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浅析当代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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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小资产阶级的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小资产阶级”指介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阶级群体，在城市中包括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医生、律师等；在农村中则包括富有自耕农、个体户等；也包括边疆地区的牧场主、批发商人等，特点是既不剥削他人，也不为人剥削。

经济上，小资产阶级占有一小部分生产资料或少量财产，主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价值，当然，少部分人存在被人剥削或剥削他人，但程度非常轻，且非常不典型（榨取剩余价值占总价值并不多）。

当代的小资产阶级也如此，他们除了具有上述本质特征外，在具体细节上，也具有一些时代性特征，例如运用发达物流业、云计算技术等兴起的微商等，也可以视为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文化特点，首先，因为掌握一部分生产资料和财富，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对于底层劳动者、被雇佣者普遍更佳，因此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1]，他们基本满足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他们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也就是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因为还没有满足这两类需求，所以他们暂时还没有自我实现的需求。

图1：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围绕这种心理，当代的小资产阶级有如下的表现：

（一）.热衷于物质享受

小资产阶级基本满足了其生存和安全的需求，达到“小康”的阶段，因此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更多，这就能支撑其更多的有效需求，因此其物质享受就能得到更有效的满足，加上在小康阶段其社交和尊重的需求更大，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社交活动和攀比行为，这样无疑会更加刺激其物质需求，故而小资产阶级会热衷于物质享受，具体表现如对名牌的追捧、喜欢旅游和购物等。

（二）.相比于上辈小资产阶级，他们更加重视精神类享受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多数地方小资产阶级在二战后普遍成长于物质比较匮乏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下会产生一种“囤积心理”，所以上一辈小资产阶级更加倾向于增加自己的财产和收入并厌恶浪费，且由于匮乏的环境限制了视野，所以上一辈小资产阶级虽然热衷于创造财富，但是其对于精神享受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如聚会、唱歌等。

随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更重要的是具有全新眼光的后辈逐渐成长起来，例如，在相对优渥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小资产阶级，普遍相比于上一辈小资产阶级更加开放和具有广阔的视野，同时新的社交、娱乐等方式的出现与革新，让当代中国小资产阶级有了多元化的娱乐和休闲方式，几个原因的叠加，让当代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享受更加丰富，具体表现，如对于艺术的鉴赏能力提升、对文化类产品（如艺术品、工艺品、）的需求增加，这就让今天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呈现出一种空前繁荣状态，例如中国陕西省去年统计（2017年），过去五年间文化产业累计完成投资4115.29亿元，年均增速高达39.3%，2017年上半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63.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6%[2]，文化产业繁荣，可见一斑。

（三）.热衷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小资产阶级虽然生活条件相比于无产阶级更加优渥，但他们也存在自己的需求，那就是对文化的宽松空间的需求，他们希望自己得到承认，这本身也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需求”，他们对于文化空间的需求，会和无产阶级的需求合流，所以他们常常站在无产阶级的代表位置上发声。

具体到当代的小资产阶级表现，比如他们热衷于写社论、评论时事，同时喜欢对于一些社会现象进行褒贬。比较着名的例子，如对中国高铁发展时的“中国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和韩国反对核电站的活动等。

（四）.爱国主义比较强

小资产阶级相对于对政治无感的底层无产阶级，以及热衷于扩充财富的资产阶级，更加重视国家和社会，他们有一种“天下为己任”的观点，所以他们有比较强的爱国特点。

具体到当代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会采取声援国家、反对跨国金融资本腐蚀国家（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部分主力军，也是小资产阶级学生）一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观点，这一点是这个阶级最为进步的特点之一。

二、当代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特点

（一）.没有独立且坚定的政治观点，容易随波逐流

小资产阶级掌握小部分生产资料，自我生产、自我经营，缺乏“剥削”和“被剥削”的特点，故而他们既不是无产阶级一部分，也不能算大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劳动者，他们和无产阶级是相似的，而作为资本占有者，他们又和大资产阶级有交集，所以他们在经济上就变成夹在这两股政治力量之间的一个“中间者”和“过渡者”。

