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冀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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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内容，也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因此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和阐述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就目前广为采用的主流阐述看，对这一理论内容的研究和阐述尚不够全面和深入。其中缺陷较明显的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原因的分析。目前对长期性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三点：第一，这是由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决定的；第二，就现实国情来看，我国至今远未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也决定了必须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初级阶段。这三点原因中，前两点着眼于国内因素的分析。第三点虽然谈的是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但在各类主流理论教材中基本上是讲现代化的国际标准提高了，因而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就基本上被忽略了。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是指我国经济落后；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的，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而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其一，经济基础过于薄弱，人口众多导致的资源相对短缺。其二，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看，强度很大的外部扰动始终制约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走向。这也是导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它不仅肩负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而且肩负着在资本主义体系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可行发展道路的历史责任。这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外部制约因素会更多，更复杂。这一点已经被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历史所证实。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半期仍会进一步得到证实。因此，在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原因时，必须把这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放在大的国际背景下，必须对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有充分的估计。

我国最大的国情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外部世界看，中国最大的国情是社会主义的大国，而且是发展前景看好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社会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不容；作为“发展前景看好的大国”必然与资本的全球化扩张相对立。这种“不容”和“对立”是外部制约因素形成的根本原因。

一、审视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业绩放在大尺度的世界背景下并不算差，甚至可以说成就辉煌。在这三十年中，面对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我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大国这是必不可少的），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队伍，大幅度提高了人均寿命。当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确实没有达到更理想的水平。但其原因绝不仅仅是经验不足和一些失误。从历史上看，强度很大的外部制约也是导致这种状态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是在“冷战”已经开始这样一个国际大背景下诞生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理所当然地实行了“一边倒”政策，并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标志，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实行“遏制”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共产主义在世界蔓延。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的建立正是这种蔓延的最鲜明的标志，它引起资本主义阵营的极大恐慌。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国会迟迟不批准他的以“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为内容的第四点计划（杜鲁门于1949年1月20日提出的一个向亚非拉扩张和渗透的计划，是“马歇尔计划”的翻版），于1950年1月4日，再次向国会紧急呼吁。他说：“最近发生的世界事件，使得迅速采取这种行动成为刻不容缓。”他所说的“事件”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影响。由于当时中国极其贫穷落后，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构不成直接威胁。因此，他们这种恐慌主要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当时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制约主要受意识形态对立性的主导。这种主导下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第一，大大压缩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空间。以生产社会化为特点的现代经济的起飞必须以资本、技术、市场为三大支撑点，这对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尤为重要。近代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所谓“跳跃式”发展，恰恰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外部条件，建立或强化了这三大支撑点。美国作为后起工业化的典型其表现尤为突出。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但从历史上看，它的工业革命要比英国晚。但这也使它有了所谓后发优势，使它在工业化初期就可以大量采用英国已经成熟的技术成就和生产经验。例如它的第一个纺纱厂（美国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也是从纺织业开始的，这与英国有些类似）就是迁居美国的英国人史莱特按照英国阿克莱特水利纺纱机工厂的样式建立的。又如1844年英国的搅拌炼铁法传到美国后，美国可以大量生产精铁，用于制造铁轨，从而大大推动了美国铁路运输业的发展。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利用外资的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1880年利用外资（主要来自英国）20亿美元，1890年为35亿美元，1914年达到67亿美元（这些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资金）。此外，作为移民国家，大量高素质人员的涌入也对美国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仅在1820年至1859年间移入美国的技术工人就达一百万以上。南北战争后，进入美国的技术工人和各类专业人员更是大幅度增长。到1914年，移民工人已占美国工人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在钢铁工业中占58%，在采煤和纺织业中占62%。美国广泛地对外扩张，对推动经济也有重要作用。除了早期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外，在工业化起飞的十九世纪末，又向西印度群岛、菲律宾、远东、中美洲等地扩张。正如斯大林在谈到美国工业化道路的特点时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内战以后也不得不费了整整三四十年的工夫，靠着外国的借款和长期信用以及对邻近国家和岛屿的掠夺，才把自己的工业建立起来。”（《斯大林全集》9卷，人民出版社1954版，158页）德国、日本两个重要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起飞的道路上也与美国有着类似充分利用外部有利因素的特点。二次世界大战后唯一值得资本主义“自豪”的最晚期工业化的典型是所谓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起飞模式，对外部的依赖性更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必赘述。

前苏联作为非资本主义的后起工业化典型，其外部制约虽然较为严酷，但在其工业化起飞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期和随后的大萧条。前苏联充分利用这一时期的外部有利因素，加快了发展。它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首先，采用租让制。1921年至1926年，前苏联同外国公司签订的租让合同114个。这种租让制一直持续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其次，利用国际信贷。1926年，前苏联第一次从德国得到了3亿马克政府担保贷款。此后，开始大量利用外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英、意、德、北欧等国为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纷纷向前苏联提供出口信贷。到1937年底苏联外债达14亿卢布。再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仅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就约占当年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1932年上升到一半左右。借助这种进口，苏联在短期内奠定了机器制造、冶金、动力、汽车制造等现代工业的基础。最后，引进外国技术人才，派遣人员出国学习。仅1929年至1930年间，就有1000名苏联技术人员去美国，并带回大量技术情报资料。苏联科研机构在此基础上大量仿制，逐步建立了本国工业机械的标准和系列。

历史证明，无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建立或强化资金、技术、市场这三大支撑点，是后起飞国家必然的、不可或缺的选择。非如此，工业化的速度和发育质量必然大受影响。新中国前三十年，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封锁政策，所以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战略选择空间，即基本上只能走内向型发展之路。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为一架飞机的话。那么前述国家的起飞是靠内外双发动机。而新中国是在只有一个发动机的情况下强行起飞的，其飞行速度和稳定性必然大受约束，这种约束也主要表现在资金、技术、市场三个方面。

