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试论新时代的新仁道主义精神——再论“道出于二”的当今世道——纪念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诞辰130周年（最新修订版）

【本文为作者龚忠武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作者按：习近平总书记于本月10日开始对希腊从事国事访问，11日会晤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时，站在人类两大古文明的高度，畅论时代精神，深受启发，因与本文主旨十分契合，特将前文作了比较大幅度的增订；另外，前文仓促成稿，难免有所失误，特此一并订正，并向读者致歉。】

新时代、新核心价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独特精神zeitgeist，古今中外的每个时代，无不因其所处的客观时代条件而相应地产生独特的时代精神。所以随着习近平的新时代揭开了序幕，自然也应产生新的精神，新的核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在国内外的各种场合，例如特别是于2017年1月17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18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分别所作的两篇主旨演讲，《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简称两讲），列举了一些中国文明的美德或价值，义利、仁恕、公私、和平、中和、博雅、亲诚惠容、修德睦邻等。回顾在毛泽东主席之后的几个世代的核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之中，只有胡总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建设，并具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荣辱观”，作为时代的核心价值，并将爱国主义作为八荣的首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继之，接着在这个方向作出努力。

但胡总所讲的核心价值的对象，是单就国人而言，与世界人类无涉；而且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爱国主义，就没有普世性。然而，习近平总书记两讲的对象，却是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所以诚如日内瓦总部总干事穆勒所言，作为一个强大而重要的力量，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方面，中国正在发挥“催化剂”和“方向引领”也即指引何去何从大方向的重要作用。所谓引领，就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指明全球治理之方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或如英国的《金融时报》，期盼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守卫者”和“开放贸易体系的火炬手”；期盼中国成为世界的“主心骨”，勇于担当“全球医者”、“全球仁者”和“全球领导者”。质言之，中国古文明不仅复活了，还开始从东亚走向世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两讲中是将中华文明的美德平行并列，一视同仁，没有特别从中标举衍生总汇众德源头的核心价值。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根据当今世界的世道，根据中华文明的特点，参照西方文明的特点，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特别标举“新仁道主义”，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的新核心价值，作为众德之总汇。盖仁德，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结晶，灵魂，是众德之源头，衍生而为王道的核心价值的仁道主义，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标志性精神；所以如果要构建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的核心价值，核心精神，除仁道外，别无选择；质言之，这个核心价值的仁道必须一脉相承，但必须解构重构，经过这样大手术的仁德，已非旧貌而是新颜，所以本文特称之为“新仁道主义”，以有别于“旧仁道主义”。

旧的仁道主义，之所以要结构重构，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纲常名教的封建宗法主义、君主专制主义腐朽落后的糟粕，而使仁道的原貌隐而不彰。这可能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胡总不特别突出标举仁道为新时代核心价值的一个原因吧。（1）所以本文提出的仁道主义是“新仁道主义”，是经过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胡适、特别是经过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彻底批判改造过的“新仁道主义”，以与基于封建宗法主义的“旧仁道主义”作出区别。

需要指出，所谓价值，就是人们下意识里认知并通过实践确认为真善美的事物，（2）而终极价值则是被公认为至真、至善、至美的事物；从而成为人们思想、信仰、心志、行为的准则标尺，进而成为个人、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和终极目标，激励驱动人们为追求此目标而作出不懈的努力。

当然，标志时代精神的价值是时代的产物，不是凭空产生的，既能体现时代的特征，还须植根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文明特点。例如，胡总的“荣辱观”，(3)就是针对当时市场经济产生的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贪污贿赂、伪劣诈骗风行的腐朽堕落的世道而提出的。如上所述，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场合畅论核心价值时，则面对的是世界各大文明；而各大文明无不有自己奉行的核心价值。由于本文的题旨和篇幅所限，这里只论述中西两大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国信奉王道的“仁道主义”，西方信奉霸道的“诡道主义”，各有所执，源远流长。但不论其所执为何，都必须面对一项共同的挑战：是否能够回应当今的世道；质言之，就是面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危机，是否能够纾解当今人类所处的困境；是否能够挽救人类的危机；是否能够造福人类的福祉。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则此价值系统，纵然能够引领风骚于一时，终必将为世人所唾弃而走上没落衰微之路。

新时代的世道：道出于二

那么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

这里分别列举中国和西方对当今世道的认识和理解。首先，习近平主席站在中国立场，于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面向世界，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其中对当今世道作了如下的刻刻画：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

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另外，早在2011年提出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更具体地揭示当今的世道，面临诸多共同挑战：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

这是中国视野下的当今世道。

两年多后也即于今年9月1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站在法国或西方的立场，在法国驻外使节的年会上，也对当今的世道做了类似习主席所作的一样宏观的刻画：

