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新华：“现代经济学”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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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学及其类型的看法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经济学”说法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有学者曾经在《经济社会比较》2002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影响相当大的文章《理解现代经济学》，提出“我们把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经济学学科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与现代经济学接轨”。[①]

还有学者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中，则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进一步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且认为“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甚至强调“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经济学论文，无论结论如何或是否作者意识到，都基本上由这五部分组成，特别是前四部分。可以说，写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就是对这些部分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的填空式写作”。[②]

到底什么是“现代经济学”？是否只有当今世界上的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才是“现代经济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是现代经济学、存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接轨”是什么意思、中国是否应该形成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中国现在究竟需要的主要是学好用好“现代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科学性、时代性、普遍性之外，经济学究竟是否还具有阶级性、特殊性、地区性或国别性？看来这是我们现在学习、创新、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回避、必须弄清的首要问题，如果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存在、是否具有科学性、正确性都有疑问、都是否定的，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学习、创新、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

二、“现代经济学”概念的误区

从上述学者的相关论述可见，他们所说的“现代经济学”实际上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且认为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经济学，主张中国的经济学学科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笔者觉得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存在严重失误、需要商榷，尤其是在当前强调要坚持、学习、研究、创新、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必须予以澄清和反驳。

第一，这种观点否定经济学的阶级性，是不符合实际的。从阶级属性来看，现实中的确至少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与无产阶级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东西方经济学这样两大类本质不同的经济学，不是只有唯一的“现代经济学”。否定有不同阶级属性的不同经济学的客观存在，又认为现代经济学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且是唯一的，实际上会从根本上否定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及其科学性、合理性。

第二，这种观点否定经济学的国别性也不符合实际。各个国家的经济情况都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都会各具特色，以各个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而产生的经济学必然各具特色、不完全相同。现实中的确也存在以各个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反映各国经济特征的国别经济学。恩格斯在着名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早就指出: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③]】

第三，这种观点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唯一的“现代经济学”，既是错误的，又是不符合实际的。现代经济学还有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反映各个国家现代经济特点的各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学，即使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不是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学派、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

第四，这种观点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唯一的科学的经济学，更是不符合实际。的确，科学的经济学只可能有一个，其它的要么是不科学的或者不完全科学的，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的经济学发展史来看，实践证明科学的经济学不是所谓抽象的“现代经济学”，更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08年的危机再次证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失败的，现在全世界都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④]

第五，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万岁永恒论，得不到证明，而且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得出的人类社会最终要走向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科学结论。[⑤]

第六，这种观点提出和主张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造成误导。的确，经济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特别是在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科学的方法只有一个，但不是上述学者所说的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方法，更不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而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实际上上述学者所说的所谓的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只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流行的一种格式化或者说公式化的经济论着的写作方法，并不是“普世”的通行的科学的经济研究和写作方法。特别是上述学者的“写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就是对这些部分（分析框架的五部分）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的填空式写作”的主张，更是对青年学者的误导，形成了经济研究和写作中千篇一律的有害的“填空式写作”的“新八股”、“洋八股”。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还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甚至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些经济学说史上着名的经济学家的名着，都不是像上述学者提倡的那样分析和写作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更不是那样了。马克思是在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研究对象之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保持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首先进行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相关文献研究和社会调查研究[⑥]，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出发，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商品作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追求剩余价值为主线或者核心，按照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是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流通、剩余价值分配）的框架结构体系和逻辑顺序来分析和写作《资本论》的。

第七，这种观点强调中国应该与现代经济学接轨，而且在中国刚刚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重新刊发这种观点的文章，实际上是仍然坚持主张中国经济学全面现代西方经济学化、否定和抛弃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八，按照这种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解，也就不存在习近平同志和党中央现在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谈不上坚持、学习、创新、发展、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

三、克服“现代经济学”观点的误导必须纠正两种偏差[⑦]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对青年学者造成了严重的误导。现在要克服“现代经济学”观点的误导，必须纠正两种偏差：一是在经济学的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上，存在片面强调国际化的偏差；二是在经济学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上，存在轻思想重技术甚至玩方法、技巧、模型的偏差。那么，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学的国际化与中国化、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呢？

1.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学的国际化与中国化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国际化和中国化的内涵和外延。

