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俚：走好以我为主的全球引领之路

【本文为作者钝俚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当前国内经济形势

总体来说，中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止于简单加大，更有可能是怎么见底——断定为L型走向还是太过显得乐观，或许V乃至深V才是正解——内外夹击之下，触底才能反弹。

作为发展进程的映射，小微企业可以作为重要参考。作为社会资本民营经济，他们解决了绝大部分的就业，但这么多年得到的扶持总是蜻蜓点水式的，严查偷税漏税，重罚安全环保。与国有大型企业相比，在资源要素的保障上总是排在后边，特别是最急需的金融资金支持，往往都是依靠民间借贷解决燃眉之急。

在原初定义上，金融机构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目前金融资金深度与资本大鳄拟定的国际惯例接轨，操作上只愿锦上添花不想雪中送炭，在确保资金绝对安全的口号下把嫌贫爱富发挥到了极致；本质上金融货币已经脱离了工具的属性先知，成为了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这样的发展趋势，必然会加速主权国家资本和国际资本财团的直接对话与博弈。

国有金融机构之所以近年来饱受诟病，还有超越于经济活动的深层次缘由，那就是，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目标掩盖下，深度陷入了党政机关讲级别、机关化的炫目光环里。懒政惰政，惯性思维，对项目对产业不调查不研究，死守着重大资金只投国有企业——肉烂了也在锅头——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基石，必须突破这个瓶颈制约。金融资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开钱庄坐收红利，而是要不断经营资本。作为国有金融机构，更有全民享有金融服务的基本要义，不能够仅仅当个守财奴。归根结底，要做到不仅研究资本的运作，也要研究产业、企业和项目的发展规律，才能减少对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误判。

产业扶持的反面教训

观察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称之为成熟的、优势的产业发展历程，较长时期的国家扶持，配之以稳定激励的政策导向，才能够解决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过分听信某一家之言的专家论证或企业愿景，单纯在决策层一厢情愿的实行政策“急刹车”“虎跳峡”，不是正常的为政治国应有之义。

以最大的家庭单体消费品汽车为例。欧美走在整个产业的前面，后发的日韩对于本国汽车产业全力扶持，从公务采购到市场保护，从技术配套到资金激励，经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反观国内对本土车企，既缺乏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采购的明确指向，更缺少容错和实验验证的政策依托。这样残酷的现实，虽然也刺激并催生了部分有影响力的企业，但更多还是在有意无意之中，丢弃了公务用车的社会示范带动力，培养了一大批唯国外车、唯名车的新世纪新生代消费群体。

其他产业也是如此，特别是当前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工业制造、物流贸易的运转基石，对于国家核心竞争力影响很大的芯片制造俨然已经成为最大的瓶颈制约。无论华为还是中兴，产品类型在丰富拓展，市场份额在不停做大，消费需求在次第升级，但自主芯片一直就是很大的问题。相较于中兴芯片的全部外购，华为尽管相对境况较好，海思麒麟逐渐站稳脚跟，但核心技术的专利费用每年付出也不少，华为与高通达成和解的结果就是每季付出1.5亿美元，移动终端销售额上去了利润率不见大增长，对于操作平台这一板块而言更是贴本赚吆喝。这两大头雁尚且如此，其他企业可想而知。

究其原因，长期奉行的技术拿来主义，没有拿来制造核心的精髓，一直痴迷于单纯经济核算的当期利益得失，现在成为了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最大BUG。不鼓励掌握自我制造能力，相信所谓透明公正的国际市场交易规则，完全寄希望于简单制造完成总量堆积，或者像联想一样执迷于收购外资品牌以为可以一举奠定高大上的科技领先行业地位。延续至今，不仅在知识产权相关领域被拿走最大利润，社会经济大受影响，更深层次将国防军事的终极密码交给了战略对手，对未来国家博弈造成严重被动。

近期，国家有关部委正在组织专业机构，计划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大的政策调整。在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规模发展全球第一的产业里面，可能需要避免再犯类似其他领域被洋人牵着鼻子走的决策失误，特别是面对“以市场换技术”的绝对诱惑，把技术制高点的控制权拱手相让。

看待壁垒的历史视角

开放是现代社会存续的主题，但从历史角度看，一直找不到学界可以定义的绝对开放和绝对保守的分界线。重商主义曾经快速促成了德意志的强大，主权国家形态发展到现在，每一个追赶型后发国家都会拾起这个武器，保护本国产业，扞卫国家主权，夯实基础之后再主动融入全球化的浪潮。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表面来看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但深层次的国家博弈和阶级矛盾并没消亡，反而在以前所未有的隐蔽方式或者公开分裂两种极端相反的面貌出现。

对于国家博弈来说，底气在哪里？实力决定一切。什么才是实力？强大的军事、坚实的经济、外溢的文化。保持实力不二法则：一直领先。如何才能一直领先？一方面是自己永远走在前面，另一方面是让别人永远在自己后面。走在前面是主动提高自己，让别人在后面是拉开差距。如何才能拉开差距？要么自己跑得快，要么别人走不动。