国际秩序正在遭受空前严重的颠覆

国际秩序正在被一种全新的方式给颠覆，而且我敢肯定的说，这是我们历史上经历的一次重大颠覆，它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具有深远影响。它是一次国际秩序的转型，一次地缘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战略重组。

西方近代长期的霸权遭受空前挑战，面临终结崩解

我必须承认，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自18世纪以来，以西方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一个源自18世纪受到启蒙运动启发的法国，这是一个源自19世纪受到工业革命引领的英国，这是一个源自20世纪受到两次大战崛起的美国。法国、英国、美国，让西方伟大300年，法国是文化，英国是工业，美国是战争。我们习惯了这种伟大，它让我们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掌控着绝对的支配权权。

新兴国家中俄印崛起

接着又说：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和俄罗斯在不同的领导方式下，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印度也在快速崛起为经济大国，同时他也在成为政治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这几个国家相对于美国、法国和英国，我们不说别的，光是他们的政治想象力，都要远比今天的西方人强。他们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开始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哲学和文化”，他们不再迷信西方的政治，而是开始追寻自己的“国家文化”。这和民主不民主无关，印度是民主国家，他也同样在这么做，寻找属于自己的“国家文化”。追根究底是价值没落

当这些新兴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他们就会逐渐摆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而这，正是西方霸权终结的开始；西方霸权的终结，不在于经济衰落，不在于军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落。当你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那就是你衰落的开始。

中国脱贫惠民成就骄人、法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中国已经让7亿人口脱贫，未来还将有更多人摆脱贫困。但在法国，市场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暗指黄背心），过去一年中产阶级的愤怒，让法国的政治秩序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

法国和欧洲或将在中美两极的夹缝中讨生活

如果我们都失去了政治想象力，让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习惯来主导我们的策略，……那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肯定会“失去控制”；而“失去控制”后，等待我们的，就是消失，文明逐渐消失，欧洲逐渐消失，西方霸权的时刻也会一同消失。最终，世界将围绕两个极点运转即美国和中国，欧洲将必须在这两个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欧洲，将完全失去掌控权。

对于上述习主席和马克龙总统对当今这样一个充斥矛盾、高度复杂多变、险象环生的世道，我们应如何站在中国文明的立场，从精神价值的维度，加以统摄涵括，这是本文的主题。

笔者曾在《从1927年李大钊、王国维的殉道谈起——再论评说历史人物的一个独特维度—速度》一文中，提出王国维将近现代中国这一两百年的历史剧变，从中国儒家传统哲学语境的高度作出最深刻、最简明扼要的概括：“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4）这个概括，是王国维就他当时所处的世道针对中国而言，但就上述习主席和马克龙总统分别对当今世界的世道所作的刻画而言，也可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为“道出于二”；质言之，就是中国王道的“仁道主义”同西方霸道的“诡道主义”两大主流文明的较量竟存。

暂且撇开西方霸道的“诡道主义”不谈，中国的“新仁道主义”能够应对上述中法两国领导人所刻画的险恶世道世情吗？下面将从中国的“仁道主义”的特点作出客观的分析，并历史地扼要概述从“旧仁道主义”改造为“新仁道主义”的过程。

新仁道主义注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必须强调，今天的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符合中国“仁道主义”的初衷原旨。盖“仁道主义”的仁字的字形，是按照“六书”造字原则中的象形、指事、会意而造，其中大有深意；仁，从人，表示一个站立的人；从二，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以外的很多人；推而为团体、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人类；质言之，人、我，不是孤立的存在，依他依众而存在；人，命定不能离群索居，孤立生存，而是社会动物。

由此推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源自中国的文化基因，隐然动物生存的自然规律相契合；虽然数千年来历经无数次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碎片化生存状态，最终由于坚强的血缘凝聚力而复归团圆统一。

于此可见，中国先民的智慧，也可见中国文字是多么的神奇，竟然造字是就暗藏天机，超越时空，预知未来！

“仁”的本意，就是指以人为本，富有爱心。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对待每一个人。质言之，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则把“仁”字哲学化，作为礼乐制度的精神核心，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和道德境界，从而在周孔手里，为华夏礼仪之邦奠定了基本伦理结构和精神的核心价值。

再者，仁字，还有一解，就是存二不存三，三代表天、地、人三才，存二不存三，就是指做人要化掉人心，超脱人心，升华人心，效法天地，只怀天地心；以天性善良、厚德载物的忠厚心、博爱心、包容心、仁爱心、谦让心，来为人处世。这是中国天人合一的雏形。

基于此一理解，中国前贤先哲周孔孟荀将构建王道的仁道主义的人伦哲学体系，提出崇尚仁者爱人、博施济众、重德利用厚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哒而达人、推己及人等一系列的美德。其基本关切就是先人后己、睦邻包容、济弱扶倾；不像西方霸道的诡道主义，先己后人，损人利己，排他役人；果如此必然人我关系上，会滋生唯我独尊、役人剥削的思想心态；在国际关系上引起敌意、纷争误判。

