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辨识力

时间：2018-08-16 15:16
•来源：《理论与评论》
•作者：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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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学术界也不存在绝对的学术自由。西方学术界倡导的学术自由，是指学术研究有“免于国家和政治干预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受到国家法律的规限。即使在学术自由原则下，西方学术界对社会现实和政府政策可以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大都维持在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许可范围内，旨在对现实政治制度起修护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已经出现多起事件，提出了对学术自由边界的思考，冲击着所谓的学术自由原则。比如20世纪初德国的“施潘事件”、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列文案”，以及一些美国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制定“言论守则”，引导或劝诫师生谨慎发表涉及种族的言论等等。

提升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辨识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理论界加强了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但一些干部群众在思想上对“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如何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存有疑问，在实际工作中常把一些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言论视为一般性学术意见，把一些有明显政治指向、政治危害的文艺作品当作“优秀作品”。因此，提升广大干部群众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辨识力，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正视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干扰因素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制约。当前，人们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认识，不仅受制于这一思潮的性质特征，也受制于历史认知的特点，还受制于认识主体的思想状态。

从客观方面看，干扰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首要因素，是这一思潮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滥觞于专业知识分子的研究。他们不仅从学术层面否定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而且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影响社会。由此，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出学术形态、文艺形态、政治形态和舆论形态等多种形态交织的局面。其中，学术形态为基本形态，是指专业知识分子以学术研究方式生产和阐述核心理论观点，并通过着书立说、发表文章、讲学讲座等途径进行传播。比如一些学者对中共党史的研究，遵循西方史学界以“阴谋论”“权力斗争说”进行解释的做法，利用心理分析法凭空揣测中共领导人的思想行为，根据零星史料颠覆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甚至直接污蔑“马克思主义才是历史虚无主义”，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核心理论观点。文艺形态是指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大众心理和娱乐习惯，把核心观点转化为感性的影视形象和生动的语言文字，通过各种文艺作品，如影视节目、小说、传记等呈现出来，使人们在轻松娱乐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有的电视节目坚持“娱乐至死”的态度，由非专业人士任性评说历史，用戏说、恶搞等做法，把艰辛、悲壮而日益走向光明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描述成一场场历史闹剧；有的文学作品坚持所谓“张扬人性”，以个体叙事演绎整体历史，用想象虚构替代历史事实，通过形象塑造、情节描绘、画面铺设等手法，“重新评说”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向大众传递错误的历史观。舆论形态是指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互联网等各种媒体，持续推送旨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的各种史料、文章，进而设置议题、引导讨论甚至挑起争论，在讨论和争论过程中传播其核心理论观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多种表现形态是当下意识形态学术化和日常生活化转向的具体表现。由于在多种表现形态中，专业知识分子、非专业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参与其间，学术讨论、文艺塑造和大众娱乐相互交织，这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给研判和辨识这一思潮带来严重干扰。

历史认识的特殊性也影响着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辨识。历史认识的主客体在时空上是分离的，历史这一客体不能直接呈现在认识主体面前，认识主体只能通过史料、史迹等客体的间接表现形式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事实，但又无法在认识中完全复原历史事实。同时，由于历史事实的最大特点是不可重复性，主体对历史的认识也无法通过实践检验，这又给历史认识和判断历史认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带来诸多困难。历史虚无主义借此大做文章，或是以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为由，否定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认识具有科学性；或是根据特定需要，以所谓“新史料”“新方法”颠覆已有结论。研究和认识历史是为知往鉴来，历史学“不只是关于过去发生过什么的记载，而应该同时包括对原因的探索，从中发现有益于后人如何行动的经验教训”[1]。要达到这一状态，在客观上要求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尽可能充分占有文献和实物资料，深入分析各种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追寻、接近历史的真相；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具有德、才、学、识等专业素养，坚持实事求是态度，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细致思考和必要的总结、归纳和抽象，实现事实叙述和价值评价的辩证统一；尤其是要求对历史认知中各种谬误的纠正和批判，应以丰富的史料、细致的考证和严密的叙述逻辑作支撑。然则，现实中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未必都能达到这些要求，非专业的干部群众在树立唯物史观和掌握历史知识方面更是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很多人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各种观点、论调难有清醒认识，更不能从理论上批驳和战胜它。

从主观上看，人们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认识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干扰：