由于经济特点决定政治主张，所以他们在政治上，也像在经济上一样，处于一个“中间者”和“过渡者”的角色，政治主张不明显。

图2：小资产阶级的可能的政治立场区间（图中椭圆形区）

正是因为政治主张不典型，故而小资产阶级经常在左右翼之间来回摆动：当大资产阶级试图强化其本身的利益并剥夺除他们以外的人的利益时，小资产阶级往往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反对大资产阶级；但当大资产阶级试图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化并强化之时，不能克服的自利性又会让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同样的，当无产阶级试图抵制资本集中化和财富集中化时，小资产阶级会基于自身的考量站在无产阶级一方；而当无产阶级企图进行生产资料公有化时，小资产阶级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受损而站在无产阶级对立面。

这种自利性，就会让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变得常常前后矛盾甚至进退失据。

这种小资产阶级观念，也能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台湾的小资产阶级会在2012年时支持马英九政府的政策、可是同样的一群人却又在2014年抵制殊途同归的马政府政策；以及法国的小资产阶级会在2017年几乎一致支持马克龙的经济振兴计划，可是当马克龙经济振兴计划必须削减社会福利时，小资产阶级又转变为马克龙的最大反对派之一。

（二）.以“超阶级”、“全国民”自居，自我标榜正义

正是因为缺乏对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切实了解，小资产阶级总是试图在左翼（无产阶级）和右翼（大资产阶级）之间“恪守中立”，同时热衷“调和”两派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说过“国家的实质是阶级专政。国家是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依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小资产阶级往往难以理解，或者理解，但是并不认同。小资产阶级哲学认为“国家是基于某种认同感（来源可能是历史和文化、宗教、民族等）所建立的”

所以他们才会总是试图在两者之间调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这种行为其实是对社会缺乏认识同时缺乏立场的表现，相反，他们将这种行为视为自己“公正”，这也就是他们一方面抨击大资产阶级“压榨、贪婪”，但另一方面也抨击无产阶级“极端、恐怖、狭隘”。

小资产阶级既然不能理解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自然也就不能理解恩格斯的论断“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种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3]

需要强调的是，小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式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是调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主要道路，这也是前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修正主义分子宫本显治的观点（宫本显治虽然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但是当代马列主义者一般将其视为修正主义分子），在这种小资产阶级逻辑的“引导”下，日本共产党于1976年的13次党代会上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代之以“自由和民主主义宣言”。

基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和“全民代表”的观点，小资产阶级构建了一个简单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的理论架构，那就是“阶级矛盾可以以资产阶级式民主议会政治的路线进行调和，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这成为他们“超阶级”、“全国民”观点的理论支持。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对台湾政治理论的观察，目前台湾很多人也持这类“小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包括很多台湾的“统派”（如新党等）以及国内一些“文化人”，其理论都是基于这个逻辑。

（三）.思想比较保守，不大愿意接受和自己思想不同的观念

虽然在生活上当代小资产阶级生活上比较开放，但他们在思想上非常保守，这个和他们的经济情况有关：因为他们多数进行的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涉及面相对较窄的经济活动，这就会限制他们的视野，不仅如此，根据本人的走访调查，他们多数人（约80%以上）平时的社交虽然频繁，但是都局限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圈子中（这里的“狭窄”指的不是人数很少，而是交往者种类很少、同质化很高），例如上下游的经济活动关系者（如买家、卖家）、朋友圈等，这种情况也会限制他们的视野，而且，由于新型社交方式的革新，社交的成本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这反过来也会导致他们的“专深化”，而“专深化”的另一面就是“狭窄化”。

所以当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具有更加明显的思维僵化、保守、闭塞的特点，有沦为传统和规则奴隶的危险，这就不可避免对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造成消极影响。

诚然，他们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的愿望，但是小资产阶级要升级到大资产阶级，往往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甚至可能让他们一无所有，而这类人长期的生活使得他们往往缺乏冒险精神和投资气魄，所以他们宁可采取早已习惯、擅长的传统方式进行价值创造。

