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思想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思想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精髓,是对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人类社会理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思想内涵,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和平、和睦、和谐的思想理念,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的发展,展示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贡献智慧、承担责任、付出努力的信念和决心。

习近平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思想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将优秀传统文化当作独特战略资源,视为“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1),更在治国理政中把中华文化精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对接,在中国梦以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思想理念进行深刻阐释和运用,形成了独特的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思想和外交风格,展示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深厚的思想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并强调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在此之前,他反复阐明,“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3),“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4),“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5)。这深刻地阐明了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思想的深厚文化渊源和历史底蕴,也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今全球治理的重要启迪意义。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为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进步与发展的同时,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总是顽强地影响甚至规范、制约着这个国家、民族后来的观念和行为;尤其是优秀文化传统,经过这个国家和民族自觉地汲取和传承,这一作用更为显着。当然,这里首先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文所论及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全球化本质内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原先是特指内地与边疆、中原与边区、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原则,并对我国今天积极参与全球化有借鉴意义;二是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远比昔日中国传统文化所涉及的本质内涵要广泛丰富得多,但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依然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涉及全球化本质内容的精华,对于推动当今全球和平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立足中国自身的实际,又着眼于世界各国的需要,表达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宣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塑造美好世界和未来的理念。这是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优秀传统思想的继承、弘扬和升华,也是对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人类社会理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美好理想,也可以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定义。2500多年前,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礼记·礼运》)所谓大同,就是指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老子则勾勒了一幅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蓝图。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对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和追恋。但这种大同思想对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汉末年五斗米道首领张鲁在汉中立“义舍”,置“义米”“义肉”,过路者量腹取食。南宋时期,康与之也虚构了一个与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式社会景象,钟相起义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把贵贱平等、上下同一当作旗帜,并为大同理想的实现进行斗争。

到了近代,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又不同程度地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纲领。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破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实现“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主,亦无民选之总统”的“大同之世”。孙中山指出,中国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浸润在其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则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它和产生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中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为宝贵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弘扬了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理想,还顺应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相互依存与彼此融合的大势,与时俱进地加入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融合发展的思想,赋予时代新意,使之成为融通中外的新话语,对构建国际新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

从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逻辑,强调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的论断中,从在全球热点和地区争端问题上积极促和、劝和、维和的外交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传统美德,也可以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来增强国与国之间战略互信,为当代中国发展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外关系源远流长。“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这种积淀在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与伦理美德,是中华民族实现大同之道,构筑良好对外关系的基石。

在先秦时期,中国尚无近代意义上的中外关系可言,但其有关谦下、仁和的思想却是十分宝贵的。老子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道德经》第六十一章),这可能是最早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胚芽。孟子提出的“交邻国有道”(《孟子·梁惠王下》)则体现了他的“仁政”理论。秦汉以后,我国对外交往逐渐频繁。汉代统治者主动采取通西域的对外政策。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主张“洽四国”。唐代对外关系有很大发展,唐高祖李渊明确主张,对周边邻国应“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道”。(6)明代对外关系有新的进展,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表明,对“无有远迩”的国家“一视同仁”。清中叶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积弱积贫,实行闭关锁国,帝国主义乘机入侵。林则徐在力主禁烟抗敌的同时,仍主张对洋人“分别良莠”,行区别对待之策,对真正友人加以保护。孙中山则更明确主张应“持和平主义”“用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轨者,用战争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国家之间,立约遣使,誓以永好,即无约无使之国,亦以礼相处,不复相凌”。(7)

正因为中华民族不仅刻苦耐劳、酷爱自由,还追求和谐、倡导和平,所以早在13世纪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赞叹中华民族的和平主义精神。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也感佩地指出:“在这个几乎有无数人员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不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于自己的政府,拼命贪求别人的东西。”(8)20世纪初,日本学者渡边秀方也认为,世界诸民族中大概再没有中国人那样渴求和平的,他们很少对别的民族进行侵略。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对外交往中秉持“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的理念和原则,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可和赞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9) ,“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10)。朴素而真挚的话语,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平外交战略的思想渊源、文化传承和民族风格,也让世人领会到中国坚持“和为大道”,谋求“万邦和谐”,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

三、实行“开户牖”、兼收并蓄、携手共进

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向世界发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开户牖”、兼收并蓄、携手共进等思想的时代升华,也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对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理念的弘扬和创新。正是秉持了这样的思想理念,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互鉴,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

