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经济学？何种价值观？——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两大范式的比较

【本文为作者朱富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导读：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上，而每个引导假定本身都潜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从而体现了不同的利益取向。其中，马克思经济学根本上体现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反映弱势者对社会正义的认知；相应地，它不承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而是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并注重对这些异化现象的解释和解决。与此不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本上服务于强势群体的既得利益，反映强势者对社会正义的认知；相应地，它以伦理实证主义价值观来为现实进行解释和辩护，以供求均衡来合理化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

本文主要改编自《经济学理论潜含的利益取向探析：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比较》，《经济纵横》2008年第12期。】

一、引言

任何学说都以一定的前提假定为基础，正是在截然不同的引导假定之上形成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同时，由于这些引导假定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就形成了一系列相互隔绝的解释共同体。这些解释共同体往往会形成中常规范式，不同经济流派的学者就基于不同的常规范式做一些细枝末节的检验和解谜工作。正因如此。基于常规范式的工作就难以对该流派的经济理论展开真正有效的反思，进而对解释共同体之外的批判还持有截然的否定态度。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无论是数理建模还是计量实证，几乎都是在拓展或“验证”新古典主义的最大化假说；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主要是在拓展或“验证”马克思本人提出的论断以及理论体系。这就意味着，各经济学流派的任何理论和相关分析结论都是相对的，都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从而也就体现为特定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并反映出特定阶层的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在探究经济学的基本特性时，就要挖掘出嵌入其中的价值观。布鲁写道：

【“人们由于社会压力、共同兴趣或观念、自然聚居等原因进一步结成各种群体。因此，存在着各种宗教、政治、美术、社会和经济团体，他们在各自特殊的利益范围内，表现出统一的共同观点与见解。我们在这里所感兴趣的是，各团体人们基于个人利益和其他考虑所提出的共同观点，以及这些共同观点所形成的关于如何组织经济、经济向何处去发展的观念。不论成功与否，我们将尽力指出支持每个经济学流派的团体和每个经济学流派寻求哪个团体的支持。”[①]】

那么，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表了哪种阶层的利益呢？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毋庸置疑，在当前中国社会，不少经济学人似乎都成了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尽管这些经济学人总是试图以理性分析等借口来驳斥社会大众加在其身上的这种“罪名”。试问：他们果真清白乎？难道他们忘了自己推崇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性假设：百姓不会永远受蒙骗。更不要说，他们长期的行为也已经暴露了一切，只要稍有社会常识的人也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事实上，这些经济学人不仅经常为利益集团讲学、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接受他们的“聘请”而成为顾问或独立董事，而且，这些人或机构还动辄接受上百万元的“学术”资助和捐款，却打着慈善的幌子。那么，他们又何以不认同这种社会标签而把自己视为价值中立的客观分析者呢？根本上，这就与他们所接受的主流经济学说本身所嵌入的一元价值观及其意识形态熏陶有关：主流经济学用供求来解释社会现状，并且把供求决定的均衡结果视为合理存在，而供求均衡则决定于社会力量对比；正是基于这种理论，一切社会事物和制度都是有利于强势者和既得利益集团，而主流经济学家则以“弱肉强食”规则来为这种现状辩护，为那些强势者或既得利益集团竭其所能地谋取私利辩护，而根本不关心社会的本质如何，也根本不关注现状是处于何等的异化状态。因此，本文就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所嵌入的价值取向做一深入的比较分析。

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取向

从根本目的上讲，经济学是致力于探究如何提高人类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的学科。马歇尔写道：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②]】

