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冀平：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全方位对华制约战略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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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外部制约因素还存不存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改革开放后所面临的外部因素是否都是积极的？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首先，应当承认自八十年代以来，冷战缓和直至结束，西方国家新技术革命导致的生产力蹿升与市场的矛盾更加突出。他们迫切需要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缓解这一矛盾。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确有有利的一面，确实是一种机遇。但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当感谢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使我们能用不同的词表述同一件事。这里的“挑战”（challenge）实际就是“风险”（risk）。我们说“挑战”是为了表明我们对风险的积极态度。但如果用了“挑战”就对实际存在的风险视而不见，则是非常浅薄的。

事实上，自我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基本战略没有也不可能有实质性变化。相反，对外开放也给了他们机遇，使他们由过去单纯的外部施压转向内外结合，并以对内渗透乃至掌控为主。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选择空间陡然增大，且更具前瞻性。尼克松晚年的一段话是这种前瞻性的最好注脚：“如果我们在1972年不向中国打开大门，198九年的……就不会发生。如果现在把这扇门关上，那将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当然，我们自己不会也不应当因为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图谋而主动关门，但警惕性不能丧失。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根本目的很明确，就是利用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将中国演变成附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使之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而其策略内容则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和调整。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979—198九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中共决策层制定并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期望，并且也确实提供了现实的机会。西方政界、学术界普遍认为以所谓“非毛化”为开端的解放思想和体制改革标志着中国开始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心态：“政治经济改革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造成了一种比较有希望的环境，为学术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还缩小了人权问题上的潜在分歧。此外，它还重新激起了美国人长期以来怀有的一种兴趣，即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按照美国的办法重新塑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样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是促进他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伙伴关系，而美国人则认为是鼓励中国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一种努力。”（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柯雄等译，第11-12页，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这段时期西方国家对华的主要策略是以诱促变，因此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蜜月期”。90年代采用的人权、最惠国待遇、入世（当时称复关）、台湾问题等制约手段，在这一时期或者不用，或者轻而用之。

人权外交系统化并在国际范围内广为运用，是起之于美国的卡特政府，里根执政后又使之进一步完善，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政策。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期望值甚高，因此不愿在此过于施压。在此期间，中美之间的所谓人权之争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美国政府给中国网球选手提供所谓“政治庇护”。这是两国关系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权问题。第二件事是美国针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指责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如减少向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拨款，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保证尊重家庭的不可拆散……,保证新闻、宗教信仰、集会游行等自由,保证正当的法律程序。”这实际已涉及了西方国家一再提及的人权问题的主要内容。第三件事是西藏问题。此期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两个修正案，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大规模侵犯人权，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对达赖作出的建设性对话的努力采取相应行动，要求美国政府更加同所有关心西藏人权的人密切合作。这是美国涉及中国人权的第一项立法。以上三件事对中国的压力并不大，正如邓小平所说：“网球运动员问题，是细枝末节问题。”实际上后两件事在当时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也是细枝末节问题。

在最惠国待遇上，198九年以前可谓一路绿灯。自1979年2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生效，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到198九年，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1979—198九年11年间，两国双边贸易累计达88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正式将中国由“P”组提到“V”组，享受“友好非盟国”待遇，与北约的一些国家，南斯拉夫、印度属于同一等级。经济贸易及技术领域的往来与合作的加强，又推动了美国“谨慎而稳步”地同中国发展“防御性军事合作关系”1985年和1986年，美国向中国出售了一套制造炮弹的设备和55套先进的飞机电子设备。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罗杰·沙利文不无感慨地指出：“即使70年代最为乐观的观察家，也未预料到美中经济关系会如此急剧地扩展。”（《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第23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在中国“复关”谈判上，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要价也不高，谈得比较顺利。

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中美建交后美国马上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但随后中美双方就发表了“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并逐步减少，直至此问题的最终解决。此后直到198九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基本上是波澜不惊。