一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蔓延。20世纪50年代，作为冷战在观念上的直接反映，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意识形态终结”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美国学者福山、亨廷顿等推动下“意识形态终结”论影响进一步扩大。历经几十年，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意识形态终结”这一主题，形成多种话语形式，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却一脉相承。“意识形态终结”论者高喊“终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其实质是要“终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西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普世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在我国蔓延。一些人歪曲党提出的“解放思想”、对外开放“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等思想，宣扬在中国“淡化意识形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突破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等论调，使“淡化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等观念深刻影响整个社会。这造成人们对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偏狭理解，以为意识形态就是空洞的理论教条，关注意识形态问题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日益麻木冷淡，丧失对意识形态问题最起码的敏感。因此，当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和西方文化娱乐产品大量涌入我国时，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它们“客观中立”“价值无涉”，忽视隐藏其中的西方价值观，对它们缺乏应有的鉴别、剖析和批判。在历史认识领域，“意识形态终结”论使人们看不到对历史的研究、评说本身是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行为，将各种否定党史、国史，抹黑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的言论，仅视为“学术领域的新观点”或者“不必当真的说笑”，主张“包容”。

二是西式教条主义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主动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但在此过程中，学术界出现西式教条主义倾向，推崇甚至迷信西方发达国家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成果，动辄以西方学术话语为圭臬，检省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衡量中国既有的学术结论，按照西方社会发展道路规划中国未来。马克思主义则在一些学科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2]。尤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相当严重。后现代主义史学秉持唯心史观，以解构主义为内核，强调与传统史学“断裂”，主张历史研究“去中心化”；反对“宏大叙事”，刻意追求历史的“破碎”；质疑和颠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科学性，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把历史化解为纯想象的文学”，认为历史是一种叙述，必然要编织情节，采用各种修辞。我国一些历史研究者奉后现代主义史学为圭臬，在研究立意、史料选择、研究方法、叙事方式上对后现代主义史学亦步亦趋。西式教条主义反映到大众生活中，便是崇洋媚外社会心理的出现。一些人盲目追捧西方影视节目、娱乐明星、生活用品和生活方式，日益丧失民族自信心，对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不以为然，甚至形成“帝国主义侵略有功”“中国落后，挨打活该”的谬论。

三是学术创新走入误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支持、推动学术创新。但一些历史研究者把学术创新视为“抛弃唯物史观”，否定、颠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宣称“要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宏大叙事彻底断裂”“要用新视角、新方法改写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要从人性的角度来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等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共党史研究中照搬西方的范式、方法、观点、话语，“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形成所谓新的成果”。[3]于是出现以碎片化的研究取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以标新立异的观点扰乱对历史事实的阐释，以满足特定政治需要背离历史研究科学性的流风。这种所谓“学术创新”生产出大量碎片化、平面化的“成果”，向大众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话语体系，在迎合大众对历史的疑惑和猎奇心理的同时扰乱人们的逻辑思维，导致大众历史知识的匮乏和历史观的混乱，也使大众对各种错误、荒唐的观点见怪不怪。

干扰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多种因素，既显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迷惑性，也表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正视这些因素的影响，找准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关键，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蔓延的必然要求。

二、掌握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思想武器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将持续存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不会改变，并将随着具体条件变化调整其手段和策略。因此，我国各种错误思潮短期内不会消失，并将伴随形势变化起起伏伏，呈现出复杂面相，对错误思潮的辨识、批判也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有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通过细致的研究，才能揭开它们的面纱。当前，辨识表现形态多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

首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始终保持对时代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密切关注，始终保持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和汲取，注重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是观察、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现象面前，认识和把握各种社会思潮的实质，必须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能力，保持理论上的清醒。

就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言，尤其要加强唯物史观学习。唯物史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历史观支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立足于人类现实需要，从生活和生产中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揭开了“历史之谜”，将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驱逐出去。唯物史观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用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公式。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原理，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和发展规律的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原理，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等，包含着历史认识要采用的辩证分析原则、矛盾分析原则、阶级分析原则、历史主义原则等方法论原则，为历史认识通向真理提供了桥梁。因此，“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4]。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而不是局限于细节和现象的罗列；才能立足具体认识规律，对历史走向的可能性或趋势作出准确判断，而不是将一切推给偶然性和“人性”的力量；才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不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任性评说、苛求前人。

当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注重阅读经典作家的原着，把握他们的思想精髓，特别是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要结合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深刻领悟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其次，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会议上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要求、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等重要问题，并就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进行顶层设计。这些新思想对于破除“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桎梏，拨开西式教条主义的迷雾，正确认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其要害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5]，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6]。他还提出，对革命领袖的评价“不能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7]，要坚持唯物史观，坚决反对任何歪曲、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些思想是辨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指南。

再次，注重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8]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认识历史，通过学习历史坚定理想信念、继承优良传统、汲取历史智慧、提升自身修养。更为重要的是，“观察历史上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9]。“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10]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刻写着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充满了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凸显出中国人民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且清晰展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的艰苦探索，说明了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和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依据，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凝结的民族梦想。同时，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中共党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完成两大历史任务进行的奋斗历程，用事实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又坚持从具体国情出发，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找到了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90多年奋斗、探索、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国史和中共党史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置于确凿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之上，体现了“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造就了新的历史辉煌”[11]这一深刻逻辑。

