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减税的实质：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尤其是美国经济带来巨大打击，此后美国政府虽然实施了注资救市、经济刺激方案以及四轮量化宽松、再工业化等政策，但美国经济增速仍然缓慢。2017年12月，特朗普签署了《减税和就业法案》，预计未来10年将使美国减少约1.45万亿美元的税收。减税是否会促进美国私人投资、消费增长，能否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它会带来哪些效果?它与美国之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看清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走势，而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减负减税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特朗普减税的理论支撑

特朗普减税是30年来美国对税收制度最大幅度的修改。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石油危机带来的生产成本上涨，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不仅没有带动经济走出停滞，反而出现通货膨胀，因此，滞胀危机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失败。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实施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实质就是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实施后至本次特朗普减税前，美国经历了里根减税、小布什减税和奥巴马减税三轮重要的税制改革。历次减税总体上都和“里根经济学”无异，均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理论支撑。

首先，新自由主义认为税收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手段。新自由主义一向主张市场自由，认为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认为政府税收降低了资本利润率，抑制了私人投资，从而拖累了经济增长。而通过减税，政府既在与市场的关系上实现了市场化和所谓的“小政府”，又可以释放市场潜能，促进私人投资；此外，减税后纳税人税负减轻，相当于收入增长，因此消费需求会更加旺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其次，新自由主义认为贫富差距反映了经济贡献的不同，因此是合理的，其支持者提出所谓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effect)”，认为富人更富后会增加投资，从而可以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因此穷人也能从中受益。[1]例如，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西特认为，减税的效果对普通民众而言是间接却积极的，“当雇主情况变好时，劳动者也一样”，“当利润被富人们获取时，资本投资也增长了，那么工资也会跟着上升”[2]。

由于减税后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政府各项支出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可能会骤降，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不仅不会产生问题，反而会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新自由主义崇尚“丛林法则”，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由于其懒惰或“穷人思维”等主观原因，因此无须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而且政府提供的福利会导致更大量人群宁愿接受政府救济而不愿去工作，即“福利养懒人”。

新自由主义的上述观点为减税支持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特朗普减税计划公布的主要内容来看，此次减税涉及企业税和个人税两个方面。在企业税方面，企业所得税率由现行的35%降至20%，独资、合伙及股份制的小企业税率从39.6%降至25%。同时降低海外利润汇回税，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获得利润并汇回美国国内需要征税，税率由现行的35%下调至7%—14.5%。在个人税方面，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至12000美元，个人所得税税级由现行税法的七档改为四档，最低税率由10%调整为12%；逐步提高遗产税征收门槛直至2024年彻底废除遗产税。就减税项目及其受益者而言，特朗普减税贯彻了里根经济学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

二、特朗普减税的经济社会背景

同美国历次减税的历史背景类似，此次特朗普减税实施之时，美国经济正经历严重危机后的艰难复苏，资本利润率低迷的同时失业率高企。此次危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施行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引发的。新自由主义下美国经济也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较之以往不同的变化，从这些社会经济背景角度考虑减税计划的实施，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特朗普减税的真实效果。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

与里根减税、小布什减税和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类似，特朗普减税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利用减税降低投资成本，提高资本收益，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增加。因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仍未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2%左右，另一方面，通胀率较低，失业率相对较高。尽管2018年5月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约为3.9%，这是自2000年以来美国失业率首次低于4%，就业情况似乎呈现好转趋势，但实际情况是，失业率下降并非因为大量失业人口重新找到了工作，而是由于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统计口径只包括在过去一定时间段内积极寻求工作却不成功的人。如果失业者在过去一定时间段内没有继续寻找工作，那么在统计上就会将他们从非自愿失业转成了自愿失业，从而不再被计入劳动力人口。[3]由美国劳工统计局计算的U-6指标将那些未找到全职工作而只能从事临时性兼职工作的劳动人口也计算在内，该指标显示，当前美国失业率应在8%以上。[4]

减税确实能够降低资本投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投资。但资本投资不仅受税率、利率等的影响，对投资影响最大的是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即利润率。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利润率自“二战”后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只有不到10%，处于较低水平。实体经济利润率过低，资本的投资意愿降低，即使降低税率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

