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保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个人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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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竞争首先就是国家领导人战略思维水平的竞争。管子曾说过：“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1]我们不是英雄史观，但毋庸置疑，最高领导人理论和实践水平如何，对综合国力可以发挥重要的指数效应，直接影响乃至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国家兴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又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安全上，中国崛起步伐加快，加剧美国疑惧和焦虑情绪，战略东移和对我围堵步伐加快，中美能否避免历史上权力转移产生的“修昔底德陷阱”;经济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一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最终未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能否避免这一命运。所有这些重大问题，特别考验最高领导人的掌舵水平。习近平主席的系列讲话，内容博大精深，具有极高的理论素养，也有深刻的战略洞察力，以及深邃的历史感，值得深入挖掘和创新性阐释的思想闪光点很多。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讲话，有助于深入领会习近平讲话的精髓，更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

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时代大潮

中华民族能否实现民族复兴，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是关键问题。“举什么旗”直接决定“走什么路”。一旦指导思想出问题，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受损，乃至国家解体。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习近平反复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是中国历史选择的结果，也符合当前时代大潮的发展趋势。

从国际潮流看，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在《世界三十年》一书中，将1978年到2008年是世界“向右转”的三十年。那个时期，新自由主义普遍被奉为治国法宝。中国改革开放、英国撒切尔主义、美国里根经济学、苏联改革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冷战结束进一步加快了各国“拥抱全球化”的进程。然而，“月盈则亏，水满则溢”。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再次改变了国际关系中的逻辑。这场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美国接连发动战争、“占领华尔街”运动、府院之争导致政府停摆等等，暴露西方发展模式弊端。[2]在此背景下，整个世界重新“向左转”，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重新受到热捧。甚至连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奇也开始捧读《资本论》，试图从中寻求解困之道。

世界大势的这种趋势性变迁，归根到底是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失灵”与“失败”。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假定，就是认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有助提高经济效率，导致更快发展和更大繁荣。但这一假设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自由市场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3]无论是封建社会时期的行会制度，此后的特许经营制，还是现在常见的配额制和关税制度，都意味着任何时代都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竞争。相反，不完全竞争和某种程度的垄断，反而是多数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常态现象。企业的利润也更多来自不完全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私人资本试图控制垄断性行业，正是为了获取这些行业凭借垄断性地位获得的垄断利润。指望通过公共和战略性行业私有化来提高经济效率完全是缘木求鱼。

其次，新自由主义理论过分夸大了市场手段的适用范围和效能限度。在经济活动中，借助“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固然重要，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只有当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非常一致时，市场才会运行得好;当个人回报与社会收益不充分一致时，很容易出现少数人受益，多数人遭殃的“市场失灵”现象。[4]尤其对担负部分公共服务职能部门(如交通、铁路、电力、能源、电信等)的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很容易导致服务质量下降或费用上涨情况。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监管了金融部门，形成近40年的金融稳定和快速增长，而从里根时期逐步减少政府管制后，反而引发金融秩序混乱，乃至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当年是秉承新自由主义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通过前后三十年对比，尤其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越发认识到，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复兴崛起，人民才能共同富裕。

时代潮流的这种方向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任何力量所无法阻挡的。顺势而动则事半功倍，逆势而动则事倍功半。这就像在海里游泳一样，涨潮时漂流即可到岸，退潮时拼命划水仍离岸越来越远。习近平主席的系列讲话，与当前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气场”相合，顺应时代发展大潮，因而赢得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和广泛认可，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中国未来前景的信心。

二、坚持社会主义必须维护政治安全，谨防坠入“民主化陷阱”。

从国际战略角度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属于“政治突破型”建国的国家。在其政治生命全程中必须始终强化政治统领全局和国际战略。通俗地说，就是凡是靠政治起家者，就必须靠政治强化生命之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维护政治安全，也就是确保国家主权、领土、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各种侵袭、干扰、威胁和危害。政治安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胜利的前提和保证，政治制度直接关乎中华民族兴衰成败。

习近平在国安委首次会议上强调，“政治安全是根本”。当前，中国维护政治安全，最主要就是要谨防坠入西方为瓦解和削弱中国，而精心打造的“民主化陷阱”。政治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政权的关键又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就此而言，国体问题(也就是政权的阶级基础问题)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民主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民主。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5]表面看，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机会，因而似乎最能体现民意。但在实践操作中，竞选永远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由此决定了民主政治永远是少数寡头间的游戏，而与普通劳动人民无关。在民主问题上，缺乏阶级分析观点，一味将实现“民主自由”、变革政治体制视为纾解困难的“万能灵药”，而回避“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装糊涂。近些年，各种普世价值甚嚣尘上，鼓动中国走西式民主道路呼声日渐增强。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民主化药方”实际是一剂慢性毒药。