三、揭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各种伪装

近年来，有种观点颇有影响，即认为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辨识、批判是“压制学术自由”“压制文艺创作自由”，甚至认为对一些错误观点的辨识和批评是“上纲上线”“极‘左’表现”。这种观点一方面为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和作品穿上“防弹衣”，扰乱人们对党中央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另一方面正在形成一种压力，使一些党员和群众即使不赞同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观点，也不敢公开“亮剑”。要彻底揭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各种伪装，必须厘清这类观点的错误所在，走出认识误区。

其一，学术自由、文艺创作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概念，“自由”一词具有多种含义。人们常常从政治意义上将其理解为一种“由自己做主、决定”“不受限制和约束”的权利。在现实社会中，作为一种权利的自由总是相对的，没有一个个体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做任何事情，都必然受到代表大多数公众意志的行为规范，即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正是有这样的约束，社会才能有序运行。学术自由、文艺创作自由是自由在学术研究、文艺创作领域的表现，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自由，是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既要受到学术道德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制约，也要遵守国家法律。正如毛泽东所言：“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12]

事实上，在西方学术界也不存在绝对的学术自由。西方学术界倡导的学术自由，是指学术研究有“免于国家和政治干预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受到国家法律的规限。即使在学术自由原则下，西方学术界对社会现实和政府政策可以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大都维持在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许可范围内，旨在对现实政治制度起修护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已经出现多起事件，提出了对学术自由边界的思考，冲击着所谓的学术自由原则。比如20世纪初德国的“施潘事件”、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列文案”，以及一些美国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制定“言论守则”，引导或劝诫师生谨慎发表涉及种族的言论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过去忽视学术民主、泛化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教训，对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领导与管理日益走向成熟，形成了依法治理的基本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13]“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14]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鼓励、支持在宪法与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学术民主、艺术民主，倡导正确处理不同学术流派、艺术流派之间包容与批评的关系。这正是为学术研究、艺术创作的创新发展提供自由的前提条件。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一些违法言论进行思想斗争，并非干扰而是保护学术研究、艺术创作。

其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是学术思潮，而是政治思潮。

每每遇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便打出“学术研究”的幌子，声称是“讨论学术话题”。实际上，学术思潮与政治思潮有比较明确的界限。学术思潮主要是专业研究者围绕学术话题，借助一定理论范式和学术框架阐发主张和见解，其表达方式是学术性的。尽管学术话题也会涉及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研究者有一定价值取向，但学术思潮并不谋求影响大众政治观念，甚至改造现实政治制度。政治思潮代表着对政治生活思考的结果，具有鲜明的问题取向、实践取向和价值取向，是以一定的学科和学术研究为基础，同时“借助媒体、出版甚至网络传播体系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景象。正是政治思潮的文化效应、宣传效应和鼓动效应，使其与学术性的学术话题区别开来”[15]。也就是说，政治思潮具有理论和观念的导向作用，它会积极利用多种媒体和传播渠道影响社会大众，具有强烈现实关怀。

考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可以发现它已超出学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共党史研究为基础，由一些专业人士通过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不断生产学术观点；一些非专业人士以多种方式，包括撰写小说、书评，出版回忆录，开展社会调查，在媒体上开辟专栏讨论、专栏节目，拍摄影视剧等，支持、应和专业研究者的观点，使其在形象化、具体化、现实化中向普通大众蔓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追求宣传鼓动效应，采用多种表达方式，既有系统性、学术性的表达，也有碎片化、情绪化、形象化的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还极力引导民众的历史观，诱使人们形成对近代以来中国“四个选择”的否定性认识。因此，不能因有学术研究基础、运用了一些学术研究方法和范式，就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归为学术思潮。

其三，辨识、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阶级斗争为纲”意为将阶级斗争作为党的中心工作，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基于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而确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根据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实际，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强调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下，这一中心不会发生改变。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16]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明确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仍然是党的中心工作。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不仅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而且不懈地用科学的理论教育、引导人民大众，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保证党能够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这是因为在当今时代条件下，阶级矛盾“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17]。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是其中之一。在“资”强“社”弱的国际环境下，西方国家一直凭借经济技术强势带动文化强势和价值强势，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并在我国催生了一批错误思潮。如果不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与错误思潮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就会将意识形态阵地拱手让人，有可能犯下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危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甚至使我国多年的经济建设成果荡然无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并没有影响、妨碍我国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的推进。我国自觉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事实表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并不冲突。把辨识、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污蔑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目的在于为错误思潮争取话语空间。对此，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并给予坚决批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形势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新动态与应对研究”（17BKS15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十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5页。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5月19日。

[3]王先明：《史学研究的主旨在于求真》，《光明日报》2017年7月19日。

[4]习近平：《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

[5]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7月22日。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7]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8]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

[9]《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

[10]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