在资金方面，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些经济学家就讨论过中国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问题。1944年，经济学家谷春帆在设计中国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估计中国在五年内最多能够筹集建设资金约94亿元（战前法币），折合美元31亿元。而他拟定的五年计划所需资金，不包括私人自行开办的企业，不包括水利以外的农业改良所需资金，为51亿美元，即每年平均需要自筹10亿美元。其中资金缺口近20亿美元，只能依靠利用外资。吴军超先生在1948年则提出：在最近的将来，如果要实行工业化建设，每年至少需要资金23亿美元。而根据他的测算，即使政府通过改良税制，发展生产和提高国民储蓄率，每年也只能拿出18亿美元。刘大中先生则指出，对于总产值仅为85亿美元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每年是拿不出23亿美元用于经济建设的，即使拿的出来，其中所需要的外汇（进口所需的设备）也无法解决。他们共同的观点是，中国工业化需要大量利用外资。但是建国后以美国为首的资金充裕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美国还冻结了大陆在美国的资金。尽管我们用三年时间就使国民经济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但战前的积累率非常低（据估计，战前中国每年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仅为5亿美元）。同时，由于解放战争后期官僚资本和豪门资本外逃和转移（其中运往台湾的金银外币就约值10亿美元，仅阎锡山个人转移到台湾的最后一笔资金就合黄金11万两），及现代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所以新中国资金积累的起点是很低的。在此背景下被迫做出的完全依靠内部积累的战略选择，使我国前三十年的建设资金捉襟见肘，窘境频频。例如，“一五”计划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是中国工业化起飞的辉煌一页。但其投资之大也是世所罕见的（约合黄金七亿两）。五年内基本建设投资427亿元，按1952年的汇率折合163亿美元。由于资金内部积累有限，实际上“一五”计划完成后，资金供应已成强弩之末。经济建设速度随后就出现大起大落。1960年固定资产投资为416亿元，到1962年猛跌至87亿元。这种起伏虽然主要是政策选择失误的结果，但也反映了仅靠内部积累的严重不足。实际上，新中国建设史上屡次高积累正是资金不足与工业化起飞的尖锐矛盾的反映。当然，前三十年我们并不是一点外部资金都没有利用。1952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长期优惠贷款3亿美元，用来支付苏联供应中国的设备器材。此后，从1951年至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笔贷款协议，用来支付苏联移交给中国的设施、物资等费用。上述贷款的总金额合计约13亿新卢布（合人民币约54亿元）。其中用于购买军事装备和支付苏联移交旅大军事基地等设施、物资的费用占76%；用于购买经济建设设备物资的费用仅占24%。从以上数据可看出，苏联援助资金中的大部分是用于国防开支，经济建设开支并不太大。加之五十年代末期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苏联逼债，中国又作出提前偿还的决策（到1964年，中国已经偿还了近14亿卢布贷款，剩下的1700万，中国又用1964年对苏贸易顺差的一部分提前还清。另外，还提前还清了1960年的贸易欠债；1965年又提前两年还清了1961年借的50万吨糖款）。这些外资的利用效益大打折扣。还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自身资金短缺，但建国初期就担负起了国际援助的义务。仅以对朝鲜的援助为例，在朝鲜战争中，我国共耗资60万亿人民币（币制改革前的旧币），约合24亿美元；1953年我国政府又决定：除将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中国援朝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赠给朝鲜政府，并从1954年至1957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币值同上）无偿赠给朝鲜政府，作为其恢复国民经济的费用。在此期间我国还对越南、蒙古、阿尔巴尼亚及周边落后国家给予大量援助，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底，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近21亿元人民币，（尚不包括抗美援朝支出）其中无偿援助占95%。这几乎与同一时期我国得到的外援相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渐被打破，同时西方国家经济正处于滞涨时期。毛主席抓住有利时机，亲自批准“四三”方案，利用西方提供的出口信贷，开展新中国建设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这也说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并不主张闭关自守）。计划进口总额达51亿美元，其中包括：13套大型化肥制造设备、4套大型化纤制造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0个化工原料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型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随后又在此基础上追加了一些项目。但这次大规模引进的项目大多数是在1979年后投产的，因此它主要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综观前三十年经济建设，新中国建设资金先天不足，后天又缺乏有力的外部资金支持，这不能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稳定性。

在技术方面，建国初期无论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极其落后。从硬件看，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只占10%。科技设施和科研设备非常落后和缺乏。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科研机构不过三四十个，除了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地域性调查工作和一些可以不依靠试验设备而勉强进行的科研工作以外，现代科技在旧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软件方面，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落后导致人才匮乏。建国初期全国仅有科技人员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仅600余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两项需增加技术人员40万人，但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仅为28万人（其中中专毕业生占2/3），相差近11万人。在建筑行业里，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10%。因此，当1953年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展后，建筑行业技术人员极为缺乏。上述之落后状态，清楚地表明了实现工业化起飞迫切需要引进大量技术和人才。但建国之初，西方国家就把中国列入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管制对象。1950年12月，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并不准美国人来中国。在西方的全面封锁下，我国在技术引进方面不得不全面依靠苏联。而苏联的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技术起步的定位从一开始就较低。而这种起点较低的技术援助在随后不长的时间里也不复存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短短的一个月中，苏联就撤走了在华的1390名专家，废止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议定书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止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了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的供应。304项成套设备项目中解除义务的占88项，受此影响的东欧国家也被撤消8项，终止单项设备供应合同88项。从后起工业化国家技术发展的特点来看，它们走的是拿来——仿制——创新之路。而中国的仿制阶段刚刚起步，就路断天涯。在此情况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与其说是那个时代的豪言壮语，不如说是被逼无奈的战略选择。但即使这样，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始终不放松可能的技术引进。从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技术引进的重点转向西方国家（此时，欧洲、日本等国对华关系有所缓和）。1962至1969年，我国先后从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84项，累计用汇金额14亿美元。可是这次引进由于受“巴黎统筹委员会”及日本佐藤内阁上台等因素的影响，引进的项目和技术含量受到很大的限制，有些合同失效。到1968年引进又被中断，大部分项目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要指出的是，七十年代之前，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对华政治态度并不友好。而良好的政治关系是建立密切的经济、技术关系的必要条件。因此虽然六十年代初中国将技术引进的重点转向西方国家，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氛围下，效果也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情况汇报时说：“我考虑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习。”但1964年5月日本首相吉田茂给台湾当局去信表示：日本政府不再使用输出入银行资金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此事史称“吉田书简”）。1964年佐藤内阁上台，推行敌视中国，公开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佐藤公然声称“吉田书简”有约束力，拒绝批准大日本纺织会社和日立造船株式会社等使用政府资金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仑设备和货轮，迫使两个合同相继失效。此后直到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日本未再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总之，从整体上看，前三十年我们是在封闭或半封闭条件下进行技术研发，基本失去了跳跃式发展的可能，这也必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严重影响。

落后国家要实现所谓“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出口创汇，用外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本国稀缺资源是必然的战略选择。但我国建国后由于西方的封锁和禁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作用并不突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法案，1951年10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巴特尔法案》。该法案规定：接受“美援”的国家不得将战略物资运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否则将被取消受援资格。在美国的压力下，到1953年3月，共有45个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我国与国际市场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经贸联系受到很大影响。1949年时中国对外贸易中香港占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禁运后的1952年内地与香港的转口贸易急转直下，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其中美国的对华封锁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例如，按禁运规定，大陆的鸡生的蛋或大陆的蛋孵的鸡都不准进入美国。虽然五十年代我国与苏东国家的贸易有很大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其雷同，双方贸易的互补性不如与西方国家的互补性大，所以比较效益较低。这种封锁和禁运使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到1957年只占总贸易额的18%左右。1957后，虽然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政策有所松动，但由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松动很小，到1965年这种比例才上升到52%。据统计，1953年到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每年只增长9%。而这个时期正是世界贸易大发展的时期。(4)