总之，这段时期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是和缓的（甚至表面是友好的），经贸关系是合作的。这种关系有其积极的意义，它为中国顺利地实现改革开放的战略展开营造了一定的外部环境。但事情往往是两面。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百年欺辱，解放后又经历三十年尖锐对立的我们，普遍患上了“适应综合症”。似乎狼真变成了外婆，甚而怀疑自己过去认知有误，错把外婆当成了狼。因此，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不是经济利益（此时期利用外资以港、澳、台及侨资为主）。而是心理上取得了优势，进而为意识形态渗透打开了大门。其过程如下：

第一，利用中国对外开放提供的有利环境和机会，携数百年工业化之优势，通过各种手段（影视、书刊、邀请官员、学者访问考察等）充分展示西方国家物质生活丰裕的一面。而我们自己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又不加分析地、片面地、单纯地进行物质丰裕程度的比较，从而对国民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力。同时国内一些人趁此机会大肆宣扬我们过去是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一时间全民健忘，似乎我们以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比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落后甚多，今日才梦中惊醒，醒后又自惭形秽。从此，前三十年的奋斗成果成了一些人公开嘲笑的对象，前三十年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民族心理优势几乎荡然无存。西方国家对落后民族以物质丰裕为支持的心理优势又一次在中国确立（旧中国曾经有过这种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在缺乏历史知识和分析能力的一般民众中重新确立，而且在人文知识界和相当一部分强力部门的党政干部中也得到认同。笔者七十年代末在大学读书时，曾听过一位中央某宣传出版部门的负责人谈其访欧观感。其内容基本是介绍那里的生活水平如何高，扔在垃圾堆的电视机都比他家的好，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要指出的是，笔者之所以称这段时期是“全民健忘”。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是认识并承认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的，并把这种认识与承认当作加快发展的动力（曾记否15年超英赶美？）和教育民众尤其是新一代中国人的主要内容。本人出生在五十年代。名副其实地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至今记得小学的第一课老师说的话：同学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改变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岁月悠悠，几十年过去了，新中国几代建设者的拼搏，不就是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吗？这难道也成了夜郎自大？但在整个八十年代很少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即使提出也多半会遭人嘲笑。问题关键不在于承认差距（因为我们从来都承认差距），而在于打开国门直接感受差距时，如何解释、如何形成正确的全民共识，进而保持自己的民族心理优势。遗憾的是“适应综合症”使我们失去了免疫力，没有看到物质生活的简单比较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和产生的负面心理效应。从而在与西方国家的首次直接交锋中，心理制高点先行失去。这就为意识形态渗透打开了心灵之窗。

第二，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引入，首先是这种心理失落导致的必然政策结果。而心理失落又促成了对西方社会思潮的积极认同。“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源”这一机械、简单的逻辑，使我们对西方社会思潮毫无芥蒂。在以高校及宣传出版部门为主体的人文社科知识传播领域，对西方社会思潮只介不评或误评是普遍现象，其中有两种思潮影响最大。

一是西方文明优越论。这也是前述心理优势丧失的必然结果。宣扬者将物质生活优越等同于西方文明优越，而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认同自然导致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认同。在新中国历史上公开地、普遍地谈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这种谈论成为普遍现象，不仅在于政治上的放开，更在于确实有相当多的人认同。面对这种现象的主流解释是：目前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落后，所以人们会产生“社”不如“资”的看法。但这只是产生这种认识的基础条件，而不是原因，至少不是直接原因。前三十年持这种认识的人在人文知识界都不多见，遑论在群众之中，这是值得深思的。

第二种影响较大的思潮是人道主义。确切地讲是抽去阶级内涵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三中全会后，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依此为工作重心转移提供了基本前提，目的是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但矫枉过正。虽然党中央有关决议仍肯定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在实际理论宣传和政策规范上（这里指文艺政策和学术规范政策）将取消阶级斗争为纲等同于取消阶级斗争。这在客观上为西方人道主义的传播营造了适宜、宽松的政治氛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数十年艰苦卓绝地推翻反动统治的大革命，解放后对敌人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用西方抽象的人道主义尺度衡量都成了非人道的。改革开放后党内部分人中的“政治自虐情结”正是在此时发端，并一直延续至今。