而且，经济学尤其要关注穷人的福利提升，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富人都已经获得其历史条件下的最大满足，从而也就构成不了经济学关注的主要对象。马歇尔强调“穷人的祸根是他们的贫困”。[③]问题是，如何缓解穷人的贫困和提高穷人的福利呢？一般地，这主要基于两大途径：（1）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是斯密等关注的；（2）建立有利于穷人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这是李嘉图和穆勒等关注的。其中，李嘉图将“确定调节分配的法则视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穆勒则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需要更好的法则。然而，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根本上却是建立在基于纯粹力量相对抗的基础上，由此产生出的市场就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在这种机制中，尽管社会物质财富总量呈现出急速增长的势头，但社会底层的贫困化也在加剧。为此，马克思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市场体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把这种不公正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异化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经济学根本关注的就是穷人的福利和弱势者的自由，关注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马克思不局限于物质总量层面的分析，而是要探究这些物质财富究竟归谁享有，又是谁为之付出成本。正如胡克指出的，

【“马克思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保证过未来的‘幸福’或在现在为‘幸福’而进行过战斗。他之所以谴责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它使人民不幸福，而是因为它使他们不人道，剥夺了他们不可缺少的尊严，由于给他们的一切理想确定了金钱上的价值而贬低了它们，并使他们遭受无谓的痛苦。他会同意尼采对边沁所作的残忍的苛评：‘人并不渴望幸福，只有英国人才那样’；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轻蔑地批评了功利主义者关于痛苦和快乐的簿记，他指出，‘边沁以最枯燥无味的天真烂漫，把现代的店主，特别是英国的店主，当成了标准的人’。”[④]】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继承古典经济学注重社会制度建设、关怀社会正义的基本路向，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致力于反映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正是基于弱势者的立场以及对“最贫困和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关怀，马克思重新审视和改造了古典经济学。一般地，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这样两大明显特征：（1）马克思经济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反映底层百姓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和渴望，从而也就成为弱势者实质上的代言者；（2）马克思经济理论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批判弱肉强食的市场机制和体现强者利益的现实制度，从而成为强势者实质上的制约者。而且，由于马克思经济学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特性，从而具有浓厚的规范性；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将对“科学性”客观理论的追求放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这是与当时日益庸俗化的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分歧所在。事实上，针对当时因接受自然主义思维而日益庸俗化的政治（国民）经济学，马克思曾做出了强烈的批判。

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在探究劳动的作用时，批判了日益庸俗化的经济学家把劳动简单地视为一种投入要素并集中于经济效益考虑的做法，而是强调劳动对人性完善的作用。事实上，自李嘉图、西尼尔以降，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写道：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⑤]】

显然，马克思对庸俗政治（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不但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也强化了经济学的人本性质。正如弗洛姆指出的，

【“（马克思）仅仅是把经济变革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马克思所真正关心的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的解放”。[⑥]】

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在探究社会制度时，批判了当时的庸俗主义经济学把现实社会制度视为合理的并在既定社会制度下分析资源最优配置的做法，而是把精力集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权力分配上，进而把资本主义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归咎为当时的阶级结构。事实上，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释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这样，马克思就将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所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从而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显然，马克思经济学这种研究的着眼点更为长远，认识问题也更为深刻，因为它不会为一时的异化现象所迷惑、所遮蔽。正如弗洛姆指出的，

【“马克思的主要着作《资本论》，其意义也不过是源于哲学史的整体研究一个阶段。因为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是用来理解工业社会中的人的残缺状态的一种批判性工具。如果马克思能写完这部巨着，也许会将之命名为《论人和社会》。”[⑦]】

同时，正是基于这种人本主义精神，马克思及其经济学对异化的现实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由此来积极推动社会制度的改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波普尔对马克思的评论中略见一斑：

【“如果不承认马克思的真诚，我们就不能公正地对待他。马克思的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空言、尤其不信道德方面的空言，使他成为世界上反对伪善和法利赛主义最有影响的战士之一。他有着帮助被压迫者的强烈欲望；他充分意识到，需要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在言词中证实自身。尽管马克思的主要才能是在理论方面，但是为铸造他认为是科学的战斗武器，以改进大多数人的命运，他付出了巨大的辛劳”；[⑧]“特别是在他的青年时代，马克思所处的是一个最无耻和残酷的剥削的年代。伪善的辩护士们居然还以人类自由的原则、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人有自由订立一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契约的权利为借口，为这种无耻的剥削进行冷嘲热讽的辩护。”[⑨]】