小说《亮剑》中，陈赓就曾调侃李云龙“我说你小子怎么学得山西土财主一样？就这么仨核桃俩枣的，你还给我抠抠索索的，像个男子汉吗？”虽然这里调侃的是地主阶级，但实际上拿来讽刺小资产阶级也非常合适（实际上这里说的山西土财主就是那种自己耕种、自己收获的富农和小地主，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确有让自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欲望，但是一旦面临可能造成自己倾家荡产的风险时，他们就会退缩，宁可采取保守和无风险的生产方式。

（四）.缺乏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容易轻信、容易被骗

首先，主观上，小资产阶级普遍生活环境优渥，且上一段已经提及，这类人的生活、社交圈子种类少、同质化高，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很难有切身的经历和体会，这就让他们在政治方面具有不可克服的幼稚性，而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的问题，也缺乏根本性认识，故而他们会希望通过和解、仲裁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且认为这种方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解矛盾的根本性方式。

其次，客观上小资产阶级和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大资产阶级都具有自利性，双方对于生产资料私有这一点没有原则性分歧，所以大资产阶级对他们而言他们常常是可以合作、妥协的对象，这一点，常常被大资产阶级利用。

另外，小资产阶级受到的教育普遍比无产阶级多，但是又比资产阶级少，这也让他们在分析能力、推理能力以及知识储量上居于中间，这就使得他们经常关心国家和社会时事而且能部分看懂这些内容，但是他们的知识水平显然不能支撑他们更深一步分析，所以他们的分析、推理能力也非常有限，而且相比于底层人更丰富的知识会让他们相比于底层人，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这也就造成他们在政治上更容易被大资产阶级愚弄。

（五）.自私性所造就的对权利的热爱和对义务的厌恶同时并存

这一条，小资产阶级在国家和社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小资产阶级力图表现他们的“爱国”、“关心社会”，但是一旦真的到必须为此付出时，却又默不作声和退缩，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当代网上很多“爱国者”经常呼喊“向XX国开战”，但是真的被问道“你自己愿不愿意扛枪去打XX国”时，他们从不正面回答，往往要么转移话题、要么胡搅蛮缠；

小资产阶级占有部分生产资料、自我经营，且前文提及，这类人社交圈种类少、同质化高，这就让他们和社会上其他人的经济来往少，这又进一步加剧他们的社交圈种类少、同质化高的情况，所以他们眼界狭隘，意识不到自己的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列宁曾论述过这种心理“既然我种我的地，别人的事就与我无关；别人要是挨饿，那更好，我可以抬高价格出卖我的粮食。如果我有了一个医生、工程师、教员或职员的小职位，那么别人的事也与我无关。也许，只要我讨好、巴结有权势的人，就不仅能保住我的小职位，还可以爬到资产者的地位上去。”[4]

小资产阶级的劣根，在建国后抗美援朝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

例如在一些地方，上升成新富农的占买地户的1.28%，占农村总户数的0.18%，不到千分之二。上述情况表明，当时农户贫富差距扩大使得农村阶级关系出现了新变化，出现了少量新富农和新贫雇农，这就是两极分化的表现。

一些情况较好的农民在土改后成为中农，而他们更多的是“单干致富”的思想，经济上升比较快的新富农以及富裕中农参加互助组的热情已经逐渐消退，其中的许多人要求退出互助组单干，互助组的存在和发展面临相当的困难，甚至直接导致了一些互助组的解体。[5]

这只是农村，在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也表现着这种“自私性”，1952 年初，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一些恶劣行为开展的“五反”运动，更是直接暴露了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拙劣性。[6]

所以在抗美援朝期间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抱着“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车轮一动，银元就送”的想法，疯狂囤积、投机倒把，“能捞就捞，哪管他人死活”。