受这两种思潮影响的主要是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大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整个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如饥似渴地汲取的精神“营养”不是被定为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从此，在大学思想领域阵地，红旗干不过白旗，东风压不到西风。第二个群体是思想、文化、宣传领域中的部分成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这些人大多在历次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受到过冲击，对接受西方人道主义有现实的感情基础，对西方法制化的民主政治有着感性的渴望。

在上述两个群体中，后者不但本身受西方的影响，更严重的是他们手中有权。这些权力对西化思想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八十年代末，《河SHANG》这样一部煽动民族自虐、消解民族自信心，鼓吹“全盘西化”的政论片，居然在中央级媒体的黄金时间大肆播放。显然批准播放的强力人物是认同这种全盘西化思想的。而认同又使这些人运用权力传播这种思想（全盘西化观点形成的思想基础就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等思潮的认同）。而这种思潮的最大受体恰是大学生和青年教师。这就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西化思想在传播者与受体之间相互激荡，振幅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以西化思想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由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转化。笔者从事政治理论教育，在此期间感触最深的是大学生和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最高决策层关于这次事件的原因（大气候、小气候的提法）及性质（阶级斗争）的分析和判断不屑一顾。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早没有了，这是人为的提法，是不想反腐败的遁词。那时他们唯一相信的声音是“美国之音”，大学和社会每天议论的都是“美国之音”又如何如何说了。建国以来执政党在重大问题出现的历史关头，首次丧失了舆论主导权和群众信任，最后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这种措施虽然是迫不得已，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形象，影响了执政党在一部分群众中的威信。这是用多少经济建设成就都难于弥补的，它应当成为永远的教训。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人道主义观念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观念的消解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性发展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文革”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具有阶级内涵的民族观和宗教观。但在此过程中，也逐渐抛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淡漠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对打着宗教旗号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过于宽容，对民族地区部分党员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做法采取默认的态度，长期不能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

总之，1979—198九年这段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的基本策略是攻心为上，以诱促变。这种策略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制度心理优势，打击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在青年、部分党内人士和知识界人士中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而初步确立了未来“和平演变”的行为主体和资格主体。

198九—1992年，西方国家对华策略进行了调整。苏东演变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在经过10年演变（西方国家始终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已不堪一击。克林顿1991年12月12日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说充分表达了这一心态。他认为：“如果说在冷战期间，当中国还是一支对抗苏联实力的一个抗衡力量时，我国政府如此克制尚情有可原的话，可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退出了这场角逐，再打中国牌就毫无意义。”因此，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对华策略转为以压促变，以求速成。为此采取了各种措施手段。首先是经济制裁。其主要内容有：停止向中国出口用于国防、军事及治安防暴方面的设备；停止政府间的新贷款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对华贷款，世界银行和日本冻结了对华贷款计划总额约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决定推迟10亿美元的对华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关贸总协定也决定推迟考虑恢复我国的缔约国资格；停止向新的在华私人投资者提供保险或融资服务；停止贸易项目与活动；反对巴黎统筹委员会进一步放宽对华高技术转让和对华战略物资出口管制，冻结对华高技术转让的许可证；停止发放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许可证；不再继续实施核能条约，停止发放核燃料许可证。这些制裁，尤其是第2、4、5项直接影响了中国吸引外资，引进高技术，发展出口工业的对外开放部署与进程。其次，在“复关”谈判中大幅度提高要价，迫使中国不断作出让步。在最惠国待遇上，利用年度审议向中国提出各种条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再次，利用人权问题在国际上大做文章，制造“银河号”事件等，以此来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由于我国当时正处于治理整顿、调整经济时期，因而上述“硬战略”是雪上加霜。它加大了调整经济的难度，延缓和压缩了对外开放的时空度。

值得指出的是，这段时期由于出现了苏东演变，长期被置之脑后的“和平演变”威胁变成了直接的现实。执政党内反“和平演变”呼声日高，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有所加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渠道不畅，国内、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暂时收敛。因此西方的“软战略”不似前十年那样有成效。但由于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1992年后，这个问题发展得更为严重。