所以，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德尼.韦伯夫妇就强调：

【“现在是认识马克思的极大重要性的时候了。对于他，还有许多无知识的胡言乱语在流传着，可是他的极大地重要性，不是在于他在经济学上和政治学上掀起了一个革命，而是在于他拆穿了资本主义在道德方面的虚伪。在今天，马克思理论上的错误是像摩西的错误一样地彰明显着；但是，没有一个读过《资本论》里关于历史的各章的人，会在坠入到一种幻想的陷阱，认为资本家在道德方面是值得尊敬的。马克思尽管在抽象的经济理论上有他一切的夸大的错误——甚至对社会主义也是不利的错误——却辉煌成功地把资本主义的旗帜突然地反过面来，使它们的丑陋的一面面向着观众，并在现代文明的喜剧里，把资产阶级扮演成反派的角色。”[⑩]】

胡克则写道：

【“马克思断然地否认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史一些凌驾于阶级之上的无偏袒行学科。他也并不把他自己的理论排除在外。在谈到他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他说到：‘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言，它就只能代表那个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围棋历史人物的阶级，就是说，它只能代表无产阶级’。”[11]】

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倾向，强烈关注广大弱势者的利益诉求。卢克斯认为，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早期作品中对奴性的憎恶，到巴黎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异化的批判以及零零散散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到《资本论》中对工厂劳动条件和对剥削后果的严厉抨击。”[12]为此，弗洛姆甚至把马克思称为19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并强调，如果不理解马克思对人的关注，

【“就永远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或者只能像许多实践马克思理论的人那样窜改马克思的学说。”[13]】

相应地，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也是体现了弱势者的利益取向，目的在于揭示现实中的问题。显然，作为一个社会正义的关注者，就不会想当然地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也就不会坚持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事实上，尽管马克思曾高度赞扬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但正如费彻尔强调的：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历史观恰恰不是纯粹的‘进化论’，而是强调矛盾，强调发展中的对抗，以及它们所有方面的联系。”[14]】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学说也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其中，早期主要以批判为主，热衷于对现实问题的挖掘；后期则主要以建构为主，热衷于对经济规律的揭示。正是这种转变，导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观思维并用于解剖现实的批判性思维在后期就逐渐式微，而致力于探究社会发展规律并用于未来预告的纯粹科学学说则日益兴盛。费彻尔写道：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分析与达尔文对自然界的进化规律的分析如出一辙。马克思的经济学着作与他对异化世界的批判之间的联系不再为人们所关注。规范与现实的统一——这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思想的典型特征——在理论中消失了，至少是不再能被恰当地说明了”；[15]】

尤其是，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撕裂为两个相互补充的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纯粹科学的（价值中立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另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它依赖并且运用这些科学洞见，就像技术人员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一样”。[16]

三、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价值取向

承袭边际效用学派注重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以及供求均衡分析的基本路向，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具有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倾向，并根本有助于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意志、偏好和利益。事实上，正是基于功能分析对事物之存在现状的阐述，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关系为社会现状提供了合理化解释，为既得利益者的行为提供合理性辩护，从而必然为权势者的利益服务。同时，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具有这种辩护性，又跟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有关。究其原因，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倾向于把自然界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学说用到了社会、种族和个人身上，把任何成功的人或事物的存在都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正因如此，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的实证主义分析本质上就是保守、妥协，为现实唱颂歌的理论，根本没有任何批判和否定的精神，这种理论也不可能改变现存社会，更不可能创造出合理的社会。其实，尽管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机制而提出了“物竞天择”的学说，但这种竞争并不必然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更主要是一种相互合作的竞争；不幸的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却进一步扭曲了达尔文学说，不但将之扩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将自然界中残酷而机械的规律套到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上，从而就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