在实际中，民主优先很容易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尴尬处境。在阿拉伯世界，埃及、约旦等国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如议会、政党等)，但真正掌权的基本都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独享权力资源，由此才会使中东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纷纷发生政变，转向威权政体。在南亚，民主选举几十年，但最终胜出的始终是几大显要家族成员，如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巴基斯坦的布托和谢里夫，印度的尼赫鲁，孟加拉国的拉赫曼等。在印度，下院所有30岁以下的议员均出自政治世家。乌克兰的民主博弈，同样是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寡头之争，即以金融和采掘业寡头为首的亲西方寡头和以传统制造业为首的亲俄寡头之争。即使在被奉为“民主典范”的美国，民主政治同样是“富人的游戏”。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说过：“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在这些国家，无论谁上台，当权者都是优先为本家族或本阶级谋利益，而不顾多数民众的利益关切。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话有些不中听，但却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环顾世界，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照搬西式民主而实现国家富强。苏联因民主化改革而走向解体，当前泰国、乌克兰、埃及等国在民主化后，国家纷纷陷入乱象。正是由于民主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日渐暴露，“民主化”在当今世界日渐失去了号召力。2014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刊文感叹“西方民主病在哪儿”，坦承“民主”在全球发展停滞甚至出现逆转。“自由之家”认为，2013年已是全球“自由指数”连续第8年下降。[6]2013年皮尤调查显示，美国仅有31%的人对本国发展方向感到满意，而中国这一数字达到85%。

中国自身的政治探索同样表明，试图借推行民主实现民族崛起，完全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晚清时期，康梁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并未挽救清政府;辛亥革命后实行总统制，中国随即乱象纷呈：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等。——这个中华民族蒙受苦难的时期，却被某些“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描绘成令人向往的“民国范儿”，实在匪夷所思。

近些年中国在农村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际也是一种西式民主的试点。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这种民主试验效果并不算好。一则它极大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基层民众的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看似公平的民主选举，使家族政治、黑社会政治、贿选政治大行其道。在河北农村老家，很多乡村的选举被黑社会掌控，我所在的村子相对好些，但贿选现象盛行，候选人竞相给村民输送好处(从送米送面到直接给钱)，有人还贷款六七十万竞选村主任。最后结果是越是花钱多的，赢得的选票就越多。而这些人在当选后，几乎无心为公众服务，而一心为自己大捞好处。最近，一度被炒作沸沸扬扬的乌坎民主选举，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这种民主化尝试不值得推广，更不应成为中国未来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

苏联解体之后，境内外反华势力又开始加紧“忽悠”中国，试图让中国照着戈尔巴乔夫的方式进行政治改革，最终借此削弱和解体中国。因此，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如实现任期制、差额选举、村民自治等等)，但在西方战略家眼里这些都不算数。说穿了，在他们看来，只有将中国共产党忽悠下台，中国才算实现“民主化”。中国共产党组党方式特殊，并与政权结合紧密，就像血与肉那样相互融合生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果按照西式民主进行改革，实行党政分开，乃至任由共产党选举下台，意味着整个国家要将骨头与肉硬生生切割开，这是会要命的。当年苏联就是因为这种改革而走向解体。

政治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颈虽长，断之则悲。”习近平曾指出，鞋子合不合脚，穿了才知道。政治体制改革最忌生搬硬套。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发表演讲指出，“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论断与此前有关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表述互为表里，一脉相承。由此使中国成功绕开了前苏联以及当前埃及坠入的“民主化陷阱”，为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定的政治制度保障。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其特殊性。从国体来看，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并特别强调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一中话说得非常明白：“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7]这种直达本质的表述，远比强调程序合法性、忽略实质合法性的西式民主，要透彻得多，实在得多，因而也理直气壮得多。中国共产党是靠武装斗争和劳工大众，战胜了政权阶级基础薄弱的蒋介石。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呢?为什么能和有外国援助的军队打仗呢?就是因为有人民。”

在权力组织方式上，中国采用的是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强调党政军一元领导。这种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苏联能在很短时期内，由落后的、使用木犁的国家，一跃成为掌握原子弹的世界级强国，不能不归功于这种体制优势。二战期间，英法等西方强国在纳粹德国入侵面前纷纷溃败，最终靠苏联力挽狂澜，彻底扭转了二战局势，拯救了人类文明。中国同样凭借这种制度模式，在几十年时间内从传统农业国变成工业化国家，变成能够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的工业化国家，如今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它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在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因而当年西方国家几乎是逐次面临和解决问题，这些国家则需要同时面临和解决诸多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的是强政府。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国体上坚持依靠工农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实现一元化领导，并坚持民主集中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人力物力资源。