1992起为第三阶段。此时中国将改革目标明确定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给了西方世界新的希望。美国总统克林顿明确宣布：“我们的那项政策已不再有用处，现在是采取新的途径来实现我们的一贯目标的时候了。”（《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2期）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华实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方位战略。

第一，经济方面双管齐下。首先蚕食国内市场，使国内市场国际化，成为西方市场的组成部分。利用1992年后我国大幅度提升开放度的机会，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仅1992——1994年，对我国出口的设备就占全社会总投资中设备投资的64%，等于我们失去了2/3的机电设备市场，使国有机电设备市场占有率从80%左右猛跌至1994年的38%。国有机电行业从此一蹶不振。在这次大进口中，外资企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的进口在这几年占到了40%以上。实际上，外资企业从它在中国诞生起，一直是进口大于出口，目的就是占领市场。其次，削弱乃至消解中国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力。技术创新力是产业推进的先导、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和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因此西方国家从两个方面竭尽全力地削弱之。其一，利用1992年后的大进口，用其技术优势挤跨了相当一部分基础装备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我国一些支柱产业和基础工业对进口设备的依赖程度。截止1997年，石油化工设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的70%要靠进口；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大型工程机械、胶印设备等高技术机械设备市场的70%以上被进口产品占领。这些产品的自主开发生产能力削弱甚至消失。其二，使民族技术产业依赖外国核心技术。《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指出：“我国计算机硬件，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集成电路芯片，主要依靠进口。系统软件，支撑软件基本上是国外产品。目前构成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硬件，软件等产品几乎完全建立在外国的核心信息技术之上。”我国相当一批所谓高新技术企业使用的核心技术是国外的，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基本属于技术依赖型的“攒机”企业。这样的企业过多不但会使我国的自主创新力逐渐消解，而且也会最终失去市场。这些数据都是近二十年前的，但至今情况仍无改观，随着22条的实行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

西方国家以上两方面的经济战略有着密切联系。有技术才有市场；有市场，技术创新才有动力和资金支持。西方国家正是抓住我国对外开放的两大要穴——技术与市场。他们可以用品牌合资的方式取得市场，当市场扩展到理想规模时收回品牌使用权，使中方完全丧失市场。当市场份额受到威胁时，他们也可以用收取技术专利使用费的方式收复市场。二十年前发生在DVD行业的对外纠纷颇有象征意义：我国DVD整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市场都颇有竞争力，对日本等国产生强大冲击。但核心技术不是自己的，因此，日立、松下等六大DVD技术开发商联盟宣布要对DVD整机，解码器及光盘都征收高额专利使用费。目的就是用技术专利权封杀中国的低价战略，大幅削减中国的市场份额。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并不特别重要，但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没有技术的一方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人，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要目的。

第二，政治战略上从两方面进行冲击：其一，社会问题政治化。市场化改革加速之后，以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为核心的各种社会问题大量出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是多方面的，它本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造成的（实际是某些方面偏离基本制度的结果）。但西方国家借此机会将矛头直指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大肆推销（部分是借国内代言人之口）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制度和以私有化、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制度。正如透明国际主席艾根所讲：“私有化和自由化被过于不加批评地鼓吹成减少腐败的办法。”（《参考消息》2001年11月8日，第6版）这一时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制度的各种书刊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八十年代。而对这些思想和制度加以正确分析的书刊却少之又少，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权威话语体系的解释效力逐渐非权威化，很多人又开始向西方寻找答案。这种话语主导权的丧失，在危急情况下其恶果将充分显示出来。其二，主权问题人权化。90年代后，新疆、西藏的民族分裂势力采用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各种手段大搞分裂活动。西方却使用双重标准，将其视为争取人权而加以支持。对台湾，美国政府多次宣称要保卫台湾的民主制度，因为它最能保障人权。因而，在台湾问题上西方实质上也是打人权牌。可以预见，一旦我们采取断然措施，西方（不仅是美国）的干预也一定以扞卫人权为旗号。当年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在谈到美、澳、日、韩“四国安全磋商机制”是否针对台湾时明确指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不会容忍军事行动。如果中国明白这一点，我们之间就不会有冲突。布什总统非常珍视同澳大利亚的联盟，如果中国的挑战达到一个极限，澳大利亚有责任加入美国的军事行动。因为我们分享共同的原则和信仰，而我们认为这些原则和信仰是应该风行于全世界的。”（《环球时报》2001年8月7日，第1版）可以讲，自九十年代以来，来自外部的最大政治压力就是人权问题。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我们耗费了大量资源，这也正是西方牵制战的目的之一。