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不变的社会规律，即使“那些令人不愉快或不情愿的事物都必须加以接受”，因为它们都是由不可变易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例如，由供求决定的工资就是“不可动摇的规律”，因而任何法令干预工资谈判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且，这种学说还“培养了一种对不可避免性的普遍感觉，因而也就培养了人们沉默、毫无反抗地忍受不可避免的东西”，因为“现存的将永远存在，而试图要影响事件的进程，或者只是对它们进行评价，都是荒唐可笑的事：一个人并不向自然规律去辩论，而企图推翻它们则只会导致灾难”。[17]正因如此，尽管像斯密、西斯蒙第、穆勒、马克思等一大批古典经济学家都对社会正义、贫困等问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关注当时贫富急速拉大的社会现实；但是，随着经济学逐渐接受自然主义思维而把伦理因素清除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对日趋严重的贫困和穷人采取了残酷无情的措施和敌视的看法。对此，西德尼.韦伯夫妇就写道：

【“现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和‘英帝国资源’的主要权威，对英国人就说，‘没有很大比重的贫困，富裕就不可能有，因为富裕是劳动的产物，同时劳动只能从贫困状况中得来。贫困损失社会的一种状态和条件，在这种状态和条件下，个别的人是没有在贮备形态中的剩余劳动的，或者换句话说，他除了经常能够运用勤劳来取得酬报外，没有任何财产或生存手段。因此，贫困是社会中最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成分’。”[18]】

在经济学界，马尔萨斯是促使经济学进行这种转向的代表人物。马尔萨斯认为，贫穷和困苦是对“下等阶层”没有能够控制其人口增长的自然惩罚，因此，对穷人不能提供政府救济；相反，给穷人更多的资助会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下来，从而将使温饱问题更加恶化。究其原因，马尔萨斯基于其荒唐的人口论认为，济贫法不仅会鼓励穷人的懒惰和浪费，而且，会促使他们建立自己不能赡养的家庭，从而进一步“创造出他们所维持的贫困”；为此，马尔萨斯提出了条件非常苛刻的济贫法修正案，它要求接受救济的人必须抵押其全部财产，甚至拆散其家庭。正因如此，马尔萨斯向古典经济学注入了非常有害的价值因素，并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成为当时自由主义的主流。例如，西尼尔就欢呼他为“与斯密并列的人类的恩人”，穆勒也曾对他的观点进行扞卫；即使在很多领域都与马尔萨斯针锋相对的李嘉图，也赞成他的人口论，认为“这部伟大作品的反对者所发动的估计只能证明其强大的说服力”。同时，马尔萨斯的观点也影响了达尔文、华莱士以及斯宾塞等人，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就写道：就动物而言“没有人为的食物增长，没有明智的婚姻限制……马尔萨斯的学说能够以多种形式应用于所有动物和植物王国”。于是，马尔萨斯及其学说成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对19世纪后期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理论之间的重要纽带，为此，凯恩斯甚至将他与洛克、休谟、斯密、边沁、达尔文以及穆勒等都视为“英国人文科学传统”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卓越自由主义者。

当然，自西斯蒙第等发起自由主义的改良依赖，现代自由主义就逐渐向社会民主主义趋同，并倾向于运用福利措施去缓解贫穷和困苦，从而使得现代自由主义这一术语也与仁慈和同情的态度相联结。不过，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自然主义思维以及伦理实证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自由主义以此更主要与针对穷人的冷酷无情的态度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乃至逐渐蜕变为自由至上主义或新古典自由主义。显然，这种冷酷是来自于新教教义的遗产，而古典经济学则为其附上了“科学的”正当性。[19]例如，西德尼.韦伯夫妇就写道：

【“在知识分子中有李嘉图和西尼尔，在教士中有马尔萨斯和华德雷大主教，他们都把漫无约束的工厂、矿区和贫民窟的恐怖——用‘工资的自然率’的名词把它抽象化起来——说成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现，和基督教教会教条所启示的神律的一部分”。[20]】