(二)美国经济结构问题：经济金融化

美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也为特朗普减税的实施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阿锐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资本积累会经历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的交替。[5]而当前的美国经济，正处在阿锐基所说的金融扩张的周期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大量资本转而投向金融部门。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这一过程被称为经济金融化。

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被称为“产业空心化”，当前美国GDP中金融业所占比重超过50%，金融业虽然不创造价值，但能依靠不断吸收更多资本从而推高金融产品价格进而获利。特朗普减税会降低资本的税负，但由于没有对投资于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资本税率加以区分，从而无法引导其国内过剩资本及海外流回的美元投向实体经济，因此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金融化。

(三)美联储加息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实施四轮量化宽松，连续调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其从2008年的5.31下调到2009年的0.13，接近于零；同时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四轮量化宽松共向市场投放超过3.5万亿美元的货币。

随着四轮量化宽松的实施，美国失业率下降的同时通胀率上升，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作为危机时期实施的特殊政策，量化宽松政策必然不能长久实行。2013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表示2014年将退出量化宽松，2018年美联储预期将加息4次。加息是一种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减少，进而导致美国潜在的经济复苏泡汤；另一方面，加息将使美元升值，美国国内投资回报率更高，因此大量美元将从全球流回美国，而在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低迷的情况下，这些回流资金将投向金融领域，推动美元资产价格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得美国金融泡沫进一步膨胀。

(四)美国阶级结构的变化

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将资本的自由泛化为个人的自由，为强化“资强劳弱”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保证资本利润率，西方国家以自由为名解除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导致工会成员率下降；同时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需要大量雇佣劳动的实体经济被金融业所取代，失业率攀升、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使得美国贫富差距加剧、阶级矛盾尖锐。以2017年美元价格计算，1979年美国全职工人实际最低小时工资为9.15美元，之后快速下降，虽然经历几次小幅调整，但是直至2017年该数字只有7.25，远低于20世纪70年代。[6]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7]，把美国带回到大危机前由少数富豪统治的时代。

因此，美国一度被视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正逐步发生转变，位于社会阶级结构顶层的资本家阶级人数虽少但力量不断加强而“中产阶级”不断被挤压进而滑落到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数量进一步增加，数量巨大。“橄榄型”社会结构正在演变成为“顶层强，中间弱，底层大”的结构，即“沙漏型”[8]社会结构，或M型社会[9]。

三、特朗普减税可能达到的效果分析：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强

特朗普减税计划一经公布，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有学者认为，企业税率的削减降低了税收的累进程度，减税带来的83%的收入增长将会流向最富的1%的家庭。因为企业、资本资产所有权主要集中在最富的那部分家庭，资本税率的降低使财富向富人汇集。[10]据彭博社报道，企业税率从35%降到20%，摩根大通、美洲银行等六家美国大银行的净收入将增长7%，也就是64亿美元。[11]

减税是否能够促进投资、提升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减税后财政收入减少的美国政府将会采取何种措施应对日益加重的债务负担?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经济金融化趋势加强和阶级矛盾逐步加剧的经济背景下，特朗普减税的受益者主要是哪部分人群?新自由主义所声称的“涓滴经济学”是否会发挥作用?这都是特朗普减税计划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关系到减税最终是否会取得预期效果。

(一)财富的“涓滴效应”不会发生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涓滴经济学”在理论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导致贫富差距最大的原因是分配关系，而它又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2]“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

在现实生活中，所谓“涓滴效应”也从未起过作用。减税支持者认为他们最得力的论证就是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把GDP这个“蛋糕”做大，最后财富通过涓滴效应流向穷人，提高穷人的实际收入。因此，要看涓滴效应是否发生，需要检验两点：一是减税是否会做大GDP“蛋糕”，二是普通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是否提高。

首先，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发展的财政手段之一，但降低税率是否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则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经济增长是各种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并非由税率单独决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资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等。有学者利用大型私人公司的纳税申报单，检验美国2003年小布什减税是否促进了私人投资和工人工资提升，结果表明投资及雇员薪酬并未由于减税而发生变化。[13]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二战”后至1979年，美国企业税后利润率与非居民固定投资增长率同步变化；1979年后，美国经历了几轮减税，企业税后利润率逐步提高，而这并未促进资本投资增长，非居民固定投资增长率反而大幅下降。[14]可见，降低税率并不一定促进投资从而带来经济增长。

