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对王艺明和张兴祥评论我与洪永淼商榷文章的回应

最近看到厦门大学王艺明教授和张兴祥副教授的文章《对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兼评简新华对洪永淼的质疑》（以下简称《思考》），评论了我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的文章《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简文》），既感到高兴，又觉得有点遗憾和困惑。高兴的是我对洪永淼教授相关文章（以下简称《洪文》）提出的质疑和商榷，现在有学者回应，将有助于形成正确的认识；遗憾和困惑的是，还没能看到洪永淼教授本人的回应文章，而且感到《思考》主要是在为《洪文》辩护，不仅没有澄清我对《洪文》的质疑，而且只评论《洪文》和我的商榷中的部分论点，不对我们两人的总体看法特别是要害问题做实事求是的符合逻辑的完整的评价，还存在对我的文章的误解和无中生有的强加，甚至也出现了逻辑不清、思路不明、需要商榷的新问题，不得不写此文回应。另外，我与《洪文》商榷的文章尽管有24000多字，依然由于杂志篇幅所限，有些问题没有展开论述，正好可在此文中进一步说明。

下面按照《思考》的论述顺序，针对《思考》对《简文》的评论，依次提出我的商榷意见，以求教于经济学界的同仁们。

一、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这是《思考》评论的第一个问题，主要只是在为《洪文》做辩护，认为我提出的商榷意见是“自我衍生的议题”、“自说自话”、“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思考》也没有像其作者在前言中承诺“阐述自己的观点”的那样，说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区别——特别是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而这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弄明白的重要问题。

首先还是看看《洪文》是怎么说的。《洪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制度演化本身，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事实上已经逐渐脱离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研究范畴”；又说“传统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的公共属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亚当•斯密《国富论》“延续了‘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还认为，“西方经济学通过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逐渐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从此分道扬镳”。

《洪文》的这些论述，应该是想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包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区别或者主要不同。在《洪文》看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要研究经济增长“即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后者“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看法，既不准确，也不符合实际，甚至自相矛盾。我的具体商榷意见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阶级性和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研究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更不是本质区别。尽管相关论述很多，不用大量引用权威论述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两者的目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主要内容及其基本体系结构的不同。包括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在内的西方经济学，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主要采用唯心主义的研究方式而建立的基本理论体系结构和主要内容，这种理论体系结构和主要内容特别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有一定合理性和作用或者说有科学的成分，但是在总体上并不是科学的经济学，最突出的是并没有实事求是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后来甚至演变成主要为资本主义制度做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要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建立的基本理论体系结构和主要内容，最突出的是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变化演进的客观规律和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的必然趋势。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科学性和阶级性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含有一定合理有用成分的但总体上非科学的经济学。

《思考》写道：“《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不同在于阶级性和科学性，用这个观点来批判《洪文》的观点，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 《洪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后者“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简文》针锋相对地批评《洪文》的看法，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不同在于阶级性和科学性”，不是主要研究对象的不同，这还不清楚明白吗？有什么不符合逻辑的呢？

在《思考》看来，“《洪文》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研究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资源如何优化配置，如果要反驳这个观点，那么应论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侧重’研究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不侧重’研究资源优化配置。而《简文》实际是用另一个层面的观点去批评别人的正确观点，这个批评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要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至少应包括两方面：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二是研究方法不同。《洪文》指出了前者，但并没有否定后者。《简文》实际上是用《洪文》没有否定的观点去否定《洪文》，是‘为证观点强说错’了。”这种看法表明作者没有仔细阅读和看懂《简文》，存在3个问题：

一是反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前者侧重研究生产关系、后者侧重研究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观点，为什么“应论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侧重’研究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不侧重’研究资源优化配置”，不能指出两者的本质区别不在于研究的侧重点、而在于阶级性和科学性呢？这是要指出《洪文》的观点不得要领、没有抓住要害关键的缺陷啊！《简文》是要首先说明两者区别主要不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不同，根本没有必要首先“论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侧重’研究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不侧重’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由此可见，不是《简文》“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相反是《思考》思维混乱、“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

二是《简文》不仅首先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而且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国富论》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并且做了大段的论证，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不是前者侧重研究生产关系、后者侧重研究资源如何优化配置，不知为什么《思考》视而不见！