问题是，正如阿巴拉斯特指出的，如果经济“规律”证明对穷人的慈善或仁慈是与生产力相悖的，那么，这不正是问题所在吗？马尔萨斯有力地驳斥了那些生而贫穷之人的生存权，难道这是“英国人文传统”的真正含义吗？[21]

其实，尽管斯密对市场经济持温和的乐观主义态度，但他并不认同当多数人处于贫穷和悲惨的境遇之时国家是富有的观点；同样，尽管李嘉图认识到最低生活费工资的存在，但他却坚持劳动阶级也能够形成“舒适与享乐”的品味，从而可将降低出生率。正因如此，马尔萨斯的观点引起当时劳动阶级的普遍痛恨，尽管马尔萨斯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和善和受人欢迎的，而不是一副残忍而又恶毒的恶人形象。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继承并强化了自然主义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将由自由竞争产生的一切市场现象都视为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应地，它不允许对自由竞争和市场秩序之类的基本信仰发起挑战，乃至对一切批判思潮尤其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采取刻意漠视和打压的态度。

例如，斯威齐早在大学时代就因为发现了“拐折的需求曲线”而成为经济学界的一颗新星，但大危机使斯威齐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缺陷：一方面是产品过剩，而另一方面是广大下层人民对于大量的过剩产品几乎没有任何消费能力；一方面是大量的食品被倾倒入垃圾场，而另一方面是寒冷的冬夜街头常有饿毙的流浪者。同时，这些问题却无法在主流经济学框架里得到解释和解决，于是，斯威齐就转而求助于马克思并转化为正统经济学的怀疑者、批判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维护者和发展者；但结果，这位现代微观经济学厂商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就从此不再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青睐。

再如，曾是马歇尔经济学信奉者的琼.罗宾逊，仅凭其1933年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就可以跻身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的行列；但是，琼.罗宾逊后来却成了马歇尔经济学的怀疑者、批判者、凯恩斯经济学的坚定者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情者，并以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观点来挑战主流经济学。在琼.罗宾逊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对了解现实具有无可争辩的作用：（1）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坚持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自然规律”的一部分，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它只是一个发展阶段；（2）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只看到社会各种利益的一致性，马克思经济学则主张经济生活取决于利益的矛盾。而且，琼.罗宾逊认同马克思关于收入的不合理分配这个“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中心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论，承认“剥削是资本主义借以毁灭自身这一过程的必需部分”，把“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示”视为长期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础，而哈罗德和多马的模型不过是重新发现，因而如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早得到认真重视的话，

【“它一定为我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22]】

事实上，琼.罗宾逊所要摧毁的不是正统经济学的某个理论，而是整个正统经济学的大厦；而且，她用于摧毁传统经济学的武器，还是主流经济学深恶痛绝的马克思经济学。正因如此，尽管琼.罗宾逊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但始终无法获得仅仅奖励宣传和发展主流经济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如此，一些主流经济学者还刻意诋毁琼.罗宾逊，如有学者说：

【“随着《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表，罗宾逊败坏了自己在剑桥和马萨诸塞的形象”；[23]】

她曾经的老师和同事肖夫甚至说：琼.罗宾逊已经“丧失了她的道德观”；[24]她最器重并倾注大量心血培养的学生则称她为“马克思化的凯恩斯主义者”。[25]琼.罗宾逊之所以背叛了马歇尔经济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在马歇尔经济学框架下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因为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里的世界是和谐的，自由放任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政策主张，但大危机期间的自由放任政策则无异于在谋杀穷人。同时，琼.罗宾逊之所以又与正统凯恩斯经济学愈行愈远，关键在于凯恩斯经济学也没有关注社会分配的不公以及博学的大量存在问题。因此，在经历了种种的社会现象和理论思索之后，琼.罗宾逊还是选择亲近马克思的艰难之路。