西方民主制度主要强调程序合法性，但我们的政治制度更强调实质合法性，相较而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更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足以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为优越。——正是这种对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挑战，令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他对苏联政体的优势缺乏认知，一味妄自菲薄，反将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圭臬，因此所谓“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就变成了“拆房子”过程，最终目的是结束“一党专制”，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这种生搬硬套的自杀性改革，等于将苏联政体的骨头与肌肉强行分开，因此最终结果必然是“手术成功，病人死了”，改革使苏联这一世界超级大国轰然解体。此前网上流传的动画片《前进，达瓦里希》，通过象征手法再现了苏联解体过程。如果将那幢积木搭成的楼房比喻成社会主义大厦的话，不难发现存在这样一个公式：“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福祉”。当苏联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失掉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后，人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意识形态”、“阶级专政”这些东西，听起来远不如“人性”、“人道”等字眼舒服顺耳，但却是行之有效的逆耳忠言，和无往不利的苦口良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得很清楚：“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8]

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是不需要改革，问题关键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如果将政治体制改革比喻成收拾房间，那么政改的态度和方法大体有两种：如果认定房子是危房，所谓“政治改革”就是拆房子;如果认为房子本身没问题，只是内部有点脏乱差，进行“大扫除”就可以了。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应该是为巩固和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决不能改旗易帜，走西方议会民主道路。习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包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的做法是进行打扫和装修，但绝不以“拆房子”。中国新一届政府倡导群众路线，反四风等改革举措，实际就是在“大扫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打扫完灰尘和污垢之后，这座房子会更加干净。

四、只有加强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才能真正维护政治安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真正巩固和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定依靠群众，巩固工农联盟。要使广大劳动群众与共产党心贴心，就必须在利益分配上更多向劳动人民倾斜。这种利益倾斜举措，不仅仅是简单地“发糖果”，不仅仅是在“二次分配”中更多照顾群众利益(那是肤浅的民粹主义观点)，而是从变革生产关系入手，加强公有制主导地位，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劳动成果的享受者。

中国工农联盟的阶级基础，也就是政权安全的根基。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谈到加强工农联盟时曾指出，“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我个人理解，合作化、人民公社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变革，只有公有制占主导才能真正防止贫富分化;“机械化”指的是生产力变革。列宁也曾说过一个着名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也就是说，只有当先进的生产力与公有制经济制度相结合后，才可能巩固人民民主专制制度，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在回避所有制问题、尤其是在私有制背景下谈论生产力发展，就是毛泽东曾批评的“好施小惠，言不及义”。毛泽东指出：“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过多关注是GDP数量，过多关注提高生产力，却忽视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根本问题。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有制占主导，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形形色色的私有化，现在国有经济比重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几。这种所有制比重不仅明显违反宪法规定，而且如此有限的公有制比例，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属性。在私有制成分高达70-80%的情况下，“人民当家做主”已经很难落到实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非公有制占主导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权贵化趋势日趋明显。据媒体报道，中国最富有的前五十名人大代表的资产总额，是美国最富有的前五十名国会议员资产的60倍。小时候，我们的政治教科书经常说西方议会是“富人俱乐部”，现在我们比他们有过而无不及。——正是因为全国人大中代表大资本利益的比重越来越高，才使我们每年都会出现如此多的“雷人提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当家做主”日渐成为空话，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权根基日渐薄弱。相比之下，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声音在不断壮大：那些用非法手段获得“第一桶金”的少数权贵，渴望通过中国搞西式民主，将非法收入合法化;境内外各种大资本渴望通过公有经济私有化，享受饕餮盛宴;西方敌对势力更是推波助澜，加速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由此不难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各种抹黑国有经济、推动国企私有化的报告和论调满天飞，试图压迫中国新一轮改革向私有化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要想真正维护政权安全，就必须正本清源，明确自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定位，并重新巩固和强化工农联盟。要赢得工农真心拥护，就必须让劳动阶层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向工农输送利益不是简单地“发糖果”，而是加强公有制地位，让更多的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进而成为国家的主人。正像当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斗地主，分田地”，极大调动翻身农民保卫劳动成果热情，使共产党军队能够在劣势装备下打倒蒋介石。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在很短时期内能说法国民党俘虏返身来打老蒋，同样是用土改成果来打动这些人。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想巩固工农联盟，必须扞卫公有制为主导的底线，加大劳动人民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维护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路途荆棘坎坷密布，却是中国通往胜利和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唯一出路。

[1]《管子全译·霸言二十三》(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5页。

[2][英]吉迪恩·拉赫曼着，曹槟、高婧译：《世界30年：全球政治、权力和繁荣的演变》，中信出版社，2012年，其观点散见全书。

[3][英]卡尔·波兰尼着，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4][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着，张子源译：《不平等的代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54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6]“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 Feb, 2014.

[7]《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12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

【田文林，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此文完成于2014年4月，2017年发表在《中华魂》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