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帕累托效率中的意识形态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

一、引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以帕累托效率原则来对制度安排进行评估和设计，但是，正如德沃金指出的，应用帕累托效率来进行社会制度的设计或改进原则，既过于强硬又过于软弱：过于强硬是因为帕累托低效率很少实际存在，任何变动都会导致某些相关人员的损失;过于软弱是因为如果帕累托低效率确实存在，那么很多变化都会产生帕累托改进，但却无法提供具体的选择。既然如此，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如此看重帕累托效率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与理性行为相结合而认为个体的交换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从而可以为市场和竞争提供辩护。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注重社会总效率，强调物品和其他资源应该由那些最为看重他们或者使用效率最高的人来使用;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又以市场的自然和谐为信条，崇尚自由交换原则，认为在完全自由的市场交换可以是财富最大化的最佳实现方式。也即，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崇尚帕累托改进原则，主要在于它与自由交换信条相一致的，可以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市场竞争主义政策主张辩护。因此，从根本上说，帕累托效率是以原子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前提，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又试图把它宣传成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纯技术性概念，从而凸显出了“言”与“行”之间的不一致性。

二、帕累托效率与其他价值的冲突

尽管人们有很多理由偏好一项特定的帕累托有效状态，但这种偏好往往也是基于其他价值立场的考量，因为大多数备选政策或制度是不能进行帕累托排序的。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热衷于帕累托改进原则，因为它相信，基于帕累托效率的改进不仅将提高社会总效率，而且对所有方都是有利的;相应地，它就会得到所有人的赞成，并成为推进社会制度不断优化的重要原则。这样，根据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基于帕累托效率的交换不仅可以实现每一方的偏好，而且还可以通过“无形的手”而实现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问题是，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剖析。

(1)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本上关注社会财富最大化，但是，帕累托改进原则却并不一定满足功利主义的最优原则。究其原因，帕累托最优的出发点是个体效用，而功利主义则着眼于社会效用;同时，由于一个社会的帕累托状态往往是多重的，因而从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移动到一个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也不一定会导致社会总效用的减少。实际上，这体现了个体“利己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也已经为大量的社会困境所证明。从这个角度上讲，帕累托效率并不体现为社会效用的最优，而是对特定个体或群体利益的维护;所以，布罗姆利指出，“人们普遍确信的经济学家通过主张效率避免了价值判断显而易见是大错特错了”，相反，“公共政策涉及到资源禀赋和效用在个人和集团之间的变化”。[1]

(2)尽管帕累托效率原则往往被看作是承认自由重要性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帕累托原理却极易与个人自由的思想发生冲突，甚至即使从最低程度的个人自由观点看，这种冲突也不可避免。这一点在森1970年所发表的《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一文中得到充分阐述，森将阿罗定理中的非独裁性公理修改为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的条件：对一组状态进行选择时，社会偏好应该反映至少两个人的个人偏好;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社会选择(或决策)规则同时满足于这一条件和帕累托原则，这就是着名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定理”(Paretian liberal impossibility theorem)或“森的帕累托自由悖论”(Sen's paradox Paretian liberal)。[2]

三、帕累托效率内含的意识形态

既然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如此崇尚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改进原则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基于帕累托改进原则是与自由交换信条相一致的，从而可以为其所崇尚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市场竞争主义政策主张进行辩护。亨特就指出，“如果没有一个最优状态，(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市场、竞争、交换等)这些无论如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当新古典经济学首先假定帕累托最优存在时，这些话语才被赋予意义;然后，通过定义，所有交易者据说都可以获利、资源将得到‘有效的配置’，价格据说也是合理的，并且因此导致在功利主义基础上对各种政府过程的社会成本进行准确的评价。”[3]问题是，既然帕累托效率本身是与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相适应的，帕累托改进也是有关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判断标准，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又试图把它宣传成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纯技术性概念，这不是很矛盾的吗?显然，这反映出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言”与“行”之间的不一致性：它将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视为惟一合理的价值信念，按照这种理念构建的社会秩序可以为人类带来最佳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就是格雷批判的一种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4]

其实，帕累托改进原则的首倡者帕累托，主要作为数理经济学之父而着名;但是，他却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更主要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并试图将政治、社会学以及心理学变量结合进他的经济体系中。作为社会政治学家，帕累托对人类状况和未来发展持悲观态度，持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观点;相应地，帕累托嘲笑人对民主、进步和人道主义理想的信念，极力反对基于功利主义的社会改革，而宣扬强权和欺诈的精英规则。在帕累托看来，基于基数效用的功利主义改为为收入再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这危害了富人利益;相应地，帕累托强调，只有不危及富人现有利益下的改革才是可行的，从而提出了基于帕累托优化的新标准则强调。帕累托提出这一原则的理由是：人际间的效用本身是无法比较的。

当然，帕累托在提出其帕累托优化原则时，并不仅仅是指金钱或财富最大化，而是指效用最大化，其中效用本身就包含了心理等因素。譬如，如果一项改革使得穷人的收入水平不变而富人的收入增加了，这并不符合帕累托原初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因为穷人可能因变得相对贫困而效用下降;而且，即使收入都有所增加但富人增加的收入远高于穷人，这也不符合帕累托原初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因为穷人同样会因相对贫困的加剧而不快乐。但不幸的是，由于与心理相联系的效用概念本身是难以衡量的，因而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撇除了这些主观因素而代之以财富、收入或金钱等概念。