然而，在当前功利主义盛行的学术界，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人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套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说，并以此来市场和现实辩护。例如，针对如何看待社会中盛行的腐败问题，张曙光就强调：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也就是说，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显然，在当前社会监督体系缺失的情况下，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不是去探究如何完善监督体系，相反，却主张以资产换特权来促进私有化。例如，张五常就强调，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让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正因如此，这种体现强者利益的西方主流学说传到中国后就与强势者集团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主流”经济学、掌权的官员以及得势的富人紧密结合的“铁三角”利益集团。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宣称它关注“是什么”而不是宣扬“应该是什么”，但其学说本质上却嵌入了强烈的自然主义思维，从而极力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偏好和诉求，为强势者的利益服务。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基于“物竞天择”的自然主义思维，主流经济学家把一切社会制度都看成是力量博弈的结果，以供求均衡来解释其合理性；（2）基于这种以力量决定的不变社会规律，主流经济学家不但对当前这种扭曲的事态熟视无睹，而且还总要站在强势者的一方极力为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丑陋现象进行百般辩护和解释。显然，正因为“贯穿于经济学的世界观与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界观一样，认为经济领域是根据人的才智可以掌握的自然规律在运转”；[26]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的，它不能、不愿也不敢触及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或者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对自由市场的各种干预。

其实，这种伦理实证主义首先出现在社会学中，自孔德开启滥觞，经过涂尔干、斯宾塞、滕尼斯以及默顿等人的努力，结构功能主义为社会学者所普遍接受；但与此同时，也遭致了很多的批判，以致社会学“危机论”也甚嚣尘上，并导致了马克思社会学、现象社会学、本土社会学以及其他冲突理论的出现。不幸的是，正是由于这种保守性和辩护性，现代主流经济学在政治层面上反而会为任何类型当权者所青睐，以致总处于主流的地位，总可以获得绝大部分的学术和社会资源；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学说是为当权者服务的，从而也就无法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也看不到现实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这就如当前社会所展示的，这也是嵌入新自由主义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得以迅速传遍全球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都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上，而每个引导假定本身都潜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显然，正是这种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不同学派对社会现状采取不同的态度：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对之进行解释和辩护。进而，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的引导假定，又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主要对象不同有关：前者是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问题，后者是既定资源的配置问题。同时，两者采取的研究思维也存在截然不同的取向：前者采取现实分析和理想追求相结合的路线，后者则要么偏向纯粹的逻辑推理，要么热衷于现实的实证解释。

由这种研究对象以及引导假定的差异，导致了两大经济学研究范式上的不同，从而体现了不同阶层的利益需求。（1）就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它以新古典经济学派为核心，并以边际分析来探究世界的均衡问题，从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布鲁写道：

【“通过表明在竞争性环境下，工人们所得到的报酬将与他们对产出的价值所做出的贡献相衬，边际主义者有助于抵制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召唤。但是，边际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或政治保守主义也对那些利益仅仅在于维持现状的人有利，即对那些反对变革的人有利。这种经济理论通过反对工会、把失业归因于人为的高工资或者工资不具有向下调整的弹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从而对雇主有利（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真正理解这种理论）。边际主义同时扞卫地主的利益，反对基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而对地主进行的各种攻击。也可以说这种学派对富人有利，因为富人通常反对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可能对收入进行再分配。”[27]】

（2）马克思理论的根本价值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化现象进行揭示，也是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现实制度的维护取向进行的批判。米尔斯指出，

【“马克思的贡献所具的力量源自于它对两件事情所做的准确估价：一是它对工业革命造成的状况的明显不足所做的准确估价，二是它对古典经济学为这些状况提供的难以服人的合理性辩护所做的准确估价。”[28]】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利益取向存在根本性不同，这也可以在其劳动价值理论和效用价值理论中得到经典的体现：劳动价值理论把社会利益看成是冲突的，并把价值的创造归功于工人的劳动投入；而效用价值理论把社会利益看成是和谐的，并依据供求来为现实的利益分配辩护。这里，我们引用宋承宪的一段话来说明：