其次，富人财富增加也不会提高普通民众实际收入水平。如果要控制贫富差距，应使普通民众的劳动收入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工资长期停滞，其增长率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生产率增长了96.7%，小时工资增长了91.3%，二者差距很小，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但20世纪70年代至今，生产率增长了73.7%，小时工资的增长速度却大幅下降，同期只有12.3%，二者的差距拉大。2016年，劳动生产率与1948年相比增长了241.76%，而小时工资只增长了115.14%。[15]

贫富差距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减税不一定能带来经济增长，同时富人储蓄增加也并未如凯恩斯设想的公式S=I(储蓄=投资)那样提高投资从而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新自由主义时期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比之前阶段降低的幅度还要大，富人收入份额的快速增长并未如其许诺的那样向下滴流，反而都投向了投机性的金融部门。[16]美国官方宣称经济走向复苏，但经济复苏的最大获益者是最富的0.1%群体，工人处境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没有带来繁荣的利润”[17]。

(二)税收累进性削弱，减税将导致更大的收入差距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工具，政府向高收入群体征收税收，并以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渠道补贴低收入群体。相比单一的比例税，累进税税率随纳税人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使纳税人的负担水平与纳税能力相适应，更能体现公平。对超高收入和巨大财产课以累进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自1914—1945年的冲击后美国财富集中程度大幅下降的原因。[18]但之后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美国收入累进税大幅下降，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因此大幅增加。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这段时期，美国税收的累进性削弱体现在三个方面：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税率从91%降至35%，企业所得税在GDP中所占比重从3.5%—4%下降至不足2%，这些高收入纳税人需要缴纳的税率在降低；而普通人需要缴纳的工资税税率则大幅提高，从6%上升至15%。[19]税收累进性的削弱主要发生在里根和小布什执政时期，唯有在克林顿第一个执政时期有小幅上升。2017年美国基尼系数同比出现下降，但这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减税无关，因为这一趋势始于2015年，在特朗普上任之前。[20]这恰恰是奥巴马2012年经济刺激计划延续了对“中产阶级”的税收减免且重新提高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和资本利得税率带来的影响。从特朗普减税计划的内容来看，此次减税的主要对象仍然与里根和小布什时期相同，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因此高收入群体面临的税收累进性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合理的累进税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但税率的降低使得累进性被削弱，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被大大降低。2009年，美国最富1%人群的税前收入与1979年相比增长了138.9%，由于减税，最富1%人群的税后收入与1979年相比增长了162.2%。2013年，最富1%人群的税前收入相比1979年平均增长了186.8%，而税后收入则增加了192.2%。最穷20%人群在2013年的税前收入相比增长了39.4%，而减税后的税后收入增长更快，为46.1%。虽然穷人税后收入增长率比税前收入增长率高6.7%，比富人的5.4%更高，但由于富人收入基数远远大于穷人，因此富人与穷人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21]累进税制应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作用，但由于减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累进税制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三)美国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2017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赤字为20.16万亿美元，已经超越了债务上限关口。过去造成政府债务负担增加的事件主要有：美国政府发动的战争、经济刺激计划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其中的减税政策包括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减税。“里根经济学”实际上是供给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应用，其核心主张即减税。里根减税并未带来经济增长，甚至在短期内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创下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新低，直至1983年才恢复增长；另一方面，里根减税计划致使美国政府债务负担加重，以现价美元计算，从1981年开始，在里根总统实施减税政策的最初4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平均减少了1180亿美元。布什政府减税法案让美国政府收入的减少幅度更加显着：自2001年至2003年期间，小布什先后签署了多个减税法案。2010年，奥巴马又将减税政策延期两年，并使其中大部分政策在2012年后成为永久性政策。到2017财年结束时，最初由小布什在任期内制定的减税计划，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包括债务利息在内的近5万亿美元的未偿债务。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减税计划为美国政府增加了2120亿美元债务，截至2016财年，包括支付利息在内，奥巴马政府的刺激计划给美国政府增加了近1万亿美元的债务。

美国税收政策中心估计，在未来10年内，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税收计划将会给美国政府增加约7.2万亿美元的债务。2017年底，美国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为77%，已经达到“二战”后的最高水平。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由于特朗普减税的实施，这一比例将从77%继续上升到2027年的88.9%。这一水平将是公众持有的最大规模的债务，也是过去5年GDP平均值的两倍多。