当西方国家靠对外开拓市场和掠夺殖民地而实现工业化，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靠吸引外资和比较贸易优势推进工业化时，我国由于西方的敌视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能做出资金靠内部积累，技术靠自己摸索，市场依靠国内的战略选择。这种被压缩了的战略选择空间，极大增加了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困难。要指出的是，这种选择是被迫的，是客观历史环境和条件使然，而不是什么僵化保守观念所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真正了解世界，并真正找到振兴民族之路的人（这是他们与林则徐、魏源、孙中山根本不同的地方）。他们创造了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伟大功绩，在艰难困苦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出色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伟大任务。现在经常强调领袖人物是人不是神，但对老一辈革命领袖进行历史评判时却在用神的标准作尺度胡乱指责，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高度敌对性的外部制约迫使我国将大量资源、资金用于应对敌对性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国际政治战略。从建国到七十年代初期，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战略包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主要手段之一。二次大战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世界上两场最大的局部战争都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并且其战略矛头都是针对中国的。这是任何后起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建设时都未曾遇到过的。仅抗美援朝一战就使饱受战乱、亟待复兴的新中国耗费物资560万吨，汽车一万余辆，战费开支65亿元，相当于“一五”时期总建设支出的九分之一。1964年，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越战升级，战火在我国南大门点燃。我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抗美援越期间（尚不包括抗法援越），中国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资金和生活物资。其中包括：165架飞机，810辆坦克和装甲车，3万门大炮，177万各种枪支和1660万发炮弹，10亿发子弹；汽车35035辆，船舶686艘，拖拉机4730台，机车127台，铁路客货车厢3290节，自行车86万辆，筑路机5373台；粮食540万吨，棉布26960万米，化肥61万吨，钢60万吨，煤191万吨，油料190万吨，纸9万吨；此外，还有大量棉花、棉纱、棉毯服装甚至牙膏等日用消费品。在成套设备援助方面，主要是帮助越南抢修恢复美机轰炸破坏的工厂和交通设施，建设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军工项目、电站`、油库、油罐，输油管等工程。在当时中国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些军火、物资、生活必需品都是我国军队建设、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急需的。到1978止，按当时的国际价格计算，中国援越总值达200亿美元。这些援助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绝大部分是无偿的。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周边的环境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使得中国实际上失去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在东面，美国在韩国驻有重兵，与日本订立“安全条约”；在西面和南面，中国与印度发生了边界争端和武装冲突，印度、美国对西藏叛乱分子暗中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训练组织所谓“康巴游击队”，长期在我国西藏境内骚扰。台湾当局也要利用内地的经济困难和紧张的国际关系，准备“反攻大陆”。同时自新中国诞生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新兴的民族国家威逼利诱，竭力阻挠他们与中国发展关系，妄图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为了打破这种不利的地缘政治局面和国际政治态势，长期以来，中国从国际战略高度和国家安全利益出发，除了上述对朝鲜、越南的大规模援助外，还对其他周边国家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给予了大量援助。这种援助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建国初期到1965年。1956年到1959年，根据中蒙两国协定，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合人民币1.5亿元），用于帮助蒙古建设成套项目；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两笔长期无息贷款，用于援建其成套项目，且全部采取“交钥匙”方式实施，即由中方设计，提供全部设备材料，并派出建筑施工队伍全面负责施工。到1964年共帮助蒙古建成了包括发电厂、毛纺厂、造纸厂、玻璃厂等在内的21个项目。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始于1954年。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中阿两国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由于苏联停止对阿的一切援助，撤走专家。这个接力棒只能由中国来接。1961到1965年阿方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中方给予阿方1.1亿卢布无息贷款,用于物资援助和援建24个成套项目。1962年到1964年，又以无息贷款和无偿援助的方式，提供了粮食、设备、建筑材料等物资，无偿援助了3个军事工业项目。对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始于1956年。这一年，中柬两国签订援助协定（这是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援助协定）。中国无偿援助柬方8亿柬元（合800万英镑）的物资。同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签订无偿援助协定。进入60年代以后（特别是1964年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受援国数量大增，援助力度加大。大力开展对非洲的援助，是此时期的一大特点。从1960年到1965年，先后援助了几内亚、马里、刚果、坦桑尼亚。中国对外援助的第二时期为“文革”时期。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对外援助急剧增加，其中额度最大的是援越，对朝鲜、阿尔巴尼亚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坦赞铁路）也占很大比例。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后，国际地位显着提高，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同时，也要求援助。从1971年到1978年，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从30个增加到66个。我国共帮助37个国家建成470个项目，超过前16年（1955—1970年）建成项目的总和；在此期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支出为前21年（1950—1970年）对外援助支出总和的159%。仅1973年的对外援助总支出就达58亿人民币，占财政支出的21%。当然，对外援助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但如果不是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的态势，我国对外援助的规模绝不会如此之大，援助的数量也绝不会如此之多。

总之，严重的外部威胁和不利的国际政治态势迫使我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贫乏、资金严重不足的落后国家，在经济复兴初期就把大量资源、资金消耗于非经济建设方面（仅援越一项就相当于“一五”的全部投资额）。这也是任何后起的工业化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它必然延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此还要指出，近些年来一些人对建国前三十年的大规模对外援助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左”的表现，甚至对抗美援朝也横加指责。这些人中一部分是由其政治立场决定必然持有这种看法，还有一部分人则是脱离了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来看问题。“二战”后爆发于我国周边的两场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完全是帝国主义强加的，其战略目的也是很清楚的，新生的共和国不可能坐视。我国对新兴独立国家提供的大量援助，是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阴谋，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树立国际形象所必需的，完全不是什么打肿脸充胖子。而且这种援助已经随历史长河的流淌而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九十年代初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在联合国搞反华提案，当时中国刚刚经过“柳丝”风波，国际形象受到很大损害。这时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顶着西方国家的巨大政治、经济压力，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在其后的数次较量中，第三世界国家也始终是中国的坚定支持者。如1992年以来，非洲国家支持中国的票数均超过10票。因为他们忘不了中国援建的纺织厂、学校、医院、铁路和具有忘我精神的中国医疗队。主管外交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谈到这一点时说：“吃水不忘掘井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的正确决断和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将永载史册，为真正有良知的后来者所景仰！

第三，新中国伊始就承受着帝国主义施加的巨大军事压力。这使新生的共和国无法从容地思考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无法从容地进行经济战略展开，干扰了经济结构的合理安排和经济布局的调整。建国初期，一些领导同志即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进行过理性探索。如刘少奇在一份手稿中专门谈了中国工业化问题。他认为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后，第一步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第二步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重工业；最后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并论述了应该采取这种工业化道路的理由。与此同时，南汉宸等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也认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资金短缺，工业化应从优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和轻工业起步，以便为投资大周期长的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当时如果有时间从容地进行类似的探索，我国以“一五”计划为开端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可能会更完善一些。遗憾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不得不面对残酷的国家安全现实。新中国的国防建设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抗美援朝在武器装备上依赖苏联，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极大的刺激）。在此背景下，以“一五”计划为标志的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如下特点：以高速度为发展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朝鲜战争爆发后，党内几乎一致地将迅速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的位置）；以外延型的发展为主；从备战和效益双重目标配置生产力布局；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上述特点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都与帝国主义制造的战争威胁有直接关系。因为如果没有强大的重工业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如果没有以进口替代为特点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就不能坚持长期的反侵略战争和反封锁。这种战略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也导致了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就进入紧运行状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也导致了双重的结果：一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紧张，导致计划取代市场（统购统销就是突出的标志）；二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紧张，导致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近些年我们在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评说时，仅认为这种体制是受苏联的影响，是对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误认。实际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建国初期战争压力促成的具有上述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强化、僵化了计划体制，乃至最后几乎完全排除市场因素。在此问题上是战略决定体制，不是体制决定战略。当然，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并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存在的弊端和造成的问题，也不是没有过调整发展战略的设想。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西方对华孤立政策被打破，签订了解决印支问题的《日内瓦协定》，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开始缓和。决策层开始考虑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在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期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专门论述了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他提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这些经济战略调整的思考无疑是有价值的，有针对性的。但当时的国际形势只是缓和，美国及其仆从势力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依然很大。这使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和现实安排不得不谨慎。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又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99版）1958年9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准备反侵略战争。仗打不起来，但要搞个保险系数，防备垄断资产阶级冒冒失失乱搞。”根据以上思考，“二五”计划投资安排中，农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一五”计划的7.6%提高到10%左右，轻工业投资比重也有所提高。但“二五”计划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要求争取在1962年国内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70%左右能够自给。这种安排正是当时主观愿望与现实压力矛盾的反映。六十年代初，三年调整期过后，经济战略调整又一次提到了议事日程。1963年初，由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8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研究编制长远国民经济和“三五”计划问题，提出了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意见，获得中央书记处的同意。这样，在制定“三五”计划之前，处在一线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已经达成了共识。根据这个精神，1964年4月底，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该计划提出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并将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和11%。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基本同意这一计划。但60年代是多事之秋：南面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开始派军队直接参战。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加大，甚至考虑采取军事行动（1998年9月29日，《洛杉矶时报》首次公布了一批美国国务院销密的外交文件，其中披露：1964年，美国总统曾考虑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军事袭击，以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在北面，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的驻军由20万人增加到100万人；战略导弹直指中国。西南面，中印边境反击战后，局势依然紧张。东南沿海地区，台湾当局一直准备反攻大陆，并进行长期骚扰。而当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布局面对战争威胁确实存在问题。1964年4月，总参作战部在一份报告中认为，在国民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问题很多，有些还相当严重。主要是：其一，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其二，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如何防空尚无有效措施。其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附近，易遭轰炸，缺乏应付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可能瘫痪。其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不少位于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市附近，一旦遭到破坏，洪水将冲击北京、天津，造成严重损失。报告建议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解决。强敌环伺促使主要决策人调整“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北部湾事件后，严峻的现实迫使第一代领导集体再次下决心改变原定的国民经济建设部署。战备成为“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而且一直影响到七十年代的“四五”计划。1965年9月国家计委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的汇报提纲》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具体安排上，投资顺序为重轻农。按部门分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业共628亿元，比例占74%；农业120亿元，由原来的20%下降为14%；轻工业38亿元，占4.4%。按地区分，三线建设总投资为360亿元，占42%（实际投资达2000亿元）。原来没有安排的大型项目如攀枝花、酒泉钢铁基地，成昆、湘黔铁路等，都为重点项目。而原定的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目标被留到“四五”计划考虑。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正式执行。新中国建设史第一次经济战略调整由于外部强大的压力而胎死腹中。