什么是学问、思想、理论（包括经济学）的中国化（本土化）？笔者认为，中国化就是符合中国实际、有中国特色、能有效解决中国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发展。

什么是学问、思想、理论（包括经济学）的国际化？我认为，国际化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学习、引进、吸收、跟上国外先进、发达的学问、思想、理论，同国外先进、发达的学问、思想、理论接轨，向国外先进、发达的学问、思想、理论看齐；二是使自己的学问、思想、理论得到国际承认，成为具有国际性的学问、思想、理论，向国外宣传，为人类文明作贡献。

中国化与国际化是什么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两化”都重要，两者不可偏废。既不能重中国化、轻国际化，也不能重国际化、轻中国化、两者应该并重。因为，只有中国化，就不能吸收国外的先进文明成果、跟上世界先进文明发展的潮流、更好地完善和发展本国的文明，也不能使本国先进的文明向世界普及、为人类文明作贡献；只有国际化，则可能丢掉本国文明的特点和优势，还可能水土不服、损害本国文明，也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只有两者协调并重，才能既保持和发展本国文明的特色和优势，又能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文明成果、跟上世界先进文明发展的潮流、更好地完善和发展本国的文明，也能使本国先进的文明向国际普及、为人类文明作贡献。

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方面，现在存在的不良倾向是：忽视文科与理工科的区别，偏重国际化，过分强调与国际接轨、向国外看齐，更加看重在SCI、SSCI上发表文章、得到外国承认、获得国际奖励。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对在SCI上发表的文章，不分质量优劣、创新与否，一律给予重奖，一篇文章最高奖金高达数万元。

实际上，在国际化方面，文科与理工科是存在重大差别的。一般来说，理工科的理论和方法本身没有阶级性、意识形态性、政治性，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大多数都比中国先进。在这方面，中国越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越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看齐，越是得到国际承认，越是国际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越小，对中国就越有利，中国的理工科也就越先进、发达。因此，在理工科特别强调国际化，有利无害。当然，也不能完全丢掉中国化。

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是不是也应该像理工科一样特别强调国际化呢？我认为不能。如果人文社会科学也像理工科一样特别强调国际化，不仅不是“有利无害”，甚至可能是“有害无利”！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利益立场、意识形态、政治差别的。比如，同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穷人和富人的看法可能完全相反、结论根本不同。资本与劳动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两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家没有剥削雇佣工人、是资本家投资养活了工人，两者是平等交易的关系。虽然不同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条件下的意识形态、人文社会科学会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即所谓“共同价值”或“普世价值”（这里所说的“普世价值”，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种内涵、不是专指西方经济、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与西方世界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本质差别，即使是属于“共同价值”或“普世价值”的东西，对其具体的内涵、表现形式的认识或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善良、公平、正义、和平，等等，中国与美国对其具体内涵的理解和实际要求就不完全相同，甚至差别很大。

如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也要强调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必须与国际接轨、向国外看齐、得到外国承认、获得国际奖励，那就难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因为，现在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是否定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研究成果是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肯定、表彰的，如果硬要与西方接轨、看齐，中国就必须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主义的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主义的方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党的领导，国际上普遍赞同吗？西方国家认可吗？实际上，西方国家可能不仅不认同，甚至可能是否定、反对。中国要创建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片面强调国际化，把国际化理解为与西方接轨、看齐，能做到吗？能够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人文社会科界的认同吗？很难！

学术论文的引用率、转载率的确是衡量其学术水平和价值的重要指标，但是如果主要以被收录入世界三大引文索引的数量来判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因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主要是以中文发表的，世界上能看中文学术论文的外国人很少，而且坚持中国特色、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文也很难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所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在除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上的引用率、转载率、收录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不可能高。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的国际化，应该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即中国化为本、国际化为用，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洋为中用，或者说国际化为中国化服务。主要不是与西方国家接轨、向西方国家看齐，主要应该是学习、引进、吸收国外先进、发达、有利的学问、思想、理论，在形成、发展、完善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时，向世界介绍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扩大国际影响，尽可能使自己的学问、思想、理论得到国际认同，成为具有国际性的学问、思想、理论。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学的国际化不能等同于数学化、模型化，更不能是“全盘西化”。否则就会失去更为重要的中国化，使中国经济学走入歧途。