今年11月10日习主席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次日在雅典同希腊总统普罗科皮斯·帕夫洛普洛斯(Prokopis Pavlopoulos)会谈时，站在中西两大古文明对话的高度，阐述当代的时代精神，特引述如下，以资印证：

【人类应该秉持和追求高尚的情操，而不是奉行利己主义，一味追逐赤裸裸的利益。中国人自古以来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和谐万邦”的理念，中国绝不会搞国强必霸，也不认同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文化基因，也没有这种野心。（5）】

在中希两国的《联合声明》中进一步强调，双方认为：

【中国和希腊作为人类历史和文化最重要的古老文明的摇篮，应加强在文化遗产、考古、艺术、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员往来和各种形式的民间交流。………（6）】

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常态，异中求同，谦让包容，方是走向和平的

正道。专研大历史的汤恩比，敏锐地看到，中国文化有一种异中求同的特点；这不同于在同中求异，进而把差异异类化的文明。刻意寻异是当今世道的祸乱之源之一。中国民间一个寺庙中经常同时礼拜儒释道三教偶像，就是中国仁道主义异中求同、包容互让精神的最好体现，同中东教派的仇杀大异其趣！

以上是从仁字的本义分析仁道主义的内涵。现在再从政治文化、人生观、宇宙观等维度作进一步分析。

新仁道主义立足于自主的人民

作为旧仁道主义代表的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谁是劳心者，不就是统治者和庞大的文人官僚阶层、地主阶级么；谁是劳力者，不就是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劳苦大众么。这些人在古代被称为庶民，庶人，是被君主、士人统治歧视压迫的下等人。但在“新仁道主义”下，按照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孟子所谓的劳力者，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成了“治人”的阶级，不再是“治于人”的阶级。这是对“旧仁道主义”的“民贵论”和“民本论”的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7）质言之，政权现在不再掌握在君王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无产阶级人民的手里；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实行专政，而不是后者对前者的专政。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有权制定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大政方针、法律、制度、和决定资源分配。

历史地看，概而言之，政权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的思想，始于谭嗣同的《仁学》；其中疾呼“冲决一切罗网”,即“旧仁学主义”赖以存立的纲常名教,中经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和启蒙者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完成于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旧仁道主义”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等，尽管理想高远，但始终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道路，却被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8）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上述习近平总书记和马克龙总统揭示的问题，追本溯源，总的老说，就是政权的归属问题；中国共产党是自主人民的政党，是奉行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后的“新仁道主义”的政党；推而论之，鉴于中共在治理中国自己的事务上取得骄人的奇迹，因而在治理世界事务上，如果奉行中国的“新仁道主义”的价值观，当可对上述习主席揭示的世道和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例如移民问题、民粹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战争问题等，作出贡献。

其次是与当代世道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生观。中国“仁道主义”的人生观和西方“诡道主义”的人生观各有所执，前者重德，追求人格完美；后者重利，追求金钱权力。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推源溯本，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盖人类各大古文明最初都经历一段扬弃兽性、自觉人性，认识自我的阶段，中国古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当然也不例外；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证就是人的自我觉醒。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大学》说“在明明德（认识你的美德）”，王阳明说致良知；前者是人的知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后者是人的德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一个重知性，一个重德性，道出于二，分道扬镳，结果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中国“仁道主义文明”和西方“诡道主义”文明。（9）

当然，这种人性的自觉，不是抽象凭空产生的，而是取决于人与其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德国唯理主义（idealism）的一代宗师黑格尔，竟然站在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唯物地、科学地论述大海对海洋民族的性格及其活动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限、浩瀚无际和浩渺无限的观念……大海促使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活动。……（10）

上述论断，淋漓尽致地指出海洋对西方霸道主义的工商业文明的影响，形成标志性的性格特点，掠夺、征服、追求利润，内化为马克龙总统承认的欧洲霸道的“诡道主义”文明的基因。这与置基于大陆农耕文明的华夏王道的“仁道主义文明”的标志性特点，先义后利、修文德以来之的和谐睦邻外交思想，适成鲜明的对比!