落后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而对本国国情的正确认定又是正确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国情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是一个常量。对它的认定并不十分困难。如果它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的话，那么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困难就小得多。但是一旦存在一个很难测度、多变的外生变量制约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在经济战略安排上，预期影响决策是普遍规律。建国初的二三十年当中，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长期在中国周边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实施十分现实的军事威胁。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影响乃至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预期，使中国不可能从纯经济的角度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从而拖住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延缓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确立其以物质生活丰裕为支撑的制度心理优势。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意义上确实达到了。他们迫使我国长期突出重化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仅用20年时间就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产业结构严重扭曲，资金积累缓慢。到八十年代才不得不进行所谓轻工业补课。同时由于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轻工业、农业严重滞后，人民生活改善缓慢（但并不是没有改善）。至八十年代国门洞开后，西方以物质丰裕为支撑的制度心理优势十分明显。改革开放初期就严重显现的信念丧失问题就与此有直接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当时决策者们上了圈套，经济战略安排严重失误。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战略威胁有双重目的：一是上文讲的改变预期；二是如果我们作逆预期安排，按农轻重排序，把工业建设重点放在沿海，那么现实的军事入侵是完全可能的（前述《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就很说明问题）。不要忘记，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的战略态势虽然是冷战，而在我国周边则始终是大规模、高强度的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决策者面对的不仅是贫穷落后的国情这一常量，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安全这一变量。对他们制定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作历史评价，不能脱离这两个因素，尤其不能脱离对第二个因素的考虑。这种战略从纯经济角度讲可能是有问题，而从更高的战略视点观察则是不得已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长期多变的外部威胁也是促成以阶级斗争为纲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认为，建国后前三十年之所以未能一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使然。但存在决定意识，所谓“左”的指导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毛泽东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与党内“左”、右倾路线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主要是与“左”倾路线的斗争中确立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一度被看成是右的代表。那么建国后为什么会有所谓“左”的指导思想？截至目前的探讨主要是集中在观念形态、制度安排等上层建筑层面上。可是我们既然认为“左”的指导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对阶级斗争尖锐化、广泛化的判断，那么就要首先考察当时国内外是否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存在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否尖锐则可讨论。但当时严酷的外部斗争则是无可置疑的。两股势力互相激荡相互配合，使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带有复杂性。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国际上出现反华大合唱。美蒋叫嚣反攻大陆，当时国内反动分子确实存在人还在（建国刚十余年）、心不死的问题，他们蠢蠢欲动。六十年代初甚至北京地区也开始出现了反动会道门的组织（九宫道），并且挖走了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对形势的不同看法和对策。这些不同看法本应是工作方法和观点之争，但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很难把握尺寸。如当时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向中央提出调整对外方针的意见，其核心是对美国缓和一点，对苏联缓和一点，对印度缓和一点，对外援助少一点。这本是对国际局势判断和处置方法问题。但在当时外部压力很大时，很容易被看成是党内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陈毅在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首先对所谓“三和一少”提出批评，其后毛泽东就在多种场合将其提到修正主义的高度。陈毅是主管外交的，当时对外部威胁和压力他感受最深，所以他不同意这个意见。由此可见西方敌对势力的外部威胁，是形成阶级斗争尖锐化判断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影响了毛泽东本人，而且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党内领导同志。邓小平讲“左”的错误不能完全由毛泽东同志一人负责是公道话。总之，西方敌对势力为新生的共和国设置的严酷斗争环境，是所谓“左”的指导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又导致我们没有一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滞后作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首先由经济落后国家所选择这一客观现实本身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命运多舛。中国可以说是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典型代表。综观各国现代经济发展史，没有一个国家是在这样落后的基础上，面对这样严酷的外部制约而实现经济起飞的，而中国做到了。这本身就证明了社会主义选择的正确。同时也要看到，建国前三十年强度很高的外部制约，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我国跨越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我们在考察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原因时，在分析生产力成长因素时，要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眼光。不能一言以蔽之——“左”。这不仅是历史评判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对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把握。如果说建国初期的三十年在我们的积极应对下，外部制约仍然迟滞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话，那么对当今和未来的外部制约视而不见，甚至将腐朽当神奇，将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灭顶之灾。因此有必要对现实和未来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正视现实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外部制约因素还存不存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改革开放后所面临的外部因素是否都是积极的？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首先，应当承认自八十年代以来，冷战缓和直至结束，西方国家新技术革命导致的生产力蹿升与市场的矛盾更加突出。他们迫切需要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缓解这一矛盾。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确有有利的一面，确实是一种机遇。但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当感谢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使我们能用不同的词表述同一件事。这里的“挑战”（challenge）实际就是“风险”（risk）。我们说“挑战”是为了表明我们对风险的积极态度。但如果用了“挑战”就对实际存在的风险视而不见，则是非常浅薄的。

事实上，自我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基本战略没有也不可能有实质性变化。相反，对外开放也给了他们机遇，使他们由过去单纯的外部施压转向内外结合，并以对内渗透乃至掌控为主。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选择空间陡然增大，且更具前瞻性。尼克松晚年的一段话是这种前瞻性的最好注脚：“如果我们在1972年不向中国打开大门，198九年的tian'an'men广场示威就不会发生。如果现在把这扇门关上，那将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当然，我们自己不会也不应当因为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图谋而主动关门，但警惕性不能丧失。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根本目的很明确，就是利用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将中国演变成附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使之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而其策略内容则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和调整。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979—198九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中共决策层制定并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期望，并且也确实提供了现实的机会。西方政界、学术界普遍认为以所谓“非毛化”为开端的解放思想和体制改革标志着中国开始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心态：“政治经济改革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造成了一种比较有希望的环境，为学术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还缩小了人权问题上的潜在分歧。此外，它还重新激起了美国人长期以来怀有的一种兴趣，即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按照美国的办法重新塑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样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是促进他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伙伴关系，而美国人则认为是鼓励中国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一种努力。”（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柯雄等译，第11-12页，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这段时期西方国家对华的主要策略是以诱促变，因此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蜜月期”。90年代采用的人权、最惠国待遇、入世（当时称复关）、台湾问题等制约手段，在这一时期或者不用，或者轻而用之。

