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孕育了新使命，新使命托起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时代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必须有新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对我们经济学者来说，必然会派生出以下两个概念：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2017年12月2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公开使用了这个概念；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个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时代发展使我们面临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既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重要的研究任务，也要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把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重要课题。这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和内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是对一定时空条件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理性反映。时间和空间是事物的运动形式。反映事物运动规律的理论一定具有时空规定性，是对存在于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中的事物本质关系的揭示和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也不例外。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定义。就目前的研究看，大家不外乎根据对各种关系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从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系中给出了定义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关系中给出了定义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炼和概括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它既揭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也揭示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从它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给出了定义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内容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它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它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中给出了定义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它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给出了定义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其他国家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从它与未来中国发展的关系中给出了定义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理论。我们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时空分析。

先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产生于中国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它具有突出的空间规定性。上述六个定义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理论进行说明，它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定义的空间规定十分明确，在一定意义上这个空间就是“中国”，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空间规定性称为“国家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体性。定义一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但反复强调理论的中国性，用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化”“中国的”等具有明显空间特点的修饰性概念。定义二直接显示了这个理论的实践根据是中国的经济实践，是中国经验的理论总结，揭示的是中国经济的特殊规律。定义三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但直接用“中国版”表示了理论的中国性，强调这个理论解决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定义四直接表明了这个理论不是研究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中说明了其在中国意义上的特殊性。定义五虽然也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外优秀文化的借鉴以表明其理论来源的开放性，但着重强调了这个理论的中国文化基因。定义六从理论的功能意义上点明了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从特定角度强调了理论的中国性。当然了，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空间规定性，并不是否定这个理论具有国际意义或者对其他国家的借鉴作用。这里有四点理由：一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国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中国已经由被动全球化转化为自觉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是对外开放的政策，正如定义二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揭示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也揭示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二是从全球政治格局的发展来看，多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经验日益引起国际范围的重视，中国智慧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进程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三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必将具有世界意义。四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看，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预示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世界中的中国和正在影响世界的中国这种空间存在特性决定了反映这种空间规定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世界意义。

再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中国任何其他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突出的时间规定性。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政治经济学是理论的一般性和历史的特殊性的结合。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

【“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的时代性的思想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分析。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最大的实际。在当代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是思考和探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学说。

一方面，从理论源流和思想内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立场、观点、方法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都基于生产力发展实际，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研究和揭示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调整变革的规律；都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和运行规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世界性和国际意义。

另一方面，从实践源泉和实践指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根据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活动。它既不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也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后的理论设想。它揭示的就是从1956年到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蕴含的经济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

从2015年11月23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探求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间界限的看法。综合分析习近平的论述我们可以判定，在他的视野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习近平是在概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他的论述是历史性的，将基本原理的叙述置于历史过程之中。他的论述分为三个历史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很明显这不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但是又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紧密相连，也可以说一脉相承，这可以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的“前史”。第二个时段明确界定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独创性的观点”，习近平主要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三个重要观点，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这个阶段显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围了。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奠基阶段。第三个时段明确界定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些理论探索显然是对毛泽东探索的继承和超越，从时间维度说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内。从党的十九大表述的理论观点看，这个初级阶段到何时结束还没有界定明确的时间，至少应该是205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因而从时代性上它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基础上，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初级阶段之前和之后就没有关系。不管是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时期，建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基础上的中国政治经济学，都是我们党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适应当时的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有力地指导当时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对新时代的内涵做了更加明确的界定：

【“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

这些论述表明新时代的基本含义就是新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既然提出了新时代问题，而新时代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这里就有了一个预设的理论前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阶段性，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判断中的“新时代”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划分问题，这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但在理论研究中其实早就存在这种观点。着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对这个问题有比较系统的分析和预见，他指出：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估计至少要经历100年时间。如果我们把1957年作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年的时间了。以100年计，至少还要经过70年，才能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100年左右的时间内，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会有很大提高，社会生产关系会有很大变化。从发展阶段来看，在这段相当不短的时间中，还会划分出若干个小阶段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阶段的存在，不仅是我们根据以往历史发展的规律做出的一个推断，而且是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实际状况。”】

于光远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存在，而且肯定地预测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分三个阶段：

【“从1957年到1978年（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年年底召开的），这22年可以视作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阶段或‘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从1979年，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第二阶段，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阶段’”。于光远说，到目前为止，第二阶段已经过去了9年，我们正处在这个发展阶段之中。“至于这个阶段何时结束，究竟会经历多长，我们还很难说准确。我的估计是，要到下个世纪10年代以后。”】