(四)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美国政府对富人异常慷慨，不断降低他们缴纳的各种税率，但对穷人却异常吝啬。由于对富人减税，财政收入减少，政府债务增加，政府入不敷出后的解决办法就是减少支出。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公共投资、国防、治安、教育、医疗及各种社会福利等，而美国减少的就是社会福利支出。

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本质上是在长期的阶级统治中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会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如适度提高工人工资、实施社会福利制度等。但是福利制度只是资本家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这些措施可能暂时缓解问题，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因为福利制度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资本利润足够充裕，分享一点并不危及资本家的总体利益。一旦危机爆发，利润率下降，资本家必定抛弃这一制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由于政府不断注资减税，结果造成主权债务危机。于是，反对福利政策的声音甚嚣尘上，认为过高的福利水平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由此敦促政府减少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而减少福利开支，低收入人群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相对于联邦税，1979—2013年期间，政府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大。由于政府转移支付的受益者主要是低收入家庭，因此考虑政府转移支付后，不同收入群组的收入差距相对更小。但如果美国政府进一步大量削减社会保障等支出，政府转移支付在收入分配方面所起的调节作用会被削弱。在美国，当前有大量人口依靠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生活，假如没有社会福利，将会增加约4760万贫困人口。[22]

(五)加速金融化，进一步推动金融泡沫

长期以来，美国实行全球纳税制，对于跨国企业，无论其利润是在哪国获取，均需按照35%的法定税率缴纳所得税。但如果其利润是在海外获得且不汇回国内，就无须缴纳税收。因此，为了避免缴纳高额所得税，美国跨国企业普遍选择将相当一部分海外利润留存在美国境外。美国税务总局统计，截至2014年美国海外存留利润达3.03万亿美元；美国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估算，截至2016年底，美国企业海外未汇回利润的存量额高达2.6万亿美元，另有学者估算这个数字现已接近3.5万亿美元。

此次特朗普减税政策规定，将一次性海外利润汇回税率下调至7%—14.5%之间，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汇回税免税期”。特朗普政府希望借助该机会，吸引海外利润流回美国，推动其在国内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美国经济增长。早在2004年，小布什政府便推出了为期一年的一次性大幅度税收优惠政策(2004美国就业创造法案)，以鼓励公司汇回海外利润，税率仅为5.25%，远低于35%的法定税率，因此被称为“税收假期”。减税后，超过800家跨国公司于2005年汇回美国的利润的确增至3000亿美元，是2004年的3.66倍。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因此明显提升，大部分跨国公司利润汇回国后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导致股市大幅上涨，2004—2005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购金额同比增速显着高于其他年份。

参考当前的宏观市场环境，特朗普减税后如果发生大规模海外利润汇回，其中大部分资金也将用于股票回购和派发股息等非经营性的目的，无法刺激投资。而当前美国股市在经历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又攀上了高点，2017年6月，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高达2471点，远高于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1526点。[23]减税引发的大规模海外利润汇回涌入金融市场，将进一步助推美元金融资产价格，加速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加剧金融泡沫。

四、特朗普减税的实质：“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减税政策貌似公平，实际上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影响大有不同，收入越高，基数越大，在减税中得到的好处就越多。对比美国现行税法和特朗普减税计划，美国最穷40%人口的收入中有13.1%用于缴纳税收，最富5%人口的这一比例为28.6%。减税后，最穷40%人口的纳税额相比现行税法减少了6.5%，而最富5%人口的纳税额则减少了40.3%。[24]正如CNN指出的，特朗普减税是送给富人的大礼包，对穷人则意味着重创。[25]纵观特朗普上台后施行的各种经济政策，此次减税计划并未摆脱他和前任“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26]的窠臼。

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表现为政府公共职能的私有化、社会福利的大幅削减、政府征税对象的转移等。[27]新自由主义将减税视为一种减少政府干预、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的政策，这也是美国政府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停滞的重要手段之一。特朗普减税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生命力，美国部分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推崇的丛林法则的认同，为特朗普减税的实行奠定了社会基础。[28]自由市场观念在新自由主义的舆论宣传下深入人心，国企及政府提供的无效率公共服务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政府福利制度也因“养懒人”而饱受诟病。

新自由主义代表资本的利益，其关于个人自由选择、自由市场、政府干预最小化等主张，体现了资本话语体系的逻辑，将资本的利益抽象地描述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遮蔽倾向。要排除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政策的干扰，跳出以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来摆脱之前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后果的恶性循环，首先必须真正认清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及其在实践中的危害，从而在意识形态上排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CJL001]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习近平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6THZWLJ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参见蔡万焕：《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视野中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危机》，载《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期。

[2]KevinHassett，“TheWagesofTaxReformareGoingtoAmericasWorkers”，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wages-of-tax-reform-are-going-to-americas-workers-1524005516.