人权外交系统化并在国际范围内广为运用，是起之于美国的卡特政府，里根执政后又使之进一步完善，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政策。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期望值甚高，因此不愿在此过于施压。在此期间，中美之间的所谓人权之争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美国政府给中国网球选手提供所谓“政治庇护”。这是两国关系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权问题。第二件事是美国针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指责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如减少向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拨款，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保证尊重家庭的不可拆散……,保证新闻、宗教信仰、集会游行等自由,保证正当的法律程序。”这实际已涉及了西方国家一再提及的人权问题的主要内容。第三件事是西藏问题。此期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两个修正案，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大规模侵犯人权，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对达赖作出的建设性对话的努力采取相应行动，要求美国政府更加同所有关心西藏人权的人密切合作。这是美国涉及中国人权的第一项立法。以上三件事对中国的压力并不大，正如邓小平所说：“网球运动员问题，是细枝末节问题。”实际上后两件事在当时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也是细枝末节问题。

在最惠国待遇上，198九年以前可谓一路绿灯。自1979年2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生效，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到198九年，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1979—198九年11年间，两国双边贸易累计达88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正式将中国由“P”组提到“V”组，享受“友好非盟国”待遇，与北约的一些国家，南斯拉夫、印度属于同一等级。经济贸易及技术领域的往来与合作的加强，又推动了美国“谨慎而稳步”地同中国发展“防御性军事合作关系”1985年和1986年，美国向中国出售了一套制造炮弹的设备和55套先进的飞机电子设备。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罗杰·沙利文不无感慨地指出：“即使70年代最为乐观的观察家，也未预料到美中经济关系会如此急剧地扩展。”（《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第23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在中国“复关”谈判上，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要价也不高，谈得比较顺利。

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中美建交后美国马上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但随后中美双方就发表了“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并逐步减少，直至此问题的最终解决。此后直到198九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基本上是波澜不惊。

总之，这段时期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是和缓的（甚至表面是友好的），经贸关系是合作的。这种关系有其积极的意义，它为中国顺利地实现改革开放的战略展开营造了一定的外部环境。但事情往往是两面。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百年欺辱，解放后又经历三十年尖锐对立的我们，普遍患上了“适应综合症”。似乎狼真变成了外婆，甚而怀疑自己过去认知有误，错把外婆当成了狼。因此，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不是经济利益（此时期利用外资以港、澳、台及侨资为主）。而是心理上取得了优势，进而为意识形态渗透打开了大门。其过程如下：

第一，利用中国对外开放提供的有利环境和机会，携数百年工业化之优势，通过各种手段（影视、书刊、邀请官员、学者访问考察等）充分展示西方国家物质生活丰裕的一面。而我们自己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又不加分析地、片面地、单纯地进行物质丰裕程度的比较，从而对国民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力。同时国内一些人趁此机会大肆宣扬我们过去是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一时间全民健忘，似乎我们以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比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落后甚多，今日才梦中惊醒，醒后又自惭形秽。从此，前三十年的奋斗成果成了一些人公开嘲笑的对象，前三十年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民族心理优势几乎荡然无存。西方国家对落后民族以物质丰裕为支持的心理优势又一次在中国确立（旧中国曾经有过这种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在缺乏历史知识和分析能力的一般民众中重新确立，而且在人文知识界和相当一部分强力部门的党政干部中也得到认同。笔者七十年代末在大学读书时，曾听过一位中央某宣传出版部门的负责人谈其访欧观感。其内容基本是介绍那里的生活水平如何高，扔在垃圾堆的电视机都比他家的好，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要指出的是，笔者之所以称这段时期是“全民健忘”。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是认识并承认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的，并把这种认识与承认当作加快发展的动力（曾记否15年超英赶美？）和教育民众尤其是新一代中国人的主要内容。本人出生在五十年代。名副其实地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至今记得小学的第一课老师说的话：同学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改变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岁月悠悠，几十年过去了，新中国几代建设者的拼搏，不就是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吗？这难道也成了夜郎自大？但在整个八十年代很少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即使提出也多半会遭人嘲笑。问题关键不在于承认差距（因为我们从来都承认差距），而在于打开国门直接感受差距时，如何解释、如何形成正确的全民共识，进而保持自己的民族心理优势。遗憾的是“适应综合症”使我们失去了免疫力，没有看到物质生活的简单比较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和产生的负面心理效应。从而在与西方国家的首次直接交锋中，心理制高点先行失去。这就为意识形态渗透打开了心灵之窗。

第二，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引入，首先是这种心理失落导致的必然政策结果。而心理失落又促成了对西方社会思潮的积极认同。“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源”这一机械、简单的逻辑，使我们对西方社会思潮毫无芥蒂。在以高校及宣传出版部门为主体的人文社科知识传播领域，对西方社会思潮只介不评或误评是普遍现象，其中有两种思潮影响最大。

一是西方文明优越论。这也是前述心理优势丧失的必然结果。宣扬者将物质生活优越等同于西方文明优越，而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认同自然导致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认同。在新中国历史上公开地、普遍地谈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这种谈论成为普遍现象，不仅在于政治上的放开，更在于确实有相当多的人认同。面对这种现象的主流解释是：目前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落后，所以人们会产生“社”不如“资”的看法。但这只是产生这种认识的基础条件，而不是原因，至少不是直接原因。前三十年持这种认识的人在人文知识界都不多见，遑论在群众之中，这是值得深思的。

第二种影响较大的思潮是人道主义。确切地讲是抽去阶级内涵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三中全会后，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依此为工作重心转移提供了基本前提，目的是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但矫枉过正。虽然党中央有关决议仍肯定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在实际理论宣传和政策规范上（这里指文艺政策和学术规范政策）将取消阶级斗争为纲等同于取消阶级斗争。这在客观上为西方人道主义的传播营造了适宜、宽松的政治氛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数十年艰苦卓绝地推翻反动统治的大革命，解放后对敌人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用西方抽象的人道主义尺度衡量都成了非人道的。改革开放后党内部分人中的“政治自虐情结”正是在此时发端，并一直延续至今。

受这两种思潮影响的主要是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大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整个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如饥似渴地汲取的精神“营养”不是被定为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从此，在大学思想领域阵地，红旗干不过白旗，东风压不到西风。第二个群体是思想、文化、宣传领域中的部分成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这些人大多在历次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受到过冲击，对接受西方人道主义有现实的感情基础，对西方法制化的民主政治有着感性的渴望。

在上述两个群体中，后者不但本身受西方的影响，更严重的是他们手中有权。这些权力对西化思想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八十年代末，《河SHANG》这样一部煽动民族自虐、消解民族自信心，鼓吹“全盘西化”的政论片，居然在中央级媒体的黄金时间大肆播放。显然批准播放的强力人物是认同这种全盘西化思想的。而认同又使这些人运用权力传播这种思想（全盘西化观点形成的思想基础就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等思潮的认同）。而这种思潮的最大受体恰是大学生和青年教师。这就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西化思想在传播者与受体之间相互激荡，振幅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以西化思想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由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转化——“柳丝”D乱和B乱。笔者从事政治理论教育，在此期间感触最深的是大学生和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最高决策层关于这次事件的原因（大气候、小气候的提法）及性质（阶级斗争）的分析和判断不屑一顾。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早没有了，这是人为的提法，是不想反腐败的遁词。那时他们唯一相信的声音是“美国之音”，大学和社会每天议论的都是“美国之音”又如何如何说了。建国以来执政党在重大问题出现的历史关头，首次丧失了舆论主导权和群众信任，最后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这种措施虽然是迫不得已，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形象，影响了执政党在一部分群众中的威信。这是用多少经济建设成就都难于弥补的，它应当成为永远的教训。这次事件标志着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取得了成效。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谈到“柳丝”D乱所说的“中国的学生和工人们为他们的事业业所选择的象征很像我们的自由女神像，这并不是偶然的。”（《透视新世界》言实出版社，2000年，）这段话可以说是中共主动在所有领域取消阶级斗争的最好注脚。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人道主义观念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观念的消解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性发展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文革”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具有阶级内涵的民族观和宗教观。但在此过程中，也逐渐抛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淡漠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对打着宗教旗号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过于宽容，对民族地区部分党员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做法采取默认的态度，长期不能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例如，达赖的政治本质早已暴露无遗，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198九年拉萨S乱之后的一段时期）没有明确指出达赖问题的实质。西藏一些党员干部家里长期供奉达赖像，胸前佩带达赖像章。后来的事实证明，对阶级斗争性质的事物作非阶级的分析，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处理严肃的政治斗争问题，必成恶果。西藏、新疆两个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从八十年代开始民族分裂问题日趋严重，终至酿成198九年的拉萨S乱和乌鲁木齐S乱。这两场S乱虽然平息，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已成一定气候，尾大不掉，终成后患。长期以来，以西方为首的境外势力支持民族地区的分裂势力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有形的不利因素很容易认识。但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观念的消解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影响却很少顾及。笔者在北大学习时，听一位民族问题专家讲他不赞成“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他的看法有代表性，普遍性，实际上虽然民族问题不全是阶级斗争问题，但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讲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总之，1979—198九年这段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的基本策略是攻心为上，以诱促变。这种策略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制度心理优势，打击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在青年、部分党内人士和知识界人士中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而初步确立了未来“和平演变”的行为主体和资格主体。