2.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

前人早就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器与事的关系也就是思想与方法的关系。“工”是做学问、写文章，“事”是成果、文章，“器”是工具、方法、技巧，“善”是合理、高效出好成果，“利”是掌握、利用工具、方法。“工”、“事”、“器”、“善”、“利”到底什么关系呢？“工”的目的是“事”，首先要有“器”，但器是为事服务的。

经济学的思想性与技术性，也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方法性，做学问、写文章，两者都重要、不可缺少，应该努力实现两者科学的统一。所谓“思想性”是指经济学的研究、文章、着作、成果，必须要有思想、理论，而且思想、理论要符合实际、正确、先进、科学；所谓“技术性”是指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技巧，而且方法、技巧也要科学、先进、有效。思想性与技术性之间，也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要出好成果、写出好文章，首先要改进工具、方法、掌握、利用先进有效的工具、方法，但是思想更根本、定性更重要。因为成果、文章的实质或者核心是思想，是对事物本质、特征和规律性的认识。出成果、出文章，主要就是出思想、出理论。方法为思想服务，使之更准确、更严密、更科学、更好把握、更具操作性。

中国经济学现在存在轻经济理论、重数学方法的倾向，或者说轻思想、重方法，轻学术、重技术，轻定性、重定量，轻规范、重实证，更重视方法、技巧、数量化、模型化、定量分析的倾向，甚至把统计计量方法公式化（格式化），玩计量、玩模型，成为新八股、洋八股。现在做经济学研究、写经济研究论文，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先提出假设，然后照搬国外现成的模型公式，再套上中国数据资料，最后得出简单的结论（要么是大家都知道的结论，要么是与国外一致的结论，如果不同，就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不管是否有新的经济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发现了新的规律、说明了或者证明了什么还没有被说明或者证明的经济道理、解决了什么经济问题。据说，此类在中国留学生中比较常用的做法和文章已经很难在美国主流刊物上发表，但是现在国内却成了时髦、潮流的方法、高水平、现代化的标志，正在流行泛滥，笔者担心这可能会把青年经济学者引入歧途！

需要强调的是，数学方法很重要，决不能轻视和否定。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学问如果不运用数学，就不成其为科学。马克思甚至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感觉疲倦和劳累时，把做微积分的数学题作为转换大脑注意力、消除疲劳的方法。只是主观定性分析、文字说明，空洞抽象的论述，没有图表数据、定量分析、数学证明，容易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不行，也难出准确、严密、科学的思想、理论。

为什么会存在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关键在“指挥棒”有偏差，即学术刊物的发文标准、学术评价的体系指标不合理。

什么是好文章、高水平成果？有的以多数人能不能看懂、是否能够直接应用、具有可操作性为衡量标准，也有的以是否运用计量模型、数理方法、定量分析为标准，还有的以是否做到问题导向、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方法贴切为标准，另有的以是否在SCI、SSCI、《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上发表为标准，这些看法和做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全面，都有片面性。正确合理的衡量标准，主要不应该是看在什么刊物发表、采用什么方法、是不是多数人能够看得懂，而应该是思想和方法的科学统一，是否有创新为最根本。基本标准应该是，是否符合实际、符合逻辑，是否说明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提出新发现、新思想、新方法，形成科学理论，是否解决了理论与实际问题。

经济学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学问，其理论贡献、实践贡献的最终衡量标准，应该是成果有用，能够有效解决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不能像有的经济学家那样，把是否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作为主要、根本、甚至唯一标准。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中国化，必须努力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上创新，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根据新变化，完善原有理论；针对新问题，创立新理论；依据新发展，形成新体系。在方法上创新，应该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先实证研究，后规范研究；先个别分析，后一般概括；先分析，后综合；先调查研究，后做结论；既定性分析，又定量分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实事求是，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和教条主义。

[①]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比较》，2002年第2期。

[②]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④]参见简新华：《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什么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10期。

[⑤]参见简新华、余江：《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吗？——兼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

[⑥]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阅读和做札记的书籍就多达1500种以上，写下了字数以百万计的读书笔记。

[⑦]参见简新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

【简新华，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本文原载《红旗文稿》2019年第9期，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完整版，作者授权察网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