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训：系统把握化解主要矛盾的三个维度——学习十九大精神感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细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内涵博大精深，需要深刻领会，本文仅从经济系统论作一些阐释，创新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超越了以往政治经济学单项独进的研究，特别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些表面性、暂时性、零打碎敲而又故弄玄虚的论证，其统揽经济发展的全局，以辩证的系统思维从复杂交错的现象中抓住本质和主线，综合归纳为层次分明的序列，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可从纵向、横向和发展环境三个维度领略。

一、纵向把握主要矛盾转化和化解的新时代要律

我国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化解，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时代本质演进的表现。主要矛盾是时代的内涵，时代发展是主要矛盾发生和展现的基础。而揭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递进的新时代洞察和划分则是一个历史的新命题。习近平同志以科学的系统思维从繁杂的经济现象中对新时代作出判断，是建立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及生产力成长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变动是由生产力主导的。而生产力自身基于人类的实践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有一个不断量变、部分质变到根本性质变的过程。因此，生产力的成长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及其相对独立存在的小阶段，进而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和运行节奏。党的十九大对于时代变化的判断，揭示了我国以生产力为主导的经济生活变动大趋势，即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进而抓住主要矛盾的变换，进行一系列方略的安排。我国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正是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点，对于这一科学的认识及其一系列方略的制定、实施，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内容、新境界。要把握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必须认识它发生、展开的时代背景，进而弄清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方可制定新的方略。

生产力质的飞跃，正如人的有机体成长过程一样，必然出现经济生活的转折，引起经济社会的波澜，产生许多不适应症，出现不同形式的震动，乃至社会阵痛。新的矛盾突发，需要从各方面调整适应。我国高速增长的后几年的情况也是如此。

习近平对新时代的判断，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在新实践中有重大创新。在国际近现代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交叉迸发，曾出现过许多混乱现象的周期，最典型的是经济危机，形成短期的和长期的循环现象(多为恶性循环周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大时代的同时，又特别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周期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其主要内容是：关于经济周期的存在性，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生产的膨胀和收缩相交替的周期运动;每个周期由停滞、繁荣、危机这几个阶段构成;生产过剩是危机的实质。这是初期资本主义的短周期，后来又形成长时间的大周期，如20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21 世纪初的国际金融危机。

西方经济学中的周期理论很多，但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描述，认为形成和影响经济周期的因素很多，大体可归为两类：一类为经济体系本身的因素，即内部因素;另一类为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即外部因素。以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称为“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如凯恩斯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的成因归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性;以经济体系的外部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称为“外生经济周期理论”，如货币主义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的成因归于外生的政府政策的冲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以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结合来解释经济周期，如萨缪尔森(Samuelson，Paul A. )的线性乘数- 加速数动态周期模型等。

这些周期理论主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短周期，不能完全昭示生产力大阶段的质变。后来又有了长周期论，主要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熊彼特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又称“长周期”“长波”，每个周期历时54 ～60 年左右，最早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 Nikolai IW nitrievich)于1925 年提出。他比较了19 世纪英、法、德、美等国家长期的时间序列数据，主要依据价格(包括利率和工资)的变动，并根据对外贸易、银行存款等指标的变动，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平均长度为50 年左右的长周期，并且在每一长周期的下降时期，会出现许多重要的生产技术发明，但只有到下一个上升时期开始时才能得到大规模的应用。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这些技术变革是内生的，然而，他虽然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和内生性，但并没有利用技术创新作为解释长周期的理论基础。同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长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基本资本品储备的耗损、毁坏、替换和增加。这些基本资本品包括大型厂房、铁路、水道、大规模的土地等，其生产或改良需要巨额的投资，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康德拉季耶夫对长周期没有提供一个很周密的理论解释，只是提出了一个长期价格周期。后来，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Joseph Alois)以创新为核心，提出了以长、中、短三种周期相结合为体系的创新周期理论。熊彼特提出的三个长周期是：(1)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1783 ～1842 年)，由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是1813～1814 年;(2)蒸汽和钢铁时代，或称“铁路化时代”(1842 ～1897 年)，由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是1869 ～1870 年;(3)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1897 ～1939 年)，由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是1924 ～ 1925 年。有经济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进入了第四个长周期，主要技术创新是半导体、彩色电视、航空航天技术等，这期间由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是1973 ～1974 年;还有的经济学家提出，20 世纪90 年代初，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世界经济进入了第五个长周期。[1]

