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30年后，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他对这次大会有着独特感受。1975年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专门提到“七千人大会”。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不是有人说当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躲在日本人后边只顾自己发展不抗战吗？毛泽东只会耍阴谋、用诡计吗？那你不妨读读毛泽东指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来往电报。只要稍有阅读能力，不难从那些电报的字里行间里领会到毛主席全心全意抗战报国的赤子情怀。

毛主席对于老布什当总统的预测，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分析：第一，对于美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大家知道，毛主席对美国历史的研究达到历史学家的水平，通过和尼克松的交往，毛主席对美国政治有了进一步更深层次的认识；第二，对于老布什本人家庭背景以及对于老布什本人的了解，尤其对于老布什1971年至1973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时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因为那正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期，老布什曾经主动在过道上，假装打电话，借机和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打招呼，这些细节，毛主席都了如指掌。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预见，也和他的思维特性与工作方式有直接关联。

历史地看，蒋介石还是没有得到毛主席着作的要领，也就是说他只是在器层面，了解一些，远没有在道层面感悟，或者他领悟了，但还是做不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文化上始终没有真正自主自立。虽然蒋介石父子到台湾后，也用了不少心思，终究还是那么个样子。当然，蒋介石父子读毛着，学整风，多多少少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如果不这么做，国民党恐怕会更糟糕。

“知己吾与汝”，就是走共同的革命道路！那这样的女性知己只能是主席和杨开慧，没有陶斯咏的份儿！对照词句看人生，看历史，无论如何陶斯咏和毛主席不是“知己”！这个“知己”，“婉约词”——《贺新郎•别友》里的“知己”，就是杨开慧！毛主席的妻、友！

是否名气大，职称高，级别高的人，水平就一定高？这本来就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在阶级社会中为了实现话语权垄断，这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人物批评小人物就是理所当然的，成熟的，反之则必然是不成熟，有问题的。在这种崇尚权威的观念之下，一个人要想成为真正在学术界有影响的人物，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师门，在作品当中运用权威人士的结论。于是，学术圈变成了黑社会，观点对不对则完全不重要了。

毛主席对第一拖拉机厂无微不至的关怀，无疑是具有战略考量的，老人家不仅准确地提出来做什么，而且鲜明指出了不做什么。搞工业肯定是不能老是跟着别人后里面爬行的，那样是搞不出自己的核心技术，也就难以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的。

今天我们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更要从历史的本身入手，看清楚这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方面面。这是改革开放的根本，是中国建设发展的旗帜。那些想假借改革开放来为资本主义道路大开绿灯的做法，必须引起人们的警惕，必须得到坚决的制止。

夺取第三世界市场，虽然我们付出了代价，但是，切断了新旧殖民主义的殖民触角，为中国建立和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决定权，为中国发展和第三世界贸易关系提供了基础。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存在着“信仰危机”，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思想没有出路，没有精神依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当然，我不是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正确，他的某些话是讲错了或是过时了，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

毛主席的这些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局、总结其经验教训，使一度走到失败边缘的党和红军重新找到正确的道路，是非常鲜活的、是离我们很近的一段历史和成功范例。希望你们能够从中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谛，并努力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过去的60多年里，她曾先后13次见到过毛主席、周总理，周总理还在西花厅专门宴请过她，邓小平同志称赞过她，江泽民同志称她“凤毛麟角”，胡锦涛同志叫她“申大姐”，习近平同志亲自到西沟看望过她。作为新中国的妇女代表，她到丹麦哥本哈根参加过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美国着名记者斯特朗采访过她;苏联青年英雄卓娅的母亲给她写过信。申纪兰始终坚持：“咱是个农村人，是个农民，能参加上一届人代会就不错了。从第一届参加到现在，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的责任，我必须把这个代表当好了，把群众的声音带到中央去，把党的声音带回来。”

包括“大跃进”，毛泽东兴修水利，治理河流，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工业就建立起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西方能生产的产品，中国都能制造。

延安虽然偏远闭塞，却拥有自由的空气和昂扬的斗志。沈鸿感觉到，这里才真正是自己一展身手的天地。沈鸿一行带到延安的机械，除去10台车床、钻床、铣床、刨床等母机外，还包括电动机、发电机等9部设备，千分尺等47种194件工具，131支钻头和一些其他工具。虽说都是极其平常的机械工具，但对于几乎与世隔绝的延安来讲，弥足珍贵。

《矛盾论》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成为指导我们处理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有效工具呢?主要是因为《矛盾论》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以及本质之间的联系。我们平时之所以犯错误，之所以做出错误的决定，就在于我们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现象，只能看到现象之间的联系，讨论问题也只能从现象到现象，这样就容易被现象带到沟里去，就容易被西方各种庸俗的学说所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