198九—1992年，西方国家对华策略进行了调整。苏东演变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在经过10年演变（西方国家始终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和“柳丝”D乱后已不堪一击。克林顿1991年12月12日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说充分表达了这一心态。他认为：“如果说在冷战期间，当中国还是一支对抗苏联实力的一个抗衡力量时，我国政府如此克制尚情有可原的话，可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退出了这场角逐，再打中国牌就毫无意义。”因此，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对华策略转为以压促变，以求速成。为此采取了各种措施手段。首先是经济制裁。其主要内容有：停止向中国出口用于国防、军事及治安防暴方面的设备；停止政府间的新贷款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对华贷款，世界银行和日本冻结了对华贷款计划总额约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决定推迟10亿美元的对华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关贸总协定也决定推迟考虑恢复我国的缔约国资格；停止向新的在华私人投资者提供保险或融资服务；停止贸易项目与活动；反对巴黎统筹委员会进一步放宽对华高技术转让和对华战略物资出口管制，冻结对华高技术转让的许可证；停止发放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许可证；不再继续实施核能条约，停止发放核燃料许可证。这些制裁，尤其是第2、4、5项直接影响了中国吸引外资，引进高技术，发展出口工业的对外开放部署与进程。其次，在“复关”谈判中大幅度提高要价，迫使中国不断作出让步。在最惠国待遇上，利用年度审议向中国提出各种条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再次，利用人权问题在国际上大做文章，制造“银河号”事件等，以此来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由于我国当时正处于治理整顿、调整经济时期，因而上述“硬战略”是雪上加霜。它加大了调整经济的难度，延缓和压缩了对外开放的时空度。

值得指出的是，这段时期由于出现了“柳丝”D乱和苏东演变，长期被置之脑后的“和平演变”威胁变成了直接的现实。执政党内反“和平演变”呼声日高，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有所加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渠道不畅，国内、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暂时收敛。因此西方的“软战略”不似前十年那样有成效。但由于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1992年后，这个问题发展得更为严重。

1992起为第三阶段。此时中国将改革目标明确定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给了西方世界新的希望。美国总统克林顿明确宣布：“我们的那项政策已不再有用处，现在是采取新的途径来实现我们的一贯目标的时候了。”（《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2期）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华实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方位战略。

第一，经济方面双管齐下。首先蚕食国内市场，使国内市场国际化，成为西方市场的组成部分。利用1992年后我国大幅度提升开放度的机会，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仅1992——1994年，对我国出口的设备就占全社会总投资中设备投资的64%，等于我们失去了2/3的机电设备市场，使国有机电设备市场占有率从80%左右猛跌至1994年的38%。国有机电行业从此一蹶不振。在这次大进口中，外资企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的进口在这几年占到了40%以上。实际上，外资企业从它在中国诞生起，一直是进口大于出口，目的就是占领市场。其次，削弱乃至消解中国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力。技术创新力是产业推进的先导、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和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因此西方国家从两个方面竭尽全力地削弱之。其一，利用1992年后的大进口，用其技术优势挤跨了相当一部分基础装备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我国一些支柱产业和基础工业对进口设备的依赖程度。截止1997年，石油化工设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的70%要靠进口；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大型工程机械、胶印设备等高技术机械设备市场的70%以上被进口产品占领。这些产品的自主开发生产能力削弱甚至消失。其二，使民族技术产业依赖外国核心技术。《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指出：“我国计算机硬件，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集成电路芯片，主要依靠进口。系统软件，支撑软件基本上是国外产品。目前构成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硬件，软件等产品几乎完全建立在外国的核心信息技术之上。”我国相当一批所谓高新技术企业使用的核心技术是国外的，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基本属于技术依赖型的“攒机”企业。这样的企业过多不但会使我国的自主创新力逐渐消解，而且也会最终失去市场。这些数据都是近二十年前的，但至今情况仍无改观，随着22条的实行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

西方国家以上两方面的经济战略有着密切联系。有技术才有市场；有市场，技术创新才有动力和资金支持。西方国家正是抓住我国对外开放的两大要穴——技术与市场。他们可以用品牌合资的方式取得市场，当市场扩展到理想规模时收回品牌使用权，使中方完全丧失市场。当市场份额受到威胁时，他们也可以用收取技术专利使用费的方式收复市场。二十年前发生在DVD行业的对外纠纷颇有象征意义：我国DVD整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市场都颇有竞争力，对日本等国产生强大冲击。但核心技术不是自己的，因此，日立、松下等六大DVD技术开发商联盟宣布要对DVD整机，解码器及光盘都征收高额专利使用费。目的就是用技术专利权封杀中国的低价战略，大幅削减中国的市场份额。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并不特别重要，但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没有技术的一方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人，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要目的。

第二，政治战略上从两方面进行冲击：其一，社会问题政治化。市场化改革加速之后，以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为核心的各种社会问题大量出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是多方面的，它本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造成的（实际是某些方面偏离基本制度的结果）。但西方国家借此机会将矛头直指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大肆推销（部分是借国内代言人之口）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制度和以私有化、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制度。正如透明国际主席艾根所讲：“私有化和自由化被过于不加批评地鼓吹成减少腐败的办法。”（《参考消息》2001年11月8日，第6版）这一时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制度的各种书刊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八十年代。而对这些思想和制度加以正确分析的书刊却少之又少，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权威话语体系的解释效力逐渐非权威化，很多人又开始向西方寻找答案。这种话语主导权的丧失，在危急情况下其恶果将充分显示出来。其二，主权问题人权化。90年代后，新疆、西藏的民族分裂势力采用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各种手段大搞分裂活动。西方却使用双重标准，将其视为争取人权而加以支持。对台湾，美国政府多次宣称要保卫台湾的民主制度，因为它最能保障人权。因而，在台湾问题上西方实质上也是打人权牌。可以预见，一旦我们采取断然措施，西方（不仅是美国）的干预也一定以扞卫人权为旗号。当年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在谈到美、澳、日、韩“四国安全磋商机制”是否针对台湾时明确指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不会容忍军事行动。如果中国明白这一点，我们之间就不会有冲突。布什总统非常珍视同澳大利亚的联盟，如果中国的挑战达到一个极限，澳大利亚有责任加入美国的军事行动。因为我们分享共同的原则和信仰，而我们认为这些原则和信仰是应该风行于全世界的。”（《环球时报》2001年8月7日，第1版）可以讲，自九十年代以来，来自外部的最大政治压力就是人权问题。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我们耗费了大量资源，这也正是西方牵制战的目的之一。