长周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力的质变尤其是技术革命情况，对社会主义成长有一定的参鉴意义，但不完全适用，更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力质的变动。20 世纪60 年代前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理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提出经济发展过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观点(“台阶论”)。习近平同志继承经济发展阶段论，既借鉴了西方周期论的有益成分，更从历史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提出时代演进的大逻辑。在21 世纪初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象，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有所下降，某些经济领域出现不适应症和经济困难。面对这种情况，西方有些心怀叵测的学者幸灾乐祸地放出“中国崩溃论”“中国硬着陆论”;国内也有不少人担忧，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出现经济危机。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察秋毫，力排众议，扫清迷雾，揭示本质，指出中国经济既不是周期性问题，更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即转型期，廓清新常态的大逻辑，为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铺序，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递进理论，超越了西方的各种经济周期论。

习近平提出：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历史的大逻辑就是客观行程。如果说治国理政是立足于社会主义长远历史发展的大逻辑，那么新常态理论判断则是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大逻辑。新常态反映近期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质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纵向思维和理论创新，它是新时代的序幕，是新时代进入生产力重大质变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又提出新时代的划分，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演进理论。

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转换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反映了现代生产力质的变化。新的主要矛盾需求侧上升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供给侧上升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两侧都提到了更高的层次。“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中生产力质变又是主导因素，决定时代的性质，新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破解生产力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制约因素。为化解主要矛盾需要研究新时代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善于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发展自己;同时，新时代又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衰落带来的不确定性，准备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历史可能出现的曲折。

二、横向综合多领域多层次“体系工程”提质转型

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是一个十分巨大的系统工程，最重要的是实现经济质量的全面提高，发展方式的大转型，必须理清内外多种因素互相交错的头绪，不能只顾一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模仿西方搞急救措施。必须分清主次，组团实施，发挥整体效应。这既是领导的艺术，也是深层次理论创新，可以借用自然科学的“体系工程”集成合力，有序展开。近年来，自然科学在系统工程基础上深化发展了“体系工程”，应对解决多样性、边界模糊性及动态演化等复杂体系问题，以大科学工程解决大科学难题。而社会经济现象比科学技术中的问题更为复杂。习近平同志正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研究我国时代转型期的复杂问题，在十九大报告中有13 处论述了构建不同的“体系”，特别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我们学习、掌握习近平经济系统论，必须领会这些“体系工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条不紊地展开。概括起来说，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包含七个坚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明确回答了我国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的问题，有力引导了全党全社会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出治本良药;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把握宏观调控的度，坚持底线思维，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法论。这是一个系统思维，充分体现了经济系统论的特色：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形成“体系工程”的集成，实施最大的系统工程。

最高的层次的“体系”，是新时代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客观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系统破解这一主要矛盾，必须深化认识矛盾两侧的特殊性及其内在对立统一关系，紧扣主要矛盾认识和实施各个层次的“体系工程”，其中，“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七梁八柱的主干。

基于对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推进高质量发展就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的发展思路，以及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为此，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等;在实体经济中更要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区域协调体系、农村振兴体系、创新体系、物流体系、服务体系、信息体系、外经外贸体系、生态屏障体系等。这就是说，发展高质量要紧扣破解主要矛盾的目标，必须形成一个高质量需要的巨大体系。