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历来闭关锁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孙中山早就指出:“开放主义,我中国古时已行之。”(11)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总是以博大开放的胸襟,采撷异域的文明之果,同时也把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早在公元前2世纪,被誉为“东方哥伦布”的张骞便开通了经西域通往中东、欧洲的“丝绸之路”,建立了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的联系。之后,唐玄奘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的友好使者走向世界。唐宋之时,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中国与世界各国掀起一次又一次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潮。明末以后,西方文化较多地传入中国。为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与合理因素,中华民族的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开展学习、介绍、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悉心研究并积极译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便是这方面的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18世纪后,西方的商品、科技、思想、文化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渗透扩张,特别是随着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涌进来的。关于如何正确对待西学,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有识之士发表了大量见解和看法。有人主张“严海禁,闭关自守”;有人极力美化西方文化,主张全盘照搬。鸦片战争时期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对强国御侮之路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他特别强调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主张“不必仰赖于外夷”,但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另外,晚清时的姚莹、包世臣、冯桂芬、王韬、张之洞等都纷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甚至改造中国政体等主张。孙中山则更明确主张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但决不是“全盘搬过来”,应以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为基础,学习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用以自卫和自强。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长,又都有各自的特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实行开放政策,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更不能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否则就必然落后甚至挨打;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又都必须结合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坚持趋利避害的原则,有所取舍,决不能照抄照搬,否则最终也会危及自己的生存。正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蕴涵和平、包容的思想,还具有开明、开放的理念,中华文明才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基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阐明,“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12),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促进不同国度、不同文明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四、反对侵略战争,维护祖国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重要着力点和落脚点。”(13)“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4)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变化发展的大势,习近平总书记把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相融通,不仅承继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精神志气,还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维护祖国统一、扞卫人类和平事业的坚强决心。

反对侵略战争,维护祖国统一,是民族繁荣、实现世界大同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世界大同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只要有阶级压迫和根本利益冲突的存在,战争就不会消失。中华民族不仅深谙“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辩证法,还充分认识到战争会造成人类社会的深重灾难,在主张“不以兵强天下”的同时,又把战争分为“不义”和“义”两种。“不义”之战即侵略战争,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所不齿。春秋时期问世的《管子》一书就指出:“夫兵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管子校正》卷九)墨子也指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墨子闲诂》卷五)但是,对“义战”即反侵略战争,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则坚决支持,并认为正义战争对人类社会起着积极作用。

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深感维护国家统一是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中华民族对危害国家统一的内部叛乱、分裂行为和外部颠覆行径都进行了英勇坚决地斗争。维护祖国统一和实现世界大同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现世界大同,是要逐渐削弱并最终消亡各个国家。但是,要想削弱国家并最终消亡国家,就必须首先加强国家的作用。只有加强国家的作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国家和民族才能强大、繁荣和发展,也才能有效抵御大国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建立真正合理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促进全球总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实现世界大同逐渐创造和积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之道,他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15),是从中华民族自己经历中形成的自觉选择。他也明确强调,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正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畏惧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有决心、意志和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分裂国家图谋、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所以,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方向更明确,步伐更加坚定,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也更加突出,在国际社会上赢得更广泛的认同和赞誉。

五、“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诗经》中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也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优秀传统一直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珍视和传承,在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论述中也有充分体现。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对蒋介石为统一祖国大业做贡献寄有殷切的期望。1958年10月3日,毛泽东说:“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16)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等人时明确表达同蒋介石团结合作,共同抵制美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愿望。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台湾的小枝在同美国的大枝连,总要被压断的,将来要变成殖民地或被托管的。……但是美国不要他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向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就是伟大胜利。”(17)1958年是很值得两岸人民纪念的一年,毛泽东与蒋介石心有灵犀、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共同下了一盘反对美帝国主义、维护祖国统一的大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1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良好势头,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有利于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实现互利双赢的正确道路。2013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行时指出:“希望两岸双方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顺势而为,齐心协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岸民众。”(19)2016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洪秀柱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时强调:“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只要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亲情和福祉的事,只要是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只要是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国共两党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并把好事办好”(20)。习近平总书记秉持民族大义,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拓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旋律,积极宣导“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强化血浓于水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释放“愿意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的诚意,深刻阐述“统则强、分则乱”的历史规律,着力增进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宗的骨肉亲情。这种国家观和民族观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各族同胞“携手外御其侮、戮力同心圆梦中华”的思想精髓,在两岸引发强烈反响,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行稳致远的坚固文化支撑和民意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思想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精髓,渗透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品格和精神追求,在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最深厚软实力的独特魅力,诠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民族风范,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发展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化良性有序进行贡献智慧、付出努力的信念和决心。

注:

(1)《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47页。

(4)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5)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6)《全唐文》卷3《赐高丽王建武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45页。

(7)《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页。

(8)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等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

(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10)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4日。

(11)《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32页。

(12)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光明日报》2017年1月18日。

(13)习近平:《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49页。

(15)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6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4-465页。

(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36页。

(20)《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李慎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载《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1期,经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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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习近平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思想的文化传承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