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共产党

准确认识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必须先定义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再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的原因，并研究当今的斗争形势。

一、两个大局的一体两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貌似两个大局，却是一体两面。也就是说，时至今日，这两个大局已经不可分割了。

百年前，人类群体间的战争第一次波及全球，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那时中国连配角也算不上。北洋政府赌对了获胜方，可巴黎和会拒绝承认中国属于获胜一方，把中国当战败国对待，所以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全民动员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奏曲。五四运动之后仅20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角依然不是中国，没在欧洲打败德国，也没在亚洲打败日本。打败德国和日本的是苏联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也是世界大战。在冷战中，中国还是配角，游移在两大阵营之间。但在冷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在冷战中的配角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冷战后半期，美苏双方都意识到了中国的分量，中国靠近哪方，哪方就能获得决定性优势。

百年前，美国在后期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既标志着英国世界霸权的结束，也标志着美国世界霸权的崛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之后，美国更独霸世界30年。然而冷战结束30年后的今天，霸主美国却把中国当成了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发动了经济冷战，试图维持美国的世界霸权。经济冷战也是世界大战，是新型的世界大战，因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这场经济冷战中，中国成为战争双方的一方，是绝对主角。对中国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到了最后一道门槛。对美国而言，这是维持美国世界霸权的最后一战。

中国从世界战争的边缘配角崛起为世界竞争的主角；而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与美国“持续伟大”之梦发生重大冲突。这就是两个“大变局”的一体两面。这一体两面的大变局意味着中华民族正在进行一场伟大斗争。

二、中国崛起的原因

中国凭什么崛起？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和三个基本原因。前提条件是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是一个土地辽阔、人民众多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地和人民相对较少的国家退出了世界政治舞台。原来的世界文明中心是欧洲，但欧洲没有广土众民的国家。在大国压力下，欧洲各国被迫走向联合，向着组成“欧罗巴合众国”的方向前进。由于苏联崩溃，少了波罗的海三国，更少了乌克兰、白俄罗斯，还少了土地辽阔的中亚五国，人口和土地面积都大幅萎缩，但俄罗斯依然是广土众民。印度和日本有众民，但缺广土。巴西有广土众民，却没有强大国防。国防不属于广土众民，但对生存竞争很重要。总之，中国具备广土众民的条件。

中国广土众民的条件从哪里来？那是我们祖先持续苦战了3000年给我们留下的。西周时有了雏形，在秦朝定型。直到200年前，广土众民的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但自200年前开始，由于跟不上欧洲工业革命的节奏，中国积贫积弱，任世界列强宰割、欺凌。

中国的重新崛起有三大原因。

第一，中国终于有了强大国防。强大国防指的是相当数量的先进武器，拥有较高军事素质和高昂战斗士气的中国军人。有了强大军事力量，我国就能制止战争，就有了国家安全，就有了保障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而没有和平就没有持续的经济繁荣。但强大国防从哪里来？这就必须有强劲的物质经济基础。

第二，中国有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有了强劲的物质经济基础，才能持续支撑强大国防。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当然与广土众民有关，但广土众民却未必有强大国防。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来自经济和社会政策，来自适应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新中国70年走过的路，坑坑洼洼、弯弯曲曲，上空飘荡着英魂和冤魂，脚印里浸透了血汗和泪水。我们一路走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不断试错、不断调整，克服了艰难险阻，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而今强起来。明显的三大阶段是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到而今的新时代，分别适应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任务。这三大阶段的核心是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来自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然而，不断适应中国与世界形势变化的、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从哪里来？这就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第三，我国有杰出的中国共产党，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是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世界公认的原因。但为什么共产党能领导中国崛起？从纵向看，从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建设史讲，中国共产党无可替代。从横向看，英国崛起、美国崛起，还有东亚的日本和韩国获得巨大进步，甚至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经济的腾飞，都没靠共产党领导。苏联的崛起确实靠共产党，但苏联仅生存了70来年，苏联的崩溃也主要因为苏联共产党的堕落与失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显然极为成功。但能否继续成功，是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的事。中国何以为中国？何以有自西周起3000年广土众民的大一统古国延续至今？3000年古国延续至今，是世界的唯一。

国家统一是中国至高的价值观。这价值观本身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大一统，大一统就是中国。政治上统一的单一执政集团，从来就是国家统一的核心力量。是统一的、单一执政集团在维系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当这个执政集团能包容居住在东南西北的各方民众，包容各种生活习俗和不同诉求，把大家团结起来，中国的“一统”就“有容乃大”，成为“大一统”。当这个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先进，信仰大同世界，追求先进的社会主义，而且实事求是，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政策，就成为全民信任的、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这支先锋队带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就能众志成城，克服千难万险，无敌于天下。

从往日信奉“以民为本”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到今日信仰“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维系中华广土众民的一统，维系中华“有容乃大”的“大一统”。这就是中国被击败却不能被击垮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能重新崛起的根本原因。

然而，单一执政集团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保障中国的持续兴旺，不会自动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保障成功的是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三、今日面临的伟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也是中国应对美国发动世界经济大冷战的核心力量。党的质量决定民族复兴的前途，决定30年后中国能否完成民富国强的富强大业。

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是伟大成就，但“站起来”并不自动保障我国人民“富起来”。我们党及时调整了大政方针和组织路线，把中国人民带向了富裕。“富起来”也是伟大成就，但“富起来”并不自动保障“强起来”。天上不会掉馅饼，成就从来就是用代价换来的；成就越大，成本也越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我党再次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

第一，重申我们党没有私利，不是为执政而执政。重新强调我国的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指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第二，从严治党。2013年6月，我们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2019年6月，我们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6年来，从严治党取得了显着成就。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1]这个提法可不仅是指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把群众路线提高到“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高度，是党以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群众路线有四大内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了这样的群众路线，而且提升到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高度，中国共产党科层体系内的800万党员与9000多万普通党员就融为一体了，党和政府就与人民融为一体了。但做到这一点非常非常难，执政时间越久就越难，所以是伟大斗争。

第三，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充分是显然的，我国人均GDP仅1万美元，与发达国家的4万美元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发掘市场机制创造财富的能力。然而，要让我国的发展可持续、均衡，让人民团结一心、同心同德，还必须在社会领域去市场化，要推行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领域的均等化，让劳动者的再生产不再是一家一户的事。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市场机制创造财富，以社会主义原则指导财富的分配。做到这一点也非常非常难，意味着伟大斗争。

所以，在严峻的大局条件下，为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我们党调整了大政方针，要求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用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新方略将指引我国未来30年的走向，直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宏伟蓝图是靠伟大斗争来实现的。这场伟大斗争的核心在于能否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于能否有扎实的组织路线来落实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于800多万科层体系内的党员能否密切联系9000多万普通党员，发挥近500万个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动员、组织、团结群众的作用。

总之，伟大斗争之所以伟大，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而党的先进性在于保持其政治性，即党的扁平性而非行政官僚化，也就是对人民的信任保持高度敏感的能力。因此，我们党既要站在群众的前面，办大事，引领全社会迈向光明未来；还要站在群众身边，办小事，在每个居民社区维护社会正义，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更要站在群众的后面，检讨办小事与办大事的平衡，时刻警惕并永远防范失去民心、失去人民信任的风险。

注释：

[1]李章军、刘建生：《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证》，《人民日报》2013年6月19日。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