这种自思想自然就造成他们热爱权利，但是厌恶义务。

（六）.政治思想不成熟，易走极端

小资产阶级虽然对于大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感到不满和嫉妒，同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大资产阶级垄断对文化的话语权也感到愤怒，会支持采取暴力对抗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毕竟和“光脚不怕穿鞋”的无产阶级不同，他们会害怕在对抗中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就让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有时表现得令人啼笑皆非：他们时而支持激进的口号和运动，时而支持当局对这些运动进行镇压。

例如2018年11月的巴黎暴乱，起因就是当局企图增加燃油税，这自然触及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和左翼站在一起声讨马克龙政府，但是当马克龙政府调动军队准备弹压暴乱时，小资产阶级却又站在政府那一边，一同声讨“黄马甲”（巴黎暴乱的主力）。

（七）政治组织结构松散、容易合流，但也容易分流

小资产阶级的自私性和逐利性，很容易造成其在政治活动中的无序性和松散性：由于利益牵涉少、眼光狭窄，所以他们很容易为了某类特定的利益而合流为一股政治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因为这个利益的争执或者消失而分流。政治活动全凭利益，缺乏强大的规章、原则和纪律。

例如在中国台湾，进行某类经济活动的小资产阶级（如某些产品的批发商、生产农产品的个体户）经常会为了共同利益而组建党派，参与政党活动，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政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或者利益消失而解散或者泡沫化，“公民对于理想社会的想象将会成为其认可或排斥政治体系现行政策的衡量标准，它常常与民众的现实利益挂钩”[7]。

三、当代小资产阶级的产生的原因和背景

首先是客观经济原因，小资产阶级的产生，经济上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实际上，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让小资产阶级有了合法占有少部分生产资料的法律基础，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都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维系自己的地位，不同的是前者占有量较少且未脱产，后者占有量较大，且已脱产。

正是因为对生产资料的少量占有，他们可以以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自行生产经营，而不用通过受人剥削来取得生存的机会，但是他们的生产资料并不能多到让他们完全脱离生产、劳动，所以他们又必须自己提供生产所需的劳动，这个是他们和完全脱离劳动、靠提供大量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力取得经济增殖的大资产阶级的最大区别。

其次是主观心理原因，小资产阶级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产生和发展的，也是这个制度下的受益者之一，所以他们不会在根本上反对这个制度，而且小资产阶级在心理上实际上是希望自己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只是他们害怕冒险、安于现状的心理才让他们稳定于现状，这种“求安稳”的心理，自然就成为小资产阶级变成一个稳定的群体，而非大资产阶级的一个过渡和前驱状态。

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人类的生产能力逐渐提升，使得社会上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生产资料也越来越丰富，丰富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在私有制的背景下，会自然性向不同的人群分流，而且是以非平均的形式分流，并在分流后在不同群体间部分流动。这就会造成部分群体对经济资源、生产资料占有量大、部分群体占有量少、部分群体无法占有的情况，占有量大者就成为“大资产阶级”；占有量小者，就成为“小资产阶级”，无法占有或者失去了原先占有资源者，就沦为“无产阶级”。

最后，对生产资料的私有，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形成一种制度，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形成的最终法律背景。

四、小资产阶级可能的作用

他们的参政热情和表达欲望，使得他们能够帮助无产阶级表态和抗争，但是他们的自私性又导致他们不可能永远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一旦无利可图或者付出过多，他们就会退缩。

所以他们对社会和民众的作用，也是积极和消极同时存在的。

（一）、可能的积极作用

1.帮助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对抗

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对大资产阶级的压榨剥削不满这一点上是没有分歧的，所以小资产阶级可以视为对抗大资产阶级时的一个助力，小资产阶级相对更高的文化素养和财富支持，也是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对抗的重要帮助。

2.帮助完善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小资产阶级作为与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过渡阶级，具有某些和无产阶级相似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具有大资产阶级的一些特点，所以对这类人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分析，对于完善马列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可能的消极作用