【“（价值）是主体的主观欲望与客观的‘资本雇用的劳动’达成一个谈判均衡。在这样同一个谈判经济中，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非马克思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的唯一区别是，前者给予劳动者（工人）的利益要求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份额，后者给予资产者（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份额，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个均衡合约（协议），至于合约结构是有利于劳方还是有利于资方，则取决于双方谈判地位的强弱。资方的谈判地位早期是绝对地压倒劳方的，因此资本剥削劳动的现象被众多的经济学家观察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否认这一点。当劳方的谈判地位随着劳动创造价值的增长而逐渐增强是，劳资冲突便尖锐起来，而直到两位代表劳方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为劳动者创立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后，资本剥削劳动的合法性受到了威胁，于是为资本剥削劳动辩护的经济济学便应运而生，这就是所谓‘边际革命’的由来，也是庞巴维克和萨缪尔森屡次挑起论战的基本原因。除新剑桥学派和新李嘉图学派外，几乎所有的非马克思经济学家均受其影响”；[29]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回避价值判断，而沉溺于实证分析之中。其原因如上所述，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判断引起了资本剥削劳动的合理性恐慌，但是，在经济学上，价值论和价值判断是永远取消不掉的”。[30]】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机械地照搬一些自然规律来处理人类社会问题，本身就是非常肤浅的。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

【“经济学也正是通过劳动概念而回到了更深层的、作为经济学基础的领域——亦即，对劳动概念所作的每一次彻底经济学的讨论都要求回到这种基础的、超越经济学本身的领域。”[31]】

尽管如此，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这却往往基于机械的行为主义和形式的数理逻辑对马克思经济学说进行批判，基于抽象的理性选择来断定马克思学说中的一系列论断都是错误的；但显然，这种批判根本就没有深入到人类事物之间作用机制，更没有考虑到马克思的社会关怀，没有考虑到马克思学说用于改造社会这一目的。凡勃伦写道：

【“马克思所创立的学说体系，以富有想象力的观念和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为特征。具体来看，这个体系的组成元素并不新奇，也并非离经叛道的，马克思本人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声称发现了前人尚未发现的事实，或是发明了对已知事实深奥的表达方式；但是整个体系有一种独创性的、首创性的味道，这个分析在人类文化任何阶段的科学中都是很少见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这一与众不同的特征有多少要归因于其创立者的个人特性我们不好定论，但使其有别于其他经济理论体系的标志，并非个人特质的问题。它与之前的所有理论体系在前提和目的上都有显着的不同”；[32]“如果不将其当作一个整体，而且从它的假设和目标出发，那么，马克思主义体系就不仅站不住脚的，而且甚至是不可理解的。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比如庞巴维克的观点对这个体系的某个特定孤立方面（比如价值论）的讨论，就像从二维角度来讨论立体一样是无用的。”[33]】

[①] 布鲁：《经济思想史》，焦国华、韩红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页。

[③]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5页。

[④] 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⑥] 弗洛姆：《生命之爱》，王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16页。

[⑦] 弗洛姆：《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毛泽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2页。

[⑧]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⑨]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⑩] S.韦伯、B.韦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秋水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1年版，第179页。

[11] 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6-87页。

[12] 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袁聚录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13] 弗洛姆：《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毛泽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2页。

[14] 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15] 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16] 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17] 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18] 转引自S.韦伯、B.韦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秋水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1年版，第13页。

[19] 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20] 转引自S.韦伯、B.韦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秋水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1年版，第12页。

[21] 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22] 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胡希宁、范重庆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

[23] 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胡希宁、范重庆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24] 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胡希宁、范重庆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25] 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胡希宁、范重庆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26] 雷斯曼：《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为什么总是招来议论》，载秋风编译：《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27] 布鲁：《经济思想史》，焦国华、韩红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28] 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高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64页。

[29] 宋承宪：《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

[30] 宋承宪：《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31] 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21页。

[32] 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张天龙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04页。

[33] 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张天龙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05页。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