三是为什么“要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至少应包括两方面：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二是研究方法不同”呢？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两者作为经济学都是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作为政治经济学也都是主要或者说侧重研究生产关系，在研究对象上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的；当然在研究方法上两者的确存在相当大的不同，但也有相同的方法，具体内容在《简文》中已经展开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思考》完全可以不同意《简文》的观点，但是如果认为《简文》的观点不正确、“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思考》就应该针对《简文》的具体论述明确指出《简文》错在哪儿，符合逻辑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两者的阶级性和科学性不同而是两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不同、《国富论》不是主要研究生产关系的理由。可惜，我们没有看到。

（二）《洪文》关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研究主题或者说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述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国富论》主要研究的也是生产关系。

《洪文》一方面指出“传统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的公共属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亚当•斯密《国富论》“延续了‘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这就是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主要或者说侧重研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制度演化本身，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事实上已经逐渐脱离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研究范畴”，还明确强调“《国富论》一个最显着特点，就是抓住经济增长的主题，即发展生产力，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有了经典的研究框架”，也就是说《国富论》主要或者说侧重研究发展生产力，而且发展生产力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种论述结合起来看，就是《国富论》既侧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又侧重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能够说两个都侧重或者说两个都主要吗？显然，这两种说法自相矛盾。

实际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主要研究的也是生产关系。不仅从《洪文》上述对《国富论》显着特点的概括中可以看出，而且从《国富论》的具体内容来看，《国富论》实际上主要研究的也是生产关系。因为，所谓“经济增长主题，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主题和目的，虽然包括生产力、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但主要决不是空洞抽象超阶级的纯粹生产力问题或者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为谁发展、谁享有发展成果和怎样发展等是“发展生产力”的主要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些主要又都是属于生产关系的问题。从以上引文可见，《洪文》认为《国富论》“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而“维护私人产权”、“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资本积累”，这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生产关系及相应的上层建筑范畴！更重要的是，从《国富论》本身的内容来看，主要也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从《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开始论述的分工协作专业化，到其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利己主义动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各种收入的来源和分配等，虽然都与生产力发展有关，但是本身主要都是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社会分工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绝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分工。所谓“工”就是工作，是人的活动，物是不能“工作”的，即使是“机器人”也不是人，也只是供人使用的高级工具（工具即工作用具），人不制造、操控、使用，机器人就是死物一个。分工协作专业化表面上看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分工协作。“利己主义动因”属于人们的利益关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反映的也是人与人的交换关系，不是人与物的关系；“各种收入的来源和分配”更是人们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这些都说明《国富论》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与物的关系。

从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看，《资本论》与《国富论》的区别不在于前者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者主要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主要都是研究生产关系，两者本质区别之一在于，《资本论》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揭示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实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体现，而《国富论》虽然也能从现象上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但是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比如雇佣劳动关系，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这是资本与劳动之间平等交换、各得其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透过表面上的平等交换揭示出资本与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实质。

《思考》是赞同《洪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观点的，因为《思考》既写道“《洪文》的上述观点表述无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或‘侧重’研究生产关系，显然是正确的”，又以“萨缪尔森在其着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学定义为依据，说“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这是毋庸置疑的。”从本文前面的论述可见，《洪文》的上述观点可能“表述无误”，但是看法有误。而且《思考》把《洪文》中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展生产力”、“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等几种说法等同起来，归结为“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又产生了新的失误。在《思考》看来，侧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也就是侧重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真是如此吗？其实不然。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问题是配置方式，而资源配置方式不仅涉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更是甚至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主要是经济关系甚至涉及上层建筑。

道理何在？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现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有三大类：一是市场机制、二是计划机制、三是不同组合形式的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机制。市场机制是生产关系范畴，不是生产力或者说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范畴；计划机制甚至还涉及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市场与计划相结合就更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了。至于说解放、保护、发展生产力，虽然也涉及人与物的关系，更重要的却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所谓“解放和保护生产力”主要就是要消除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制度障碍、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发展生产力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科学技术进步也要依靠人的研发和创新，这些则主要必须调动人的科研创新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如何才能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激励机制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和相关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合理的制度安排。所有这些主要涉及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

《思考》还写道：“《简文》针对《洪文》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侧重点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但《简文》的这个批评，无论从引证文献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站不住脚的，可以说是‘自说自话’。”我相信，读者读过《洪文》，再对照本文上面的论述和以前发表的《简文》，完全可以准确判断我对《洪文》的批评是不是文不对题、“自说自话”、在逻辑上是不是站不住脚，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制度不能完全等同。