人类发展的历史脉络告诉我们一个现实，我们永远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并用自己的肩膀为后人奠定基础。所以，无论自然科学的每一次进步还是社会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不会凭空得来，都是试错纠偏的实践结果。如果先行者不将自己前进路上的失误和经验告诉后来人，那么很大程度上后来人就无法汲取营养，这就是自我保护的现实壁垒。归结到国家博弈层面，最大壁垒是什么？技术、资本。特别是在资本决定一切规则的时候，最大利益化的弱肉强食血腥本质更会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此观察当下，谁会想到仍然还是地球头号强国、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危机感十足喊出了“美国优先”这样的保守口号？稍有风吹草动，便毫不犹豫丢弃了保护全人类的伟大口号，民主自由全球化的普世价值，不惜军事经济综合运用，保护既得资本利益集团的最大利益，拉长超额利润获得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对于前几任政策的背叛，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终极目标，也是其当选的真正核心所在。这一点无需回避，更不用戴高帽子或刻意拉低人设来满足一切观察评论者的视角和言辞。

历史的馅饼和陷阱

时下对于全球化逆潮流的趋势，不少人很悲观，除了我们自己发展实力不强能力不足的审视外，甚至于还出现了中国模式得罪恩人和友邦的论调。

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8-10-24某学者文章《将过去40年的成就误读为“中国模式论”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

【“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论”将中国树立为西方视角下之令人惊慌的异类，必须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对中国过去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绝不能任其畅通无阻、高歌猛进。】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在美国人斯特林.西格雷夫所着《宋氏家族》一书中，对于当时的华工遭遇便有触目惊心的描述，以及洞彻美国社会问题根源的剖析：

【美国那“狂野的西部”正陷入反华的狂怒之中。…失业的白种人掀起了一场消灭“黄祸”的狂热运动。各地的中国城被付之一炬，白种人治安队组成“剪辫子队”，他们不仅剪去中国人的辫子，还把他们的头皮一起剥掉。

……美国各地反华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以致国会也开始对中国移民做出限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限制某个特定国家的居民入境。最初，清政府禁止中国人出国，但外国列强需要廉价劳动力。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成果之一就是迫使清政府同意中国人移民外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发起并操纵了华人苦力贸易。在1868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中，美国国会确认了在美中之间自由移民的权力。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当铁路建设完成之后，大量廉价的华工就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福音。

……西方媒体和历史教科书往往大肆渲染那个时期白种人在中国遭受的屈辱，而对同一时期在美国发生的有组织的恐怖反华暴行却视而不见。

（P042—043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

近现代历史发展历程早就证明，对于共产党国家的崛起，“上帝的选民”一直很有意见且力图全面改造，这本身并不是新鲜话题。作为一二战核心焦点的全球势力重组，一直就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斗争的本质：无论资本还是社会，或者精英还是大众。二战以后的各个国家建设发展历程，资本推手和精英阶层已经认识到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生死斗争，在全力架构依托跨国企业生存的中产阶级作为主体外，极大让渡了社会福利领域的资本原生牟利性，以图安抚更为广大层面上的中下阶层。

历史逻辑和现实一直教育我们，没有一成不变的完美国家制度——所谓“历史的终结”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梦呓罢了，也没有不劳而获的纯粹友邦馈赠——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才是国家生存之道要害。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国家制度体系，以及科学技术成果的特价打折全盘输入，其实本就陷阱重重，埋下的不仅是当期国家利益让渡的地雷，更有长久人心不复、发展受制于人的远航巨礁。

当下问题的本质是，作为五千年信史记载从未中断的东方中国意欲复兴，从而洗刷近代屈辱，曾经强加给煌煌天朝屈辱的彼时东西列强盗寇，能否心甘情愿看着穷小子翻身睡狮子梦醒？！尤其是夹杂着国家意识形态原生矛盾的不同政治体制，和现行主流西方国家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愈发成为极度放大的焦点。毋庸回避，这就是华夏传世文明夹杂着国家力量和民族情绪，对于延续至今三百多年来既定国际政治经济的巨大冲击，不一定非得要马上建设一个新秩序，但一定亟需冲破各方面、尤其是根植于精神和意志的桎梏和枷锁——或许演变为冲突，但目标会仍然是力争人类和平共处的“大同”世界。

选举政治中看似意料之外的必然安排

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实则必然。欧美的所谓多党制，本质上只有两个大党，且以轮流坐庄为基本标尺。民主党共和党，保守党工党等等，两个看似你争我夺你死我活的政党，在维持资本及实际掌控人唯一至高无上地位方面并无二致。

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权利的转移》中一段话传遍网络：

【“像唐纳德·特朗普或者李·亚科卡那种靠自我奋斗起家，身边经常围着一批热衷于搞宣传吹捧的人，正在成为商业街实力人物的象征。这批人已成为喜剧中的讽刺对象。他们及其所雇佣出来的的文人墨客炮制出最畅销的作品，这些人甚至被提名，或者已被安排提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潜在候选人！”】