首先，需要在整体上深化理解和全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的经济论题。应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的关联上系统理解。狭义的供给侧，是指市场关系中提供商品、服务以满足需要的市场主体系列(体系)，主干是实体经济，它的结构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消费需要不断变化，受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支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载体。在一般情况下，供给与需求矛盾中它起支配作用，但同时受需求的拉动(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需求起支配作用)。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多数场合是需求力比较充足，而供给力则往往相对跟不上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生产力的质量提升与变动的进程，由量变到质变，推进经济整体的演变。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它的变动是自发的，与需求时常脱节，形成生产过剩、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以沉重的代价迫使其演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能够认识规律，将主观自觉性与客观自发性联系起来，主动进行改革，虽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比如我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促进结构优化，即淘汰落后生产力，改进传统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形成新的结构体系，适应并提升市场的另一侧，即需求水平。可见，这是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的创新。

广义地理解，供给侧是新时代主要矛盾的一方，即用以解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一方。它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提高经济质量、实现经济转型的途径和手段。其内涵以生产力为主，同时还包括更广泛、更全面的因素，即解决大的不平衡(区域、城乡、产业等)和不充分的结构问题。从这个意义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临时措施，而是新时代长远的发展方略，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的创新。

其次，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巨大体系工程，必须始终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是习近平同志揭示和概括的规律体系，体现了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交叉系统驾驭。其中，科技创新是最重要的动力体系(第一动力)，是提高质量的最重要的动能和手段。“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的科技。”[2]267十九大专门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强国”，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体系工程”。我们要利用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充分调动积极因素的优势，有重点、分层次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大体上说可分五个层次：(1)国际合作的科研大工程;(2)国家重点科技工程(包括国防科技研发);(3)具有地方特色各省区协同进行的较大科技工程;(4)企业为主体的技术攻关工程;(5)个人自发进行、与就业相关的小型技术发明。其中企业为主体的研究数量最大。

近五年来，我国的科技成果井喷式涌现，美国惊呼中国科技进步速度“令人窒息”，“中国已经成为——或接近成为——一个科技超级大国。科学和技术构成了社会经济发达和军事实力强大的知识基础，中国渴望在这两个领域成为世界的领先者。”[3]当然，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必须进一步主攻科技创新。事实表明，科技进步可以跨跃，首先是在重点领域突破，带动整体经济社会稳健快速发展。当前要进一步打牢基础，普遍提高全民族的科技素养，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同时在全面改革中发挥协调功能，增进绿色发展和厚植开放，形成多元“体系工程”集成优势，促进共同富裕的共享发展。

基于新时代主要矛盾变化，十九大将以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提法修改为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充分发展，具体应实现以下多项目标。

1. 人民生活美好，物质富裕、体魄健康、文明多彩。总体物质生活要达到高收入水平，全面现代化，在科学指导下提升质量，健康长寿，安居乐业，从享受型向发展型转化，从物质追求向文明多彩提升，基本消除城乡差别，有较小差别地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发展，在质量上超越西方发达国家。

2. 生产力水平高端化。以往讲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工具、资源)将变为四要素，即加上科学技术，而且占主导地位;发动力超越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以往发展仅限于狭隘的经济要素内部，现在从“经济”以外寻找更大的动力，而且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新生产力的布局又向前所未有的更大空间、更深层利用进军，并以“第一动力”化解发展中各类风险。

3. 精准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运行制度体制机制的高层次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向高端化突破，必然带来新的产业、新的生产方式(如循环经济)、生活方式和新的业态，催生更加适合于全面创新及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灵活高效体制机制。

4. 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类面临的由以往掠夺式经营积累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是需要依靠科技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科学技术是修复生态、合理利用自然、释放生态生产力潜力的最重要手段。

5. 资源开发科学高效、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克服资源稀缺的瓶颈，发掘更广更深更新的资源(扩展到地球以外)，并可创造新的资源，乃至变废为宝提高利用率达80% 以上，成为高端化循环经济国家。

6. 构建国际市场竞争的链条，以科技引领国内外竞争。高科技竞争将成为国内外高端竞争的主要武器，谁拥有先进的科技力量谁就能主导市场;并且由于科技创新日趋社会化，竞争又会促进合作，形成多种多样产业链，展开连锁式链条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创新的竞争。长远看，世界社会主义胜利最终取决于中国社会主义科技经济的压倒优势，中国要达到国际分工价值链的高端。