因此，帕累托改进原则与其说是纯技术性的，毋宁说更具有价值判断性的。一方面，帕累托改进原则本身就建立在原子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强调自愿交换可以实现福利的共同增长。事实上，帕累托概念之所以得到普遍的承认，被视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且唯一一个没有争议的规范性概念或者论点”，[5]主要是与西方讲究财富最大化、崇尚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分不开的;同时，帕累托概念也往往被认为接近常识，接近于社会安排应当是互利这一伦理原则，究其原因，从完全个体的角度看，每个人似乎都希望自己的收益不断增进，但又不愿自己的任何私利有所损失。[6]另一方面，作为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帕累托优化概念本身也根本离不开价值判断。事实上，任何福利经济学都不仅是个体的，更重要是关注整个社会的，社会福利必然会涉及利益的分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H.史卓顿和L.奥查德就认为，选择帕累托效率作为个人惟一的效率准则，这是一个道德选择，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价值判断，但这是另一种价值判断，是利用它来为赞成政治的一致性原则和否决权利辩护。[7]

四、帕累托效率原则在应用中的障碍

一般来说，尽管帕累托效率表面上着眼于社会成员的福利，而这种社会福利的依赖于自由交换;但实际上，这一逻辑建立在一系列严格而脆弱的假设基础之上：私恶即公益。同时，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把帕累托最优被视为理想状态，把任何帕累托增进都视为是一个道德上的改善;但实际上，帕累托改进原则在实践中明显有利于既得利益者，并为现存的不合理进行辩护。正因如此，帕累托改进原则在实践中必然会遇到严重障碍，造成严重问题。这里可以再次作一归纳。

首先，帕累托改进仅仅强调没有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却根本没有考虑福利增量在相关者之间的分配比例问题。这样，对于收入在大众之间每一种可能的分配而言，都存在一种帕累托最优配置，因而许多帕累托最优的结果本身就是帕累托不可比的;而且，即使某些人的应得权利与福利供给朝相反方向发展，这种状况也可能帕累托优化的。例如，森就指出，“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的极度贫困和了一些人的极度奢侈，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被称之为帕累托最优。这样，帕累托最优可以像‘凯撒的精神’那样，‘从地狱到天堂’”。[8]正因为资源配置本身存在着许多种帕累托最优，而每一种均与社会成员对不同的分配状况的满意程度相联系;因此，帕累托最优概念对各种帕累托有效状态无法提供优劣的判别标准。罗尔斯就指出，“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效率的原则受到某些背景制度的约束，一旦这些约束杯满足，任何由此产生的有效率的分配都被承认时正义的”。[9]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效率原则在实际使用中往往被扭曲，甚至退化而成为既得利益者强化自身的利益提供理论支持的工具。

其次，帕累托改进要求不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利益，这就以维护既得利益的合理性为前提，从而具有明显的道德立场。(1)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只有完全竞争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实证经济学家们往往把完全竞争视为最符合道德的。这意味着，依据帕累托原则来改进社会制度本身就存在一个价值判断。例如，普特南就强调，“如果把帕累托最优作为标准的理由是人们赞成每个人把他或她的效用最大化的权利是与其他人的权利一样重要的这一潜在的价值判断，那么帕累托最优就似乎根本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最优’标准。无论如何，怎么可能有一种价值中立的最优标准呢?”[10](2)现代社会推行的一些社会制度和政策措施往往有利于部分人，或至少更有利于部分人，而与人们的应得权利并不一致;因此，基于帕累托改进原则，这种制度安排并非是正义的。例如，罗尔斯强调，“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加于少数人的牺牲”。[11]正因如此，无论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还是帕累托原则，总体上都成了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并为其掠夺行为提供辩护的学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前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语录中窥见一斑。如张维迎就宣称，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因此，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12]

五、结语

正是由于帕累托效率原则本身就内含了诸多缺陷，因此，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强调，经济学家应该努力超越建立在帕累托原理之上的经济效率概念，需要去研究社会不同成员效用的决定方式，而这是一个需要有很强的价值判断的过程。例如，森就指出，“要达到用于社会评价的‘公认’的区间，就必须对于权数，或至少是权数的区间，有某种理性的‘共识’，这是一种‘社会选择’工作，它要求公共讨论，以及民主的理解和接受”。[13]为此，森特别强调人际效用的比较，认为只要存在信息比较，就能在满足阿罗全部公理性条件之下存在各种社会福利泛函数，从而摆脱不可能性困境。当然，以特定社会福利函数体现出来的总体效率概念本身也就包含的价值的考虑，因为任何一种特定的社会排序就是让社会成员接受一种价值判断。例如，加和式的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体现的基数效用的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乘积式的纳什社会福利函数体现了社会平等的思想，而最小决定的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体现了关注贫困的思想。一般地，随着个人权利的扩展，这样几种形态越来越得到强调：(1)所有人的财富都应该同比例增长;(2)所有人的财富应该增长且强人获得增长的幅度必须大于富人;(3)如果无法使得所有人的财富都增长，那么获得增长的英爱是穷人而维持现状的是富人。显然，帕累托原则并没有充分照顾到弱势者，而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则可以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这也是罗尔斯正义原则受到如此欢迎的原因。

(本文节选自《帕累托改进原则能否应用于社会改革?实践的可行性和内在的保守性》，《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载《理论经济学》2012年第2期。)

注释：

1、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2、Sen A., 1970, 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8(1): 152-157.

3、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译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页。

4、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莫林：《合作的微观经济学：一种博弈论的阐释》，童亿伦、粱碧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6、艾伦.布坎南：《伦理学、效率与市场》，廖申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译序。

7、H.史卓顿和L.奥查德：《公共物品、公共企业和公共选择：对政府功能的批评与反批评的理论纷争》，费昭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8、森：《经济学和伦理学》，王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36页。

9、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10、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11、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12、“新财经杂志：张维迎语录”，http://finance.sina.com.cn/20090407/15446072012.shtml。

13、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