作者是阿尔文·托夫勒，多数人聚焦在“神奇的书25年前就预测川普当选总统”，但细细分析字句，“被安排提名”才是“民主制度”得以成功的关键。

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不过是国际架构中的一种语义形态，在最核心的社会运转行政官僚体系中，没有什么职务活动程序化的根本差异。资本财阀集团大佬们要改变眼下民意掌控不力情况，需要“借力打力”——川普的当选一方面利用了选举人制度设计的BUG，也极大煽动了一般民众对于体制内僵化精英阶层的不满；近期基于白人蓄奴话题的“美式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视为其中的一部分。

就美国本身政治架构的方向调整而言，粗略看来，近期目的是要降低现有僵化精英的社会作用，促使其按照最初的预定的路径去适应和改变社会；如果不知道悔悟和改正，远期目标毫无疑问是践踏他们的人格、打倒他们的形象，重新扶持另一批国家管理团队。

特朗普后时期的美国战略收缩或再出击

且看时下美国本身的外交、贸易和军事逻辑，业已到了全球政治军事经济霸权全面干涉主义带来的诸多国内社会问题累积需要纾解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急需要调整战略走向，先收缩再凝聚，集中优势力量以利于下一次重拳精准出击。

——经济危机大转移。美式民主是吸血鬼政治，美式经济是蓄水池经济，眼下，吸血鬼仍然在且队伍不断壮大，蓄水池早已干涸但外来注入又严重不足。所以，其导致的金融危机由来已久，次贷危机看似安然度过，但基于美国作为主权国家存在的金融危机无法得以消除，特别是政府财务危机已经足够让其破产N次。同时，短期内无法通过发动外部军事掠夺来平衡财务收支，国际通用货币独有霸权地位岌岌可危，急需要通过国内转移注意力、国际增加话题点来换取排兵布阵的新空间。

——国际形势大动荡。和平与发展的确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但如同宗教信仰一样，他们的存在一直是目标，从未曾恒久。趁火打劫火中取栗都不是大本事，预言有火暗地放火且让大家一起出钱出力来救火的才是国际资本财阀集团大佬们的手笔。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是永恒不变的铁律，国家间财富的转移离不开主权国家的分崩离析，另一枚硬币要等的时机或许只是一个小的导火索就可以在正义的言辞下悍然发动战争。

基于此种判断，国家需要在前沿科学技术领域、国防军事板块未雨绸缪，做好“什么都不给我们也能够做”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与此同时，我们更要防止“棒杀+捧杀”的对手博弈策略。各类媒体特别是境外媒体常常惊呼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困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中不能自拔，导向上往往表现出两面性：迎合口味长了脸面，外媒开始国内顺接，异口同声大力捧杀；一言不合稍不顺心，内言混乱外媒添柴，众口铄金全力棒杀。归根结底，捧杀也好，棒杀也罢，目标都是“杀”。我们尽管保持了一定的谦虚谨慎精神，但很多时候表现出了飘飘然，有点甘愿甘愿被杀的样子。这是非常危险的。

坚定走好自我发展引领之路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具体困难和矛盾。对历史有所交代的核心，是当政者的决策和执行，都必须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当前我们面临形势的确比较严峻和困难，但对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三十年左右的历史，当前这一切又好像算不上什么天要塌下来的事。

比如军事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在陕北一隅奋然崛起，坚守在对日作战最前沿，三大战役取得压倒性胜利，打过长江天险，赢得全国解放。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发达国家全面封锁中国经济发展，时任最高决策者选择了适合本国发展的现实路径，自力更生形成了工业制造完整体系，同时，在最尖端的两弹一星取得了最为标志性的成果。

当前做出经济新常态的界定，是在当前历史时期各方要素力量博弈的一种局势判断，所采取的具体应对办法也是为打开新的僵局而服务的。需要明确战略原则：以我为主，不骄不躁；立足国内，重点拓展。前者是心态和精气神，不能心浮气躁不淡定，慌不择路自乱阵脚，让敌人看了笑话，让民众失了方寸。后者是方法和途径，国内是根基，是枝干，不可忽略；国际风云变幻无常，需要甄别不同时期的朋友，筛选不同条件的利益关联方，借力打力顺势用势，把朋友圈越做越大总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需要正视我们自己的优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在建立完善工业体系的基础之上，抓住发展机遇，避免意识形态争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国家经济发展是奇迹，现在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与地位的差距还在不断缩小，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参与经济秩序的规则制定权都在增加。我们需要释放工业门类齐全的巨大产业发展基础动能，培育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引领能力，持续推进全球一体化。

全球一体化是激发国家生存新模态的利器。从一开始，就有一条基本判断标尺迄今未变，即实力决定一切。足够的资本、强大的军事、自信的文明才能主动推进全球化，资本是基础、军事是保障、文明是根本（近现代文明中，船坚炮利开道是惯常手段，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是可见事实，各阶层“唯美”层出不穷是当下现状）。接下来的时代里，面对人类社会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孔子学院”或许能够改变武力征服导致文明融合的历史轨迹——那么这就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最大贡献。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