第三，在思想领域，利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机通过学术会议、合作办学，出版合作等渠道，全面推销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历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的天然阵地，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然接受以个人主义、私有制、自我调节的市场和有限政府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从我国的现实看，市场经济的唯一参照系也确实是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西方的市场经济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体制，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参照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轨时，始终没有成功地把市场经济的体制因素与其固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剥离。相反这种价值观还大肆泛滥（目前也未解决）。以至于曾留学于西方、在经济学界有很高威望的两位先生不得不大声疾呼。一位是陈岱孙先生。他说：“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后果。”（《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12期，第13页）一位是高鸿业先生。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的。如果不对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加以否定，那就会在我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状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译者序》，《经济学》18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当前，经济私有化、政治自由化的呼声，以及对实际经济、政治运行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这种恶果。

第四，在文化领域（指广义的社会文化），利用其信息传播优势和经济优势，借助文化交流等手段，全面灌输西方文化，尽力营造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文化氛围，造就亲西方的社会文化精英。由于这个阶层的生活水平已达到西方的标准，他们的“比照集团”是西方有产者阶层，而他们又是国内的“比照集团”。社会地位、收入比他们低的社会阶层有了双重“比照集团。”后者尽力模仿前者。比照集团的成功被归结为个人奋斗。他们的行为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成为时尚的唯一标准。于是，当我们最需要团结合作时，最需要集体主义时，看到的却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几乎成为唯一的道德标准。当还需要艰苦奋斗时，却看到媒体上满篇、，满屏幕的“时尚消费”。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官方推出的社会“比照集团”在社会尤其在青年中影响力显得过于苍白，他们事实上不具有“比照集团”的效果。对他们的社会评价是：值得钦佩，但不值得学。也许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项全国调查更能说明问题：“与强调后代和未来的幸福、快乐相比，有更多的城市青年表示他们人生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个人的幸福与满足，有超过半数的青年对‘人应当及时行乐’的说法给予肯定。”（《光明日报》1993年10月10日）哥伦比亚前总统内斯托·桑培尔再访华时不无感慨地说:“腐败可以通过追求消费渗透到新一代的思想中，削弱团结互助等价值观。我最近一次的访华中已经感受这一点。20年前我第一次访华时，我们的向导对我们讲理想、原则、诗词和比喻；这一次访华，我们的年轻向导讲的是汽车的价格，北京住房每平方米多少钱和工资收入的差距。”（《参考消息》2002年9月29日）这是进步还是悲哀？资产阶级政治家似乎比我们某些人看得更清楚。

诚然，我们需要介绍、引进西方的文化成果，甚至可以介绍一些有影响的消极文化现象。引进文化成果是为了正面推进民族文化建设，介绍一些消极文化现象是为了提高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消极文化的免疫力。而在后一方面，现在往往是为介绍而介绍，不加分析和评价。如《京华时报》2002年3月10日刊登英国政府毒品政策出现松动，允许个人在夜总会，歌舞厅食用摇头丸及所谓舞厅毒品。因为英国政府承认吸毒是青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吸毒已成为我国一种消极文化（尤其在青年中）的今天，这种不加引导的所谓客观报道会有什么样的暗示作用？再如，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出现的以服装发式怪异为特点的“新人类”现象传入中国后，媒体不加引导，反而推波助澜。我们现在讲的文化宽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对西方消极文化的宽容，对包藏祸心的宽容。而这正中西方的下怀。

总之，1992年以后，西方国家抓住中国对外开放度大幅提升的机会，采取了全方位的对华制约战略，并取得了成效。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期我们在经济上取得成效的同时，各种问题丛生的重要原因。

三、瞻望未来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部署明确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一百年。据此安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程已经过半。在此历程中，外部制约已如前述。未来的外部制约将会如何？我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制约将会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依赖程度。事实上目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但现在过度谈论有“左”之嫌。因此不妨听一听洋人的看法。日本《读卖新闻》2002年2月6日的一篇文章就曾说：“支撑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是中国积极的开放政策，不过也有人对中国急剧增大的外资依赖程度表示担忧。据中国方面统计，中国出口额在2000年为25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50%。外资的积极引进导致了如下一种经济现象：虽然提供了场地，但是大显身手的却是外国人。与其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不如说外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把中国当成了工厂更加符合实际。另外，在2000年的中国税收当中，来自外资的税收占近20%。税制因国家而异，一般情况下无法加以比较，不过也可以说，税收的1/5依靠外资这种结构非常脆弱。长期高速发展的日本通过限制外资和推进农业政策，创建了很多世界性的企业。中国也在逐步扶植有影响的企业，不过，其发展的速度没有开放的速度快。目前依赖外资的中国，与被称作发展中心的七八十年代的东南亚国家非常相似。外资是能够直接确保出口的手段，从税收和就业方面来论，外资也是不可或缺的。只要中国不发生重大改变，中国的‘外资依赖症’大概不会发生变化。”后来的事实证明外资依赖症确实未发生变化。实际上，当年自由化人士方LI之就给美国主子出过这样的主意：利用中国对外开放的机会，使中国的经济依赖于西方，这样中国政府就会听命于西方。当然，决策层也曾有一些应对。开发西部，启动内需就有针对这方面的意义。但在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我国市场进一步全面开放，外国商品又普遍比国产商品更俱竞争力。启动内需的最终结果只是国内购买力转向外国商品，启动内需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

第二，消解中国技术创新能力，遏制中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轨。现在有人主张中国要勇于给别人打工，不要以此为耻。这只说对了一半，对中国来讲应该是勇于打工，又不甘于打工。甘作制造业大国意味着只会用别人的技术，按别人的图纸加工。长此以往，不但高新技术产业会丧失创新能力，我国制造业原有的技术能力也会衰退。这种后果已经开始出现。我们不能一方面承认当今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创新能力的竞争，一方面又甘于作西方的加工厂。如果这样，中国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富国，但永远不会成为强国。而这正是西方所需要的。中国要做制造业大国，更要做制造业强国，人才之争是关键。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早已打响了具有前瞻性的前哨战。仅至2002年，45家大的跨国公司仅在北京就设立了48个研发中心，一年多时间就投资10亿多元的研发资金，相当于北京一年财政投入科技开发的总和。它们用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前瞻性的科研课题吸引我们最好的人才。如某跨国公司在北京建立研发中心时，其总部确定的目标就是，第一阶段用2—3年的时间招收40位中国优秀人才；第二阶段扩大到80人。，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就招到40多人，并且手里握有2000份符合其条件的优秀人才简历。目前许多跨国公司都对中国高校的优秀人才进行跟踪调查并建立档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如果中国未来的科技领军人物大部落入他人囊中，在未来的竞争中将何以立足？如果对上述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正确的决断，那么我们的什么通才教育、素质教育，岂不是也在为他人作嫁衣裳？

第三，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很可能以扞卫民主和人权为幌子，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进而支持台湾D立。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台湾不D不统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不全对。不D不统只符合美国的中短期利益。而台湾D立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的世界战略是一极D大，称霸世界。作为横跨两大洋的大国，太平洋地区是其重点。如果美国长期坚持“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国在台湾既不能驻军，又不能建立军事基地，台湾作为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台湾作为一个孤悬海外、资源不足、又紧靠大陆的小岛，一旦D立是无法抵抗强大的军事、经济压力的。其结果必然是投向美国，甚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也就是说台湾不可能有真正的D立，而这正中美国的下怀。一旦台湾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则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长江三角洲、闽、浙、粤的沿海地区尽在其强大压力之下。几十年建设的坛坛罐罐大都摆在那，一旦不测，很难承受。可以说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最佳战略基地。因此从长远看美国必然支持台D，甚至不惜与我一战。2002年3月9日《洛杉矶时报》报道了美国国防部提交给国会的秘密报告。该报告开列出7个潜在的核打击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同时制定三种情况下动用核武器的应急计划，其中第三种情况是：应对出人意料的军事态势的发展。其中谈到中国时，明确指为台湾问题。由此可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中国人民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那么面对这样的前景，必须有和平与非和平两手准备，也必然要为两种准备耗费大量资源（和平手段也要耗费资源，近20年来，大陆对台贸易长期保持大量逆差，就是付出的代价）。这必然对跨越初级阶段带来长期的严重的影响。