《思考》提出，“《简文》讨论了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的关系，认为‘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不是一回事’，而《洪文》中并未直接涉及该问题，因此属于《简文》自我衍生的议题。”恰恰相反，这个问题与我和《洪文》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区别的讨论紧密相关，绝不是《思考》所指责的“《简文》自我衍生的议题”。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制度是三个内涵、外延具有高度一致性、同时又存在区别的不能完全等同的概念。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活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结成的客观存在的相关关系即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由谁所有、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交换关系和产品分配的方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所谓制度是指法律规章、政策规定等行为规范，经济制度则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主要是从法律规则上对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界定、确认和维护。由于三者的实际内容高度一致，人们往往没有太在意三者之间的不同而不加区别地使用，有的甚至把三者等同起来，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三者是没有区别的同一概念，而是在不同层次、针对不同情况而言的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生产关系是针对生产力而言的，经济基础是针对上层建筑而言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则属于上层建筑是相对经济基础而言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等同混用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但是经济制度不能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混淆、更不能等同，因为经济制度不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本身，而是法律规则上对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界定、确认和维护，而且广义的经济制度是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不仅主要包括生产关系方面的制度安排，而且还有生产力及其发展方面的制度安排。

《思考》可以不同意我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制度的联系和区别的看法，但是不能只是通过引用几句经典作家在不同情况下的语录就能证明的，还必须明确说清三者的内涵、外延、有无区别和联系、是不是和为什么是一回事或者同一概念。

（四）《简文》没有认为《洪文》存在“马克思‘完全不研究生产力’”的看法。

《思考》写道：“《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只研究生产关系，完全不研究生产力，更不是不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的解放、保护和发展’。找遍《洪文》，没有一个地方言及马克思‘完全不研究生产力’，这是《简文》的‘误读’，或无中生有。”《思考》这段论述极不认真负责，严重不符合事实。读者阅读《简文》就可以发现，《简文》并没有认为《洪文》存在“马克思‘完全不研究生产力’”的看法，那段论述只是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研究生产力、重视解放、保护、发展生产力，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研究的不是生产力本身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自然属性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些属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是研究生产力怎样决定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变化、生产关系又是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还要研究生产力的开发、形成、配置、使用、保护、解放和发展的方式，而这些问题主要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是生产关系问题或者与生产关系有关。”而且特别指出“《洪文》也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明确宣布，‘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的本质就是通过运用和发展生产力给人类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包含有生产力”。由此可见，《简文》不仅没有认为《洪文》存在“马克思‘完全不研究生产力’”的看法，相反实际上是肯定《洪文》也认为马克思也研究生产力的，所以“真正‘误读’，或无中生有”的恰恰是《思考》，这是很不好的学风、文风。

（五）必须准确判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道扬镳”。

《洪文》提出，“西方经济学通过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逐渐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从此分道扬镳”。什么是“分道扬镳”、在什么时候“分道扬镳”？从这段论述可见，《洪文》是以研究对象或者内容的侧重点的变化和不同为依据来判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的内容和时间的，实际上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侧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坚持“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在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以前与西方经济学是一致的、在同一条道路上，但是“西方经济学通过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逐渐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从此分道扬镳”了。《思考》是赞同《洪文》看法的，在考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和“边际革命”发生的时间段后，认为“将1870年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的时间节点，无疑是恰当的。”

《简文》认为这种判断是不符合事实的、不准确的，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在1870年代所谓‘边际革命’发生时才同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时就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了。两者‘分道扬镳’的表现也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坚持‘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而西方经济学‘逐渐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实际上，两者首先而且主要进行的都是经济分析，也都会进行‘政治分析’”。

为了求得正确认识，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说明，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分道扬镳”。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应该是指两者在本质上不一样了，也就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具有不同的阶级性和科学性，不是两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不同，而且在研究对象上两者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所以以主要研究对象不同为标准作出的判断就是不准确的，只有以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阶级性和科学性的不同为标准作出的判断才是正确的。从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阶级性和科学性来看，《简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时就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了”的判断就是正确的。《洪文》的判断标准错了，自然结论也错了。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立的、什么时间段形成或者说创立起来的，是从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写作《政治经济学评判》、《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的时候算起，还是从《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时算起，可以再讨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决不是从所谓“边际革命”时才开始出现或者存在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怎样创新和发展？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是《简文》与《洪文》和《思考》讨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最大的分歧是《洪文》主张“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既要重视生产关系，又要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者不可偏废”，《简文》批评了这种“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的主张，《思考》则认为“《简文》的这个批评是吹毛求疵、求全责备的”，“这个批判实际上是断章取义的”，还质问道“《洪文》提出回归《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目的是把研究生产力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这难道有错吗？”，我在本文的明确回答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在说明为什么“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的观点错误的理由之前，首先还是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创新和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洪文》所说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没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至少存在两种阶级性质不同的类型，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简文》认为所谓“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也应该不能例外，同样也会存在两种阶级性质不同的类型，即“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思考》可以不同意《简文》的观点，也可以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断定《洪文》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就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不能无中生有地指责“《简文》又对《洪文》中提到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提出质疑，认为其表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认为《洪文》讨论的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简文》的这个批评是吹毛求疵、求全责备的”，“《简文》硬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字眼塞进《洪文》缺省的地方，实乃是故意进行歪曲性的‘解读’”。认真读过《简文》就知道，《思考》的指责内容是《思考》强加给《简文》的。