1.从内部破坏抗争权益的运动

自私性和对私有权益的热爱，导致他们随时可能倒戈、站在资产阶级一方对抗无产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不能回避的软弱性，是无产阶级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合作中可能随时倒戈相向，这对于无产阶级的歌名破坏非常大，历史上，越南社会主义革命早期，越南社会主义者就是因为没有认清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法国人的镇压到来时，小资产阶级纷纷倒戈相向，导致越南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流产。

2.民粹主义

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自私性，会让他们热衷于以“谋求民众利益”来占据道德制高点，将理性者攻击为“权贵派”，这种掀起的民粹浪潮很容易对县政府造成极大冲击，这种冲击又很容易从最弱的板块爆发，这就是中国现代政治学者萧功秦所描述的“薄壳效应”——政治浪潮很容易从社会最弱的那个板块喷发，就像地壳下的岩浆最容易从地壳最薄的位置喷发。

小资产阶级很容易掀起民粹主义，因为他们狭隘性会限制他们的眼光和思考能力，即便他们明白社会的问题从何而来，他们在自私性的驱使下，也会将民粹主义继续下去，最终形成“自私、狭隘——民粹运动——当局让步或垮台——民粹领导者掌控全局——民粹领导者无力解决问题——垮台或者被其他民粹领导者掌控全局”的死循环。

五、结论：如何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统战

既然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性和消极性，无产阶级就有必要主动分析他们，对他们制定相应策略，尽量加强积极面、减少消极面。

策略一：设法团结

诚然，《共产党宣言》预言“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8]也就是说，随着大工业化，小资产阶级也会逐渐消亡，但是，在可以看到的未来，小资产阶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考虑到当下世界范围内小资产阶级的规模仍旧庞大，无产阶级必须学会和他们团结一致，至少不应当让他们在压力下普遍倒向大资产阶级。

策略二：分化瓦解

不能让小资产阶级团结成一个整体性的政治力量，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摇摆不定的特点会导致他们变成一个很大的政治不确定性因素，一旦处理不当，很容易变成资产阶级的同路人。

况且，小资产阶级本身的自利性和狭隘性，让他们很难团结一致，所以无产阶级需要对他们不同的群体区别对待，应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尽量将其分化为不同的部分，然后逐渐吸收到无产阶级队伍中。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吸收”，不是要把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化（即立即没收财产、取消私有制）或者对他们采取“平均主义”，实际上，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与经济基础发展并不成熟的状态下，私有制还将在客观上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完全吸收小资产阶级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所以各国无产阶级所要做的，就是尽量让他们在立场上坚定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

策略三：以无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列宁曾说：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部分没有在各方面极认真地做好驱逐和压倒机会主义的准备，那么连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也是荒唐的[9]。

小资产阶级有其革命性，但是也有其保守性、自私性和投机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在思想上（注意，是“在思想上”）把他们改造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首先是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例如习近平同志在8·19讲话中所提及的“两个巩固”（巩固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作为中国马列主义的领导政党，中共必须牢牢掌握“三权”——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其次，在主体上，从党委主要同志带头，转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而宣传机构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晰权责，保证执行；

第三，在立场上，坚持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党性原则，并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要敢于亮剑，决不放弃舆论斗争，旗帜鲜明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最后，在能力上，在创新中告别“无处下口”的问题，增强国际话语权。其中，创新是理念、手段、基层工作的全方位创新，如创新网络意识形态维护，同时反对“洋八股”、“土八股”等思潮，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并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表述，以提高话语权、话语影响力。[10]

参考文献

[1] Maslow, A (1954).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ISBN 0-06-041987-3.

[2] 樊为之.陕西文化发展及文化产业研究报告(J) 新西部 NEW WEST，2018(7):67-73

[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引论

[4]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0月2日）

[5] 严卿.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政治信任关系演进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5.12：81-82

[6] 王栎曦. 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必要性的思考 (J) 法制与社会 2018.7（中）：104

[7] 张瑞波. 政治世俗化下的台湾政党格局多元化面向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4（59）：67-72

[8] 共产党宣言 第一章

[9] 列宁文集 三十八卷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10] 朱继东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