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严格地对那些“引进”或“合作”的技术产品进行自主可控测评，防止那些“美国技术 含量”远远超过 25% 的技术产品通过“穿马甲”，被引入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和重要系统，构成重大的安全隐患。

工业体系是国民经济强有力的支撑，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意义重大。虽然我国工业经济建设起点低，发展过程中又几经挫折，但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基本建成了一个独立、门类比较齐全和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工业体系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同旧中国以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前30年工业体系建设积累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腾飞、国家安全保障，以及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至今再在回顾这些项目，再看近代中国一直曾遭受的屈辱和蹂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非常真诚的，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也充分珍惜了苏联给予的援助，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力发展了这些国有工业，而这些国有工业繁衍不息，向外溢出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工程技术人才，这才有现代中国制造的巨大生命力和竞争力。

陈云在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始终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摆在中心位置，并为此大力推动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提出和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紧紧扭住具有决定意义的骨干项目，想方设法解决人才缺口问题，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学习、吸收、消化和掌握，从而有效克服了当时资金、物资、人才极度匮乏的困难，保证了“一五”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我国奠定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

城市土地全民所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使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调节手段始终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使国家主导工业化进程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绝对不能变，不仅是考虑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独特优势的问题。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土地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种纵贯改革前后的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互为表里的发展模式，是构建中国作为大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所在。有学者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总后方和中国社会矛盾的蓄水池，这只说对了一半。建国以来，农村始终是进攻性的战略手段，而不仅是防守性的后方。正如同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广阔的国土空间成为对敌斗争的关键武器，即“空间的武器化”，事实上，农村本身就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在新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也被“武器化”了。我们都知道，政策的制定与理论研究有很大不同，政策必然是政策体系和“政策丛”，必须要在利近害远和利远害近、在总体与局部各方面做出权衡和选择，这总会有成本、有代价。

与庞大国防工业接轨的科研体系，是这些国防科技院校曾经的立身之本。但是如今，这些学校在走出围城，推进自我迭代的时候，却也接踵遇到各种问题：信息封闭不畅、专业学科间条块分割严重、协同创新机制缺失……屡屡成为阻碍它们接驳全球科技链条的绊脚石。系铃人完成了他们那个年代的历史使命，被永远载入校史和中国科技史册。解铃人仍需继续前行，为中国科技人才培养体制抛出的下一个方程式寻找最优解。

最近几年，随着良心媒体的爆料越来越多，过去这种被日企矢口否认的事实暴露在世界眼前。人心总有向善的一面，日本网友对此也是群情激愤，表示这“完全是奴隶制”，长此以往会恶化周边国家对日本的看法。日本网友说的是对的，不过在日本找到既能够满足企业劳动力需求、又不妨碍企业赚大钱的两全方法之前，“廉价又好骗”的外国人，可能一直是用人的上佳之选。

看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提供的如此详实的上述事实与数据，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难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三峡工程时所说的“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看了以后非常振奋”这样令人感动和振奋的话语，都会为我们的三峡工程乃至我们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的中国感到由衷的兴奋、自豪和骄傲。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更为宏大深远、更为全面深刻、更加引人瞩目的瑰丽工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辛奋斗，必将如期实现！

工业时代特别是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大数据时代，以创造超额客户价值为形式的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目的，才能有利于在市场竞争中调整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关系，由此决定了与劳动价值论相适应的公有制将大力促进、解放生产力，这在华为案例中得到印证；而私有制的股东至上，虽然能够有效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但是在减少占有剩余价值的条件下，约束创新，阻碍生产力。这个特点在美国的衰落中越来越明显。

“一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坚定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它也为世界范围内其他民族国家的解放斗争和经济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的发展，已经让西方智库学者看出来，中国不可能像德国、日本、韩国那样，只满足于做世界产业链的一环，只满足于做全球工业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策略是——我全都要，不管强不强，总之我都要有！

1991年，乌克兰末代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转任总统。于是，乌克兰开始大搞“休克疗法”。顺理成章地，乌克兰经济从停滞变成了彻底的混乱——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大量的工业企业停工，民怨沸腾。随之上台的库奇马，大权在握之后，他任人唯亲大搞裙带政治。再后来，西方将拉扎连科扶植上了总理宝座。别看他担任副总理和总理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两年多，可就是这两年多，乌克兰经济彻底落入深渊。早在上台前，他就利用跟总统库奇马的紧密关系伺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当上副总理、总理之后，更是扶植了一批能源方面的寡头作为自己捞钱的“白手套”。1997年，拉扎连科跟库奇马闹翻，最终丢了官，不得不逃亡海外。这时，他已经聚敛了数亿美元的巨额财富！在工业转轨急需资金的关键时刻，如此巨额的资金被贪官寡头们侵吞，无疑让乌克兰丧失了极为重要的发展机会。对乌克兰，这可能是重现辉煌的唯一生机。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国际关系中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中国的建设成就，尤其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确保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也为中国开拓出广阔的外交天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美苏争霸、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需求等因素，促成了中美两国的靠近。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10月，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

有不少人对国企有不少指责与非议，因此他们从反对国企权贵化和反对腐败为出发点，提出将国企改变为私企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诚然，在政府与国企中确实存在的权贵与腐败问题。但这是我们国家内部的问题，是管理和监督不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通过管理与监督，是可以解决的。比如WG十年，前30年期间，通过人民监督方式，权贵与腐败问题就不是太严重，或者是比较清廉的。黑格尔讲，存在是合理的，或者有意义的。这种情况，既然在这段历史中存在过，那么我们以后仍然通过政府管理和人民监督，仍然是可以做到的。前人能做到的，我们做不到吗？不可能的！只是做不做的问题。

中国在建设和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过程中，从自己的国情和国防科技的特点出发，形成了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规划的领导管理体制。对国防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国防科技重大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在不同时期，国防科技工业领导管理体制虽频繁地进行了调整和改组，但基本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计划经济体制，满足了武器装备生产和发展的需要。

一般来说，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必须克服两个根本障碍：技术差距以及先进国的强势竞争和垄断。后进国家在贯彻发展战略的各方面，需要有内在逻辑一致的政策思路，关键是处理好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关系、政府干预和微观活力的关系。