《简文》明确指出“什么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这是探讨中国现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学，首先必须正确、精准、清晰、明确界定的，否则就会模棱两可、导致思想混乱，不仅无法真正弄清中国现在到底要构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甚至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学的‘西化’留下后门。《洪文》认为中国还是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所以建议洪教授以后论述相关问题时，不要删去‘社会主义’这个不能缺少的关键词，不要再使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这个很少人使用的有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尽可能采用现在大家都采用的更加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免引起误解。”由此可见，《简文》并没有断定《洪文》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是提醒和建议洪永淼教授以后“不要再使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这个很少人使用的有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否则，可能造成误解，有人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而就“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学的‘西化’（资产阶级化）留下后门”，这种善意的劝告又有什么不对的、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中国经济学存在“西化”的可能性或者倾向，《思考》敢断定这种可能性是“杞人忧天”、完全不存在吗？

《简文》还指出：“《洪文》写道，‘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表面看起来，这是一种似乎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科学的界定，其实似是而非。《洪文》是承认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的，做出这种一般化的抽象界定，实在令人费解！难道能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完全或者主要不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吗？如果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那《洪文》要构建的到底是“中国特色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呢？不得而知。

《简文》曾经非常疑惑，洪永淼教授在2万多字的长篇报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中只讲“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就是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思考》辩护说，“稍微有点语言逻辑的人，都知道《洪文》讨论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经济学界所探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省‘社会主义’四个字，并不改变《洪文》中表述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性质。”不知洪永淼教授是否认可《思考》这个解释。如果真是如此，我这个没有一点“语言逻辑的人”终于明白了《洪文》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就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可以继续我们下面的讨论了。至于《洪文》为什么要“缺省‘社会主义’四个字”，本文就向《思考》“学习”，不要去“吹毛求疵、求全责备”了。只是再次建议洪永淼教授以后还是采用现在大家都采用的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好，以免造成误解。

为什么说“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②]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明确应不应该“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首先又需要弄清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

什么是“《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洪文》写道，“《国富论》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抓住经济增长主题，即发展社会生产力，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有了经典的研究框架”。从这个论述可见，《洪文》所说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包括研究对象（主题）和主要的理论观点主张。这种理解是不准确、不全面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研究的立场、目的，理论的基本内容、观点及其体系结构，基本研究方法等三大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并不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也不包括研究对象的不同，因为，如前所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只要是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都是生产关系，也都要研究生产力，即使说发展生产力非常重要、资源配置应该是主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其具体内容也主要是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生产力（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按照《洪文》的说明，《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的具体内容主要就是：研究主题是经济增长即发展生产力，主要观点和内容是“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仅就这两点就清楚地表明，所谓“《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主张和维护私有制、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批判的，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偏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轨道回到这种“《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吗？显然不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理论内容和观点是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揭示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运动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趋势，这是更正确、更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只能是坚持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框架，而不是退回到“《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正如《简文》明确地指出的“如果真是‘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那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了”。

《洪文》还提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既要重视生产关系，又要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者不可偏废”，从这个论断可以得出几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重视生产关系，不重视生产力，存在片面性；二是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既重视生产关系，又重视生产力，更加全面；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这些观点也是不准确、不符合实际的。《简文》已经指出“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一样，都是重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并没有偏废任何一方面，在这一点上，根本不存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的问题。而且必须明白的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重视、‘二者不可偏废’，不等于是两者平起平坐、没有主次之分，作为政治经济学必然主要研究生产关系。”

以上论述说明，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框架早就超越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理论框架，是更科学的理论框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根本不能“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没有必要退回到200多年以前。100多年前的《资本论》被有人认为过时了，200多年前的《国富论》却没有过时、还要“回归”，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研究成果，只能是坚持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能“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

