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反党分子。其堕落在于世界观长期未能得到改造。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当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当中的极其粗鄙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这种人不单对党和人民，而且对所有阶级和政治集团都是潜在的祸害，因为他除了个人私利外，不会忠诚于任何东西。西方敌对势力垂青他、收买他、利用他、抬高他，足见其品位之低与无人可用的末路光景。李锐现象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必须重提改造世界观的口号，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

胡乔木写道：李锐同志有一次晚上到我们住处参加闲谈，这次我谈得很多很尖锐，别的时候也常见面，谈的话他都记到日记上去了，以后就成了我的罪状，但那次谈话闻天同志并未参加。

乔木对我们说，李锐乱说一顿。这个材料已经报告中央。我们要向中央写一个交待，说明哪些是我们说过的，哪些是李锐诬陷的。我们三人在乔木家中按李、周写的材料逐条回忆。乔木、家英和我三人都感觉到李锐这个人人品实在太差，他把周小舟跟他说过的和他自己说过的，统统栽到我们三人头上，特别是栽到家英头上。

李锐在“反毛”、“反共”同时，大力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殖民化的“理论”，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走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他甚至赞美“英国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亚和香港，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英国的底子”，竭力高扬西方的“普世价值”。一个1937年入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李锐，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最后沦落到成为攻击党的领袖、背弃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成为一名“反毛”、“反共”的资本走狗，枉费了党的长期教育与培养，这叫什么？这就叫对不起中国共产党！

仅从李着《毛泽东秘书手记》的这种虚假包装，就可清楚看出，李锐是怎样一个“毛泽东秘书”了。他对毛泽东的批判，所谓“为文谨慎”、“实事求是”，是假的。

一些极端恶劣的道德品质最劣等的党内腐化变节分子，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都愿意相信乃至主动编造传播那些污蔑毛泽东和雷锋的谣言，都需要李X临终遗言式的这样一种逻辑来为自己开脱：看哪，道德理想国早已彻底覆灭(朱学勤抄袭成的名着)，连毛泽东都是自私的，都搞权斗，都生活腐化，马克思有私生子，列宁晚年死于梅毒，所以我贪污点算什么，整个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才是人类终极归宿和普世价值。

《炎黄春秋》是您的御用刊物，如果您能让《炎黄春秋》刊登我这封信以及《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一文，我将会给您以极大的尊重。当然，如果不刊登，也没有关系，因为《炎黄春秋》作为反毛阴谋史学的大本营，是出了名的，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也并不是一种荣誉。

意识形态的这种交锋，社会哪个角落恐怕真是避不开躲不掉啊！那就不如不躲不避，索性亮他一剑！P他一K！

由“李锐现象”还引发出一个重要联想，即我们党在选拔考察各级领导干部时，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把信仰马列、立场坚定、忠诚于党的政治品德、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苏共亡党亡国历史上，曾发生一件教训深刻的人事。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提拔重用满脑子西化思维的雅科夫列夫为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全面统管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雅科夫列夫不但提出“多党制、民主化、公开性、总统制”等主张，成为戈氏的影子和改革设计师，而且通过权力运作，把许多报刊杂志、媒体宣传的主管领导换上自己的人马，鼓吹煽动苏联向西方道路急走，大大助推促进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崩溃。尽管到1991年，苏共监察委员会开除了雅科夫列夫的党籍，但一切为时已晚，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落地，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强大国家解体谢幕了。

这些人歪曲历史、虚构史事和泡制政治谣言不是为了好玩，一定是为了某种现实政治斗争;把别人干的坏事移植到毛泽东身上，或者直接替毛泽东的经历“添加”若干污秽，都是为了抺黑毛泽东。最终目的是为了从道德层面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

《戚本禹回忆录》中关于李锐在庐山会议丑陋表演有相关记叙，从庐山回来后，田家英在戚面前大骂李锐是“小人、小人，无耻的小人”;陈伯达也恨李锐，说他当叛徒。胡乔木也骂李锐，因为李锐把他也出卖了。最该严重处理的李锐，没有开除党籍，只给一个党内处分，而现在攻击毛主席最厉害的，而且篡改庐山会议事实真相最起劲的，居然也是李锐，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因为我在网上公布《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的材料，李锐多次表示要和我对质，这让我哭笑不得，深感您老完全找错了对象。像您这样的人，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和历史对质！是作为一个矢志不移的革命者走入历史？还是作为一个投机革命的叛徒走入历史？

意识形态的这种交锋，社会哪个角落恐怕真是避不开躲不掉啊！那就不如不躲不避，索性亮他一剑！P他一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