[3]参见EliseGould，“UnemploymentRateHitsNewLowfortheRecovery，ButfortheWrongReasons”，https：//www.epi.org/press/unemployment-rate-hits-new-low-for-the-recovery-but-for-the-wrong-reasons/。

[4]参见美国劳工统计局：www.bls.org。

[5]参见[意]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14页。

[6]参见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公平劳动标准法》和《当前人口调查》年度社会和经济补充数据。

[7][美]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8][法]李佩兹：《后福特主义的运气和不幸》，载[加]阿尔布里坦等主编：《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张余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2页。

[9]参见[日]大前研一：《M型社会》，刘锦秀、江裕真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8—30页。

[10]参见JoshBivens，HunterBlair，“TheTrumpAdministrationDoublesDownintheWallStreetJournalonWhyTrickle-DownReallyDoesWork”，https：//www.epi.org/blog/the-trump-administration-doubles-down-on-why-trickle-down-really-does-work-in-the-wall-street-journal/。

[11]参见AlexMorrell，“Trump'sTaxCutCouldHandWallStreetBanksa$6.4BillionProfitBoost”，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rump-tax-plan-could-boost-bank-profits-by-billions-2017-9。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98页。

[13]参见DannyYagan，“CapitalTaxReformandtheRealEconomy：TheEffectsofthe2003DividendTaxCut”，http：//www.nber.org/papers/w21003。

[14]参见JoshBivens，“CommonTax‘Reform’Questions，Answered：WhyTaxCutsforHigh-IncomeHouseholdsandCorporationsWon’tHelpWorkingFamilies”，WorkingPaperofEconomicPolicyInstitute，October3，2017。

[15]参见DavidCooper，“AnotherYearofCongressionalInactionHasFurtherErodedtheFederalMinimumWage”，EconomicPolicyInstituteEconomicSnapshot，July24，2017。

[16]参见DavidM.Kotz，TheRiseandFallofNeoliberalCapitalism，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5，pp.86-101。

[17]LazonickW.Profits，“WithoutProsperity”，HarvardBusinessReview，2014.

[18]参见[法]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10页。

[19]参见ThomasPiketty，EmmanuelSaez，“HowProgressiveistheU.S.FederalTaxSystem?AHistoricalandInternationalPerspectiv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Vol.21，No.1，2007。

[20]参见DavidLeonhardt，“Opinion：WageInequalityisFalling”，NewYorkTimes，March1，2018。

[21]参见“TheDistributionofHouseholdIncomeandFederalTaxes”，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1361。

[22]参见LianaFox，TheSupplementalPovertyMeasure：2016，U.S。

[23]参见www.cboe.com/SPX。

[24]参见FrankSammartino，PhilipStallworth，andDavidWeiner，TheEffectoftheTCJAIndividualIncomeTaxProvisionsAcrossIncomeGroupsandAcrosstheStates，TaxPolicyCenter，March28，2018以及BaselineDistributionofIncomeandFederalTaxes，AllTaxUnits，byExpandedCashIncomePercentile，2018，TaxPolicyCenterModelEstimates，March10，2017。

[25]参见HeatherLong，“Trump'sBudget：BigGiftsfortheRich，BigCutsforthePoor”，https：//money.cnn.com/2017/05/22/news/economy/trump-budget-gift-to-rich/index.html。

[26]齐昊、李钟瑾：《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美国危机治理政策批判》，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27]参见DavidM.Kotz，TheRiseandFallofNeoliberalCapitalism，pp.17-20，41，72。

[28]参见张维、吴丽丽：《特朗普的当选及其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思潮批判》，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

【蔡万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成：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原标题《特朗普减税：新自由主义的又一次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