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中国应借鉴建国初期成功经验,倡导改革金融投机泛滥的不合理国际金融秩序
【本文为作者杨斌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据有关消息,10月4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世界经济论坛印度峰会上表示,他们希望印度不要为了使用华为设备而让自己在不经意间面临不愉快的安全风险。但是,与他同场的印度电信市场领头企业巴蒂电信创始人苏尼尔·米塔尔(Sunil Mittal)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印度应该让华为参与进来,华为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做得很好,明显优于爱立信和诺基亚。
印度电信巨头以亲身体验反驳美国,华为通讯基站远远优越于排在全球第二、第三位置的北欧爱立信、诺基亚,更不要说根本排不上号的美国、日本、西欧电信企业。有趣的是,华为实行了全体员工持股的独特制度,就是从供给侧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在个人所有制基础上重建共产主义公有制,而北欧实行了社会福利国家政策,就是从需求侧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政策,华为员工的人均收入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西欧企业,北欧的人均国民收入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西欧,由此可见,今天运用共产主义的积极因素,改造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潜力,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而是今天就立刻现实可行的。
华为、北欧的独特制度特点,是保留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合理因素,这恰恰是更加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当旧的生产关系仍然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时就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同时大胆引入共产主义的积极因素改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局限性,这说明许多共产主义的积极因素具有今天就现实可行的巨大潜力,华为、北欧、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保留马克思所说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共产主义的积极因素就会变得更加现实可行和威力巨大。
如新中国建国初期,实事求是从现实而不是书本出发运用共产主义原理改造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税收制度和税收队伍不完善的条件下,通过全民共享货币发行红利提供充裕资金,大胆实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妥善安置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国民党八百万文职、军政人员,还有无业游民、妓女、吸毒人员并创造了迅速根治黄赌毒的奇迹,同时还迅速治理了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烂摊子,迅速把饱受四大家族操纵金融投机摧残的民族工商业从破产边缘挽救出来并出现爆炸性增长,同时兼治了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社会失业,不仅战胜了美国全面贸易禁运,还提供充裕资金、物资取得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没有凭票供应条件下保持市场敞开供应、繁荣和物价稳定,短短三年工农业增长就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远远超过二战后五、六年仍然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日本、西德,创造了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奇迹。
倘若今天中国大胆探索实践,把华为、北欧、建国初期的供给侧、需求侧和货币发行领域的共产主义成功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并发扬光大,就完全可能创造出今天就现实可行的新型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北欧依靠高税收支撑的社会福利国家,当然更加远远优越于陷入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投机化困境的美国、西欧、日本,这样中国就能够以压倒性制度优势,战胜美国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颜色革命等等,以压倒性的利益实惠吸引香港、台湾民众,不让饱受贫富悬殊折磨的青年人被反华、反共势力轻易收买,像建国初期一样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迅速实现社会稳定,彻底打垮美国的反华全方位立体战争,彻底击败美国的霸权围堵并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指导我父亲杨培新反对四大家族操纵全面金融投机,成功团结、争取到众多民族工商业企业向党靠拢,就是因为当年四大家族操纵的猖獗的金融投机将民族工商业逼到了破产边缘,而后来建国初期严禁金融投机迅速挽救了民族工商业并焕发出了旺盛的活力。我父亲说当今华尔街金融寡头对工商业掠夺同四大家族如出一辙,应该再次借鉴建国初期经验打击金融寡头操纵全面金融投机并帮助各国工商业摆脱困境。
二战期间美国就谋划二战后遏制日本、德国和盟友中国并独享全球霸权。二战后美国对内实行罗斯福严厉禁止金融投机的投机零杠杆政策,却故意在海外为华尔街保留享受金融投机暴利的乐土,结果导致了国民党政府垮台和欧洲、日本长期难以恢复到战前水平。新中国建国初期严厉禁止金融投机并创造了治理治理市场经济烂摊子和工农业增长的奇迹,提供强大经济支持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国,这样才迫使美国迟迟到1953年免除了西德的战争债务,同时在全球推行严禁金融投机的政策并实行广泛社会改良,这样才促使二战后全球进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新中国建国初期通过严禁金融投机取得的辉煌经济成就,全球各国就难以实现二战后的良好经济复兴,日本、德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战后经济成功真正应该感恩的是中国,中国亲美人士羡慕的西方战后繁荣其实也来源于新中国的辉煌成就。但是,1980年代美国为维护霸权故意抛弃了二战后经济复兴的成功经验,转向鼓吹新自由主义并重新纵容金融投机泛滥,这就是为何美国、日本、西欧、台湾、香港告别了昔日繁荣并陷入困境,中国亲美人士困惑为何昔日西方繁荣变成了今日西方的严重困境。
今天中国应该再次借鉴建国初期成功经验并积极倡导各国改革金融投机泛滥的不合理国际金融秩序,像建国初期一样再次促进全球摆脱经济停滞困境并进入和谐共赢的黄金发展时代。
【杨斌,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国家经济安全课题首席专家、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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