于光远的估计是如此准确，2012年开始了初级阶段的第三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不过于光远对三个阶段实践特征的描述与现在的说法有些区别而已，他把第一阶段叫作“起始”阶段，把第二阶段叫作“改革”阶段，第三阶段由于是未来的事情所以并没有描述性的语言。

那么，这些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有什么对应关系呢？有了“新时代”，是不是有一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如果有一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过去的每一个阶段中是不是也有一个与此对应的政治经济学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和理解习近平在“7·26”讲话中的深刻论述：

【“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

正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了上述三个角度的“思考”，党的十九大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党的十九大的这个结论从实践特征的角度描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走过的历程，其潜在的话语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站起来阶段、富起来阶段和强起来阶段。如果与这种阶段性相适应，那就应该有站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很明显，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分为站起来阶段、富起来阶段和强起来阶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可以相应地划分成站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这三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天赋、集体智慧和经济实践经验的思想结晶，都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做出的重大思想贡献，它们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但是又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是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基础。

（一）引领中国站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时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启了奠定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基础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三件大事意味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反映这个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引领中国站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首先要从政治制度上扫清障碍，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党的十九大报告通过回顾历史点明了这个真理：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第二件大事就是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

【新中国成立32年来“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是新中国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从1952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时代是真正历史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的巨变，为其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第三件大事就是在世界上为中国人民赢得了“集体自尊”。作为国家利益来看的“集体自尊”，是美国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学者亚历山大·温特使用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他认为，国家是行为体，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团体、类属、角色、集体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国家利益的概念是指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再造要求或安全要求。这里的利益指的是客观利益。温特在一些国际政治理论学者比较普遍使用的三种国家利益——生存、独立、经济财富的基础上加上了第四种利益——“集体自尊”。很明显，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我们这四个方面的国家利益都获得了重大进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的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积累基础上，我们国家一改近代以来衰败的国家形象，尤其是通过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以及独立的外交战略和方针政策赢得了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尊重，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中国人民的“集体自尊”，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在这个时期，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注重从理论的层面反思和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力求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将中国实践探索的思想成果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他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着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组织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学习小组，逐字逐句阅读并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通过学习和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探讨如何写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在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很多批语和谈话，对写出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供了原则性要求和指导，直到今天都很有价值。比如，他批评那些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人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根本差别，没有认识到商品生产对社会主义的有用性。他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指出，“在我国，价值规律还起作用”，只是“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再比如，毛泽东还首次提出社会主义要分阶段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关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直接思想基础。毛泽东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纲要、研究方法等问题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

（二）引领中国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奠基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真正破题、深化和拓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系统性的理论思考，这些理论思考的成果突破了很多理论难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式形成。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三大理论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基本上奠定了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架，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打破将计划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明确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认为这个《决定》，

【“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石，从而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其他任何理论都是奠定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理论。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处在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总根据，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路线方针。正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邓小平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这里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其他阶段的本质，更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把这对关系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础上，邓小平做出了辩证思考，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并非姓资和姓社的本质区别，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邓小平的这三个方面的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深化。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学术界和决策界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有几种提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明确表示，他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并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使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思想得以具体展开和在实践层面实施。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具体体现。鉴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使我们在发展理念的层面上获得了新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既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际要求，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引领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新时代”与“强起来”是高度关联的两个词汇，在事实层面上，它们将体现为一个实践过程。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历史性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历史阶段，从理论构成上说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是强起来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五个方面定义了新时代的基本内涵，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五个方面的内涵恰恰是强起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含义的展开。

第一，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对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延续和继承，也是对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这说明了三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历史性上的一脉相承，这种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和过程性，预示了这个奠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的具体展开。2017年6月出版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首次披露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的认识：

【“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这里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的生产力发展维度，预示了在强起来的过程中，发展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其根据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所以，在新时代，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这个阶段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的人民性维度。对这个维度的强调与上述对生产力维度的重视构成了有机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在这里得到了辩证的有机的统一。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变化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统一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引领中国人民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第四，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是强起来的梦，但是，这个强起来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中国梦蕴含的意义一定是经济强大和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超过30%，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引领中国人民在推进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第五，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解决的问题立足于中国，反映的是中国的发展规律，但当代中国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反映中国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具有了世界意义。中国的理论学说也就意味着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中国发展规律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引领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的实践活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发展实行的也是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规律必然融合了很多全球的影响和国际化的元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具有了民族性和世界性双重特征。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引领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强起来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也必将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含义