可以想象，这种重利的诡道主义文明衍生的利己人生观，显然是造成当今动荡纷扰世道的主因之一。岂不闻，太史公司马迁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1）。君不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正是在世界各地不择手段的逐利，才造成中东连年战乱，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世道吗？美国特朗普总统高唱“美国优先”，损人利己，到处制造矛盾，煽风点火，正是西方“利”字当头的“诡道主义”的杰作！反观习主席倡导推行的“惠”字当头的“一带一路”政策，先义后利，济弱扶倾，互惠双赢,正是中国“新仁道主义”造福人类、促进世界和平的典范。道出于二，中国的“仁道主义”与西方的“诡道主义”，孰优孰劣，岂非不言自明！综上而论，马克龙总统哀叹西方霸权的没落，走向终结，其来有自！

最后一点就是中国“仁道主义”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经典儒家，爱谈天下，例如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里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成为中国古代以来士人的天职。到了宋明，在佛教思辩的人生观和宇宙观的启蒙和刺激之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最早《礼记》中记载子夏问孔子，商汤、文王、武王何以能德参天地？孔子认为他们学到了天地的品德，“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君王要管理好天下百姓，就要学习天地日月的无私品德，以这种天人合一的心态管理天下，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天、地万物之德都可以作为“人”学习的对象。到了北宋，张载最早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他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也正是从天道与人德合一的角度出发，将天人关系与《中庸》的诚明观念结合起来。特别是他着名的“四为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将“仁道主义”提升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大大扩大了仁道的“天下”边界，成为此后中国士人追求的王道的最高境界，终极价值。

继而王阳明根据他的以仁为本的“仁学一体论”的心学说，提出“万物一体之仁”的命题。王阳明认为，由“一体之仁”的信念出发，有望实现“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的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彰显了富有中国特色、相对于西方“世界主义”的华夏“天下主义”的人文精神（有别于人文主义的精神）。正是这种宽容博大雄浑的仁道精神，包容多元性的“他者”的中国智慧，可以为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谐共存的伦理基础，进而可望追求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以缓解上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当前人类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到了晚清的康有为和谭嗣同，前者的《大同书》，后者的《仁学》，在引入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刺激和启发下，对“旧仁道主义”作了大幅度解构和重构。例如，谭嗣同的《仁学》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通与平等，为仁的主要内涵。饶有兴味的是，他以儒学为基础，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以致得了消化不良症；质言之，从当时引入西方有限的自然科学中吸取认识世界的养分，从佛学中撷取辩证思维的精华，从而构建一套完整的、有别于“旧仁学”的“新仁学”体系，以便证明天地间唯“仁”而已，用一个“仁”字来概括和解释世界，包罗当时社会所有的新知识、新事物和新观念。

谭嗣同的《仁学》中或许最具创意的是，他借鉴自然科学中的“以太”观念来解释仁。当然，以太的观念已经被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否定了，但方兴未艾的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以及量子纠缠、量子意识等新概念，却起了谭嗣同《仁学》中超越时空的“通”的作用；例如量子纠缠态说，有一对纠缠态的粒子A和B，将之分开为两处，但不论两者距离多远，只要你对其中一个粒子进行观测，那么你不止是影响了它，你的观测也同时影响了它所纠缠的伙伴，而且这与两个粒子间的距离无关。这是谭嗣同的通，在自然界所起作用的极致。量子意识的微观物理学，尚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未来前景无可限量。于此可见，“仁道主义”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可以有望从自然科学得到印证。

综上而论，《大同书》和《仁学》中基于“仁道主义”的天下主义的宇宙观，可以为习主席的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仁道主义”思想体系，提供丰富的养料。

注释：

1、可能由于晚清以来，儒家的道德大厦遭到思想界彻底的批判后整个崩塌，以致矫枉过正，使其在人们的心里失掉了昔日的光芒。详情见下文。

2、参看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 7-8，p.230.

3、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八荣八辱观”。（2006年03月05日《新华网》）

4、参看《红色文化网》、《察网》等网站。

5、新华社，2019年11月11日。

6、同上。

7、参看：百度·百科，仁道主义条：“中国民贵思想或民贵主义是以仁道主义为基础的，它来源于孟柯对孔丘仁学在政治文化领域里的开拓与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实为民之主（即为民做主），不是人道主义语境中的民为主。民是被排除于人之外的卑贱百姓，是“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分子。民贵主义的民为邦本是手段、是专制话语，君为邦本是其真实与最终目的。贵民是为牧民。中国三千年的历史本质是君主（皇权或王权）专制主义，民贵主义仅仅是它的补充、延伸、寄生物或君主专制的改良主义。”

8、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页1476）

9、习近平主席于11月10日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前，在希腊《每日报》(Kathimerini)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的话说：“苏格拉底和孔子是人类的两张面具，面具之下是同一张睿智的人类理性的面孔。”(Confucius and Socrates are two masks that cover the same face: the brightest face of human logic)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iriakos Mitsotakis)在欢迎习近平主席时回应习主席的话表示，希腊和中国人民是“伟大古代文明的载体，开启了人类前进的道路”。（美国New York Times，A6, November 14, 2019）

10、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93。

11、《史记·货殖列传》，第129章。

【龚忠武，察网专栏学者，华人学者，美国《侨报》创始股东、主笔及资深记者；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师从着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联合国中文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