第四，敌对势力力争使西方意识形态本土化。整个80年代，进入中国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基本上是“原装货”。这些思想的传播者、鼓吹者的数量、能量、影响力有限，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90年代随着人文社科领域的留学人员大量归国及国内“新生代”的崛起，这些人在国内人文社科界的影响力日增，而且逐渐使西方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本土化，开始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这种趋势还在发展。同时西方国家也正在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渠道加速这个进程。如2002年1月2日的《北京晚报》曾披露，美国哈佛大学授权其儒学研究会与现代SNP创作中心联合举办“哈佛小说写作笔会”，资助所谓有发展前景的中国作家的文学写作活动。西方国家正在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开展类似的工作。

这里所谓的西方意识形态本土化，一是指西方意识形态叙述方式的本土化。而这种本土化又以话语中性化为特点。现在一些关键性话语表面是中性的，但实际是颠覆性的。二是指西方意识形态的主体化、人格化，即形成一个叙述主体。在敌对势力的财力支持下这个主体逐渐掌握叙述主导权，形成事实上的话语霸权。

应当指出一旦西方意识形态本土化全面形成，就意味着国家话语主导权的丧失，而一旦话语主导权丧失，就离政权丧失不远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就是鲜明的例证。西方称之为“天鹅绒式”的革命仅是现象形态的描述。我国一位学者将其称为“话语革命”更为贴切。“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时代变了，读书人同样可以乱天下。过去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苏东的秀才造反不是一蹴而就吗？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在我国这样一个对现代文化形态演变的作用了解不多的国度中，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而西方人却深谙其味，君不见上世纪70年代一位西方人士从东欧国家人们之间不再互称同志，就预言过东欧社会主义的命运吗？

以上几种因素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将面临更复杂、更严峻的外部制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成本将会提高，风险将加大。

四、几点思考

第一、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历史看，建国后前三十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主要采取“遏制”战略。即从外部围剿、干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并且确实产生了效果。自改革开放后，西方敌对势力在外部“遏制”的基础上，对我国实行了“超越遏制”战略（它正式提出是198九年布什当选总统后，但事实上自中国打开国门后西方就开始对我国实施这一战略）。即把“和平演变”提到首要地位，强调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这种战略将对我国对外开放背景下的现代化建设产生长期的影响。尤其要注意的是，这种战略与遏制战略不同，后者主要起阻碍延缓现代化建设的作用。而“超越遏制”战略则是颠覆性的，苏东国家中箭落马就是明证！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不仅仅是由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和国际现代化标准的提高，长期的、严峻的外部制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有长期反制约的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承不承认有外部制约。反“西化”、“分化”少见公开反对者，但具体讲“西化”、“分化”有哪些表现和手段？未来趋势如何？如何应对？却很少见诸研究。研究了也很难公开刊载。因为这是“左”的象征。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与“左”沾边，无非是一个如何看待对外开放的问题，由此引出第二点思考。

第二、关于对外开放，决策层一开始就强调要趋利避害。事实上就是承认对外开放有不利或有害的方面。现在一谈“害”的方面，就认为是“左”，显然既不符合最初的的判断，更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外开放是不可动摇的国策。而趋利避害应是这一国策的核心思想。避害才能趋利，它是趋利的条件和必要手段。而趋利又可增强避害的能力，这也是趋利的重要目的之一。害与利在现实中往往统一于同一形态中。对外开放中引进的各种物质形态、技术形态、观念形态的东西很难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有害、有利两类。它们往往共存于同一形态中，其区别不过是利害的程度和表现形式的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害”归结为几只看得见的苍蝇（邓小平认为害是苍蝇），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避害就太容易了。而目前避害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政策采取的颇为积极的态度，及双方经济互动关系。由此引出第三点思考。

第三、西方国家积极支持中国的开放政策，决不是希望中国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使中国最终在经济上成为它们的附庸（邓小平就指出过这一点），在政治制度上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它们所说的民主国家）。对此西方政要多有表述。如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得说：“美国是在设法鼓励中国同世界其它国家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以便使它所能作出的让步是它所奉行的制度和政权本质的改变。”（《参考消息》2001年9月9日第1版）美国前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就中美关系的讲话中说：“美国必须不断地提醒中国人民，美国的目标是帮助中国和平地实现民主化。”（《参考消息》2001年8月25日第1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3年签署延长对华最惠国地位的命令后，发布相关声明说：“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和经济改革进程将伴随着更大的政治自由抱有希望”“我的政府决心支持和平的民主改革和转向市场的改革。我想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些原则在中国普遍实行的。因为过去几年中随着世界上其它共产党政权让位给民主和市场的力量，我们已经目睹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2期）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寄希望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来实现其一贯目标。我们虽然不必完全恪守“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信条，决不能因为西方国家对开放政策大唱赞歌，就放弃开放政策。但在开放中，对西方的演变战略与国内的自由化势力相配合使中国改革偏离正确轨道的危险性要有清醒的认识。由于开放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因此和平演变是今后西方对华长期的主要制约战略。那么谁是实行这种演变的社会主体？

第四、演变主体有两部分人。一是数量不大而能量大的“精英层”。这些人由于家庭、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原因，主动积极地接受和推销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意识形态。另一部分是完全解除正确思想武装的“受众群体”。这部分人基本认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意识形态。一旦政治环境允许公开打“西化”的旗号，首先跟着跑的就是这些人。人们可以从东欧社会主义失败后，大群手持蜡烛庆祝的中青年欢呼者的身上，看到他们的影子。以上两部分人的数量还会增长，对未来中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的左右能力会增强。关于这一点着名反共政治家尼克松看得最清楚。他在1992年苏东剧变时出了一本名为《透视新世界》的书。书中谈到中国时，不同意孤立、封锁中国。他明确主张“换一种方式——和平演变”。在谈到和平演变的主体时，他认为：“这种变革将由1949年革命以后出生的，占中国人口2/3的人来实现。他们记忆中没有军阀、外国剥削、战时沦陷或内战。相反，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不但有西方的而且还有他们的台湾和香港邻居的成就。”（尼克松.《透视新世界》，言实出版社第16页）这些人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框架中认识自己，把自身的发展看作背弃传统的过程。他们所认同的未来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国家的现实。这正像着名东方学者萨义德所讲：“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萨义德.《东方学》第418页）

结束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实行进口替代、出口替代还是其他发展战略，都有某种形式的对外开放。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之所以成效显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对外开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仅是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共识，也是西方资产阶级有洞察力的政治家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千方百计遏制甚至颠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不能成为他们有力的竞争对手，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样板，最终实现西方主导的经济、政治全球化。因此，未来西方国家制约我国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并使之长期化。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存在强度很高的外部制约。这必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应当向人民尤其是青年讲清楚。不能让我们的青年成为尼克松之流所希望的“记忆中没有军阀、外国剥削、战时沦陷”的一代，成为只知对外开放好，不知西方国家确有“西化”、“分化”图谋，甚至接受“西化”的一代。否则，我国就真有可能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重要说明：本文的经济数据均引自武力同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当代世界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

2、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九卷)[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年

3、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

4、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5、尼克松.《透视新世界》[M].北京:言实出版社，2000年

6、武桂馥《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7、董云虎、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新华出版社，1998年

8、张骥《跨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对外战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石冀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