7. 形成高素质知识型产业大军。人的发展全面化，消除脑力体力对立的畸形状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而惟有科技创新及其广泛普及才能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形成知识型、脑体结合的产业大军。

8. 建立多维预测、整体优化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科技创新促使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最佳耦合，能够从纵横深远多维度预测发展趋势和可能发生的风险，创新产业的组合形式，全面提高质量和效益，更集约利用资源，创造“市场、政府、科技”三元机制，杜绝资源错配。

9. 重塑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的新框架。以往的社会再生产循环运动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组成，而现今科技创新成为“第一动力”，由它催生新的生产力，并且要有化解废弃排泄物的巨大功能系统，就必然扩展社会再生产的框架，变为科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治废(治理和转化经济社会总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多种排泄物与废物)六个环节。于是，由科技创新主导各个环节方能形成往复递进的良性循环形态。这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变革。

10. 建设最先进最强大的国防。实现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防力量必须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超前超强发展，拥有独特的、世界无敌的杀手锏，保卫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和平生活，能够击败任何霸权强敌。

总体上要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高水平治国理政，除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和现代管理科学之外，科技创新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以高品位现代科技素养造就治理人才，运用科技创新理念和现代科技手段(特别是现代信息工具)，提升治理的组织程度和掌控能力，实施系统的网络式管理，正确处理各类矛盾、防控风险，实现长治久安。[4]

三、优化环境要把握系统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和实施促进良性循环的方略

实现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任务，必须坚持长期的持久战，打造一个长期稳健、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这是一个更宽领域的系统工程。

从世界历史上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一时段快速发展并不罕见，然而能够全面持久地保持活力是比较难的。根本问题在于其社会制度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且能否自觉谙熟地驾驭它。前苏联从兴到衰表明，制度好虽可能强盛崛起，但如果不能解决好发展中的矛盾，也会遭到重大曲折。这就需要研究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创造有利于良性循环的最佳发展环境。世界各国发展在一定时期大体上有三种经济状态：一种是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社会矛盾丛发的局面;第二种是良性循环，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社会化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的有机统一，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使社会经济能够化解难以克服的矛盾，不断前进;第三种是两种循环的交叉混合，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是不断产生矛盾的，就会有多数场合是两种循环的交叉，只是一种以良性循环为主导，一种以恶性循环为主导。从历史最终结果看，以恶性循环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以良性循环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不过，历史并不是直线行进，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如不能正确及时化解这些矛盾，也会导致某种恶性循环而中途夭折。如何才能避免各种历史的大曲折?这就必须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善于把经常出现的发展矛盾化为前进动力。构建强有力的治理体系，创造最佳的发展环境。这里仅谈以下几点。

1. 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

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促进“小我”与“大我”统一，增进共同富裕的凝聚力。共享发展能够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增加为统一目标共同奋斗的凝聚力。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5]10如果说国企是共同富裕的支柱，那么广泛调动亿万群众积极性、创造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则是共同富裕的丛林。“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6]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能辩证地发挥两个优势，既能发挥社会主义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能充分正确地利用市场经济的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改革本质上就是正确处理各类矛盾，习近平还要求：“要准确认识和对待改革发展过程中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5]223党和政府在政策、制度上尽最大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让各层群众都能直接产生利益的获得感，并且自觉地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联系起来。但是，就一般群众而言，往往更看重个人利益、短期利益，容易忽视集体利益。领导机关每举办一件大的工程，制定一项重要政策，实施一场公益活动，都应当把全局、长远利益明示群众，让群众有获得感，尤其是在为公共利益而要暂时牺牲部分群众利益时，既要适当照顾又要深入教育。必须依靠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从严治党，克服消极现象，依法治国。