既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那么，什么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呢？我们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有关论述来探讨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时指出：

【“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虽然党的十九大的这段论述讲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特征或者实现强国目标的努力方向，但是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也可以以其为参照判断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这种思路可能不太符合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上可能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何况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的理解也未必都是全面和准确的。理论来源于现实，问题是理论创新的永恒动力。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界定为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看作阐明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这个定义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述。马克思说：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来源于这种基本范式的定义影响到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逻辑思维是，第一步给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第二步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三步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推演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思考：一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吗？二是，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肯定《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一定局限于生产关系的范围吗？关于第一个问题，从我们掌握的现有资料和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看，答案应该是明确的。着名经济学家顾海良教授的精细研究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他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

【“马克思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自此之后在长达40年的经济科学探索过程中，通过对经济学体系的不断探索、反复构想，不仅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结构计划’到‘六册结构计划’的演化，而且还对‘六册结构计划’开头部分的关于资本理论体系做了缜密的思考，形成了《资本论》结构体系。”“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要对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做出一个总体性的研究；这种总体性的研究是要从本质上、从规律上探讨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貌，而不是针对某些局部的、表象的问题做出只是对策性的、描述性的说明。这种总体性的研究，不只是在《资本论》中，更是在‘六册结构计划’得到真实的、整体的反映。”】

马克思的“六册结构计划”依次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庞大的开放性的体系，《资本论》只是这个庞大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资本论》并没有覆盖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全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也就不能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应该从“六册结构计划”的整体性层次上来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应该是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可能局限于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对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对编写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比如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他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是有缺陷的，提出：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这实际上突破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大局限，提出了“主要是生产关系”和两个“联系研究”的思路。从当时的情况看，虽然毛泽东是在读书时提出这个论断的，但他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来读书的，是从实际出发来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毛泽东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窄化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出要扩大研究范围。但是毛泽东同时认为既然是学科，那就会有界限，所以他又提醒要注意另一个倾向性问题，也就是研究对象泛化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问题指明了出路。由于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是内部谈话，传播范围有限，所以很多教科书没有把毛泽东的这个思路贯彻进去，有些教科书虽然原则上肯定了这个思路，但是在整体设计上并没有在全书当中体现出来。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思考，应该明确了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基础性思路。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回到毛泽东和扎根中国国情以及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生产关系，要扩大研究范围。可喜的是，近两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二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一论”合力研究，要研究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要研究生态问题，要研究国家问题，等等。从我们的分析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就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涉及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上述论断的所有方面。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指导未来的实践，理论过程和实践过程具有高度统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六个方面的认识。一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中国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提升的政治经济学。从生产这个角度来说，强起来的中国一定是实现全面生产和文明整体提升的中国。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全面生产的基础，但强起来的中国必须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基础上的精神再生产、人类社会关系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五种生产全面推进的整体性生产。二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的政治经济学。从国家这个维度来说，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要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引领作用。三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中国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领先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国家的强盛自然有历史维度上的跟自己过去的比较，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在世界范围中的地位，这个国际的比较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更是表现在经济强大基础上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比较。四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全面实现的政治经济学。从整体性的角度思考中国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生产力的发展和共同富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只有这两个方面都发展了而且是协调发展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强起来。我们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解了这个被习近平称为“世界性的经济学难题”，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如何解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解决。五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全国人民实现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强起来的要义不能仅仅限于国家强大的层面，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要解决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真实含义，也是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根本原因。六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经济学。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要引领中国人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世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总之，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总体性、全面性的研究，是解答中国发展之谜的真正的中国理论，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以上六个方面基本上回答了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外延。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有哪些具体内容呢？党的十九大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了一些初步论述，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和轮廓。这个框架和轮廓是用“七个坚持”来表述的。第一，“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基本方略在经济工作中的体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性的根本保证，也是经济工作的总体性和根本性要求。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个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等基本方略在经济工作中的体现，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集中表达，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和以人民为本的价值指向。第三，“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这里是从规律的层面上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大逻辑。第四，“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略在经济工作中的体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原则，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第五，“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这里的突出要求是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在完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具体体现，指明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情况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方面的根本要求。第六，“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提出了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都要坚持问题指向，增强针对性、系统性和灵活性。第七，“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工作策略和方法的总体要求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会议明确指出：

【“五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五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这“七个坚持”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五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逐渐完善的理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随着中国日益强盛，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必将日益完备。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首席专家。主要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本文节选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第二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王立胜主编，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