[6]夏莉萍.浅谈历史教学中的层次分析法———以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分析为例[J].历史教学，2006，(4).

[7][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8]康民军.试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关系恶化的原因[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1).

[9]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0]朱元石.共和国要事口述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11]李华.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起因及苏联反应探析[J].党的文献，2002，(2).

[12]张世平.史鉴大略[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13][苏]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14]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15][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M].陆仁.北京:三联书店，1971.

作者简介:王学军(1979—)，男，中国人民解放南京解放军指挥学院博士生，少校军衔;赵力兵(1953—)，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政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大校军衔。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理论学刊》2012年3月 第3期 总第21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