第三，在思想领域，利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机通过学术会议、合作办学，出版合作等渠道，全面推销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历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的天然阵地，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然接受以个人主义、私有制、自我调节的市场和有限政府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从我国的现实看，市场经济的唯一参照系也确实是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西方的市场经济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体制，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参照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轨时，始终没有成功地把市场经济的体制因素与其固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剥离。相反这种价值观还大肆泛滥（目前也未解决）。以至于曾留学于西方、在经济学界有很高威望的两位先生不得不大声疾呼。一位是陈岱孙先生。他说：“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后果。”（《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12期，第13页）一位是高鸿业先生。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的。如果不对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加以否定，那就会在我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状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译者序》，《经济学》18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当前，经济私有化、政治自由化的呼声，以及对实际经济、政治运行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这种恶果。

第四，在文化领域（指广义的社会文化），利用其信息传播优势和经济优势，借助文化交流等手段，全面灌输西方文化，尽力营造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文化氛围，造就亲西方的社会文化精英。由于这个阶层的生活水平已达到西方的标准，他们的“比照集团”是西方有产者阶层，而他们又是国内的“比照集团”。社会地位、收入比他们低的社会阶层有了双重“比照集团。”后者尽力模仿前者。比照集团的成功被归结为个人奋斗。他们的行为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成为时尚的唯一标准。于是，当我们最需要团结合作时，最需要集体主义时，看到的却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几乎成为唯一的道德标准。当还需要艰苦奋斗时，却看到媒体上满篇、满屏幕的“时尚消费”。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官方推出的社会“比照集团”在社会尤其在青年中影响力显得过于苍白，他们事实上不具有“比照集团”的效果。对他们的社会评价是：值得钦佩，但不值得学。也许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项全国调查更能说明问题：“与强调后代和未来的幸福、快乐相比，有更多的城市青年表示他们人生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个人的幸福与满足，有超过半数的青年对‘人应当及时行乐’的说法给予肯定。”（《光明日报》1993年10月10日）哥伦比亚前总统内斯托·桑培尔再访华时不无感慨地说:“腐败可以通过追求消费渗透到新一代的思想中，削弱团结互助等价值观。我最近一次的访华中已经感受这一点。20年前我第一次访华时，我们的向导对我们讲理想、原则、诗词和比喻；这一次访华，我们的年轻向导讲的是汽车的价格，北京住房每平方米多少钱和工资收入的差距。”（《参考消息》2002年9月29日）这是进步还是悲哀？资产阶级政治家似乎比我们某些人看得更清楚。

诚然，我们需要介绍、引进西方的文化成果，甚至可以介绍一些有影响的消极文化现象。引进文化成果是为了正面推进民族文化建设，介绍一些消极文化现象是为了提高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消极文化的免疫力。而在后一方面，现在往往是为介绍而介绍，不加分析和评价。如《京华时报》2002年3月10日刊登英国政府毒品政策出现松动，允许个人在夜总会，歌舞厅食用摇头丸及所谓舞厅毒品。因为英国政府承认吸毒是青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吸毒已成为我国一种消极文化（尤其在青年中）的今天，这种不加引导的所谓客观报道会有什么样的暗示作用？再如，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出现的以服装发式怪异为特点的“新人类”现象传入中国后，媒体不加引导，反而推波助澜。我们现在讲的文化宽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对西方消极文化的宽容，对包藏祸心的宽容。而这正中西方的下怀。

总之，1992年以后，西方国家抓住中国对外开放度大幅提升的机会，采取了全方位的对华制约战略，并取得了成效。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期我们在经济上取得成效的同时，各种问题丛生的重要原因。

【石冀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本文节选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一文中的第二部分《正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