还需要说明的是，《简文》并没有全盘否定《国富论》。《思考》提出，“《简文》认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采用唯心主义的研究方式而建立的理论框架’，对《国富论》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不足为训的。”我觉得这种“《简文》全盘否定《国富论》”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思考》后面的大段评论自然也就文不对题。

第一，《思考》认为《简文》全盘否定《国富论》的依据不合理。

《思考》得出这种结论的唯一依据是，“《简文》认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采用唯心主义的研究方式而建立的理论框架’”。在《思考》看来，《简文》这种对《国富论》的判断似乎就是认为《国富论》一无是处、毫无价值，所以也就是全盘否定《国富论》。但是，从这个对《国富论》本质特征的界定中得不出全盘否定《国富论》的结论。因为：首先，“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采用唯心主义的研究方式而建立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③]不知《思考》是否同意，如果也赞同这种界定，那《思考》岂不是也全盘否定了《国富论》！若不同意，就需要进一步说明不同意的原因和认为这种界定意味着全盘否定《国富论》的理由，不能只是戴个帽子、下个结论，就完事的；而且，“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采用唯心主义的研究方式而建立的理论框架”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国富论》一无是处、毫无价值。与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在其上升时期是具有进步性、革命性的阶级和制度一样，与其相适应的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或者说科学性的经济学，甚至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即使是处于资本主义后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也不可能完全只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做辩护，也需要研究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的，也不能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既要看到《国富论》的资产阶级性、总体的非科学性，又不否定其一定的合理有用性或者说含有科学成分；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

第二，《思考》认为《简文》全盘否定《国富论》的结论不符合实际。

笔者从来都没有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更不会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的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我在《经济研究》1982年第10期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研究小文章《积累到底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到最近刚出版的研究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疑难问题研究》的所有经济学论着中都没有这样的观点，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供求关系分析》中，还明确指出：“的确，现代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时代的市场经济相比，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特点、新问题，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不可能研究和提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关的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理论，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认真参考借鉴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在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也认真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当然同时该文也接着强调“但是决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本末倒置、弃而不用，甚至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在《思考》评论的这篇《简文》中，也明确指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有一定科学价值，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来源”，“现代西方经济学运用更为现代的深奥的数学和计量方法进行经济分析研究，这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欠缺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的确需要学习、参考、借鉴”，怎么就能够得出“《简文》对《国富论》的全盘否定”的结论呢！即使上述对《国富论》本质特征的界定中含有否定的意思，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啊，更何况如以上所述，从这一点也得不出《简文》“全盘否定”《国富论》的结论！

写到这儿，笔者已经不想再写下去了。至于应该运用什么方法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正确评估中国经济学现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和发展等重要问题，如果针对《思考》的论述展开深入讨论下去，再加1-2万字可能都写不完，好在笔者已有相关论着做过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疑难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发表的《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成果和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发表的《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兼与林毅夫教授商榷》，《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10期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什么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纪念中国改革40周年》。

本文只是对《洪文》和《思考》涉及的两个重要问题再次提出了我的看法，对《思考》中一些莫名其妙的论述、莫须有的罪名，无中生有、逻辑混乱、不讲道理、大字报式的偏激指责，比如“《简文》通过偷梁换柱、牵强附会的方式给《洪文》套上意识形态的枷锁，这种做法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大相径庭”，“现在国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些人，一提西方经济学就斥之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因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就神经过敏，因噎废食，什么都碰不得，一碰就拿‘西化’的帽子来扣”，“笼统地将‘西方’经济理论排斥在外，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也是愚蠢的。不分青红皂白，将西方经济学一律贴上‘庸俗经济学’的标签，就有理由将其一棍子打死了”，等等，实在没有兴趣和精力、也不知该怎么回应，也就无意再回应了，留给广大读者去比较、评判吧。我相信，读者看了上面两大问题的讨论，也就会明白《思考》是怎么回事，是怎样在“思考”。

《思考》大量引用了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本文很少引用语录，这里也学习《思考》，引用三段习近平同志非常有针对性的讲话，与《思考》、《洪文》共勉：

【“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还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

“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必须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5期。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一方面存在着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根深蒂固，一些人对市场经济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抵触态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人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问题。在至今所有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着中，看到的几乎全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述，谁也没有说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以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也更无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理论上的比较和论证。”——习近平在《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简新华，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载于《政治经济学报》第14卷，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