2. 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创造持续发展的优良环境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总原则，要求长期坚持。“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把握工作节奏和力度。要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不管是理论上还是事实上，稳中求进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不强求快速而求稳健，不能倒退停滞，而要继续前进，这是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大决策，不至于因急于求成导致欲速不达。这也是对以往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教训的总结，与其快中出错，不如稳健行进。经济发展尽管是波浪式前进，但不能单纯靠热情和幻想去发展，不能跳过必经的阶段。“稳中求进”，一时看似手慢了，但久久为功，长远看是最坚实最有成效的行进方针，可以从容梳平许多起伏乱象，避免一些人为造成的曲折。质量的提高、结构性调整更不能按主观意志拔苗助长，这是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境和康庄大道。现在欧洲人称赞“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更完善，甚至有可能比美国模式更具可持续性。”[7]

3. 治理市场乱象，优化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秩序

党的十九大要求优化市场体系，强化依法治市，进一步健全市场秩序，这是为更好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基本要求，必须下大力气实施。

市场经济有活力，但容易乱。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各类市场组成的完整体系，但它不是各个独立的市场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社会总体交换过程中，各类市场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按其内在联系而形成的一种有机结合。任何一部分或一个环节的脱节，都可能引起整个经济活动的阻滞和混乱。在整个市场体系中，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是决定、影响其他市场的主体，其他市场都是在这两个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个市场体系的运行都必须为它们服务，当然其他市场对这两个市场也有重要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活动中尤其突出。因此，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要以全方位发展要素市场为重点，全面推进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既要从内涵方面使各种市场发育更成熟，功能更完备，又要从外延方面尽快补缺、扩展，把原来没有的和不健全的市场建立和健全起来，并逐步向高层次发展。要扫除各种障碍，形成和完善全国统一市场。

依法治市，是经济运行和正当经营的重要保证，必须治理经常出现的市场乱局，建立健全科学严密、活而不乱的市场秩序，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复杂体系，要使之健康运行，必须在遵循市场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又贯彻社会主义的要求，运用法律、行政、伦理等手段多管齐下，使之活而不乱，有利于公平竞争，确保消费者利益，这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高超艺术。

4. 在治理环境中，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十分必要，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建立完备的金融体系，运用好金融之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当前要抓住“去杠杆”这个牛鼻子。西方的金融危机给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警示，因此，要特别强调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和治理。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深化改革中，最艰难、风险最大的也是金融体系改革。在2017年4 月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作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的论断，指出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的两分法：一是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要始终全面为实体经济服务，不能搞自我循环。二是发挥作用与防范风险并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应使“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中心，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的基础上，又要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强化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打击逃废债行为，控制好杠杆率，加大对市场违法行为打击力度，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网络金融全面摸排和查处”。三是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和竞争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外溢效应兼顾，这蕴含着要提防国外金融资本干扰的要求，因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冲击力，在世界金融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对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很强的攻击力。四是借鉴国外经验和坚持自己道路的关系。“发展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2]278 - 281 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及其监控机制。以上四方面两点论体现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的基本要求。在当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第一大攻坚战。

5. 建立和完善现代财政制度，作为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舵石”

财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8]财政作用的发挥，要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来展开：一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另一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解决需要财政发挥重要作用。要通过改革完善财税体制，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调节公平分配，使之成为破解主要矛盾最重要的国家力量和手段。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保持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顶梁柱。同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还必须有国际因素，习近平同志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治理方略，并将发挥并且继续发挥重大功力。

参考文献

[1]现代经济学词典[A]. 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594.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罗伯特·J·萨缪尔森. 中国科技进步的速度“令人窒息”[N]. 陈一译. 北京：环球时报，2018 -01 -23(06).

[4]杨承训. “第一动力”论引领政治经济学突破[J]. 北京：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8)：64 -69.

[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6]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N]. 北京：人民日报，2016 -03 -09(01).

[7]雷蒙. 法罗兰. 菲媒：为杜特尔特的“转向”点赞[N]. 王会聪译. 北京：环球时报，2018 -01 -23(06).

[8]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北京：人民日报，2017 -10 -28(01)

 【杨承训，察网专栏学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察网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